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质子调强和光子容积旋转调强在胰腺癌大分割放射治疗计划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选取10例胰腺癌患者临床资料，分别使用Eclipse和RayStation进行容积旋转调强治疗(VMAT)和质子调强治疗(IMPT)的计划设计。完成计划后的剂量文件统一导入MIM软件以提取评估参数。主要评估参数包括计划靶区(PTV)的 Dmin、 Dmean、 Dmax、适形指数(CI)和新适形指数(nCI)、均匀指数(HI)、梯度指数(GI)、覆盖率(coverage)和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 结果:靶区方面两组的适形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VMAT组取得了更高的PTV Dmin、 Dmax、D 98%、D 2%、HI和覆盖率以及更优的剂量梯度GI和 D2 cm( t/ Z＝-4.63~5.32， P<0.05)，IMPT组则获得了更低的10%_PD( t＝-7.47， P<0.05)。危及器官方面，两组的空回肠最大剂量 Dmax、胃 Dmax、十二指肠 Dmax以及左肾的平均剂量 Dmea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IMPT组在空回肠的体积剂量 D5 cm3、胃的 D10 cm 3、十二指肠的 D5 cm 3及 D10 cm 3、左肾的 D2/3、右肾的 Dmean及 D2/3上均低于VMAT组( t/ Z＝-8.12~-2.60， P<0.05)，但是IMPT组脊髓的 Dmax和 D0.35 cm 3均高于VMAT组( t＝7.30、6.77， P<0.05)。 结论:VMAT和IMPT都能实现满足临床要求的胰腺癌大分割放射治疗计划。二者在在毗邻胰腺靶区的胃肠道组织最大受量上的保护无差异，在胃肠道的体积受量保护上IMPT拥有更大优势，但对射束肿瘤靶区前缘的危及器官保护上可能弱于VMAT。

目的:探讨Halo-Vest支架对颈椎原发恶性肿瘤不同放疗技术剂量分布的影响。方法:选择10例曾接受Halo-Vest支架手术后进行放射治疗的颈椎原发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使用Monaco计划系统，在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设计调强放疗(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然后复制相同射野参数的IMRT和VMAT计划到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外轮廓的CT序列图像上重新计算剂量分布，比较靶区、危及器官和正常组织的剂量分布差异。结果:对于VMAT计划，两组计划的计划靶区(PTV)和计划肿瘤靶区(PGTV)的剂量学参数除PGTV 107%外的各参数平均差异均< 1%。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和脊髓-PRV平均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38和0.42 Gy( Z＝-2.803、-2.803， P<0.05)，脊髓和脊髓PRV Dmean分别增加0.35和0.37 Gy( Z＝-2.703、-2.801， P<0.05)。黏膜、甲状腺、腮腺、下颌骨、下颌关节和正常组织的 V5、 V30和 Dmean最大差异为0.74%。对于IMRT计划，两组计划的PTV和PGTV间剂量学参数差异较VMAT技术的差异增大，大部分差异超过1%，最大差异为4.55%。相比外轮廓勾画Halo-Vest支架，外轮廓不勾画支架的图像计算的脊髓平均最大剂量和脊髓-PRV最大剂量分别增加0.48和0.59 Gy( P>0.05)，脊髓和脊髓PRV的平均 Dmean分别增加0.57和0.59 Gy( Z＝-2.293、-2.293， P<0.05)。其他危及器官的最大差异为1.98%。 结论:CT图像外轮廓勾画或不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VMAT计划间剂量差异很小，临床上可以忽略，但IMRT计划间剂量差异偏大，需要考虑忽略或部分勾画Halo-Vest支架结构的外轮廓时对剂量分布带来的影响。

自身免疫性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是构成星形胶质细胞内中间丝蛋白的主要成分，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如维持星形胶质细胞形态稳定，参与血脑屏障形成，调节突触功能等 [1]。自身免疫性GFAP星形细胞病以亚急性或隐匿性起病，容易被误诊为感染、变性、脱髓鞘、肿瘤或血管疾病。GFAP IgG由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浸润性淋巴细胞产生，被认为是自身免疫性GFAP星形细胞病的生物标志物，其在血清或者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中阳性能将自身免疫GFAP星形细胞病与其他需要鉴别诊断的疾病区分开 [2]。笔者现报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1例曾被误诊为"结核性脑膜脑炎"的自身免疫性GFAP星形细胞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特征、治疗及预后等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复习，以提高临床对其的认识及其个体化治疗的重视。

泛素特异性蛋白酶11（USP11）是泛素特异性蛋白酶（USPs）家族成员之一，通过介导底物的去泛素化过程，抑制靶蛋白的泛素-蛋白酶体降解，进而参与细胞周期进程、DNA损伤修复、细胞死亡、自噬、信号传导、免疫炎症反应及大脑皮层发育等多种病理生理过程的调节。研究表明，USP11在中枢神经系统（CNS）疾病的发生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围绕USP11的结构、功能及其在CNS疾病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靶向USP11治疗相关疾病提供新的思路。

脊椎溶骨性转移瘤患者易合并癌性骨痛、病理性骨折及脊髓压迫等骨相关不良事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脊柱转移瘤的治疗通常是姑息性局部治疗。 125I粒子是1种释放γ射线的持续低剂量微型放射源，与外放疗相比具有定位准确、可持续累积剂量、疼痛缓解快等优点 [2,3]。近年来，放射性粒子植入已被广泛用于恶性肿瘤的局部治疗。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行锥形束CT(cone beam CT, CBCT)引导 125I粒子植入术的脊椎附件溶骨性转移瘤患者的资料，探讨粒子植入的安全性及近期疗效。

探讨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早期应用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多西他赛化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患者，62岁。2020年4月20日因双下肢麻木无力10 d入院。胸部CT检查示两肺多发转移瘤；纵隔多发淋巴结肿大；部分肋骨和胸椎密度不均匀，考虑转移瘤。因脊髓压迫症状明显，胸椎MRI检查示多发胸椎椎体及附件、胸骨转移瘤。行胸5椎体减压肿瘤病灶清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示骨转移瘤，符合前列腺腺泡腺癌。术后血PSA 960.602 ng/ml。结合病史、影像学检查和病理检查结果，诊断为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高肿瘤负荷状态，临床分期T 4N 1M 1期。行新型内分泌治疗(恩扎卢胺+雄激素剥夺治疗，3个月)联合多西他赛化疗(75 mg/m 2，每3周1次；泼尼松5 mg，每日2次，4个周期)后患者症状改善，转移灶缩小。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多西他赛化疗能有效控制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进展，且未出现疲劳、潮热、头痛、血液毒性(贫血、血小板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等常见不良反应，可作为此类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案选择。

报道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于2021年10月24日收治的1例儿童卒中且最终诊断为Aicardi-Goutières综合征（AGS）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基因、治疗及预后特点。患儿为男性，10岁，因右侧肢体无力10 h余入院，院前完善头颅CT示双额叶及右侧顶叶皮髓交界区多发斑片状钙化，入院体检见手足及颜面多发冻疮，神经系统体检示右侧中枢性面瘫，右侧肢体肌力Ⅳ +级，右侧肢体共济失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为4分。头颅磁共振成像结果示急性脑干梗死，磁共振血管造影未见异常，心脏、颈部血管超声及心电图正常，脑脊液生化及常规检查正常，血常规、生化、凝血、自身抗体系列、甲状腺功能、肿瘤标志物均正常，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及梅毒均为阴性，经过口服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聚集药物及康复锻炼，肌力恢复正常后出院。1个月后患者基因检测结果回报为TREX1基因突变导致的AGS，突变位点为c.58G>A。AGS是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遗传性脑病，临床表现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当怀疑遗传性疾病时，应积极完善基因检测得以明确诊断。

骨转移为肾癌第2常见的转移部位，约35%～40%的转移性肾癌合并骨转移。可致疼痛、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和高钙血症等骨相关事件(SRE)，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肾癌骨转移单纯药物治疗疗效有限，预后不佳，需采用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制定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以减少或延缓SRE的发生，维持患者较好的生存质量，延长疾病控制和生存时间。为提高中国肾癌骨转移患者的规范化诊疗，恶性肿瘤骨转移和骨相关疾病临床诊疗专家组制定了肾癌骨转移专家共识(2020版)。

目的:探讨儿童视路胶质瘤(OPG)的治疗方法和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9月至2019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儿科收治的OPG患儿(年龄≤16岁)的临床资料。患儿常规行肿瘤切除或活组织检查术，术后接受改良德国国际儿科肿瘤协会(SIOP)低级别胶质瘤(LGG)2004方案化疗。疗效评估指标包括影像学反应(以儿童神经肿瘤学应答评估量表为标准)和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患儿的无进展生存率(PFS)和总生存率(OS)。通过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的生存率。结果:共纳入57例患儿，其中54例经手术切除肿瘤，2例行活组织检查术，1例予保守治疗。3例接受长春新碱+卡铂化疗，54例接受长春新碱+卡铂+依托泊苷化疗(或联合贝伐珠单抗、放疗或口服靶向药治疗)。截至末次随访，所有患儿均存活，其中位随访时间(范围)为3.5年(2.3~7.1年)。完全缓解16例，部分缓解33例，微缓解2例，疾病稳定4例，疾病进展2例。57例患儿治疗的中位起效时间为6.0个月，5年PFS和OS分别为(73.0±7.2)%和100.0%。确诊时存在肿瘤脊髓播散、未能手术切除肿瘤患儿的PFS分别低于无肿瘤脊髓播散、行手术切除的患儿(均 P<0.05)。至末次随访，除性早熟外，57例患儿的临床症状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且化疗耐受性良好。 结论:对于OPG患儿，采用包括手术和术后化疗、放疗及应用靶向药物等的个体化治疗，能够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提高患儿的PFS。手术切除肿瘤和无肿瘤脊髓播散的患儿生存预后更佳。

目的:分析抗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 唑丙酸受体（AMPAR）抗体脑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回顾性总结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诊治的3例抗AMPAR抗体脑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结果:3例抗AMPAR抗体脑炎（年龄12~70岁）均急性起病，首发症状包括认知减退、性格改变及少见的头痛、运动障碍，其中例1肺部占位性病变经病理证实为小细胞肺癌，血清及脑脊液抗AMPAR抗体、抗Y染色体性别决定区相关高迁移率组盒蛋白1抗体阳性，激素联合肿瘤化学治疗后症状仍持续存在，无临床复发；例2责任病灶位于双侧额颞叶、半卵圆中心及侧脑室旁，同时合并低颅压综合征典型影像学特征，血清抗AMPAR抗体阳性，激素治疗后症状部分改善；例3颅内病灶位于脑桥及右侧小脑中脚，伴显著小脑萎缩，脊髓磁共振成像提示颈 2~胸 10水平脊髓病变，血清及脑脊液抗AMPAR抗体阳性，激素联合静脉滴注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后症状显著改善。 结论:抗AMPAR抗体脑炎临床表现异质性高，除边缘系统外，尚可波及脑干、脊髓，出现脑萎缩；存在多重抗神经元抗体尤其是抗神经元细胞内抗原抗体时需密切监测肿瘤；免疫治疗有效，肿瘤叠加多重抗体时预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