食管癌患者由于肿瘤自身的进行性消耗以及术前患者不同程度的吞咽困难,造成营养摄入、消化、吸收异常,均可导致患者营养不良的发生. 术后严重营养不良可导致吻合口愈合困难,吻合口瘘等并发症的发生[1].

目的:探讨吻合口径相差悬殊的先天性肠闭锁使用提吊式肠造口术后对术后肠道功能恢复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19年5月间收治的38例新生儿肠闭锁手术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5例，女13例。根据不同手术方式分为普通手术组(15例)和提吊式肠造口术组(23例)。对比分析两组患儿术后排便时间、进食时间、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指标的差异。患儿术后排便时间、进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提吊式肠造口术组患儿术后排便时间、进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5±3.2)d、(6±3.2)d、(12±4.1)d，较普通手术组患儿(13±2.8)d、(12±2.8)d、(18±4.3)d短，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普通手术组术后发生吻合口瘘1例，后再次行肠吻合术，预后良好；提吊式肠造口术组出现拔管时断管1例，1 d后自行排出。 结论:吻合口径相差悬殊的先天性肠闭锁患儿使用提吊式肠造口术有利于患儿术后肠道功能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系统评价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LCBDE)联合鼻胆管引流与T管引流治疗胆总管结石的临床疗效。方法:以胆总管结石病、胆总管结石、T管引流、T管、鼻胆管引流、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ENBD管、ENBD引流，cholelithiasis，common bile duct stone，jaundice，obstructive，Jaundice，gallstone，T-tube drainage，T-tube，t-tube，biliary tract drainge，drainge tube，endoscopic nasobiliary drainage，nasobiliary drainage，nasobiliary tube，endoscopic drainage tubes，endoscopic drainage tube，endoscopic retrograde biliary drainage为检索词，检索PubMed、Medline、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时间为1960年1月至2019年5月。纳入比较胆总管结石腹腔镜治疗过程中留置鼻胆管与T管引流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及高质量非随机对照试验(NRCT)。LCBDE联合术前、术中行鼻胆管引流术设为鼻胆管引流组，LCBDE联合术后行T管引流术设为T管引流组。结局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带管时间、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治疗费用、手术失败率、术后胆瘘发生率、术后切口感染发生率、术后结石残留率、术后胰腺炎发生率、术后高淀粉酶血症发生率、术后胆汁性腹膜炎发生率。计数资料采用优势比( OR)及其95%可信区间(95% CI)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差( MD)及其95% CI表示。采用 I2和 Q检验分析纳入文献异质性，若 I2≤50%或 P>0.10时，认为无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若 I2>50%且 P≤0.10时，认为存在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分析计量资料时，纳入RCT>4篇，进行亚组分析。纳入RCT≤4篇，同时分析NRCT。分析计数资料时，RCT与NRCT合并分析。纳入研究≥10篇，采用漏斗图检验潜在发表偏倚，纳入研究<10篇则不检验。 结果:(1)文献检索结果：最终纳入符合标准的相关研究共26篇，包括9篇RCT，4篇半随机化研究和13篇病例对照研究。半随机化研究和病例对照研究纳入NRCT。累计样本量2 098例，其中鼻胆管引流组1 114例，T管引流组984例。(2)Meta分析结果。①术后住院时间：鼻胆管引流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D＝-6.53，95% CI为-8.64～-4.43， P<0.05)，9篇RCT进一步亚组分析，无胆总管结石急性并发症鼻胆管引流组患者住院时间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D＝-5.88，95% CI为-8.32～-3.45， P<0.05)；伴胆总管结石急性并发症鼻胆管引流组患者住院时间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D＝-8.77，95% CI为-12.39～-5.15， P<0.05)。②带管时间：RCT中鼻胆管引流组患者术后带管时间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D＝-46.01，95% CI为-83.64～-8.37， P<0.05)；NRCT中鼻胆管引流组患者术后带管时间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D＝-24.05，95% CI为-32.93～-15.18， P<0.05)。③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RCT中鼻胆管引流组患者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D＝-17.80，95% CI为-31.11～-4.48， P<0.05)；NRCT中鼻胆管引流组患者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D＝-5.64，95% CI为-10.16～-1.12， P<0.05)。④术后胆瘘发生率：鼻胆管引流组患者术后胆瘘发生率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0.50，95% CI为0.28～0.89， P<0.05)。⑤术后切口感染发生率：鼻胆管引流组患者术后切口感染发生率与T管引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0.35，95% CI为0.17～0.73， P<0.05)。(3)发表偏倚分析。对鼻胆管引流与T管引流治疗胆总管结石术后胆瘘发生率比较的Meta分析15篇纳入文献发表偏倚采用漏斗图检验结果显示：以术后胆瘘发生率为指标进行漏斗图分析，各点大致分布在倒置漏斗内，对称性尚可，发表偏倚对Meta分析结果影响较小。 结论:对于内镜不能取石，LCBDE联合鼻胆管引流与联合T管引流比较，前者可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带管时间、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降低术后胆瘘、术后切口感染发生率。

回顾性分析2013年10月至2019年1月在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治疗的12例高龄、高危食管空肠吻合口瘘患者的经验，结果表明，12例患者采用双造瘘联合纵膈引流管冲洗引流均痊愈出院，说明此方法是治疗高位食管空肠吻合口瘘的有效方法。

内镜超声（EUS）既能诊断，也具有治疗价值。本文重点介绍EUS引导下组织获取和EUS引导下引流治疗的最新进展。近年来已逐渐从细胞抽吸的细胞学诊断过渡至获取组织条进行组织学诊断和分子生物学分析。人工智能在EUS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活体组织检查阴性患者，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指导临床决策。EUS引导下引流治疗的适应证越来越广。EUS引导下引流术被认为是包裹性胰腺液体积聚的一线治疗方案。对于恶性胆道梗阻，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治疗失败后，EUS引导下姑息性引流治疗目前被认为是经皮经肝穿刺胆道引流的替代方案。对于不选择外科手术的急性胆囊炎患者，EUS引导下胆囊穿刺引流术优于经皮胆囊穿刺造瘘术。其他EUS引导下胃肠吻合术，如胃出口梗阻的EUS引导下胃肠造口术、Roux-en-Y分流术后EUS引导的经胃ERCP术等，目前在技术上均可行，但尚需更多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来验证其临床价值。

目的:总结运用腹腔镜辅助下肛门成形术(laparoscopic-assisted anorectal pull-through，LAARP)治疗先天性中、高位型肛门直肠畸形患儿在手术后的短期和长期预后，以及手术相关的经验和方法。方法:收集2001年8月至2019年6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行LAARP术治疗的300例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congenial anorectal malformation，ARM)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94例，女6例；手术年龄为(3.1±0.4)个月，手术年龄范围为8 d至14岁(38例患儿手术年龄<28 d)；高位型174例，中位型126例；直肠膀胱瘘59例，直肠尿道前列腺部瘘99例，直肠尿道球部瘘136例，直肠前庭瘘3例，直肠阴道瘘3例。对79例患儿行传统3孔LAARP术，221例患儿行经脐单孔LAARP术；对38例新生儿行1期LAARP术，余262例患儿行3期LAARP术。结果:所有患儿均无中转开放手术的情况发生。平均手术时间为1.52 h，住院时间为(11.6±1.7) d。所有患儿均无术后伤口感染、尿道损伤、瘘管复发或排尿困难等并发症，术后逆行尿路造影检查提示：1.0%(3/300)的患儿发生尿道憩室，不伴尿路感染、排尿困难、尿道黏膜外翻和尿路结石等并发症；7.7%(23/300)伴直肠黏膜脱垂，需行二次手术治疗；1.0%(3/300)有肛门狭窄，于LAARP术后5个月再次行肛门成形术；0.7%(2/300)有肛门回缩，于LAARP术后5～6 d再次行手术治疗。男性患儿中的高位型和中位型ARM患儿在手术时间(1.78 h比1.95 h)、肛门狭窄发生率(1.9%比1.6%)和尿道憩室发生率(0.7%比1.7%)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体表电刺激肛穴中心提示：高位型ARM患儿中有27.6%(48/174)能观察到强烈收缩，中位型ARM患儿中有90.5%(114/126)的患儿能观察到强烈收缩，说明这部分ARM患儿的外括约肌和纵肌是发育良好的，而其他收缩不明显且肛穴较浅患儿的外括约肌和纵肌发育不良。高位型ARM患儿的电刺激阳性率明显低于中位型患儿( P<0.001)，男女患儿的肛穴发育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随访时间范围为3个月至15年。随访3年以上的228例患儿的中期预后年龄为5.8岁(范围为3.0～18.0岁)，其中95.2%(217/228)的患儿有自发肠蠕动，88.6%(202/228)的患儿未出现污便或1级污便，10.1%(23/228)的患儿有2级污便，5.3%(12/228)的患儿有3级污便；13.2%(30/228)的患儿有1级便秘，11.0%(25/228)的患儿有2级便秘，无患儿伴发3级便秘(Krickenbeck评分)。 结论:腹腔镜对于肛门直肠成形术中游离和切除直肠、关闭瘘管、扩张横纹肌复合体隧道等操作有很大帮助，且LAARP术治疗先天性中、高位型肛门直肠畸形疗效较为确切，短期和长期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上尿路结石治疗中合并真菌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手术时机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北京同仁医院收治的4例在上尿路结石治疗过程中出现真菌感染的患者。例1男性，55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多次体外碎石史。因发热性尿路感染收入肾内科，抗菌治疗期间发现右输尿管结石，转泌尿外科行输尿管镜碎石术后出现发热及真菌性败血症。例2女性，48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外院右肾经皮肾镜碎石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白色假丝酵母菌。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症状消失，尿细菌培养转阴。停用氟康唑后2～4周症状复发并尿细菌培养结果转阳，病情反复迁延1年。我院CT检查示双肾多发小结石，右肾结石为残石或复发无法明确。例3男性，74岁，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乙状结肠癌根治术后。左侧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白色假丝酵母菌，依据药敏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后症状略有缓解但尿细菌培养不转阴，停用氟康唑后症状加重，病情迁延1.5年，CT检查示左肾下盏结石。例4男性，47岁，既往体健。左肾结石术后反复尿频、尿急、尿痛0.5年，尿常规检查示白细胞满视野，尿细菌培养为热带假丝酵母菌，合并左肾铸型结石。结果:例1患者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后出现真菌血流感染，予静脉滴注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抗真菌治疗后体温正常，出院后1周出现真菌性眼内炎于眼科继续治疗。例2患者一期行双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同时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治疗2周后行双侧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术后尿路真菌感染治愈。例3患者行左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引流，同时采用两性霉素B、氟康唑抗真菌治疗，体温正常后行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但术后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抗真菌治疗仅至术后1周，导致左肾盂内真菌球形成并二次行输尿管软镜手术清除肾盂内真菌球，术后予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配合氟康唑300 mg肾盂内持续滴注1周，最终治愈。例4患者行经皮肾造瘘引流配合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2周后行经皮肾镜超声碎石术，术后持续口服氟康唑200 mg，每日1次，至支架管拔除、尿细菌培养转阴，患者治愈。结论:糖尿病是上尿路结石合并真菌感染的高危因素。对于此类患者如不彻底清除结石，真菌感染难以控制，术后易复发。应在抗真菌治疗的基础上清除结石，术后应持续抗真菌治疗直至尿路支架管拔除后至少2周。真菌血流感染诊断后的1周内应行眼科检查筛查眼内炎，明确有无组织播散，以决定疗程。

目的:探讨既往误治的全结肠型巨结肠(total colonic aganglionosis，TCA)病例的误治原因、再手术流程及预后，以提高对TCA的临床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为TCA的71例患儿临床资料，根据首诊是否接受合适的手术方案，将患儿分为误治组与无误治组。误治组17例，无误治组45例，确诊后放弃治疗9例。误治组首诊均在三级甲等医院(综合医院9例，儿科专科医院8例)。术前误诊10例，无误诊7例。分析误治组患儿首诊信息、再手术原因及诊疗流程。通过电话或门诊随访患儿预后，比较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生长发育和排便功能。排便功能评估采用Rintala评分，评估时患儿年龄需≥4岁。结果:术前误诊患儿均未接受巨结肠手术，无误诊患儿6例行巨结肠手术，1例行升结肠造瘘，手术年龄为26(4，240)d。首次术后出现腹胀16例(16/17，94.1%)、排便困难14例(14/17，82.4%)、呕吐13例(13/17，76.5%)、小肠结肠炎10例(10/17，58.8%)。无误诊患儿再手术原因主要为痉挛段残留(5/7，71.4%)。除2例首次术后明确痉挛段残留以及1例吻合口漏患儿外，其余均再次接受术中多点冰冻病理检查(14/17，82.4%)。误治组17例患儿均再次接受巨结肠根治手术。与无误治组(41例已完成根治手术)相比，误治组平均手术次数、造瘘比例和最终根治手术年龄均明显高于无误治组[手术次数，3(3，5)次比1(1，2)次， P<0.001；造瘘比例，12/17比16/41， P＝0.028；根治手术年龄，525(197，1971)d比164(29，464)d， P＝0.007]。随访到误治组15例，无误治组31例，随访时间为5.4(2.1，8.0)年。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生长发育情况和Rintala评分无显著差异。 结论:TCA误治原因主要为术前误诊、手术经验不可靠和术中病理结果偏差。最终根治术前建议再次行多点冰冻病理检查明确诊断，必要时先行造瘘。首诊误治的TCA患儿的诊疗时间明显延长，但总体预后尚可。

患儿女，9岁，以“多饮、多尿、精神欠佳2个月，加重半天”于2021年9月10日入西安市儿童医院儿童内分泌科。2个月前患儿无明显诱因出现多饮、多尿，每天饮水量约2 500 mL，尿7~8次/d，每次尿量约400~500 mL，食欲增加，体质量较前减轻。同时伴有乏力，睡眠增多，双下肢浮肿，无昏迷、抽搐及意识障碍，无发热、咳嗽，无呕吐、腹泻，无腹痛，曾就诊当地中医诊所，诊断为“脾胃虚、气血不足”予口服中药调理治疗2个月，效果欠佳。6 h前患儿精神反应差，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伴深大呼吸，全身乏力明显，就诊于我院急诊。急查血糖：31.3 mmol/L；尿常规：葡萄糖（+++），酮体（+++），隐血（++）；血气分析：pH 7.06，二氧化碳分压（PCO 2）6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PO 2）143 mmHg，血清钠（Na +）127 mmol/L，血清钾（K +）2. 5 mmol/L，血清钙（Ca 2+）1.31 mmol/L，碳酸氢盐（HCO 3-）< 3 mmol/L，剩余碱（BE）未测出。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360 mL（20 mL/kg）后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收入内分泌科。患儿自发病后，食欲增加，尿量增加。近2 d无大便，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3 kg。既往史：2个月前因“急性扁桃体炎"于当地医院查尿常规：葡萄糖（++++），蛋白质（+），酮体（+++），未特殊处理、未规律复查。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及接触史，否认过敏、手术及外伤史。无糖尿病家族史。入院查体：体温36.3 ℃，呼吸32次/min，脉搏124次/min，血压104/56 mmHg，体质量18 kg，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口周略苍白，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胀，拒按，肝脾触诊不满意，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初步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入内分泌科后给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等治疗。入院后急查血气分析：pH 7.01，PCO 2 9 mmHg，PO 2 140 mmHg，Na + 132 mmol/L，K + 1.8 mmol/L，HCO 3- < 3 mmol/L，BE未测出，监测血糖28 mmol/L，入院治疗1 h后患儿呼吸急促、费力，张口呼吸，不能平卧，意识障碍进行性加重，格拉斯哥评分10分，病情危重，转入儿童重症医学科。查体：意识不清，格拉斯哥评分8分，嗜睡，反应差，深大呼吸，营养不良貌，面色口唇欠红润，重度脱水貌。皮肤弹性差。腹膨隆，叩诊鼓音，拒按，肠鸣音2次/min。双足踝及胫前轻度凹陷性浮肿。双手足及小腿下2/3温度降低，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复查血糖27 mmol/L，甘油三酯162 mmol/L，胆固醇21.6 mmol/L，凝血因乳糜血测不出。转入后予无创辅助通气，但呼吸困难进行性加重，遂予气管插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予补液（1/2张无糖液体），胰岛素（0.1 U·kg －1·h －1）静脉泵入，同时血浆置换（置换血浆量900 mL）治疗，10 h后该患儿血糖降至19 mmol/L，仍呈嗜睡状，轻度脱水貌，无明显深大呼吸，面色口唇欠红润，四肢末梢稍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3 s；继续补液及胰岛素泵入治疗；但1 h后，患儿意识障碍加重，呈昏睡状，腹胀加重，肠鸣音消失，四肢发绀，四肢末梢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5 s，血压波动于50/30 mmHg~60/40 mmHg，血气分析pH 6.81，HCO 3- 2.3 mmol/L，BE-32.8 mmol/L，酸中毒无好转，考虑存在脓毒性休克，肠穿孔可能，立即给予0.9%氯化钠注射液扩容，去甲肾上腺素升压，美罗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等治疗，胃肠减压引出黄绿色含粪汁液体，急查腹部B超提示肠淤张；腹部CT提示小肠多发肠壁积气，伴门静脉积气，腹腔积液。考虑肠管坏死伴穿孔可能性大，急请普外科会诊，急诊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距回盲部约20 cm肠管及距离曲氏韧带有约10 cm肠管颜色尚可，其余肠管均已发黑伴多处穿孔，切除坏死肠管，予空肠造瘘，肠腔置16号橡胶引流管，术后禁饮食，引流管及瘘口可引出大量墨绿色分泌物，术后继续行持续床旁血液净化治疗，于术后第2天行第2次血浆置换（置换量900 mL），术后第5天撤离有创呼吸机。患儿静脉用胰岛素静泵下血糖控制尚可，5 d后开始间断予温水鼻饲，逐渐过渡为配方奶。住院第11天患儿诉下腹胀、伤口疼痛，伴发热，体温最高39.0 ℃，且易反复，查体下腹部皮肤可有握雪感，考虑皮下积气。第12天，腹部皮下积气减少，左侧腹壁出现红肿热痛，考虑腹壁感染，予拔除肠腔引流管，腹壁缝线拆除，造瘘袋贴于腹壁切口周围皮肤，保持引流通畅，伤口周围涂抹氧化锌软膏保护皮肤，治疗上继续禁食、胃肠减压，小剂量胰岛素，补液，静脉营养，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动态监测血糖、血脂，均正常；经抗感染治疗后患儿逐渐体温正常，精神反应好转，于住院第20天转入内分泌科继续静脉营养治疗，住院70 d后，患儿腹部切口愈合好，行造瘘口闭合术，术后肠道恢复良好，逐渐过度肠内营养联合静脉营养，住院90 d，好转出院。随访半年，患儿精神反应好，营养状态中等，持续静脉营养及部分肠内营养中。血糖控制良好。

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