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胎儿心脏缺陷的现状及影响其妊娠结局的社会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连续纳入2017年6月至2021年1月于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超声科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并确诊为心脏缺陷的病例。根据胎儿心脏出生缺陷临床预后评分体系和分级标准对入选病例的预后进行评级（Ⅰ至Ⅳ级），分析比较各预后等级病例的比例及病种分布情况、妊娠结局。依据妊娠结局将病例分为继续妊娠组和终止妊娠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妊娠结局选择的社会因素。结果:收集到行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病例4 929例，4 464例（90.57%）来源于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最终纳入心脏缺陷病例2 166例，其中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998例，心脏肿瘤、心肌病及心律失常93例，卵圆孔、动脉导管异常及正常变异1 075例。孕妇年龄为（29.2±5.0）岁，孕（25.6±3.8）周。预后等级为Ⅰ至Ⅳ级的例数分别为1 037例（47.88%）、620例（28.62%）、314例（14.50%）、44例（2.03%），未分级者151例（6.97%）。病种分布情况方面，正常变异和主动脉弓发育偏细分别占42.66%（924/2 166）和5.22%（113/2 166）；评级为Ⅱ级的病例中占比排名前3位的病种为室间隔缺损、主动脉缩窄和轻-中度肺动脉瓣狭窄，均为简单先心病，在所有心脏缺陷病例中占比分别为11.63%（252/2 166）、3.92%（85/2 166）和2.35%（51/2 166），在先心病病例中占比分别为25.25%（252/998）、8.52%（85/998）和5.11%（51/998）；评级为Ⅲ级、Ⅳ级病例中以复杂先心病居多，且病种较为分散，Ⅲ级中较常见的为完全型大动脉转位［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2.40%（52/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5.21%（52/998）］和Ⅰ至Ⅲ型肺动脉闭锁合并室间隔缺损［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2.17%（47/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4.71%（47/998）］，Ⅳ级中较常见的是单心室［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0.74%（16/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1.60%（16/998）］和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占所有心脏缺陷病例的0.65%（14/2 166）、占所有先心病病例的1.40%（14/998）］。成功随访1 084例，其中出生675例，终止妊娠392例，自然流产17例。预后等级Ⅰ至Ⅳ级的病例中终止妊娠者占比逐渐增加［等级内占比分别为5.24%（21/401）、27.78%（70/252）、89.54%（214/239）和95.56%（43/45）］，在终止妊娠的病例中预后等级为Ⅲ级者占比最高［54.59%（214/392）］；终止妊娠病例中病种分布主要为复杂先天畸形或预后极差的病种（Ⅲ、Ⅳ级），可见正常变异或预后好的Ⅰ、Ⅱ级病例［在终止妊娠病例中占比分别为5.36%（21/392）和17.86%（70/39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学历（高中及以下： OR=2.73，95% CI 1.26~5.93， P<0.001；文盲： OR=3.27，95% CI 1.29~7.10， P<0.001）和低家庭收入（年收入<10万元： OR=2.47，95% CI 1.69~5.12， P<0.001）是选择终止妊娠的影响因素。 结论:云南省及周边高海拔地区心脏出生缺陷胎儿中，病种分布以简单或低危病种为主，但复杂畸形特别是预后差的病种占比也较高；部分预后良好的病例被终止妊娠，孕妇的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可能会影响其对心脏缺陷胎儿妊娠结局的选择。

目的:探讨行肿瘤氟-18-脱氧葡萄糖（ 18F-FDG）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显像患者心脏异常摄取的发生率、部位和病因。 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北京朝阳医院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2 000例疑诊或确诊恶性肿瘤患者的 18F-FDG PET/CT图像，显像前患者禁食12 h以上， 18F-FDG注射前空腹血糖水平需<6.7 mmol/L。左心室非基底段、非乳头肌部位的局灶性高摄取，高于左心室摄取的右心室摄取以及高于心血池摄取的心房摄取（左心室无摄取或低摄取时）定义为异常摄取，所有异常摄取的判定均由核医学医师进行视觉分析。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及心脏相关影像学检查结果，分析心脏异常摄取的发生率、部位和病因。 结果:2 000例患者年龄（60.5±13.2）岁，男性1 117例（55.85%），糖尿病患者138例（6.90%），既往有心血管疾病史的患者228例（11.40%）。恶性肿瘤、良性病变、未明确诊断的患者分别为939例（46.95%）、484例（24.20%）、557例（28.85%）。心脏异常摄取145例（7.3%），其中左心室、右心室和心房异常摄取分别为76例（52.4%）、18例（12.4%）和51例（35.2%）。左心室异常摄取76例中，25例（32.9%）由冠状动脉疾病引起，其他少见原因还包括肥厚型心肌病、心脏转移瘤及化疗相关性心肌损害；右心室异常摄取18例中，14例（14/18）由肺动脉高压引起；心房异常摄取51例中，20例（39.3%）由心房颤动引起。心脏异常摄取的患者中，PET/CT显像前无明确心脏疾病表现和证据的患者有71例（49.0%）。结论:肿瘤 18F-FDG PET/CT显像患者中心脏异常摄取并不少见，异常摄取部位以左心室最为常见，冠状动脉疾病、肺动脉高压、心房颤动是常见病因。

肺肿瘤血栓性微血管病是一种与恶性肿瘤有关的并发症，疾病进展迅速，病死率极高，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尽早确诊和治疗成为救治本病成功的关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2021年9月26日收治1例外院转入的39岁肺动脉高压患者，患者最近1个月出现气促并进行性加重，外院多次CT肺动脉造影未见肺动脉栓塞，期间确诊乳腺癌。转入后高度考虑肺肿瘤性血栓性微血管病，给予肿瘤内分泌治疗。患者经治疗后气促好转，PET-CT提示肿瘤病灶明显改善，心脏超声提示肺动脉压力明显下降。现总结该病例的成功救治经验以供参考及借鉴。

63岁女性患者，活动后心悸、胸闷2个月余，休息后缓解。1周前受凉后出现咳嗽，咳痰。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心包大量积液，肺动脉左前见中等回声团块，形态不规则，呈分叶状，可见"裂隙征"。增强CT、MR、PET－CT检查均提示心包内占位性病变。手术完整切除肿瘤，术后病理诊断胸腺瘤，B2型。原发性心包异位胸腺瘤罕见，临床表现不具特征性，部分患者可出现心包压塞症状，术前确诊十分困难。超声心动图和其他影像学检查能为临床诊断提供有价值信息。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预后与病理组织学类型和分期相关。

目的:探讨普外心外联合手术治疗合并膈上下腔静脉及右心房瘤栓的小儿肿瘤的可行性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6月至2019年5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普外心外联合手术治疗的合并膈上下腔静脉及右心房瘤栓的8例肿瘤患儿的临床治疗过程。手术取胸腹联合正中切口，心外科先行打开心包，备体外循环，然后普外科上台切除腹部原发肿瘤，切开膈下下腔静脉并取出膈下瘤栓，同时尝试自下腔静脉开口处取出膈上瘤栓，若瘤栓无法自膈下完整取出，则收紧预制的肺动脉阻断带，建立体外循环，心外科切除膈上部分瘤栓或打开右心房切除右心房内瘤栓。结果:8例患儿中，肝母细胞瘤4例，肾母细胞瘤3例，肾上腺皮质癌1例。其中瘤栓进入右心房4例，均在体外循环下切开右心房取栓；1例在体外循环下切除膈上下腔静脉瘤栓；3例未行体外循环，在膈下完整取出瘤栓。8例患儿中，7例完整切除瘤栓，1例残留髂静脉瘤栓，8例患儿均未出现肺栓塞。8例患儿术后规律化疗，中位随访时间22.5个月(10～57个月)，6例存活，1例死亡，1例失访。结论:普外心外联合手术，在减少患者痛苦的前提下，可以一次完整切除原发肿瘤及膈上瘤栓，提高了肿瘤的完整切除率，同时避免了肺栓塞发生的风险。使得以往痛苦大、风险高的手术变得更加安全、有效、人性化。

目的:研究慢性肺源性心脏病（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早期检测可溶性致癌抑制因子2 （soluble suppression of tumorigenicity 2，sST2）和前白蛋白（prealbumin，PAB）的临床意义。方法:选择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衡水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112例，入选患者符合中华医学会修订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13年修订版）》及按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分级标准符合心功能Ⅲ-Ⅳ级。排除心源性休克、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根据入院后检测PAB水平分高PAB组（≥200 mg/L）和低PAB组（<200 mg/L）。观察治疗前后两组肺动脉收缩压（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blood pressure，PASP）、肺动脉平均压（pulmonary artery mean pressure，MPAP）、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检测PAB、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高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CPR）、N末端B型脑钠尿肽（N-terminal B type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以及sST2水平。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相关性分析用Spearman相关检验。 结果:高PAB组（ n=40）与低PAB组（ n=72）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PAB组与高PAB组比较，住院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两组PASP、MPAP、NT-proBNP、LV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PAB组较高PAB组sST2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PASP、MPAP、NT-proBNP、sST2均降低，高PAB组较低PAB组改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高PAB组与低PAB组比较，TBIL、hs-CP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TBIL、hs-CPR水平已超出正常范围。治疗后，高PAB组与低PAB组比较，TBIL、hs-CPR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示PAB与sST2呈负相关（ r=-0.778， P=0.001）；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与sST2、住院时间呈正相关（ r=0.569， P=0.034； r=0.572， P=0.033）。ROC曲线示，PAB和sST2联合检测曲线下面积为0.756，对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转归情况预测效能最高。 结论:sST2和PAB联合检测可评估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情以及转归，指导临床。

目的:回顾急性肺栓塞（APE）患者抗栓治疗后的长期随访资料，分析超声心动图对急性肺栓塞长期预后的预测价值，以及远期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10年12月至2014年11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诊并经CT肺动脉血管成像或肺通气灌注显像确诊的急性肺栓塞患者109例，收集患者发病48 h内经胸超声心动图（TTE）参数、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经过临床规范化抗凝、溶栓或取栓治疗，并定期进行随访，随访（7.20±1.04）年，根据随访结果分为生存组与死亡组。采用 t检验或χ2检验比较2组患者发病后48 h内的超声心动图参数、初次生化实验室指标，用Cox回归分析影响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预后的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对超声心动图评价患者有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和无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患者进行生存分析，并绘制生存曲线，两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排除失访患者14例，其余95例纳入患者中生存者58例，死亡者37例，全因死亡率为39.0%。高龄（ HR=2.32，95% CI：1.31~4.13， P=0.004）、恶性肿瘤（ HR=6.49，95% CI：2.32~18.14， P<0.001）、右心房（RA）/左心房（LA）面积比增高（ HR=2.01，95% CI：1.16~3.48， P=0.013）、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 HR=5.90，95% CI：1.45~23.94， P=0.013）、Charlson合并症指数（CCI）评分增高（ HR=1.75，95% CI：1.04~2.96， P=0.035）、低血氧饱和度（ HR=1.70，95% CI：1.14~2.53， P=0.009）为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组患者随访1、3、5和7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2.8%、66.7%、59.4%和52.2%，无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组患者随访1、3、5和7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6.2%、92.3%、84.6%和8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 结论: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死亡率高，早期超声心动图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RA/LA面积比增高、高龄、恶性肿瘤、CCI评分增高、低血氧饱和度是急性肺栓塞患者远期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超声评价患者有无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在预测肺栓塞患者远期死亡中有一定的价值，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患者的远期死亡风险高于无右心室扩大和/或功能障碍患者。

目的:探讨采用鲁米尔联合哈巴狗钳阻断肺动脉完成单孔胸腔镜左肺上叶切除术的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1例患者临床资料，左肺动脉被肿瘤或淋巴结累及，采用鲁米尔阻断左肺动脉干近端，哈巴狗钳阻断左肺动脉中间干，在单孔胸腔镜下完成左肺上叶切除术及肺动脉成形术。结果:21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2例行支气管成形术，1例同期行胸腺瘤切除，1例同期行左下肺S6a亚段切除。所有患者行肺动脉成形，18例直接连续缝合，2例肺动脉缺损过大，小切口辅助下行自体心包补片修补，1例小切口辅助下支气管肺动脉双袖式切除。手术历时(213.3±40.5)min，肺动脉阻断(16.5±4.6)min。术中出血(152.9±99.9)ml。术后留置胸腔引流管(5.3±2.8)天，术后住院(9.1±3.6)天。围术期无严重并发症。结论:鲁米尔联合哈巴狗钳肺动脉阻断技术控制肺动脉可靠，占有空间小，有助于单孔胸腔镜下完成左肺上叶切除及肺动脉成形术。

患者男，48岁，因“左上腹疼痛3周，伴小便黄染1周”入院。查体：腹膨隆，左上腹压痛、反跳痛，肝、脾区叩痛，移动性浊音阳性；家族史：叔叔因“肝病”去世。腹部CT（图1）：肝内呈弥漫性雪花样改变提示肝脏、脾脏弥漫性病变，考虑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hereditary hemorrhagic telangiectasia，HHT）并动静脉瘘；脾脏较大肿块合并出血，考虑血管瘤。Hb 66 g/L，急诊全麻行脾切除、肝组织活检术，术中盆腹腔内约3 000 ml暗红色积血，肝脏呈肝硬化改变，表面可见多发小血管瘤样改变，脾脏下极见大小15 cm× 12 cm× 10 cm肿瘤，膈肌面破裂出血。术后病理：（1）脾脏血管内皮瘤（图2A）；（2）肝组织镜下肝实质内灶状小血管扩张呈海绵状血管瘤样改变（图2B）。免疫组化：脾脏肿瘤：CD34、CD31、ERG均为阳性；肝组织活检：CD34（图2C）、CD31阳性、Hepatocyte阴性。术后复查肝功能损伤进行性加重。术后腹部CT（图3）示肝脏弥漫性病变增加。术后第4天患者出现肾功能不全，呼吸衰竭，肺动脉高压，心肺功能不全，脓毒血症。患者拒绝行肝移植手术，家属要求转回当地医院治疗，出院后一周随访患者已死亡。

本期聚焦肺部疾病。肺癌是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85%以上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淋巴结转移常见。对于NSCLC亚型鉴别及淋巴结转移的诊断，多个 18F-FDG PET/CT半定量参数中，尤以动态显像第3阶段(33~40 min)SUV max更有意义（肖力铭等）。在肺癌治疗方面，乏氧NSCLC对重离子射线敏感，放疗结束后早期即可观察到 18F-氟硝基咪唑(FMISO)PET/CT图像上肿瘤体积显著缩小（刘明玉等）；而对于放化疗后进展的患者， 125I粒子植入疗效较好，以术后D 90≥120Gy者的近期疗效更佳，还可通过术前血红蛋白与肿瘤最大径进行生存预测。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严重时可最终导致右心衰竭，首选行肺动脉内膜剥脱术（PEA），无法行PEA者，行肺动脉球囊扩张成形术(BPA)可显著改善肺血流灌注，降低肺动脉压；其疗效可采用肺灌注断层显像进行评价（武姣彦等）。另外的4篇论著主要为神经系统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与多系统萎缩、癫痫）及鼻咽癌显像鉴别诊断或预后方面的研究。更多具体内容可登录本刊网站（https://www.zhhyx.com.cn）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