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活血化瘀、健脾疏肝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络瘀阻证的疗效。方法: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8年1月－2021年1月本院患者68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34例。对照组予抑酸、保护胃黏膜对症治疗，观察组予活血化瘀、健脾疏肝法治疗，2组均连续治疗12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症状评分，采用ELISA法检测胃蛋白酶原Ⅰ（PGⅠ）、胃蛋白酶原Ⅱ（PGⅡ）水平，计算PGⅠ/PGⅡ比值。行胃镜活检，观察胃部黏膜肠上皮化生、腺体萎缩的变化，评价临床疗效。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85.3%（29/34）、对照组为58.8%（20/34），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35， P=0.030）。观察组治疗后胃脘痛、痞满积分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2.97、3.80， P<0.05）。治疗后，观察组血清PGⅠ［（76.21±17.35）mg/L比（66.80±18.77）mg/L， t=2.15］水平及PGⅠ/PGⅡ［（4.67±0.99）比（3.90±1.25）， t=2.81］比值高于对照组（ P<0.05），PGⅡ［（16.36±1.85）mg/L比（17.42±2.05）mg/L， t=2.24］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与同组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治疗后肠上皮化生明显改善或逆转（ χ2=20.67， P<0.01），腺体萎缩情况明显改善或逆转（ χ2=9.33， P=0.030）。 结论:活血化瘀、健脾疏肝法可逆转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络瘀阻证患者的癌前病变，预后较好。

目的:比较血清幽门螺杆菌（ HP）抗体联合胃蛋白酶原（PG）（即ABC法）、血清PG联合胃泌素-17（G-17）（即新ABC法）和新型胃癌筛查评分法，这3种胃癌初筛方法在健康体检人群早期胃癌筛查中的作用和效能。 方法:对2019年1月—2021年12月在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并行胃镜检查者行上述3种胃癌初筛，每种方法均分为低危人群、中危人群和高危人群，以胃镜和活检病理为金标准，计算3种筛查方法各危险分层的比例和胃癌的检出率，评价各筛查方法的优缺点。结果:完成健康体检和胃镜检查纳入研究者共3 199例。胃镜检出食管癌10例（0.31%），均为早期食管癌；胃癌37例（1.16%），其中早期胃癌者占86.49%（32/37）。采用3种胃癌初筛方法评估受检者胃癌风险，ABC法评为低危人群1 853例（7.92%）、中危人群1 339例（41.86%）、高危人群7例（0.22%），胃癌检出率分别为0.97%（18/1 853）、1.42%（19/1 339）、0.00%；新ABC法评为低危人群2 362例（73.84%）、中危人群804例（25.13%）、高危人群33例（1.03%），胃癌检出率分别1.14%（27/2 362）、1.24%（10/804）、0.00%；新型胃癌筛查评分法评为低危人群1 448例（45.26%）、中危人群1 213例（37.92%）、高危人群538例（16.82%），胃癌检出率分别为0.28%（4/1 448）、1.32%（16/1 213）、3.16%（17/538）。中、高危人群合计的胃癌检出率明显大于低危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17.935， P<0.001）。观察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ABC法为0.546、新ABC法为0.503、新型胃癌筛查评分法为0.760，新型胃癌筛查评分法的AUC明显大于ABC法和新ABC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新型胃癌筛查评分法中、高危人群的胃癌检出率高于低危人群，胃癌漏诊率低于ABC法和新ABC法，在健康体检人群的早期胃癌筛查中具有较高的价值。

目的:探讨咽喉反流（LPR）在舌扁桃体肥大（lingual tonsil hypertrophy，LTH）发生发展中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就诊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因咽喉相关疾病接受手术的73例患者［男48例，女25例，年龄24~76（52.86±12.04）岁］的舌扁桃体组织，并评估其舌扁桃体分级（lingual tonsil grade，LTG）、反流症状指数（RSI）和反流体征评分（RFS）。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舌扁桃体组织中胃蛋白酶表达，免疫组织双荧光检测胃蛋白酶和巨噬细胞的共表达情况。在体外，对胃蛋白酶刺激后的体外巨噬细胞进行多种细胞学实验和通路检测。免疫组织双荧光检测胃蛋白酶阳性的高分级LTH中巨噬细胞的通路改变。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具有临床意义的LTG 3和4级的LPRD患者44例，其胃蛋白酶阳性率为88.6%（39/44），而LTG 1和2级阳性率为48.3%（14/29）。LTG与RFS/RSI阳性率（ χ 2=23.01/19.62， P<0.001/0.001； r=0.54/0.51， P<0.001/0.001）、胃蛋白酶组织染色强度（ H=21.58， P<0.001； r=0.53， P<0.001）分别呈显著正相关性。胃蛋白酶和巨噬细胞在高分级LTH中明显共定位。在体外实验中，胃蛋白酶促进巨噬细胞增殖（ P值均<0.05）和促炎因子IL-6/IL-8产生（ P值均<0.05）。胃蛋白酶显著上调巨噬细胞中的p38/JNK MAPK通路（ P值均<0.05），并通过激活p38 MAPK通路上调巨噬细胞表达IL-6和IL-8（ P值均<0.05），激活JNK通路上调IL-8（ P<0.05）。p38/JNK MAPK通路在胃蛋白酶阳性LTH组织的巨噬细胞中高表达（ P值均<0.05）。 结论:LPR是LTH的重要致病因素，巨噬细胞可能介导了胃蛋白酶诱导的炎症反应和LTH的重要发病过程。

目的:探究腺样体肥大（adenoid hypertrophy，AH）伴咽喉反流（laryngopharyngeal reflux，LPR）患儿的临床特征。方法:该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分析了2021年3—5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190例因AH入院手术治疗的患儿资料，其中男122例，女69例，年龄3~13（5.3±2.0）岁。记录患儿主要临床症状并评估腺样体的肥大程度，术前完成反流症状指数量表（Reflux symptom index，RSI）及反流体征评分量表（Reflux finding score，RFS）评估，术后将腺样体组织进行胃蛋白酶（pepsin）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根据染色结果分为研究组（pepsin染色阳性）和对照组（pepsin染色阴性）。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间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190例AH患儿中pepsin染色阳性率为78.4%（149/190）。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儿在术前喉部红斑和/或充血［（2.1±0.7）分 比（1.8±0.6）分， t=2.23］、声带水肿［1.0（0，1.0）分 比 1.0（0，1.0）分， Z=2.00］、弥漫性喉水肿［0（0，1.0）分 比 0（0，0）分， Z=2.48］、后连合黏膜增生［（1.4±0.6）分 比（1.1±0.5）分， t=2.63］以及RFS总分［（6.2±2.7）分 比（5.0±2.6）分， t=2.47］均明显升高（ P值均<0.05）。RFS评分诊断AH伴LPR的灵敏度为24.8%、特异度为80.5%；当以RFS>5分作为阳性界值时，RFS评分诊断AH伴LPR的灵敏度为61.1%，特异度为58.5%，研究组及对照组患儿间RFS评分阳性例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1例比17例， χ2=5.04， P=0.032）。 结论:AH患儿中LPR发生比例较高。AH合并LPR患儿在电子喉镜检查方面存在特异性表现，当出现喉部红斑伴水肿、后连合黏膜增生、声带水肿时需要警惕LPR。

目的:研究阿嗪米特在质子泵抑制剂相关低胃酸环境中对胃排空能力和胃肠激素分泌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方法:选取60只大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模型组、阿嗪米特+低胃酸模型组、高胃酸对照组、高胃酸模型组和阿嗪米特+高胃酸模型组，每组10只。其中低胃酸和高胃酸对照组大鼠均以0.9%氯化钠溶液进行处理，低胃酸模型组和高胃酸模型组大鼠分别采用奥美拉唑(20 mg/kg，腹腔注射，1次/d，连续7 d)和五肽胃泌素(2 mg/kg，皮下注射，1次/d，连续3 d)构建模型，阿嗪米特+低胃酸模型组和阿嗪米特+高胃酸模型组大鼠分别在低胃酸和高胃酸模型基础上给予阿嗪米特(50 mg/kg，灌胃，连续3 d)进行干预。以下仅分析构建低胃酸模型的3组大鼠的情况：建模第0、2、4、6、8天，测量并比较大鼠体重；建模结束后，测定并比较大鼠胃内容物质量、胃液pH值，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并比较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胃泌素和胆囊收缩素水平。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ukey忠实显著性差异法。结果:低胃酸模型组和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液的pH值均高于低胃酸对照组(2.17±0.53、2.03±0.69比1.32±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6、0.041)；低胃酸模型组与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液的pH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模型组、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0、2、4、6、8天的体重分别为(285.40±10.86)、(283.40±6.38)、(282.00±5.04) g，(287.10±10.73)、(283.20±5.83)、(284.00±5.72) g，(292.20±11.18)、(281.90±6.23)、(289.00±5.82) g，(296.40±11.12)、(277.70±6.96)、(292.00±6.82) g，(300.80±11.29)、(274.30±8.84)、(297.00±4.17) g。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在建模第6、8天的体重均低于低胃酸对照组，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6、8天的体重均高于低胃酸模型组，差异均有统计意义( P均<0.01)；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建模第0、2、4、6、8天的体重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在第0、2、4天的体重与低胃酸模型组比较，低胃酸模型组在第0、2、4天的体重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的胃内容物质量高于低胃酸对照组[(2.36±0.11) g比(1.85±0.20) g]，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内容物质量低于低胃酸模型组[(1.87±0.42) g比(2.36±0.11) 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9、0.016)；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胃内容物质量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低于低胃酸对照组[(551.80±190.00) ng/L比(857.00±164.80) ng/L]，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高于低胃酸模型组[(799.90±97.80) ng/L比(551.80±190.00)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1、0.037)；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蛋白酶原A水平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胃酸模型组大鼠外周血胃泌素水平高于低胃酸对照组[(49.31±11.93) ng/L比(35.59±5.29) ng/L]，胆囊收缩素水平低于低胃酸对照组[(10.26±5.32) ng/L比(25.55±11.62)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37、0.035)；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中胃泌素水平低于低胃酸模型组[(35.65±6.49) ng/L比(49.31±11.93) ng/L]，胆囊收缩素水平高于低胃酸模型组[(27.59±11.22) ng/L比(10.26±5.32)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48、0.021)；低胃酸+阿嗪米特干预组大鼠外周血胃泌素和胆囊收缩素水平与低胃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阿嗪米特通过调节低胃酸条件下胃肠激素胆囊收缩素和胃泌素水平，影响胃蛋白酶原A表达，进而促进低胃酸环境下的胃排空。

目的:探讨双重超声造影(DCEUS)联合血清胃蛋白酶原(PG)在早期胃癌(EGC)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2020年7月至2022年7月疑诊为EGC的患者82例，术前行DCEUS检查及PG检测，以术后病理为金标准，将82例病例分成良性病变组(13例)、EGC组(57例)及进展期胃癌组(12例)，分析各组组间DCEUS参数及PG的差异，包括达峰时间(TTP)、峰值强度(PI)、增强强度( EI)、血清胃蛋白酶原Ⅰ( PGⅠ)、血清胃蛋白酶原Ⅱ(PGⅡ)及两者之比(PGⅠ/PGⅡ)。通过绘制ROC曲线分析DCEUS、PG单独及联合诊断EGC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率，对比其诊断价值。结果:DCEUS恶性组的PI、EI值较良性病变组高，TTP则相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G检测恶性组PGⅠ、PGⅠ/PGⅡ较良性病变低，且进展期胃癌较EGC低，PGⅡ则相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由ROC曲线结果显示，DCEUS、PG单独及联合诊断EGC敏感性分别为80.7%、73.7%、87.7%，特异性分别为76.0%、72.0%、80.0%，准确率分别为79.3%、73.2%、85.4%，其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84(95% CI＝0.669~0.898)、0.728( 95% CI＝0.606~0.850)及0.839( 95% CI＝0.734~0.943)，联合诊断较单一的诊断方式诊断价值高。 结论:联合DCEUS及PG的诊断方式能进一步提高EGC的诊断效能，降低其漏诊率，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胃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筛查是降低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的主要手段，也是防治的重要策略。文章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和EMbase等数据库，对国内外胃癌筛查的情况进行总结分析。胃癌筛查地区主要在亚洲东部，筛查方法以胃镜检查和指示性活检为主，筛查起始年龄为40岁及以上。开展高危人群筛查，是中国胃癌防治的重点。

目的:通过分析胃蛋白酶在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初步探讨咽喉反流（LPR）与NPC的相关性，以及LPR对NPC患者放射治疗（简称放疗）后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连续入组的方法，选取2005—2019年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耳鼻咽喉科行放疗的NPC患者133例，其中男90例，女43例，年龄（44.32±7.47）岁；选取同期于门诊行鼻咽部活检的慢性鼻咽炎患者58例作为对照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2组患者鼻咽部标本胃蛋白酶表达水平。另外同期选取188名正常人作为正常组。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生活质量量表对放疗前和放疗后6个月内的NPC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检测NPC患者放疗前、后和正常组的唾液中胃蛋白酶含量。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33例NPC患者标本中胃蛋白酶表达强阳性24例（18.05%），阳性21例（15.79%），弱阳性69例（51.88%），阴性19例（14.29%）。58例对照组标本中胃蛋白酶表达无强阳性及阳性，弱阳性10例（17.24%），阴性48例（82.76%）。NPC组的胃蛋白酶表达阳性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15， P<0.001）。NPC患者放疗后唾液中的胃蛋白酶含量［（30.31±7.82）ng/ml］高于放疗前［（20.47±8.21）ng/ml］和正常组［（5.11±2.13）ng/ml］，放疗前唾液中的胃蛋白酶含量高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放疗后，NPC患者生活质量的5个功能领域和总体生活质量下降，相关症状评分上升（ P值均<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唾液中的胃蛋白酶含量是NPC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中5个功能领域、相关症状和总体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P值均<0.05）。 结论:NPC组织中胃蛋白酶表达阳性率升高，NPC放疗前后唾液中的胃蛋白酶明显高于正常人，提示LPR可能参与了NPC的进程，并影响了NPC患者放疗后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胃食管反流病（GERD）对咽喉反流性疾病（LPRD）患者临床特征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1月至2021年10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咽喉嗓音外科就诊的具有LPRD症状的141例患者资料，男性118例，女性23例，年龄28~75（56.72±10.04）岁。被纳入的患者同时进行24 h下咽食管腔内多通道阻抗pH（24 h-HEMII-pH）监测、多时点唾液胃蛋白酶检测、反流症状指数（RSI）和反流体征评分（RFS）量表评估。24 h-HEMII-pH监测结果中有一次咽喉部反流事件作为LPRD的诊断标准，24 h记录食管下段pH<4.0的时间大于4.0%或DeMeester评分>14.7作为GERD的诊断标准。其中，LPRD和GERD均为阳性的患者被划分为L&G组，LPRD阳性而GERD阴性的患者被划分为IL组，LPRD阴性而GERD阳性的患者被划分为IG组，LPRD和GERD均为阴性的患者被划分为N组。统计分析各组患者反流的临床特征及唾液胃蛋白酶检测的差异。应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根据24 h-HEMII-pH结果，116例（82.3%）患者被诊断为LPRD，45例（31.9%）患者被诊断为GERD，其中IL组有82例（58.2%），L&G组有34例（24.1%），IG组有11例（7.8%），N组有14例（9.9%）。基于唾液胃蛋白酶检测，共有106例患者结果为阳性，L&G组的总唾液胃蛋白酶检测阳性率（94.1%）、晨起检测的阳性率（70.6%）均显著高于IL组（75.6%，26.8%）、IG组（63.6%，27.3%）和N组（35.7%，28.6%）， χ2值分别为19.01和20.81， P值均<0.001。L&G组患者的RSI评分（14.0）显著高于IL组（7.0）、IG组（1.0）和N组（0）， H=52.26， P<0.001。L&G组和IL组在RFS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92， P>0.05）。 结论:合并GERD使LPRD患者的临床症状更明显，唾液胃蛋白酶检测阳性率更高。

目的:探讨十二指肠结扎对大鼠胃食管反流及博莱霉素肺纤维化的影响。方法:将Wistar大鼠随机分为对照（Ctrl）组、十二指肠结扎（GER）组、博莱霉素（BLM）组和十二指肠结扎+博莱霉素（BLM+GER）组。于d0，GER组和BLM+GER组开腹后在幽门下方1.0 cm处将十二指肠结扎30%；Ctrl组和BLM组行假手术。于d14，BLM组和BLM+GER组经气管滴入BLM 5 mg/kg，Ctrl组和GER组滴入生理盐水。d28和d42处死动物，肺组织行HE、Masson和TUNEL染色，碱水解法检测肺组织羟脯氨酸（HYP）含量，硫代巴比妥酸比色法检测肺泡灌洗液（BALF）丙二醛（MDA）含量，ELISA法检测BALF细胞因子和胃蛋白酶原含量，蛋白印迹法和RT-PCR法分别检测肺组织蛋白和mRNA表达。结果:GER组肺组织轻度炎性细胞浸润。BLM组表现为明显的肺泡炎和纤维化，而BLM+GER组肺泡炎和纤维化较之更为严重。Ctrl组、GER组、BLM组和BLM+GER组d28平均每个200倍视野下肺组织凋亡细胞数分别为（5.6±3.0）、（6.4±5.3）、（15.4±5.3）、（18.4±9.1）（ P=0.008）。d42时肺组织Masson蓝染区域比例（%）分别为（21.5±2.8）、（23.4±2.5）、（34.0±5.8）、（41.3±2.9） （ P<0.05），HYP（μg/ml）分别为（0.77±0.01）、（1.26±0.01）、（2.02±0.01）、（2.39±0.01） （ P<0.01），MDA（μmol/L）分别为（0.51±0.09）、（0.87±0.12）、（1.40±0.31）、（1.71±0.12） （ F=23.448， P<0.01），Ctrl或GER组与BLM组或BLM+GER组相比，d42这三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Ctrl组相比，GER组d28 和d42时胃蛋白酶、pH、白细胞介素（IL）-1β、转化生长因子（TGF）-β1、MDA、HYP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BLM组相比，BLM+GER组d42时BALF的胃蛋白酶及pH值以及d28和d42时TGF-β1、HYP、磷酸化细胞信号转导分子3（p-Smad3）、波形蛋白、磷酸化的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p-ERK1/2）、活化caspase-3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BLM与Ctrl组相比、BLM+GER组与GER组相比，d28和d42时胃蛋白酶和pH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结扎十二指肠引起胃食管反流，活化肺部炎症和纤维化信号，显著加重BLM肺损伤和纤维化。同时，肺纤维化也可能诱发或加重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