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格列齐特(Gliclazide，GL)对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及胰脏含NOD样受体家族Pyrin域蛋白3(Nod-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3，NLRP3)炎症小体的影响。方法:60只大鼠随机分为对照(Control)组、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组、GL低剂量(GL low dose，GL-L)组和GL高剂量(GL high dose，GL-H)组，每组15只。采用高糖高脂喂养联合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reptozotocin，STZ)诱导T2DM大鼠模型。便携式血糖监测仪检测大鼠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腹腔葡萄糖耐量试验(intraperitone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s，IPGTT)检测血清胰岛素水平，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HOMA-IR)；HE染色观察胰脏组织病理损伤；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血清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8、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免疫组化检测胰脏组织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pop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CARD，ASC)、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1(cysteinyl aspartate-specific proteinase-1，Caspase-1)水平；Western blot检测胰脏组织炎性因子NLRP3、ASC、Caspase-1水平。结果:与Control组相比，T2DM组、GL-L组、GL-H组体重、FBG、IPGTT-AUC、胰岛素水平、HOMA-IR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4.48、53.42、47.90、32.89、34.15， P值均<0.05)。HE染色结果显示，GL-L组、GL-H组大鼠较T2DM组炎症程度明显减轻，胰岛细胞形态较规则、胞浆充盈。ELISA结果显示，与Control组相比，T2DM组、GL-L组、GL-H组大鼠血清和胰腺组织炎性因子TNF-α、IL-1β、IL-18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7.02、42.12、35.22、44.02、52.82、42.70， P值均<0.05)；与T2DM组相比，GL-L组、GL-H组大鼠血清和胰腺组织炎症因子TNF-α、IL-1β、IL-18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清：pg/mL：(185.34±19.31)比(141.22±11.24)或(111.36±10.56)，(268.41±16.34)比(175.67±7.16)或(125.67±7.33)，(280.66±18.15)比(197.61±8.55)或(127.43±8.57)；胰腺：(1.10±0.08)比(0.81±0.06)或(0.41±0.04)，(1.12±0.07)比(0.65±0.07)或(0.23±0.03)，(1.11±0.09)比(0.60±0.05)或(0.32±0.03)， P值均<0.05]。免疫组化和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Control组相比，T2DM组、GL-L组、GL-H组大鼠胰腺组织NLRP3、ASC、Caspase-1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7.58、45.37、34.75、44.51、48.54、38.48， P值均<0.05)。选择1 μmol/L胰岛素、48 h作为IR-HepG2细胞模型最佳浓度和作用时间。与Control组相比，IR组、GL-L组、GL-H组细胞葡萄糖消耗量和糖原含量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7.84、15.58， P值均<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Control组相比，IR组、GL-L组、GL-H组细胞NLRP3、ASC、Caspase-1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7.74、41.21、46.74， P值均<0.05)；与IR组相比，GL-L组、GL-H组细胞NLRP3、ASC、Caspase-1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85±0.05)比(0.68±0.04)或(0.20±0.04)，(0.60±0.05)比(0.40±0.04)或(0.20±0.03)，(0.93±0.06)比(0.72±0.05)或(0.25±0.03)， P值均<0.05]。 结论:GL能够改善T2DM大鼠IR，抑制胰腺NLRP3炎症小体表达。

患者男，56岁，因头皮反复出现肿物7年于2020年3月就诊。患者2013年头顶部外伤后出现1枚直径约0.5 cm的灰红色半球状结节，不伴痛痒，搔抓后皮疹增多。2016年头皮肿物切除后行病理检查，诊断为上皮样血管瘤。2018年，无明显诱因头顶部及颞部头皮再次出现类似皮损，不伴痛痒，于2020年3月就诊于我科。既往史：2016年左侧腮腺肿物行手术切除，病理诊断为"乳头状淋巴囊腺瘤"。体检：一般状况可，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左侧头顶部及颞部头皮共5个大小不一的灰红色半球形丘疹及结节，最小约0.1 cm × 0.2 cm，最大约1.0 cm × 0.8 cm，彼此不融合，表面光滑（图1）。2020年3月头顶部皮损病理检查：表皮轻度增生，真皮全层不规则厚壁血管增生，增生的上皮样血管内皮细胞突入管腔，真皮内见淋巴细胞、浆细胞及少量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呈结节状浸润，可见淋巴滤泡形成，基质中黏蛋白沉积，胶原纤维增生（图2）。免疫组化检查显示（图3），IgG阳性细胞较多，IgG4阳性细胞数>50个/高倍视野（× 400），IgG4阳性细胞/IgG阳性细胞>40%。2020年5月血清IgG4水平为0.490 g/L（参考值：≤ 2.0 g/L）。2021年12月腹部超声示轻度脂肪肝，胆囊、胰脏、脾脏、双肾均正常。2022年5月彩色超声检查示甲状腺双侧叶多发结节。同时可见左侧腮腺大部分切除，局部未见异常，右侧腮腺未见异常，颌下腺、涎腺未见异常，颈部未见明显异常肿大淋巴结。

肥胖可致机体多余脂肪异位沉积在非脂肪组织如肝脏、心脏、肌肉、肾脏和胰腺等，并通过脂毒性损害靶器官功能。2011年Smits等将胰腺异位脂肪沉积命名为脂肪胰，其可表现为脂肪替代或脂肪浸润，后者是肥胖所致脂肪胰的主要表现形式。脂肪胰可能通过慢性炎性反应、内质网应激和瘦素抵抗等多种途径引起β细胞分泌功能受损和胰岛素抵抗，最终导致2型糖尿病的发生或进展。目前，MRI为检测胰脏脂肪含量的首选方法，但尚缺少公认的疾病诊断和分级标准。已有研究表明，控制饮食、增加运动、减轻体重以及合理用药可减轻肥胖所致的胰腺脂肪沉积。

青少年发病的成人型糖尿病(MODY)5型(MODY5)是一种累及多系统的糖尿病类型，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在人群中患病率低，发病年龄较早，一般发生在25岁之前，其特征是17号染色体基因突变导致胰岛β细胞出现功能异常及随后的胰腺外分泌缺陷 [1]。由于对MODY的认识不够全面，易将MODY误诊为其他类型的糖尿病 [2,3,4]。肝细胞核因子(HNF)1β变异是MODY5的主要病因，属于同源结构域的转录因子家族，在胰脏、肝脏和肾脏中表达。不同基因型MODY的表现型相同，所引起的临床并发症不同，其中MODY5可引起各种类型的并发症，包括肾囊肿、泌尿系统畸形、生殖系统异常和痛风等 [7]。2020年12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收治1例糖尿病患者，基因测序结果提示患者17号染色体存在 HNF1β基因突变，最终确诊为MODY5型，本研究对此患者进行了临床特征及 HNF1β基因分析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此病的认识。

目的 研究除草剂丁草胺对泥鳅(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体内重要器官过氧化物酶(POX)、非特异性酯酶(NSE)、碱性磷酸酶(ALP)、酸性磷酸酶(ACP)、琥珀酸脱氢酶(SDH)和腺苷三磷酸酶(ATPase)等6种代谢与免疫相关酶活力的影响.方法 将泥鳅暴露在不同浓度的丁草胺中96 h,解剖取其心脏、肝胰脏、鳃、头肾、胃和肠等6种器官,采用冰冻切片、酶组织化学及光密度分析技术检测酶活力变化.结果 POX在头肾中活性显著较高,其余器官中活性均较低;高浓度丁草胺显著抑制头肾POX活性,但显著促进肝胰脏、胃和肠POX活性.NSE在肝胰脏中活性显著较高,心脏中活性显著较低;高浓度丁草胺对除心脏和胃以外的体内器官NSE活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ALP在胃中活性显著较高,心脏和头肾中未检测出明显的酶活性;高浓度丁草胺显著抑制胃和肠ALP活性,对肝胰脏和鳃ALP活性无显著影响.ACP在胃和肠中活性显著较高,心脏中活性显著较低;高浓度丁草胺显著抑制肝胰脏、鳃、头肾、胃和肠ACP活性,对心脏ACP活性无显著影响.SDH在心脏中活性显著较高,鳃和头肾中未检测出明显的酶活性;高浓度丁草胺显著抑制心脏、肝胰脏和胃SDH活性,对肠SDH活性无显著影响.ATPase在心脏中活性显著较高,头肾和肠中活性显著较低;高浓度丁草胺显著抑制心脏、肝胰脏和头肾ATPase活性,但对胃和肠ATPase活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结论 丁草胺可能通过抑制心脏SDH和ATPase活性影响泥鳅的血液循环,通过抑制胃和肠ALP和ACP活性降低泥鳅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能力,通过抑制肝胰和头肾NSE、ACP和ATPase活性损害泥鳅的解毒与免疫防御功能.

实验研究了添加不同水平酵母水解物(Yeast hydrolysate,YHY)对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生长性能、消化、抗氧化和非特异性免疫能力的影响.实验选用300尾平均体重为(6.43±0.55)g的个体,随机分为5组,分别饲喂在基础饲料中添加0(对照组)、0.5％、1％、2％和4％YHY的饲料,每组3个重复,养殖密度为20尾/缸.为期8周的实验结束后,测定克氏原螯虾生长指标、胃和肝胰腺消化酶活性、肝胰腺抗氧化性能、血清生化指标和免疫酶活性.结果表明:(1)饲料中添加1％—4％YHY对该虾生长指标有促进作用.其中,2％添加组的存活率(SR)、最终体重(FBW)、最终体长(FBL)和肝胰腺指数(HSI)达最大值且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增重率(WGR)和特定生长率(SGR)在1％添加组达到最大值且显著高于其余各组(P＜0.05);(2)1％YHY添加组的全虾粗蛋白质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组(P＜0.05),而肌肉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在2％添加组达到最大值;(3)与对照组相比,2％—4％YHY添加组的胃和肝胰脏消化酶活性显著提高(P＜0.05);(4)2％YHY添加组的肝胰腺抗氧化酶(过氧化氢酶,CAT;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总抗氧化能力,T-AOC)和免疫酶(碱性磷酸酶,AKP;酸性磷酸酶,ACP)的活性达到最大值、丙二醛(MDA)的含量达到最小值,且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P＜0.05);(5)2％YHY添加组该虾血清中总蛋白(TP)和白蛋白(ALB)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组(P＜0.05),1％和2％YHY添加组谷丙转氨酶(ALT)和谷草转氨酶(AST)活性显著低于其他各组(P＜0.05).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2％的酵母水解物可显著提高克氏原螯虾的消化、生长及肌肉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并显著改善其抗氧化和非特异性免疫能力.

[目的]了解梭子蟹、虾蛄中重金属镉的污染情况,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和隐患.[方法]对上海市市售的产自不同省份的梭子蟹、虾蛄,按不同区域和场所分类采集,并对部分样品进行组织部位制样.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进行镉项目检测,并对梭子蟹和虾蛄中镉残留展开暴露评估.[结果]124批梭子蟹中,镉检出率为100%(124/124);63批虾蛄中,镉检出率为100%(63/63).不同组织部位的镉含量不同,梭子蟹和虾蛄可食部位中肝胰脏镉的富集程度最高.梭子蟹肝胰脏镉平均检出值、P50、P95分别占每月耐受摄入量(PTMI)的52.64%、49.28%和98.65%;虾蛄肝胰脏镉平均检出值、P50、P95分别占PTMI的30.76%、32.04%和46.16%.[结论]梭子蟹和虾蛄中的重金属镉平均残留量整体处于安全范围内.

中医的现代化以及标准化需要中西医结合的手段来实现.然而,中医研究强调整体观,目前的生物技术却无法有效的整合由分子生物学主导的基因组学、代谢组学以及转录组学等各种分子组学所产生的信息来完整的描述组织生理.与此同时,在单细胞层面,细胞已经完成对不同时空背景的复杂蛋白网络信息的整合,并将其表现在各种细胞行为上.在此,作者提出以细胞行为组学为主的策略并简短的介绍如何运用这种策略来进行针刺启动以及中药方剂的研究.病征和病因不一定有直接可见的连结.但是,病征必定起于病因.病征是身体部分组织产生不正常生理活动的结果,源于身体特定组织的组成细胞(生命的最基本单位)受到组织微环境不正常刺激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表现.有时,组织内一种细胞的失序就能导致严重的疾病反应.譬如:胰脏内β细胞的损伤造成Ⅰ型糖尿病,或是骨骼肌细胞的凋亡产生肌肉萎缩症.同时,复杂的病理反应也常是部分组织受到特定的刺激后这些组织内多种细胞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譬如,在肿瘤发生的过程中,微环境刺激癌相关成纤维细胞的生成.而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又与免疫细胞相串扰,分泌各种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效应分子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1].这样的环境培育了癌细胞免疫逃逸的能力.因此,组织微环境能够左右其内部的细胞行为而产生不同的机体生理与病理.造成不正常生理活动的原因(病因)常是基础医学关注的核心.了解病因后,我们才能试着遏制病因对组织内部细胞所产生的不正常影响,达到治病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一个组织内各种细胞的行为,才能以组织内细胞间的互动来描述组织生理与病理.在组织微环境中的各种生物因子(由机体内部各种细胞所产生的生物分子)以及环境因子(由机体外部吸收并出现在组织内的各种物质)都可能对其内的各种细胞产生影响.这些因子有大分子也有小分子,其中,大分子可能凭借自身的构型与相匹配的细胞表面受体产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细胞中的生物信号通路,改变所属信号传输链所调控的细胞行为;另外,小分子还可能直接进入细胞,干扰细胞内蛋白的活性,据此改变细胞行为.因此,这些因子的出现决定了细胞行为.当一个外部刺激改变了组织微环境,组织内部细胞的行为也会随之改变.而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本身又会成为组织微环境中的新刺激源.这些细胞行为的变化有物理性的、化学性的以及生物性的.物理性的包含细胞与细胞间的接触力、细胞对细胞间充质蛋白(细胞分泌到胞体外的蛋白)的粘附力、细胞散发出的热量等.化学性的包含细胞直接或是经由外泌体、微囊泡、以及凋亡小体等分泌出来的各种生物因子.生物性的则是生长、迁移、侵袭、凋亡等.这些变化在组织内成为新的刺激并以级联反应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改变组织内细胞的行为.组织内的各种细胞都适应了微环境的改变后,最终达成新的稳态,组织生理也就展现出新的样态(图1).如若外部刺激超过了常规水平而致使组织内部的细胞行为发生不正常的改变,组织可能就会处于病理发展的初始状态.以脑组织的生物力学为例,Segel等[2]发现脑组织硬度会随着衰老逐渐增加,进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中少突胶质前体细胞的功能,而改变细胞外基质硬度可以逆转这一衰老表型.此外,脑组织硬度也介导诸如力传导、力敏蛋白的产生、以及细胞骨架重塑等细胞行为,从而诱发或加剧神经退行性疾病[3-4].而机体遭遇这些病理变化时的应变方式常是适应性的改变自身.例如在阿尔兹海默症中,小胶质细胞会感受到脑组织机械性质变化而定向迁移,施行包括对细胞外基质进行重塑、促进突触塑性、调控免疫响应等一系列复杂的细胞行为调适[5-7].由此可知,如若我们能够掌握组织微环境的改变对一个细胞行为的影响,并且在考虑它们的时空顺序后将这些改变叠加起来,我们就能了解组织生理与病理.而研究细胞微环境的改变对各种细胞行为影响的总成就是细胞行为组学[8].值得注意的是:细胞行为组学研究必须把对各种细胞行为的量化分析当成主要的手段,而传统分子生物学或是生物化学所衍生的各种分子组学则为背景知识.原因如下: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体,不是物质.然而,基因或是蛋白都是物质,没有生命.所以它们不应是医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同时,从中医科学化的角度来看,中医的研究是整体性的,不能用以还原论为指导原则的分子生物学来主导,必须要从可以掌握整体组织生理活动的研究手段来实现.目前,针灸与方剂是中医施治的两种主要手段,所以在此就以如何运用细胞行为组学来研究针灸与方剂进行论述.在针灸研究方面:针灸经过两千多年的验证,其临床疗效有目共睹.而针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中医外治疗法,被世界范围内认可.同时,近年来针刺的优势病种已经从疼痛类疾病逐渐扩展至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内分泌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从动物实验中表明针刺可以提高血管性痴呆大鼠脑内神经递质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乙酰胆碱的表达,改善血管性痴呆大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抑制神经凋亡[9].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脑内5-HT、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神经递质水平,抑制炎症,缓解焦虑、抑郁情绪[10].然而,以手针为例,手针仅通过一枚金属针作用于穴位,便可以调节脑内各种神经递质的作用,可是我们却无法了解手针针刺启动的明确机制.由于从进针、行针和留针,整个针刺过程中穴区所受到的刺激仅仅是由金属针施予的机械力,所以穴区细胞必定具备了由机械力向神经信号转化的能力[11].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向穴区主要是由结缔组织构成的.结缔组织由独立的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特洛细胞等及其分泌的胶原纤维蛋白、糖蛋白、蛋白多糖等外基质所组成.在针刺入穴位并施行提插、捻转等手法过程中,针体会与胶原纤维发生交联、并对其进行牵拉.然而胶原纤维自身无法产生生物反应,所以它的作用应仅是将机械力传递给粘附于胶原纤维上的细胞.如此,对于针刺启动的研究首要就在于判定哪种穴区细胞对机械力刺激敏感(力敏细胞),并且能粘附于胶原纤维之上.接着,必须探讨这些力敏细胞在感受到由胶原纤维传来的拉伸力后,能够分泌哪些由拉伸力引发的细胞因子(力敏因子).与此同时,这些力敏因子必须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刺激源影响穴区周围的其他细胞行为,如肥大细胞脱颗粒、巨噬细胞极化等,并且引发针刺启动效应.如此,我们仅需要从单种细胞对其微环境的简单变化着手,并根据此细胞分泌的力敏因子研究这些因子对穴区非力敏细胞的效应,表明细胞间的级联反应,便可了解针刺启动过程中机械力信号向生物信号的转化的机制,这样的策略是细胞行为组学的完美体现(图2).在中药方剂研究方面:目前药理研究的手段是以分子生物学以及生物化学等技术为核心,这样的方法足以对于单靶点(仅对一种生物分子进行干预)分子药在细胞层面的药理进行研究.然而,中药方剂是以多种生物分子构成的多靶点(复方)药,以目前盛行的生物技术无法把它们的药理解释清楚.尽管近年来以分子组学分析为主的系统生物学逐渐成为中药方剂药理研究的主流,希冀从各种分子浓度的变化来描述受测中药对病理状态细胞干预的效果,但是这种方式产生的结果难以被定量评估,而且结论也仅局限于特定的细胞,难以扩展到组织层面.如前所述,在面对多病因的复杂类疾病时,现有的生命科学技术无法体现系统论的精神,遑论探讨复方中药与生命活动之间的联结讯息.另一方面,细胞最终展现的行为是组织微环境和细胞行为平衡的结果,在微环境中出现中药复方内千百种不同的单体时,不论这些单体如何以不同的时空关系对细胞内的蛋白网络进行干预,细胞最终会将其整合成明确的细胞行为.基于此,中药方剂的药理药效可以从细胞行为的角度有效整合现有的生物多组学体系,来解决系统生物学遭遇的难点.如此,我们可以绕过系统生物学在学术性面临的复杂预测手段,并了解复方分子对细胞的干预后细胞行为的改变结果.基于组织工程学及高通量的显微影像捕捉,细胞行为学运用精细的细胞行为表征快速实现时空连续的单细胞行为定量分析,通过包括卷积神经网络等深度机械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优化、切割、特征捕捉及分类.同时,对于方剂内不同药物组成的加减,我们也可以了解被加减药物对细胞行为的偏性,并了解中医用药的思想理论.通过这样的努力,中医药才能建立起一个以系统观为内涵的全新研究体系,以联结多种分子组学与细胞行为学的手段,架设链接微观到宏观的桥梁,辅助中药的创新以及现代化(图3).中医一直认为生命的本质不能仅从物质或能量层面去研究,必须兼顾物质、能量与信息.细胞行为组学基于生命的基本单位为研究核心,由细胞来体现物质与能量的变化.而蛋白网络中信息的传递则由细胞的动态行为来表征.细胞的蛋白网络变化才是生命的表现,而专注于特定蛋白或是特定基因在特殊微环境下的改变无法描述生命.生命科学讲求对生命的了解,中西医结合在于用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去注解传统中医药的智慧,这两者都必须恪守不离开探索生命的本源.细胞行为组学立于生命科学之内,又能体现中西医结合的精神,是执行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以及标准化进程的一种合适策略.

为评价泽泻乙酸乙酯部位对2型糖尿病的降血糖作用及其机制,采用高脂高糖饲料喂养大鼠4周后再腹腔注射小剂量链尿佐菌素(STZ)的方法,建立2型糖尿病大鼠模型.将糖尿病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泽泻乙酸乙酯部位组(AREEA,20,50,100 mg/kg)、二甲双胍组(100 mg/kg).连续给药4周后进行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耐量实验.于末次给药后禁食12 h,采血测定大鼠空腹血糖(GLU)、糖化血红蛋白(HbA1c)、胰岛素(Ins)以及胆固醇(TC)、三酰甘油(1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含量,脂肪组织中胰岛素信号通路IRS-1和Akt的磷酸化水平及胰脏的病理变化.结果显示,给药组大鼠的空腹血糖有明显降低(P＜0.05);100 mg/kg组显著降低血清GLU、HbA1c、TC、TG、MDA、TNF-α、IL-6(P＜0.05);明显升高SOD、GSH-Px(P ＜0.05).这些结果提示泽泻乙酸乙酯部位可有效调节体内糖、脂代谢,对2型糖尿病有一定治疗作用.

为深入研究胰蛋白酶在鱼类中的蛋白结构和生理功能,利用RT-PCR和RACE方法,从金鱼肝胰脏中成功克隆获得了一种全长864 bp的胰蛋白酶原cDNA序列(gfTryp).gfTrypc DNA包含21 bp的5′-非翻译区、114 bp的3′-非翻译区和729 bp的开放读码框,编码242个氨基酸组成的胰蛋白酶原(gfTryp).gfTryp含有15个氨基酸的信号肽和5个氨基酸(LDDDK)的激活肽.氨基酸序列分析表明,gfTryp具备胰蛋白酶原的保守结构特征,如含有催化三联体氨基酸(His-57、Asp-102和Ser-195),12个半胱氨酸,位于底物结合口袋底部Asp-189和口袋开口处的Gly-216、Gly-226等,提示其可能具有保守的蛋白消化功能.RT-PCR结果显示,gfTryp mRNA在所检测的各个组织中均有表达,其中在肝胰脏、肠和脂肪中表达量为最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摄食前,肝胰脏gfTryp mRNA在金鱼摄食后显著升高.在0.5和5μg/mL镉暴露处理后,肝胰脏gfTryp mRNA显著升高(与未处理组相比,分别约为3.2和4.7倍).随着镉浓度增加到10μg/mL后,gfTryp mRNA表达量下降.经100μmol/L过氧化氢处理3h、6h、12h和24h后,金鱼肝胰脏gfTryp mRNA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下降,在6h达到最大效应(约为对照组的0.21倍).研究结果证实了重金属镉和过氧化氢处理能调控胰蛋白酶原基因表达,为进一步探讨鱼类消化生理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