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血浆信号肽-CUB-表皮生长因子结构域包含蛋白1(SCUBE-1)、A解聚素和金属蛋白酶及血小板反应蛋白基序-9(ADAMTS-9)及血管生成素-2(ANG-2)水平预测急性肺栓塞(APE)严重程度及预后的价值.方法 选取收治的APE患者121例,依据CT肺动脉栓塞指数(PAOI)分为轻度组34例(PAOI＜30％)、中度组45例(30％≤PAOI≤50％)和重度组42例(PAOI＞50％),根据APE患者预后情况分为预后良好组86例和预后不良组35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SCUBE-1、ADAMTS-9及ANG-2水平.应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APE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浆SCUBE-1、ADAMTS-9及ANG-2水平对APE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血浆SCUBE-1、ADAMTS-9及ANG-2水平与心功能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预后不良组血浆SCUBE-1[(24.63±11.70)ng/mL vs.(10.17±5.12)ng/mL]、ADAMTS-9[(47.50±13.25)ng/mL vs.(24.28±7.63)ng/mL]及 ANG-2[(15.38±6.27)ng/mL vs.(4.15±1.52)ng/mL]水平均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P＜0.001).APE患者病情越重,血浆SCUBE-1、ADAMTS-9及ANG-2水平越高,重度组＞中度组＞轻度组(P＜0.001).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PAOI、CRP、cTnⅠ、BNP、D-二聚体、SCUBE-1、ADAMTS-9 及 ANG-2水平升高是影响APE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SCUBE-1、ADAMTS-9及ANG-2三项联合预测APE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最大(0.931,95％CI:0.868～0.996),其准确度为88.4％.相关分析显示,APE 患者血浆 SCUBE-1、ADAMTS-9 及 ANG-2 水平与 CRP、cTnⅠ、BNP、D-二聚体及PAOI均呈正相关(P＜0.05).结论 血浆SCUBE-1、ADAMTS-9及ANG-2水平升高与APE严重程度和预后不良有关,是APE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三项联合对APE预后不良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生长分化因子- 15（GDF-15）和血管外肺水指数（EVLWI）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严重程度分级及预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收治的18～75岁ARDS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根据病情进行机械通气、抗感染、维持水和电解质及酸碱内环境稳定、血液净化及营养支持等常规治疗，并于入科后行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PiCCO），记录治疗前及治疗24、48、72 h的EVLWI；同期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GDF-15水平。根据ARDS 2012柏林标准将患者分为轻、中、重度，比较不同病情程度患者治疗前后EVLWI、GDF-15水平。此外，GDF-15以3 458 ng/L、EVLWI以15 mL/kg为界限，比较分析不同GDF-15或EVLWI水平患者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ICU病死率和28 d病死率。结果:共入选82例ARDS患者，轻度22例，中度28例，重度32例。中、重度组ARDS患者治疗前后各时间点GDF-15、EVLWI水平均高于轻度ARDS者。重度ARDS患者GDF-15和EVLWI水平均高于中度组，除治疗24 h GDF-15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ng/L：3 900.41±546.43比3 695.66±604.73， P>0.05），其他各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GDF-15（ng/L）：治疗前为3 786.11±441.45比3 106.83±605.09，48 h为3 895.48±558.96比3 333.29±559.66，72 h为3 397.33±539.56比3 047.53±499.57；EVLWI（mL/kg）：治疗前为19.06±1.91比14.31±1.50，24 h为18.56±2.23比13.26±1.69，48 h为17.23±1.76比12.45±1.36，72 h为15.47±1.81比11.13±2.19，均 P<0.05〕。根据截断值处理，GDF-15≥3 458 ng/L和GDF-15<3 458 ng/L者各23例，EVLWI≥15 mL/kg、EVLWI<15 mL/kg者各23例；高GDF-15者ICU住院时间和28 d病死率显著高于低GDF-15者〔ICU住院时间（d）：21.22±2.69比15.37±3.14，28 d病死率：56.5%比21.7%，均 P<0.05〕；高EVLWI患者ICU住院时间和28 d病死率也显著高于低EVLWI患者〔ICU住院时间（d）：18.45±2.61比14.98±2.75，28 d病死率：47.8%比17.4%，均 P<0.05〕。 结论:GDF-15和EVLWI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ARDS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且高GDF-15和EVLWI水平与ARDS患者不良预后显著相关。

目的:总结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使用体外机械生命支持治疗成人暴发性心肌炎合并多脏器功能损害（MODS）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ICU连续收治的9例暴发性心肌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转归和并发症情况。结果:共纳入9例符合诊断标准的暴发性心肌炎患者，在糖皮质激素等免疫调节基础上，给予体外膜肺氧合（ECMO）和/或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支持治疗。其中，6例患者给予IABP+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支持，1例患者IABP治疗。使用ECMO的6例患者，使用后第5天血氧饱和度［（100.0±0）%］、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78.7±3.9）%］、超敏肌钙蛋白I［10.0（2.2，31.8）mg/ml］、氧合指数［437.0（326.5，450.8）］、乳酸［（1.5±0.5）mmol/L］、碱剩余（-1.1±1.9）、左心室射血分数［（53.5±12.6）%］较使用前［（98.0±1.4）%、（61.9±4.3）%、27.1（16.6，50.0）mg/ml、159.7（70.3，190.9）、（6.4±3.4）mmol/L、（-10.3±4.6）、（29.0±11.1）%］明显好转（ t=-3.46、-9.74， Z=-1.99、-4.89， t=3.63、-5.84、-3.33；均 P<0.05）。8例患者治愈出院，1例死亡。 结论:暴发性心肌炎发病迅速，在ICU中以体外机械生命支持治疗为依托、免疫调节治疗为核心的综合治疗可以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基于血液学指标探讨接受免疫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进行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唐山市人民医院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方案治疗的80例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收集基线期、最佳缓解期和疾病进展（PD）期的血液学指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一致性指数（C-index）和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截至随访截止日期，80例患者中63例PD，患者中位总生存期（OS）为16.9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HR=2.09，95% CI为1.17~3.74， P=0.013），治疗线数（ HR=2.23，95% CI为1.21~4.12， P=0.010），基线期的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MR）（ HR=0.75，95% CI为0.57~0.97， P=0.028），最佳缓解期的D-二聚体（ HR=1.00，95% CI为1.00~1.00， P=0.002）、乳酸脱氢酶（LDH）（ HR=1.01，95% CI为1.00~1.01， P=0.006），PD期的血红蛋白（ HR=0.97，95% CI为0.96~0.99， P<0.001）、D-二聚体（ HR=1.00，95% CI为1.00~1.00， P=0.002）、C-反应蛋白（ HR=1.01，95% CI为1.00~1.01， P=0.011）、白蛋白（ALB）（ HR=0.91，95% CI为0.87~0.96， P=0.001）、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 HR=1.16，95% CI为1.05~1.27， P=0.002）和LMR（ HR=0.62，95% CI为0.42~0.90， P=0.012）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对单因素分析中 P<0.10的变量进行筛选，得到9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别为年龄，最佳缓解期的纤维蛋白原、LDH，PD期的血红蛋白、D-二聚体、C-反应蛋白、LDH、ALB和LMR。将上述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HR=0.91，95% CI为0.86~0.97， P=0.004）、PD期的LDH（ HR=1.01，95% CI为1.00~1.01， P=0.013）和ALB（ HR=0.82，95% CI为0.67~0.99， P=0.041）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预测患者1、2年OS率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95% CI为0.65~0.89）、0.75（95% CI为0.66~0.88），C-index为0.71（95% CI为0.64~0.78），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发生概率一致性较好。低风险组患者（ n=40）的中位OS为29.9个月（95% CI为22.5个月~NA），明显优于高风险组（ n=40）[13.4个月（95% CI为11.4~23.5个月）， χ2=11.30， P<0.001]。 结论:年龄、PD期的LDH和ALB均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预测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患者1、2年OS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

目的:分析肾移植受者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特点、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前瞻性纳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2015—2019年流感季节住院的肾移植后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受者21例(肾移植组)，并按1∶2比例匹配后纳入非免疫受损的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住院患者42例(非免疫受损组)，收集并统计两组临床资料预后及出院后随访情况，分析肾移植后并发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的临床特点。计量资料应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秩和检验，计数资料应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肾移植组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的移植后中位时间为5(0.88，10.50)年，均未进行当季流感疫苗接种，接种率为0；非免疫受损组的当季流感疫苗接种率为42.86%(18/4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实验室检查方面，肾移植组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后血红蛋白、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水平分别为(108.47±22.39)g/L、21.00(16.00，46.50)U/L、15.00(12.00，21.00)U/L、314.00(207.25，374.00)U/L，均低于非免疫受损组(130.24±21.74)g/L、48.50(36.00，79.50)U/L、32.00(20.00，52.25)U/L、466.00(227.00，781.75)U/L，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P<0.001、 P<0.001、 P＝0.005)。肾移植组就诊时血尿素氮和血清肌酐水平分别为8.27(6.69，12.48)mmol/L和130.30(94.15，204.70) μmol/L，与非免疫受损组5.42(3.37，7.65)mmol/L和65.90(48.98，82.13) μmol/L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炎症指标中，肾移植组和非免疫受损组C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74和0.821)。肾移植组血沉水平、入院时的氧合指数分别为39.00(13.00，53.00)mm/h和306.95±90.97，均高于非免疫受损组18.00(11.50，23.00)mm/h和200.17±116.3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45和0.001)。影像学检查显示，无论是肾移植组还是非免疫受损组，多肺叶受累的磨玻璃影均为其影像主要特点。肾移植组受者肺内实变和胸腔积液的概率分别为33.33%(7/21)和42.86%(9/21)；前者较非免疫受损组64.29%(27/42)低，但后者明显较高16.67%(7/42)，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0和0.024)。相比非免疫受损组，肾移植组受者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后，有创通气、连续性床旁血液滤过治疗使用率和病死率分别为42.86%(9/21)、23.81%(5/21)、28.57%(6/21)，均较非免疫受损组21.43%(9/42)、9.52%(4/42)、9.52%(4/42)高，但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76、0.252、0.113)。应用CURB-65评估两组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病情中位得分均为1(0.5，1.0)分。 结论:肾移植后罹患甲型流感病毒性肺炎住院受者肾损害较为突出，肺内病变以多肺叶受累的磨玻璃影为主，这类受者机械通气率和连续性床旁血液滤过使用率高、病死率高、预后不良，无论入院时病情严重程度如何，均需密切监测病情积极处置。

目的:探讨升陷汤加味对脓毒症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血管外肺水指数（EVLWI）和肺损伤预测评分（LIPS）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9年1月－2021年5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200例脓毒症所致ARDS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２组，每组100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疗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升陷汤加味治疗。2组均治疗7 d。采用全自动血气分析仪检测pH值、吸入氧浓度（FiO 2）、PaO 2、PaCO 2，计算氧合指数；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IL-6，双抗体夹心免疫发光法检测降钙素原（PCT）；采用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LIPS评估肺损伤严重程度及预后；采用液体复苏中连续心排血量监测技术监测患者EVLWI和心脏指数（CI），观察并记录机械通气时间和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 结果:治疗后，观察组PaCO 2［（37.15±5.42）mmHg比（38.24±3.24）mmHg， t=2.03］低于对照组（ P<0.05）；氧合指数［（292.34±78.91）比（236.54±70.58）， t=5.27］高于对照组（ P<0.05）；血清hs-CRP［（35.21±6.73）mg/L比（48.97±8.52）mg/L， t=12.67］、IL-6［（40.57±8.51）ng/L比（47.61±9.97）ng/L， t=5.37］、PCT［（0.75±0.21）μg/L比（1.14±0.38）μg/L， t=8.98］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1）；APACHE Ⅱ［（11.14±0.54）分比（14.67±0.89）分， t=33.91］、LIPS［（2.21±0.73）分比（4.59±0.88）分， t=20.82］、EVLWI［（6.19±0.42）ml/kg比（8.24±0.78）ml/kg， t=23.14］低于对照组（ P<0.01）；CI［（4.49±1.27）L/（min·m 2）比（3.61±0.88）L/（min·m 2）， t=5.70］高于对照组（ P<0.01）。治疗期间，观察组机械通气时间和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缩短（ t值分别为3.66、5.74， P<0.01）。 结论:升陷汤加味可降低脓毒症所致ARDS患者炎症因子水平及EVLWI、LIPS评分，改善血气分析指标，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和重症监护室住院时间。

目的:探讨全身免疫炎症系数（SII）及预后营养指数（PNI）对早产儿早发型败血症（EOS）的预测能力。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出生，并于1 h内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符合EOS诊断标准的28～32周早产儿作为EOS组，1∶1匹配同期住院的非感染早产儿作为对照组，收集相关资料，比较两组间临床资料、血常规相关指标、C-反应蛋白（CRP）、血清白蛋白水平（ALB）及SII、PNI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及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SII及PNI预测EOS的能力。结果:与对照组相比，EOS组患儿1 min及5 min Apgar评分更低，剖宫产娩出及气管插管的比例更高，化脓性脑膜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及颅内出血的发生率更高；EOS组血常规WBC、ALB、SII和PNI水平较对照组降低，CRP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气管插管、CRP、SII及PNI是EOS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SII、PNI、CRP、SII联合PNI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08（95% CI 0.730~0.886）、0.792（95% CI 0.718~0.865）、0.633（95% CI 0.541~0.725）、0.866（95% CI 0.803~0.929），灵敏度分别为74.3%、64.3%、42.9%、78.6%，特异度分别为88.6%、82.9%、81.4%、90.0%，SII、PNI、CRP的临界值分别为221.36、38.65、0.80 mg/L。 结论:SII、PNI对早产儿EOS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且两者联合预测效能更强。

目的:通过临床分析和大鼠急性胰腺炎模型，探讨肝素结合蛋白（HBP）在急性胰腺炎（AP）发展中的作用及初步机制。方法:（1）临床研究：留取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治的AP患者入院30 min内的血液标本，其中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和非重症急性胰腺炎（NSAP）各20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的方法检测HBP、黏结合蛋白多糖-1（syndecan-1）及透明质酸(HA)的水平，并计算入院后改良CT严重指数（MCTSI），另选取2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HC）。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HBP与syndecan-1、HA和MCTSI之间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HBP预测AP严重程度。（2）动物实验：采用L-精氨酸腹腔注射法制备急性胰腺炎大鼠模型，健康对照组（NC, n=8）、低分子肝素（LMWH）干预组（ n=8）、急性胰腺炎组（AP, n=8），12 h后将大鼠安乐死，收集外周静脉血检测HBP、syndecan-1及HA的水平。取肺组织和胰腺组织观察病理损伤情况并在透视电镜下观察血管内皮细胞多糖包被损伤情况。 结果:AP组患者入院时HBP水平较HC组明显升高，且SAP组升高更为明显。相关性分析分析发现HBP与syndecan-1、HA及MCTSI呈正相关。动物研究发现AP组大鼠HBP、syndecan-1及HA的水平较NC组显著升高，经LMWH干预后HBP、syndecan-1及HA的水平较HC组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胰腺病理评分显示AP组明显升高，透视电镜发现正常组大鼠血管多糖包被完整，AP组结构破坏严重，经LMWH干预后结构脱落、损伤现象明显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HBP可促进AP病情进展，与HBP造成内皮细胞多糖包被结构破坏，血管通透性增加有关。

目的:探索老年患者急性肺栓塞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1日 至2019年2月1日 间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急性肺栓塞患者，按年龄划分老年组（≥60岁）与非老年组（<60岁），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症状、合并症、实验室指标、肺栓塞严重指数（PESI）及病死率。比较不同年龄层老年患者的病死率。采用Cox回归分析老年患者肺栓塞7及30 d死亡的预后影响因素。结果:共503例急性肺栓塞患者纳入研究，其中老年组279例，非老年组224例。老年组出现心脏骤停比例更高，胸痛、咯血发生率较低，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比例更高，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较少。预后方面，老年组PESI评分及7、30 d病死率均高于非老年组。随年龄增大，老年患者病死率呈升高趋势。Cox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感染、低白蛋白血症、低钙血症、cTnI升高、NT-proBNP升高及PESI等级与30 d内死亡相关。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PESI等级、血钙浓度降低是老年患者肺栓塞7 d死亡的预后影响因素。PESI等级、血钙浓度降低及感染是30 d死亡的预后影响因素。结论:老年肺栓塞患者病死率高于非老年患者，且随年龄增大，病死率逐渐增高。PESI等级、血钙降低及感染是老年患者肺栓塞30 d内死亡的预后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