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体外循环术后肠道屏障功能损伤、细菌DNA移位及其与术后发生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之间的关系。方法:收集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胸外科收治的61例先天性心脏病行体外循环手术患儿，其中男29例，女32例；年龄为（744.8±947.8）d，年龄范围为2 d~14岁。按术后是否发生SIRS分为SIRS组及无SIRS组。术前和术后2 h、24 h采集静脉血，利用PCR技术进行细菌DNA检测，同时检测肠道损伤标志物二胺氧化酶及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并观察术后是否发生SIRS。结果:①所有患儿术前细菌PCR均为阴性，术后2 h（322.4±279.6 copies/μl）、术后24 h（366.6±294.9 copies/μl）细菌DNA拷贝数明显较术前升高，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 P<0.001）；②体外循环术后2 h血清二胺氧化酶（148.5±93.2 mIU/ml）、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7.8±7.2 ng/ml）水平较术前明显升高，24 h后开始下降，术后2 h、24 h与术前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P=0.012、 P=0.0089）；③SIRS组术后24 h二胺氧化酶、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水平明显升高，与非SIRS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P=0.0308、 P=0.0282）。 结论:体外循环术后早期即可发生肠道细菌DNA移位，先天性心脏病体外循环术后SIRS与肠道细菌DNA移位有相关性。

严重烫伤后肠道缺血缺氧会引起肠上皮屏障受损，发生肠道细菌移位（EBT），从而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如SIRS、脓毒症和MOF的发生。囊性纤维化穿膜传导调节蛋白（CFTR）可因肠上皮细胞缺氧而表达下调，进而影响紧密连接蛋白的正常结构与功能，而紧密连接蛋白正是维持肠道屏障的关键结构。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陈婧老师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章一新教授团队近期在《Burns & Trauma》发文《Molecular mechanism mediating enteric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after severe burn: the role of 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使用人Caco-2细胞系建立体外缺氧损伤模型，并建立C57小鼠严重烫伤模型，研究严重烫伤对小鼠肠黏膜屏障、CFTR和紧密连接蛋白表达的影响，同时选取DF 508小鼠（F508del CFTR基因突变小鼠）为体内模型，进一步证明CFTR在维持小鼠正常肠道屏障功能中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缺氧条件下，人Caco-2细胞中CFTR的表达显著降低；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和核因子κB信号被激活；炎症因子（TNF-α、IL-1β和IL-8）分泌增加；带状闭合蛋白1（ZO-1）、闭合蛋白和E-钙黏合素的表达下调；跨上皮电阻值降低；并导致ZO-1在细胞膜上分布不连续，排列不规则。同样地，敲除CFTR导致了相似的改变，且敲除CFTR引起的炎症因子的上调和紧密连接蛋白（ZO-1和闭合蛋白）的下调，可以通过抑制特定的ERK或核因子κB而逆转。与此同时，在严重烫伤小鼠的肠道中观察到大量的促炎症介质分泌和EBT，进一步支持了体外实验结果。与野生型小鼠相比，DF 508小鼠回肠中的TNF-α、IL-1β和IL-8浓度升高。此外，维生素D3被证明可以保护肠道上皮屏障免受缺氧损伤，机制可能与其上调CFTR表达，从而抑制ERK通路激活，减少促炎性细胞因子释放有关。此项研究结果表明，严重烫伤后，肠上皮细胞通过CFTR/ERK/促炎性细胞因子途径调节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进而调节肠道菌群移位，维生素D3可对严重烫伤后的肠黏膜屏障起到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山莨菪碱是否可以调节复苏后动物辅助性T细胞/调节性T细胞比值（Th17/Treg比值）及其对机体的保护作用。方法:将24只北京白小型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心室颤动（室颤）除颤+生理盐水组（SA组）、室颤除颤+氢溴酸山莨菪碱组（AH组），每组8只。SA组和AH组通过心室内电极持续刺激诱发室颤8 min并复苏制备缺血/再灌注（I/R）模型，其中SA组心肺复苏（CPR）后仅给予生理盐水静脉滴注（静滴），AH组CPR后给予生理盐水+氢溴酸山莨菪碱静滴。分别于心搏骤停（CA）前及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0、1、2、4、6 h记录各组猪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和动脉血气分析指标、静脉血白细胞介素（IL-17、IL-10）水平及IL-17/IL-10比值。ROSC后6 h处死动物，留取肠道淋巴组织，光镜下观察病理学改变，同时检测组织匀浆中IL-17和IL-10水平（以IL-17/IL-10比值代表Th17/Treg比值）评估复苏猪的免疫状态，并对组织进行培养以评估细菌移位情况。结果:随ROSC时间延长，SA组和AH组静脉血IL-17及IL-17/IL-10比值均呈明显降低趋势，IL-10水平呈明显升高趋势；且从ROSC后2 h开始，AH组IL-17/IL-10比值均明显高于SA组，持续至ROSC后6 h（0.79±0.05比0.49±0.08， P<0.05）。光镜下显示，与SA组相比，AH组肠淋巴组织皮质区淋巴小结数量较少、体积较小。ROSC后6 h，与Sham组比较，SA组和AH组猪肠道淋巴组织内IL-17及IL-17/IL-10比值均明显降低〔IL-17（ng/L）：155.23±0.92、178.76±7.25比209.21±19.82，IL-17/IL-10比值：1.43±0.13、1.92±0.18比3.30±0.31，均 P<0.05〕，IL-10均明显升高（ng/L：109.85±11.60、93.55±81.83比63.45±0.62，均 P<0.05）；而AH组IL-17/IL-10比值明显高于SA组（1.92±0.18比1.43±0.13， P<0.05）。细菌培养结果显示，SA组和AH组猪复苏后均出现肠道细菌移位，提示复苏后动物出现免疫抑制，肠源性继发感染风险升高；而AH组肠道淋巴组织细菌培养率明显低于SA组〔62.5%（5/8）比87.5%（7/8）， P<0.05〕，提示山莨菪碱可降低细菌移位风险。 结论:山莨菪碱可以通过影响复苏动物Th17/Treg细胞因子平衡来发挥免疫调节作用，以减少肠源性继发感染的风险，具有器官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围手术期肠道微生态干预在肝移植术后腹腔感染预防方面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19年6月在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外科接受肝移植的50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16例，平均年龄47岁。采用同期非随机对照选取围手术期肠道微生态干预患者纳入干预组，常规治疗患者纳入对照组，各25例。分析和比较两组术前和术后肠道菌群结构，比较术后肠道细菌移位和腹腔感染情况。结果:两组术后肠球菌均呈上升趋势，而肠杆菌下降，非发酵菌和念珠菌均无明显变化。术后第15天干预组肠道肠杆菌、肠球菌和念珠菌计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组术后第7天和第15天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相对含量均高于对照组，术后第7天肠杆菌和术后第15天肠球菌相对含量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两组患者肠道菌群失衡。干预组术后第7天和第15天双歧杆菌/肠杆菌比值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肠道细菌移位发生率32.0%(8/25)，其中6例为肠道细菌移位引起的腹腔感染；干预组肠道细菌移位发生率为8%(2/25)，其中1例为肠道细菌移位引起的腹腔感染。干预组肠道细菌移位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肠道细菌移位且腹腔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肝移植围手术期肠道微生态干预，改善术后肠道菌群失衡，可以降低肠道细菌移位的发生，对于减少肝移植术后腹腔感染起到积极作用。

肝硬化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力低下、肠道细菌移位等多种原因，很容易诱发感染。其中，细菌感染最常见，是进展为肝功能衰竭、导致病死率增加的主要原因；而真菌感染，主要由假丝酵母菌（念珠菌）引起，通常与诊断延误有关。高度警惕、及时诊断和治疗感染是提高终末期肝病患者救治率的重要手段。现重点介绍肝硬化患者细菌和真菌感染的主要特点和处理方法。

目的:观察间歇低氧对肠道细菌移位及肠系膜淋巴结（MLN）结构的影响，探索其机制。方法:将成年雄性Wister大鼠24只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及对照组各12只，实验期间两组以相同条件饲养，实验组模拟睡眠呼吸暂停给予间歇低氧处理。实验开始后第2、4周的最后1天，使用20%乌拉坦按照0.7 ml/100 g剂量麻醉大鼠，剖腹后无菌方式取MLN及距回盲瓣2 cm以上的小肠组织，HE染色观察组织微观结构，MLN无菌研磨液进行病原学培养，以ELISA法检测研磨液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脂质过氧化物（MDA）及活性氧（ROS），评估氧化应激反应程度；采集中心静脉血液检测血清二胺氧化酶（DAO），评估肠道黏膜损伤程度。结果:实验组大鼠MLN及其对应小肠肠管均有损伤，随着间歇低氧时间的延长，光镜下可见：MLN生发中心数目显著减少，体积减小，皮质髓质融合加重，面积比下降，肠管组织表现出肠上皮受损严重，通透性增高，黏膜水肿，肠绒毛高度、厚度、面积及隐窝深度明显下降等。第4周实验组大鼠MLN厌氧状态下培养出产气荚膜梭菌，证实出现肠道细菌移位。第2周对照组大鼠MLN组织的ROS、SOD及MDA含量分别为（177±9）U/ml、（5.20±0.43）U/ml及（0.95±0.22）nmol/ml，第4周对照组为（176±9）U/ml、（5.19±0.43）U/ml及（0.93±0.16）nmol/ml，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第4周实验组大鼠MLN组织ROS［（284±13）U/ml］、MDA［（2.30±0.34）nmol/ml］明显高于第2周［（217±21）U/ml、（1.17±0.24）nmol/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SOD变化情况不明显［（5.98±0.43）、（5.99±0.43）U/ml， P>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大鼠MLN组织ROS、SOD及MDA含量均较同周期对照组大鼠有明显升高（ P<0.05）。实验组大鼠在第2、4周血清DAO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0.05）。提示实验组大鼠肠道黏膜损伤程度较对照组严重。 结论:低氧暴露可加重大鼠机体氧化应激反应的程度，随着间歇低氧时间逐渐延长，大鼠肠道黏膜出现严重损伤，肠道菌群移位加重对肠系膜淋巴结结构损伤，氧化应激进一步加重，进而影响肠道自身免疫功能的完整。

肝性脑病的诱发因素多与感染相关，即使无明显的感染灶，肠道细菌移位、内毒素水平升高也可导致体内炎症状态。因此，肝性脑病的治疗原则为及时清除诱因、消除体内炎症，调控肠道菌群、恢复肠道稳态。《抗菌药物防治肝性脑病多学科专家共识》就利福霉素类、氨基糖苷类、硝基咪唑类等抗菌药物和肠道微生态制剂在肝性脑病管理中的临床应用给予推荐意见，为抗菌药物防治肝性脑病提供临床指导。

目的:观察6-羟多巴胺(6-OHDA)诱导的去甲肾上腺素释放对小鼠肠道内大肠杆菌细菌移位的影响。方法:选取大肠杆菌野生菌株BW25113和大肠杆菌密度感应调节子C(qseC)基因缺失菌株BW25113ΔqseC，并对其进行聚合酶链反应(PCR)鉴定。将30只ICR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空白＋sham组、BW25113＋sham组、ΔqseC＋sham组、BW25113＋6-OHDA组、ΔqseC＋6-OHDA组。给每组小鼠灌饲相应的大肠杆菌菌液后(空白组灌饲生理盐水)，6-OHDA组小鼠腹腔内注射6-OHDA建立去甲肾上腺素一过性大量释放的动物模型。利用氨苄青霉素抗性特点和荧光显微镜对从内脏分离出的细菌进行鉴定。同时对各组细菌移位率和内脏组织细菌含量进行比较，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ΔqseC＋6-OHDA组(Δ-6OH组)小鼠肠系膜淋巴结(MLN)、脾脏及肝脏细菌含量都明显低于BW25113＋6-OHDA组(B-6OH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LN细菌含量，Δ-6OH组38(0～200)、B-6OH组290(0～590)， Z＝-2.038，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脾脏细菌含量，Δ-6OH组0(0～150)、B-6OH组128(0～270)， Z＝-1.99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肝脏细菌含量，Δ-6OH组0(0～120)、B-6OH组120(0～290)， Z＝-2.008，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组血浆内毒素水平结果与细菌移位结果相一致。 结论:去甲肾上腺素通过作用于肠道内大肠杆菌qseC受体，对肠道细菌移位有促进作用，该通路的阻断可抑制肠道细菌移位。

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症（PNAC）是接受肠外营养治疗时间超过2周新生儿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PNAC的发生可能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早产、低出生体重、长期肠外营养、缺乏肠道喂养、动脉导管未闭、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肠道细菌过度生长、细菌移位以及肠外营养液组分失衡或含有有毒成分等均是新生儿PNAC的危险因素。PNAC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胆汁肠肝循环的改变、肠道菌群移位、脂肪乳剂使用不当、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使用不当、微量元素过量等有关。PNAC的预防主要包括早期开展肠内营养、优化肠外营养组分、营养液使用全程避光等。针对PNAC的治疗方法有限，可以考虑使用熊去氧胆酸、红霉素、苯巴比妥及利福平等药物。

肝肾综合征(HRS)是一种有独特病理生理机制的肝硬化相关肾损害,其中,肝肾综合征相关急性肾损伤(HRS-AKI)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亚型.除经典的血流动力学紊乱外,HRS-AKI的发病机制还涉及肠道细菌移位、系统性炎症、肾脏微循环障碍、肝硬化心肌病等.早期诊断和治疗可改善HRS-AKI预后,人血白蛋白联合特利加压素是目前广泛推荐的一线治疗,而肝移植是唯一的根治手段.本文就HRS-AKI新定义、诊断及分期标准、发病机制和诊治进展作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