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囊泡胺转运蛋白1(VAT1)的表达与胶质母细胞瘤(GBM)免疫微环境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图谱(CGGA)计划数据库中135例GBM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转录组数据。采用CIBERSORT反卷积算法分析135例肿瘤组织中不同免疫细胞的占比。根据VAT1基因表达量的中位数分为高表达组(基因表达量大于或等于中位数； n＝68)和低表达组(基因表达量小于中位数； n＝67)。对两组间的差异基因进行基因富集分析(GSEA)。随机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治疗的9例GBM患者的肿瘤组织样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检测VAT1、p65及CD80蛋白表达情况，并采用半定量方法判断蛋白染色结果。 结果:免疫细胞浸润分析结果显示，与VAT1低表达组比较，VAT1高表达组的滤泡辅助性T细胞和活化自然杀伤细胞占比均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9和 P＝0.045)。GSEA分析结果显示，与VAT1高表达呈正相关的基因功能主要富集在免疫系统过程、免疫反应调节和炎性反应(均 P<0.001)，且VAT1高表达与核因子κB(NF-κB)抑制物(IκB)激酶/NF-κB信号的调控和IκB激酶/NF-κB信号的正向调控密切相关(均 P＝0.001)。随着VAT1表达量的升高，多种NF-κB信号通路特异性基因表达呈正相关趋势(均 P<0.001)。9例GBM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p65蛋白和CD80蛋白均与VAT1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92和0.93，均 P＝0.004)。 结论:初步研究发现，GBM患者中VAT1高表达可能会影响肿瘤免疫反应，并可能通过调控NF-κB信号通路影响肿瘤免疫细胞的浸润。

目的:探索RA滑膜病变中的免疫浸润细胞，为RA的机制及治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及治疗靶点。方法: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O）（http：//www.ncbi.nlm.nih.gov/geo）下载GSE77298、GSE55457和GSE1919三个基因表达数据集，Perl进行数据合并，R的"limma"进行批次矫正。在R中用"CIBERSORT"软件通过"e1071""parallel"和"preprocessCore"3个包获得22种免疫细胞对应RA滑膜组织样本和正常滑膜组织样本的表达矩阵。Perl筛选免疫细胞矩阵中 P<0.05的样本。R的"barplot"函数分析22种免疫细胞在 P<0.05的样本中的含量百分比。R的"pheatmap"包可视化热图，R的"corrplot"包绘制相关性热图。R的"vioplot"包通过wilcox检验绘制差异小提琴图。 结果:免疫细胞浸润分析结果表明，在 P<0.05的RA滑膜组织样本和正常滑膜组织样本中，初始B细胞和未活化的自然杀伤细胞在RA滑膜组织中低表达，浆细胞、未活化的肥大细胞、M1巨噬细胞、记忆性B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在RA滑膜组织中高表达。研究还发现在同一样本中，活化的自然杀伤细胞与中性粒细胞的相关系数（ r=0.91）最高，呈正相关，两者具有协同效应。在同一样本中，M0巨噬细胞和浆细胞的相关系数（ r=-0.88）最低，呈负相关，两者具有拮抗作用。 结论:本研究发现的RA滑膜病变中的免疫浸润细胞为RA的机制研究及治疗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向。

目的:通过分析利妥昔单抗（RTX）治疗期间复发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特征，明确不同淋巴细胞亚群对NMOSD复发的影响。方法:收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自2018年8月至2023年8月收治的76例外周血水通道蛋白4-IgG阳性NMOSD患者使用RTX治疗期间的175次淋巴细胞亚群监测数据，根据数据采集时患者是否处于复发状态将数据分为复发组（ n=26）和非复发组（ n=149）。通过两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2组数据对应的RTX使用时间间隔及淋巴细胞亚群差异，并通过点二列相关分析初步探讨各淋巴细胞亚群及RTX使用时间间隔与NMOSD患者复发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复发组RTX使用时间间隔较未复发组明显延长[10.00（6.73，14.37）月 vs. 7.27（6.30，9.10）月]，CD3 -CD56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百分比较未复发组明显偏低[（10.72%（7.06%，15.34%） vs. 13.85%（9.42%，20.13%）]，而CD19 +B淋巴细胞百分比较未复发组明显升高[7.41%（1.18%，15.70%） vs. 3.55%（0.38%，8.7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RTX使用时间间隔、CD3 -D19 +B淋巴细胞与NMOSD是否复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r=0.363， P<0.001； r=0.218， P=0.004），CD3 -CD56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与NMOSD是否复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r=-0.193， P=0.011）。 结论:RTX使用时间间隔延长增加NMOSD复发风险；CD3 -CD56 +自然杀伤淋巴细胞、CD19 +B淋巴细胞可能参与NMOSD患者的疾病状态调控。

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转移性结直肠癌原发肿瘤组织及转移灶组织的免疫微环境差异，筛选与预后相关的转移性结直肠癌特异性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方法:从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中下载结直肠癌及转移灶基因芯片数据集GSE131418，包括莫菲特癌症中心MCC队列的样本数据517例和Consortium队列样本数据618例；从免疫学数据库和分析门户IMMPORT中下载免疫相关基因集，包含免疫相关的基因2 483个。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下载结直肠癌组织及癌旁组织的RNA测序数据共695例，临床信息627例。采用ESTIMATE算法计算转移灶组织和原发肿瘤组织的基质细胞评分、免疫细胞评分、基质免疫总评分，并用CIBERSORT反卷积算法对结直肠癌原发肿瘤组织及转移灶组织的22种免疫细胞浸润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筛选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并进行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信号通路富集分析。根据各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表达水平的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低表达组，分别使用Kaplan-Meier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分析，筛选两种方法结果中与预后显著相关的基因（均 P<0.01），用Cox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比较TCGA数据库和GEO数据库GSE131418数据集中各基因在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原发肿瘤组织和转移灶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并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转移性结直肠癌转移灶组织基质细胞评分、免疫细胞评分、基质免疫总评分均低于原发肿瘤组织（均 P<0.001）。与原发肿瘤组织相比，转移灶组织中活化的自然杀伤（NK）细胞、单核细胞、CD8 + T细胞、T细胞、活化的树突细胞比例增高，而未活化的肥大细胞、未活化的树突细胞、未活化的NK细胞、活化的记忆CD4 + T细胞、M1型巨噬细胞以及中性粒细胞比例降低。转移性结直肠癌转移灶组织与原发肿瘤组织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289个，其中上调基因101个，下调基因188个。KEGG信号通路富集结果显示，在转移性结直肠癌转移灶组织的免疫微环境中，发生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信号通路、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与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检查点通路、辅助性T细胞（Th）1和Th2细胞分化、Th17细胞分化、NF-κB信号通路、白细胞介素17（IL-17）信号通路、趋化因子信号通路、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MAPK信号通路、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等信号通路的富集。筛选出7个预后相关的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分别为ANGPTL5、FPR1、HSPA8、NR2E3、PSMD2、PSMD8、SBDS。Cox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转移性结直肠癌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ANGPTL5（ HR＝2.69，95% CI 1.22~5.92， P<0.05）、HSPA8（ HR＝0.57，95% CI 0.33~0.97， P<0.05）、SBDS（ HR＝2.23，95% CI 1.18~4.21， P<0.05）是转移性结直肠癌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ANGPTL5在肿瘤组织中表达低于正常组织，在转移灶组织中的表达高于原发肿瘤组织，而肿瘤组织高表达ANGPTL5的患者预后更差。HSPA8在肿瘤组织中表达高于正常组织，在转移灶组织中的表达低于原发肿瘤组织，而肿瘤组织高表达HSPA8的患者预后更好。SBDS在肿瘤组织中表达低于正常组织，在转移灶组织中的表达低于原发肿瘤组织，而肿瘤组织高表达SBDS的患者预后更差。 结论: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免疫微环境与原发肿瘤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其免疫细胞浸润程度降低，整体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筛选出预后相关的转移性结直肠癌特异性免疫相关差异表达基因可能是新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靶点。

目的:探讨脓毒症患者早期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 +）和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NK细胞）水平与患者肠道损伤和预后的相关性，为临床治疗脓毒症提供免疫治疗依据。 方法:采用前瞻性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以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收治的61例脓毒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脓毒症组），选择同期17例普通术后非脓毒症患者作为对照（非脓毒症组）。收集所有研究对象入住ICU 24 h内外周静脉血样本，测定T淋巴细胞亚群和NK细胞水平。同时，从脓毒症组中选择既往无慢性胃肠道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35例，测定其和非脓毒症组患者血清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I-FABP）、D-乳酸水平。记录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评估脓毒症组入ICU 24 h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评分），随访患者28 d生存情况。对脓毒症组和非脓毒症组之间T淋巴细胞亚群和NK细胞、I-FABP、D-乳酸水平进行比较，对比存活组和死亡组之间T淋巴细胞亚群和NK细胞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脓毒症早期血清I-FABP、D-乳酸分别与CD3 +、CD4 +、CD8 +、NK细胞水平的相关性，采用二分类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与非脓毒症组相比，脓毒症组血清I-FABP、D-乳酸水平均升高[I-FABP（μg/L）：18.36 （14.75,28.34） vs 16.17（12.12,18.40），D-乳酸（mg/L）：18.70 （10.10,40.60） vs 8.85（7.10,15.76），均 P<0.05],脓毒症组外周血CD3 +、CD4 +、NK细胞水平均下降[CD3 +（%）：54.30（37.48,61.65） vs 60.75（48.88,69.95），CD4 +（%）：24.60 （17.65,32.15） vs 31.90（24.95,37.10），NK细胞（%）：18.20 （11.95,31.10） vs 24.70 （19.30,32.65），均 P<0.05]，但是早期外周血CD8 +水平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存活组与死亡组之间外周血CD3 +、CD4 +、CD8 +、NK细胞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T淋巴细胞亚群、NK细胞和肠道损伤标志物的相关性分析显示，I-FABP与CD3 +、CD8 +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478、-0.415，均 P<0.05），但与CD4 +、NK细胞之间无相关性（均 P>0.05）。D-乳酸与CD3 +、CD4 +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344、-0.423，均 P<0.05），与NK细胞呈正相关（ r=0.393， P<0.05），但是D-乳酸与CD8 +之间无相关性（ P>0.05）。61例脓毒症患者28 d死亡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仅APACHEⅡ评分是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222，95% CI：1.084~1.378， P<0.01]，早期CD3 +、CD4 +、CD8 +、NK细胞水平与脓毒症患者28 d预后无关（ P>0.05）。 结论:脓毒症早期可发生免疫抑制，其与肠道损伤相关，但是与患者预后无关。

目的:探讨自然杀伤T(natural killer T，NKT)样细胞在不明原因反复自然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URSA)中的价值。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陕西省人民医院收治120例女性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三组：URSA组，对照A组(正常妊娠女性)和对照B组(正常未孕女性)，每组40例。利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CD3 ＋T淋巴细胞和NKT样细胞亚群(CD3 ＋CD16 ＋CD56 ＋、CD3 ＋CD16 ＋CD56 -)的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分析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ant assay，ELISA)检测血清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 -4、三种孕激素，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β-HCG)、孕酮(progesterone，P)、雌二醇(estradiol，E2)的水平。 结果:URSA组、对照A组和对照B组的CD3 ＋T淋巴细胞和CD3 ＋CD16 ＋CD56 -NKT样细胞亚型差异无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三组的CD3 ＋CD16 ＋CD56 ＋NKT样细胞亚型表达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对照A组和对照B组的CD3 ＋CD16 ＋CD56 ＋NKT样细胞亚型表达明显高于URSA组[A组：(4.02±1.54)%，B组：(1.92±1.02)%，URSA组：(6.45±2.0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8.596， P<0.05)。URSA组的IFN-γ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A组[(110.27±50.12)ng/L比(69.38±31.25)ng/L， t＝ 4.380， P< 0.05]；URSA组的IL-4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A组[(21.34±10.02)ng/L比(40.97±19.85)ng/L， t＝ 5.583， P< 0.05]；URSA组的Th1/Th2比值明显高于对照A组[(6.84±2.49)比(2.34±1.74)， t＝ 9.370， P< 0.05]。同时，URSA组的血清β-HCG、P、E2的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A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45.778、11.992和21.922， P值均<0.05)。 结论:NKT样细胞的表达在URSA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临床上URSA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依据。

目的:探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自然杀伤/T细胞淋巴瘤(NKTL)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差异。方法:选择2007年6月至2017年6月，于国内8家三级甲等教学医院住院并接受auto-HSCT或allo-HSCT治疗的37例NKTL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接受的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类型，将其分为auto-HSCT组( n＝17)和allo-HSCT组( n＝20)。auto-HSCT和allo-HSCT组患者的中位年龄分别为34.0岁(27.5~43.5岁)和33.0岁(25.8~41.3岁)；男性患者分别为10和17例；女性分别为7和3例。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组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并且分析其疗效及预后。对2组患者的随访截至2017年12月31日。2组NKTL患者的临床分期、受累部位及移植前化疗方案种类构成比等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对于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如患者年龄、单个核细胞(MNC)及CD34 +细胞输注量等，2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2组NKTL患者的累积复发、累积移植相关死亡率(TRM)、总体生存(OS)和疾病无进展生存(PFS)曲线，并且对2组上述指标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NKTL患者OS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与所有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 auto-HSCT组17例NKTL患者中，移植前处于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SD)和疾病进展(PD)的患者分别为12、4、1例及0；allo-HSCT组分别为4、11、1及4例。2组患者骨髓受累、移植前疾病状态、预处理方案种类的构成比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χ2＝12.087、 P＝0.016， χ2＝23.632、 P<0.001)。② auto-HSCT组NKTL患者的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均植入成功，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1.0 d(9.5~11.0 d)和11.0 d(9.5~14.0 d)；allo-HSCT组患者中，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植入成功者均为18例，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5.0 d(13.0~16.0 d)和16.0 d(13.0~20.3 d)。2组患者的3年累积TRM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2%比23.7%， χ2＝1.658， P＝0.198)。③ allo-HSCT组NKTL患者中，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急性GVHD(aGVHD)、慢性GVHD(cGVHD)者分别为13、6和9例；GVHD患者经治疗后，其GVHD相关临床症状均获得有效控制并好转。④ auto-HSCT组与allo-HSCT组NKTL患者的3年累积复发率、2年PFS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5.5%比48.1%， χ2＝0.796， P＝0.372；64.8%和43.1%， χ2＝2.765， P＝0.096)；auto-HSCT组患者的2年OS率较allo-HSCT组显著升高，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2.0%比41.3%， χ2＝4.697， P＝0.03)。⑤多因素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allo-HSCT并非影响NKTL患者OS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HR＝4.618，95% CI：0.992~21.497， P＝0.051)。 结论:auto-HSCT和allo-HSCT均为治疗NKTL的有效方法。移植前获得CR的NKTL患者接受auto-HSCT后，其OS率获得明显改善。部分复发/难治性NKTL患者接受allo-HSCT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并且纳入样本量较少，auto-HSCT和allo-HSCT治疗NKTL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差异，尚需前瞻性、大样本量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研究及证实。

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动脉血液中存在大量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等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及B细胞、T细胞等特异性免疫细胞。此外，干扰素-γ、白细胞介素（IL）-17和IL-1β等免疫相关调节分子在脑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组织中高表达，与肿瘤免疫微环境类似，影响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本文围绕脑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周围免疫微环境所涉及的主要免疫细胞及相关因子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思路和依据。

目的:探讨中青年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 131I治疗前细胞免疫状态预测首次 131I治疗反应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研究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接受过甲状腺全切除术及颈部淋巴结清扫术的中青年PTC患者150例[男46例、女104例，年龄(40.0±9.8)岁]，所有患者术后1~2个月行 131I治疗，且在 131I治疗前1 d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CD8 +、CD4/CD8)和自然杀伤(NK)细胞，将其作为反映细胞免疫的指标。根据 131I治疗后6~12个月的治疗反应将患者分为疗效满意(ER)组与非ER组，分析可能影响 131I治疗反应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前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psTg)、首次 131I剂量及细胞免疫指标(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 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ROC曲线分析评估独立影响因素对非ER的预测价值。 结果:150例患者中，84例为ER组(56.00%)，66例(44.00%)为非ER组。单因素分析示，2组患者在年龄( z＝－2.86， P＝0.004)、肿瘤M分期( χ2＝13.64， P<0.001)、psTg( z＝－8.94， P<0.001)、首次 131I剂量( z＝－7.60， P<0.001)、CD4 +( t＝2.50， P＝0.014)、CD4/CD8( z＝－2.22， P＝0.027)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示，psTg[比值比( OR)＝1.27，95% CI：1.16~1.40， P<0.001]与CD4/CD8( OR＝0.39，95% CI：0.15~0.99， P＝0.048)为治疗反应的预测因素。psTg与CD4/CD8预测非ER的阈值分别为6.78 μg/L和1.67。 结论:PTC术后 131I治疗前患者的细胞免疫状态对首次 131I治疗反应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当psTg高于6.78 μg/L、CD4/CD8低于1.67时提示治疗反应不佳。

目的:探究清除Vγ4T细胞在小鼠皮肤紫外线损伤后表皮组织修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该研究为实验研究。将54只6~8周龄雌性C57BL/6J野生型小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Vγ4T细胞清除组和对照组（每组27只），分别腹腔注射亚美尼亚仓鼠抗小鼠Vγ4T细胞受体（TCR）单克隆抗体200 μg、等量同型对照IgG抗体。注射后1周（之后均在此时间点取小鼠），每组取3只小鼠（之后均从这2组另取小鼠），从背部皮肤组织和腋窝、腹股沟淋巴结中分别提取真皮细胞和淋巴结细胞，行流式细胞术检测真皮细胞和淋巴结细胞中Vγ4T细胞比例；每组取5只小鼠，观察背部皮肤情况，之后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皮肤组织结构并测量表皮组织厚度；每组取5只小鼠，提取表皮细胞后行流式细胞术检测表皮细胞中树突状表皮T细胞（DETC）比例。每组取3只小鼠，分别设为Vγ4T细胞清除+5次紫外线辐射（UVR）组和对照+5次UVR组，每日1次共行5次UVR，每日照射后即刻观察背部皮肤情况；每组取5只小鼠，分别设为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和对照+1次UVR组，均行1次UVR后即刻行HE染色后测量表皮组织厚度。每组取3只小鼠，分别设为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单纯对照组；再另取3只小鼠，分别设为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和对照+1次UVR组；均同前处理后，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法检测表皮组织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IGF-Ⅰ）、角质形成细胞生长因子（KGF）、Vγ5TCR、白细胞介素15（IL-15）、IL-1β、IL-23、自然杀伤细胞2族成员D（NKG2D）、组织相容性抗原60（H60）、小鼠UL16结合蛋白样转录子1（Mult1）、维甲酸早期诱导蛋白1（Rae1）的mRNA表达。结果:注射后1周，Vγ4T细胞清除组小鼠真皮细胞、淋巴结细胞中Vγ4T细胞比例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27.99、13.12， P<0.05）；Vγ4T细胞清除组和对照组小鼠皮肤大体情况和组织结构无明显区别，表皮组织厚度相近（ P>0.05）；Vγ4T细胞清除组小鼠表皮细胞中DETC比例为（3.9±0.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6±0.5）%（ t=4.84， P<0.05）。与对照+5次UVR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5次UVR组小鼠进行1次UVR后皮肤鳞屑增多，照射2次出现鳞屑样痂皮，照射3~5次鳞屑样痂皮明显增多。行UVR后即刻，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厚度较对照+1次UVR组明显增加（ t=11.50， P<0.05）。与单纯对照组相比，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小鼠表皮组织中Vγ5TCR的mRNA表达明显上调（ t=41.16， P<0.05），IL-23的mRNA表达明显下调（ t=6.52， P<0.05）；与单纯对照组相比，对照+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Vγ5TCR、KGF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15.22、13.22， P<0.05），IGF-Ⅰ、IL-23的mRNA表达均明显下调（ t值分别为3.71、4.95， P<0.05）；与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IGF-Ⅰ、KGF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11.40、18.88， P<0.05），IL-1β的mRNA表达明显下调（ t=4.42， P<0.05）；与对照+1次UVR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Vγ5TCR、IGF-Ⅰ、KGF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4.52、15.24、9.43， P<0.05）；4组小鼠表皮组织中IL-15的mRNA表达总体相近（ P>0.05）。与单纯对照组相比，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表皮组织中NKG2D、Rae1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3.67、47.40， P<0.05），对照+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NKG2D、Mult1、Rae1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5.30、6.50、9.16， P<0.05）；与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NKG2D、H60、Mult1、Rae1的mRNA表达均明显下调（ t值分别为4.57、4.13、4.67、27.36， P<0.05）；与对照+1次UVR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NKG2D、H60、Mult1、Rae1的mRNA表达均明显下调（ t值分别为5.77、8.18、12.90、8.08， P<0.05）。 结论:清除Vγ4T细胞有利于DETC增殖和毒性下调，可能促进UVR后小鼠表皮损伤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