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及高死亡率等特点,是严重威胁我国人口健康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疾病."一站式"CT检查,包括常规CT平扫(NCCT)、CT灌注(CTP)、CT血管造影(CTA),是目前AIS的一线影像学检查手段,然而上述检查技术在AIS的诊断、预后预测上仍存在着不足之处.近年来,双能量CT的发展为AIS的诊断、治疗决策选择、预后判断等方面提供了更多优势.本文将就双能量CT成像原理及常用技术、在AIS临床上的具体应用及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也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对骨骼肌损伤的机制。方法:分析两例COVID-19患者骨骼肌相关的临床和实验室特征以及组织病理学发现，其中1例来自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后患者腓肠肌穿刺标本，另1例来自血栓形成所致左下肢截肢的标本。结果:患者均出现肌肉疼痛症状、实验室检查显示与骨骼肌损伤有关的生化指标异常，如肌酸激酶同工酶和乳酸脱氢酶升高；病理改变较轻微，在所检查的两个肌肉病例中未发现明显的急性组织学改变或炎症。1#患者的病理显示主要是散在的肌纤维萎缩，而2#患者则出现肌纤维坏死和轻微炎症。CD68和白细胞共同抗原(LCA)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证实浸润的炎性细胞主要是组织细胞和淋巴细胞。1#患者鉴别诊断包括慢性神经肌肉疾病，2#患者则存在血栓形成引起的筋膜室综合征的可能性。结论:两例COVID-19患者与骨骼肌损伤有关的临床证据和病理改变表明SARS-CoV-2与肌肉组织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作用部位。

目的:探讨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对2007年9月至2020年11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2例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特征、标本的组织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结果:22例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年龄1个月至2.5岁，平均年龄9个月。男10例，女12例。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5例，产前发现肝脏病变3例，伴有皮肤血管瘤1例，伴有贫血6例，均未出现Kasabach-Merritt现象。CT检查肝组织内孤立性病变17例，多灶性5例。病理学检查：肿瘤直径0.6~11.0 cm，切面实性，灰红灰褐色，6例中央见出血坏死。显微镜下，15例孤立性先天性肝血管瘤见特征性的中央坏死区，周围组织疏松，可见毛细血管增生，管腔之间较多残留小胆管，扩张的血管内血栓形成，其中可见髓外造血及钙化。5例多灶性肝婴儿血管瘤见毛细血管分叶状或弥漫排列，管腔大小不等，可见较肥胖的血管内皮细胞及血管周细胞。2例海绵状血管瘤（静脉畸形）由扩张的分支状薄壁血管组成，内衬扁平的内皮细胞。22例肝脏血管瘤均表达血管内皮标志物CD31及CD34，不表达D2-40。5例多灶性肝婴儿血管瘤Glut1阳性，其余Glut1均阴性。结论: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罕见，其分型与成人不同，明确病理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肺动脉内膜肉瘤（PAIS）的病理形态、基因特征及鉴别诊断。方法:分析江苏省人民医院2016年2月至2019年11月确诊的3例PAIS，总结其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组织病理学特征、免疫组织化学表型及分子遗传学改变。结果:男性1例，女性2例；年龄分别为32、50、60岁；症状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咳嗽、胸闷气喘；影像学示低密度充盈缺损，拟诊为血栓或栓塞性疾病、黏液瘤可能。大体上肿瘤主体位于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内，延伸至心房、心室，小灶区侵犯周围肺实质；组织学示梭形细胞肉瘤，黏液背景中的肿瘤细胞形态类似于纤维母细胞或肌纤维母细胞，可见明显异型性、核分裂象及灶性坏死；免疫组织化学缺乏特异性标志物，肿瘤细胞波形蛋白阳性，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S-100蛋白、结蛋白、Fli-1、CD31、平滑肌肌动蛋白（SMA）、ERG不同程度阳性；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3例均显示MDM2扩增，2例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扩增。随访：1例分别于18、32、42个月出现胰腺+脾脏、胃体及肝脏转移，2例术后未见复发或转移。结论:PAIS是起自弹性肺动脉内膜的恶性间叶性肿瘤，形态学未见明确分化特征，基因检测发现MDM2、EGFR扩增。该肿瘤预后极差，手术彻底切除是短期缓解的唯一有效治疗方式，放化疗的作用尚有争议。

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炎，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特征性组织学表现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该病预后差，出现咳嗽或呼吸困难症状后中位生存期为4~5年。目前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多项研究表明该疾病存在高凝状态，较呼吸系统其他疾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高，然而是否对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进行预防性抗凝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就特发性肺纤维化发生高凝状态的机制及抗凝治疗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分析总结特发性肠系膜静脉硬化性肠炎的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结肠镜检查特征、治疗及转归等，旨在加强临床医生对该疾病的认识。方法:报道1例北京医院消化科收治的特发性肠系膜静脉硬化性肠炎患者，该患者因腹痛腹胀、停止排便排气3个月，再发伴呕吐2 d入院，结合患者病史、症状、体征、影像学及肠镜结果等，考虑患者不完全性肠梗阻病因为特发性肠系膜静脉硬化性肠炎；同时收集截至2021年4月国内外报道的特发性肠系膜静脉硬化性肠炎病例资料及相关文献，对该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等信息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联同本例复习截至2021年4月文献报道特发性肠系膜静脉硬化性肠炎病例共计206例，男女比例约2.75∶1；111例个案报道明确提及患者年龄，中位年龄59岁，≥65岁老年患者36例(32.4%)；常见临床表现包括腹痛、腹胀、腹泻、便血、恶心呕吐、停止排便排气等；病变好发部位包括盲肠、升结肠、横结肠等在内的右半结肠，其中以升结肠最易受累；影像学特征包括受累肠壁及邻近肠系膜血管线状、锯齿状或迂曲钙化，肠壁水肿增厚，肠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等；内镜下特征包括病变肠段黏膜水肿增厚、黏膜呈蓝紫色或青铜色改变、静脉迂曲扩张等；并发症包括肠梗阻、肠穿孔、肠坏死等；多数患者停服中药并经改善肠道微循环、抗炎、抗凝、抗感染等保守治疗措施后症状好转，疾病整体预后良好。结论:特发性肠系膜静脉硬化性肠炎是一种非阻塞、非血栓、非炎症性肠系膜静脉硬化所致的肠道缺血，该疾病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综合典型临床表现、特征性影像学、内镜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有助于明确诊断。

特发性非硬化性门静脉高压是一组少见的临床综合征，它的特征是没有肝硬化的组织学表现但有门静脉高压的临床表现，并且排除已知的可以引起门静脉高压的肝内外原因。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是可以确定与肝内血管病变的发展有关。目前认为可能的致病机制包括：免疫紊乱、慢性感染、毒物或药物损伤、微血栓形成、基因异常等。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和脾肿大，腹水和肝性脑病则较少见。实验室检查表现为脾功能亢进引起的贫血、血小板减少及白细胞减少，而肝功能正常或轻度异常。此外，有一部分患者处于临床前期，尚未出现门静脉高压的表现，仅仅在肝活组织检查时发现有门静脉血管异常。诊断以排除性诊断为主，肝活组织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总体预后较肝硬化患者好，但目前仍以控制胃食管静脉曲张出血、防治血栓形成等对症治疗为主。

钙化防御病罕见且死亡率高，因皮肤缺血坏死和感染导致剧痛，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常发生在终末期肾病（ESKD）患者，又称钙化性尿毒症性小动脉病（CUA），组织学特征是真皮微血管钙化、内膜纤维增生和微血栓形成。本文创新性运用人羊膜间充质干细胞（hAMSCs）多学科再生治疗1例34岁尿毒症女性患者，其臀部、双下肢广泛进行性溃疡，伴剧痛和恶臭分泌物，皮肤病理符合钙化防御病。患者因常规治疗无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行hAMSCs抢救性治疗，包括静脉和局部肌内注射、创面外敷hAMSCs培养上清液。患者的皮肤和软组织再生，血生化、炎症、矿物质和骨代谢指标、免疫功能紊乱好转。患者的视觉模拟疼痛量表治疗前为10分、治疗15个月为0分；Bates-Jensen伤口评价量表治疗前为65分、治疗15个月为13分；伤口生活质量调查问卷治疗前为68分、治疗15个月为0分。hAMSCs治疗CUA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机制可能与抑制血管钙化、促进新生血管和皮肤软组织再生修复、抗炎及免疫调节等有关。

目的:探讨肢体血管内筋膜炎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分子遗传学特征、诊断及与其他血管内病变的鉴别诊断。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北京积水潭医院的3例肢体血管内筋膜炎，行超声检查。光镜下观察组织形态，免疫组织化学采用EnVision二步法染色，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USP6基因易位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3例肢端血管内筋膜炎，女性2例，男性1例。患者年龄分别为29、32和46岁，发病部位分别为手指、手掌及前臂。肿物最大径0.6~1.2 cm。组织学上病变皆位于血管内，呈不规则的结节状增生。细胞梭形呈肌纤维母细胞样，间质疏松。1例呈血管壁内生长。免疫组织化学显示波形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阳性，Ki-67阳性指数低。FISH检测到1例发生USP6基因易位。3例患者随访24~62个月，未见复发。结论:血管内筋膜炎较少见，其需要与血管内其他病变如血管瘤、机化血栓及血管平滑肌瘤等鉴别。

目的:探讨年龄调整的Charlson合并症指数（ACCI）对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中国腹腔镜胃肠外科研究组-04研究中19家医院收治的242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54例、莆田市第一医院32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32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院31例、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17例、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1例、青海大学附属医院8例、梅州市人民医院8例、福建省立医院7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6例、龙岩市第一医院6例、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例、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4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4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4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例、广东省人民医院3例、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例）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93例，女49例；年龄为62（23~74）岁。观察指标：（1）患者年龄分布与合并症及ACCI情况。（2）ACCI分组及临床病理特征比较。（3）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术后早期并发症影响因素分析。（4）随访情况。（5）影响患者3年无复发生存率的因素分析。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或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采用X-Tile软件（3.6.1）分析ACCI分组临界值。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术后早期并发症影响因素。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3年无复发生存率影响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以逐步回归法纳入 P<0.05的单因素指标和临床上与预后密切相关的变量。 结果:（1）患者年龄分布与合并症及ACCI情况。242例患者中，<50岁28例，50~59岁68例，60~69岁113例，70~79岁33例；合并轻度肝病、伴有终末器官损害的糖尿病、脑血管疾病、消化性溃疡、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肺疾病、不伴终末器官损害的糖尿病分别为1、1、2、2、6、8、9例。242例患者ACCI为2（0~4）。（2）ACCI分组及其临床病理特征比较。X-Tile软件分析结果显示：ACCI=3为最佳分组临界值。根据ACCI最佳分组临界值将242例患者分为低ACCI组（ACCI<3）194例和高ACCI组（ACCI≥3）48例。低ACCI组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术前合并症，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Ⅰ级、Ⅱ级、Ⅲ级），肿瘤长径，组织学类型（印戒细胞癌或低分化腺癌、中分化或高分化腺癌），肿瘤病理学T分期（T1期、T2期、T3期、T4期），化疗周期分别为（58±9）岁，（22.6±2.9）kg/m 2，31例，106、85、3例，（4.0±1.9）cm，104、90例，16、29、72、77例，6（4，6）个；高ACCI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70±4）岁，（21.7±2.7）kg/m 2，23例，14、33、1例，（5.4±3.1）cm，36、12例，3、4、13、28例，4（2，5）个；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4.37、1.98， χ2 =22.64， Z=-3.11， t=-2.91， χ2 =7.22， Z=-2.21、-3.16， P<0.05）。（3）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术后早期并发症影响因素分析。242例患者中，33例发生术后早期并发症，包括局部并发症20例，系统性并发症16例，部分患者同时合并多种并发症。20例局部并发症包括腹腔感染12例，吻合口漏7例，切口感染、腹腔出血、吻合口出血各2例，淋巴液漏1例。16例系统性并发症包括肺部感染11例，心律失常、脓毒血症各2例，肝衰竭、肾衰竭、肺动脉栓塞、深静脉血栓、尿路感染、尿潴留各1例。33例发生术后早期并发症患者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Ⅰ级、Ⅱ级、Ⅲa级、Ⅲb级、Ⅳ级分别为3、22、5、2、1例。低ACCI组患者术后早期并发症、局部并发症、系统性并发症分别为22、13、9例；高ACCI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1、7、7例；两组患者早期并发症、系统性并发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4.38，4.66， P<0.05）；局部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2.20，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CCI是影响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发生早期并发症的相关因素（比值比=2.32，95%可信区间为1.04~5.21， P<0.05）。（4）随访情况。242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6（1~46）个月。随访期间，53例患者死亡，13例带瘤生存。242例患者3年无复发生存率为73.5%。低ACCI组患者随访时间为36（2~46）个月，随访期间，29例患者死亡，10例带瘤生存，患者3年无复发生存率为80.0%；高ACCI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35（1~42）个月，24、3例，47.4%；两组患者3年无复发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0.49， P<0.05）。（5）影响患者3年无复发生存率的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合并症、ACCI、肿瘤长径、组织学类型、血管侵犯、淋巴管侵犯、神经侵犯、肿瘤病理学TNM分期、术后早期并发症是影响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3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相关因素（风险比=2.52，3.64，2.62，0.47，2.87，1.90，1.86，21.77，1.97，95%可信区间为1.52~4.17，2.22~5.95，1.54~4.46，0.27~0.80，1.76~4.70，1.15~3.12，1.10~3.14，3.01~157.52，1.11~3.50，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CCI、肿瘤病理学TNM分期、辅助化疗是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3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3.65，11.00，40.66，0.39，95%可信区间为2.21~6.02，1.40~86.73，5.41~305.69，0.22~0.68， P<0.05）。 结论:ACCI是影响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发生早期并发症的相关因素，ACCI、肿瘤病理学TNM分期、辅助化疗是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3年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