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胎盘植入患者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风险模型，以识别重型胎盘植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并于分娩过程中临床分型诊断或病理诊断的PAS患者121例。根据植入类型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高危因素、超声征象的差异。基于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PAS的风险模型，预测围产期并发症。结果:经临床诊断和(或)胎盘病理诊断的PAS 130例，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或超声图像显示不规范9例，余121例纳入研究。121例患者中粘连型64例，植入型39例，穿透型18例。粘连型为轻型，植入型和穿透型统称为重型，其中轻型组64例，重型组57例。两组间前置胎盘、宫腔操作史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剖宫产次数、子宫肌层变薄、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子宫膀胱交界面桥接血管、胎盘隆起以及宫颈受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是重型PA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模型，并分别绘制各独立危险因素及风险模型ROC曲线，风险模型AUC为0.826，较其他独立危险因素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在PAS高危患者的产前超声分型诊断中，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三者联合建立PAS风险模型，对于重型胎盘植入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脐动脉栓塞的临床特点及妊娠结局。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18年1月至2020年2月在厦门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的18例脐动脉栓塞患者。分析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妊娠并发症、产前超声提示脐动脉情况等）、妊娠结局（分娩方式、胎儿或新生儿结局等）及胎盘病理检查资料。对数据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结果:（1）本单位脐动脉栓塞的产前检出率为0.062%（18/29 130）。18例孕妇年龄（30.1±6.1）岁，其中4例高龄产妇（年龄≥35岁），1例<18岁；17例为单胎妊娠，1例为双绒毛膜双羊膜囊双胎妊娠之一。超声首次提示单脐动脉或可疑脐动脉栓塞的孕周为（35.1±2.6）周，其中16例孕晚期超声提示单脐动脉，2例可疑脐动脉栓塞。18例患者的妊娠并发症主要包括妊娠期糖尿病（8例）、胎儿生长受限（4例）和脐带插入点异常（3例）。（2）18例中的16例活产孕妇均为剖宫产分娩，产妇结局均良好；2例胎儿宫内死亡。16例活产新生儿中，早产9例，足月产7例；平均出生体重（2 434±816） g；4例为小于胎龄儿；3例发生新生儿窒息。11例新生儿收住重症监护病房，其中5例存在脑损伤。（3）18例中，17例胎盘病理检查提示2条脐动脉中的1条血栓形成，1例合并脐静脉血栓。11例脐带过度扭转，3例脐带插入点异常。1例拒绝胎盘病理检查。结论:妊娠晚期超声首次提示单脐动脉时，应警惕脐血管栓塞。分娩时机应综合考虑早产及突发不良事件的风险。分娩方式建议考虑剖宫产。

回顾性分析两例胎盘植入孕妇术后盆腔迟发性出血的发生及诊治经过，结合文献探讨胎盘植入的术前评估及围手术期处理经验。两例孕妇均行胎盘植入术前超声评估，考虑为穿透性胎盘植入，术中二次评估后行胎盘在位子宫次全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为胎盘植入。术后2~3 d出现腹痛或肉眼血尿，超声检查提示手术区域血肿形成，并伴有血肿内活动性出血。急诊行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病灶逐渐缩小。胎盘植入于子宫前壁下段，子宫下段与膀胱及腹膜与子宫颈的间隙可能有复杂的新生血管及吻合系统，子宫切除术后，仍有可能出现迟发性出血。胎盘植入术前除了进行严重程度的评估之外，还应重视胎盘局部状态及植入部位解剖学的评估，术后迟发性出血时可应用介入血管栓塞术治疗。

关于“胎盘植入相关疾病”的命名，国内还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但，国际上已经广泛使用规范化的命名——“胎盘植入性疾病”。随着产前的检查技术的发展进步，国内对“胎盘植入性疾病”的识别诊断水平也在进步，有必要进行规范化的命名，以更规范地开展临床工作，并能顺畅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除了规范化命名，也要规范“分级”，无论是临床分级还是病理分级。

目的:探讨限制性胎盘嵌合（confined placental mosaicism，CPM）的分子遗传与临床病理特征及其对胎儿宫内发育的影响。方法:收集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2018年5月至2022年3月确诊的14例CPM，对胎盘标本进行分子遗传和病理学检查，并进行临床病理学分析。结果:产妇年龄27~34岁，平均年龄（30.0±3.54）岁，孕周35 +1~41 +2周。4例早产，10例足月产，其中女胎儿6例，男胎儿8例。9例（9/14）出现了不良妊娠结局，其中7例为胎儿生长受限。CPM胎盘重量减轻，其中6例重量小于第10百分位数，5例重量位于第10~25百分位数之间。14例CPM胎盘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灌注功能障碍形态学变化，以胎盘-母体血管灌注功能障碍为主，其次为胎盘-胎儿血管灌注功能障碍。不同CPM病例嵌合染色体各异，以16-三体/单体嵌合常见，其次为7-三体和21-三体/单体嵌合。同一个CPM胎盘不同部位嵌合比例不等，脐带、胎膜、胎儿面、母体面和边缘嵌合比例波动范围为1%~70%。 结论:不同CPM病例嵌合染色体各异，同一CPM胎盘不同部位嵌合比例不等，病理形态学以灌注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可导致胎儿生长受限、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临床病理特点、诊断、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22年5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特点、诊断、治疗及母儿结局。结果:（1）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的中位年龄为28岁（范围：26~33岁）；主诉为腹痛3例（其中2例伴有盆腹腔巨大肿块并多发转移），咳嗽2例（其中1例伴上腔静脉闭塞综合征），面部肿痛1例，食欲差并发现上腹部肿物1例；自出现症状至就诊的中位时间为30 d（范围：15~188 d）。（2）孕期仅3例明确诊断，分别为右鼻前庭区肿块活检1例、左锁骨上淋巴结活检1例、肺穿刺活检1例，活检后病理检查诊断为NHL；1例为孕期行骨髓穿刺，疑为脾边缘区淋巴瘤，于剖宫产术后37 d因脾脏明显肿大伴腹胀行脾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诊断为脾边缘区淋巴瘤；余3例均为剖宫产术中同时行病灶活检或部分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NHL。病理类型：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5例，脾边缘区淋巴瘤1例，鼻腔自然杀伤（NK）/T细胞淋巴瘤1例；临床分期：Ⅱ期1例，Ⅳ期6例。6例晚孕期终止妊娠患者中，4例分娩后胎盘送病理检查，其中1例肿瘤转移至胎盘。（3）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中，中期引产1例；晚孕期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5例，均为早产；足月产钳助产1例。6例新生儿均健康存活。7例妊娠合并NHL患者中，终止妊娠后5例接受化疗（其中1例化疗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回输治疗），1例接受化疗+鼻咽部放疗，这6例患者随访期内（随访至2022年10月）均无复发；另1例为合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于剖宫产术后18 d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结论:妊娠合并NHL孕期诊断困难，需重视孕妇主诉，积极进行相关检查，当病变累及多器官时，需考虑淋巴瘤可能。妊娠合并NHL对化疗敏感，即使为晚期患者，经规范化治疗仍能获得良好结局。

本文报道1例确诊胎母输血综合征的患者，在足月妊娠、经阴道分娩20 d后因晚期产后出血就诊，确诊为绒毛膜癌，给予化学及手术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随访1年，未见疾病进展。绒毛膜癌是胎母输血综合征的危险因素之一，建议对孕期诊断胎母输血综合征的患者进行胎盘病理检查，产后密切随访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变化，以早期诊断绒毛膜癌，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建立硬膜外分娩镇痛产妇绒毛膜羊膜炎相关产时发热的预测模型。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择四川省妇幼保健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接受硬膜外分娩镇痛期间发生发热(腋温≥38 ℃)的产妇纳入建模组，选择四川省妇幼保健院2023年1月至10月接受硬膜外分娩镇痛期间发生发热的产妇纳入为验证组。建模组根据胎盘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分为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分期≥Ⅱ期组(HCA≥Ⅱ期组)和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分期<Ⅱ期(HCA<Ⅱ期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产妇绒毛膜羊膜炎相关产时发热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基于此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验证模型的区分度，通过校准曲线验证模型的一致性，通过决策曲线确定模型的临床有效性；采用验证组数据进一步评估模型。结果:最终建模组纳入产妇308例，验证组99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孕周、羊水粪染、C反应蛋白浓度和最高体温是硬膜外分娩镇痛产妇绒毛膜羊膜炎相关产时发热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基于此建立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曲线下面积(95%置信区间)分别为0.844(0.744～0.944)、0.812(0.674～0.950)。校准曲线显示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诊断概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决策曲线显示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的阈值概率分别为10%～98%和10%～78%。 结论:基于孕周、CRP浓度、羊水粪染和最高体温成功建立了硬膜外分娩镇痛产妇绒毛膜羊膜炎相关产时发热的列线图预测模型，该模型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及临床价值。

本文报告了一例胎盘畸胎瘤病例。该孕妇30岁，孕33周 +超声发现胎盘胎儿面异常回声，初步诊断为胎盘畸胎瘤，MRI检查提示胎盘畸胎瘤可能。患者于孕40周 +4阴道分娩，新生儿未见明显异常；产妇产前及产后无异常临床表现。肉眼观察胎盘边缘可见一光滑椭圆形的被覆皮肤结节，病理结果提示成熟型囊性畸胎瘤。胎盘畸胎瘤的起源尚不明确，无明显临床症状，对孕妇及胎儿多无不良影响。超声与MRI联合诊断对产前明确瘤体性质起重要作用，而确诊本病主要依靠产后病理检查。

目的:探讨人巨细胞病毒（HCMV）宫内感染胎儿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多小脑回畸形（PMG）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以及与羊水HCMV-PCR结果的关系。方法:收集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病理科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经尸体解剖的3例HCMV宫内感染的引产胎儿，回顾性分析胎儿产前超声、磁共振成像（MRI）、羊水HCMV-PCR检测结果、尸解病理资料及其他相关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产前超声示胎儿宫内生长受限（FGR）、肠管回声增强1例，胎儿双足内翻、侧脑室稍宽、颅内多发强光斑、左心室强光斑1例，双侧室管膜下混合性声像、右侧侧脑室扩张、心脏增大1例。MRI示胎儿双侧大脑皮质发育异常2例。3例羊水HCMV-PCR均阳性。镜下观察PMG 2例。此外1例肾脏、肺脏、肝脏、肠管、甲状腺、垂体，1例肾脏、肝脏，1例肾脏、肺脏、肝脏、甲状腺、垂体、胸腺，均可见HCMV感染细胞。胎盘2例，呈淋巴浆细胞性绒毛炎，但未见明确HCMV包涵体。3例均HCMV早期、晚期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结论:并非羊水HCMV-PCR结果越高，胎儿越会发生PMG；羊水HCMV-PCR结果越高，HCMV感染胎儿器官越多；影像学检查、羊水病毒检测及病理检查对于诊断HCMV宫内感染胎儿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