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寻找参与蕈样肉芽肿（MF）患者瘙痒发生的相关分子。方法:纳入2009年10月至2021年8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的522例MF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统计瘙痒发生率。根据是否有瘙痒症状对患者进行分组，分析其中49例患者皮损活检组织的RNA测序数据，寻找有瘙痒症状与无瘙痒症状患者的差异表达基因；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分别检测88例MF患者血清和81例MF患者组织CC趋化因子17（CCL17）蛋白表达量；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46例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活化和分化标记，寻找与瘙痒症状相关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使用 χ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Spearman相关性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522例患者中，男305例，女217例；早期MF 347例，进展期MF 175例。MF患者瘙痒发生率为67.2%（351例），进展期患者瘙痒发生率（81.7%，143/175）较早期患者（59.9%，208/347）上升（ χ2 = 25.03， P<0.001）。RNA测序结果显示，瘙痒MF患者CCL17 mRNA表达量高于无瘙痒MF患者（差异表达倍数= 10.09， P<0.001）。瘙痒患者血清CCL17浓度[1 017.05（377.12，4 831.80）pg/ml]较无瘙痒患者[361.66（180.47，500.08）pg/ml]上升（ Z = -4.57， P<0.001），且与瘙痒评分呈正相关（ r = 0.57， P = 0.010）。在早期和进展期MF患者中，瘙痒患者血清CCL17浓度均高于无瘙痒患者（ Z = -3.68， P<0.001； Z = -2.54， P = 0.011）。瘙痒患者与无瘙痒患者CCL17免疫组化相对定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 = -1.84， P = 0.066）。瘙痒患者CD3 +CD4 +CD26 -CCR4 +恶性T细胞百分比高于无瘙痒MF患者（ Z = -2.03， P = 0.043），且与血清CCL17浓度呈正相关（ r = 0.49， P<0.001）。 结论:MF瘙痒患者皮损组织CCL17mRNA和血清CCL17浓度上升，CCL17与MF患者瘙痒发生相关，可能通过招募CD3 +CD4 +CD26 -CCR4 +恶性T细胞参与瘙痒发生。

目的:探讨CC趋化因子ligand-5(CCL5)促进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早期巨噬细胞浸润的机制。方法:使用成年雄性C57BL/6野生型和CCL5缺陷小鼠进行实验，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假手术组小鼠经历缺血灌注模型方案，但没有进行血管闭塞， n＝10)；缺血再灌注模型组(用异氟烷麻醉小鼠，进行中线剖腹手术，并将一个无创伤夹子放置在静脉门、肝动脉和胆管上，以中断左侧外侧叶和中叶的血液供应，在部分肝脏缺血60 min后，移除夹子以开始再灌注， n＝10)；CCL5拮抗剂＋模型组[在即将开始再灌注之前，CCL5拮抗剂＋模型组接受单次推注静脉注射趋化因子受体5(CCR5)受体拮抗剂马拉维诺， n＝10]；CCL5缺陷组(CCL5缺陷小鼠， n＝10)；通过收集小鼠血液用VTROS DT60 Ⅱ化学系统检测谷丙转氨酶(ALT)含量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ALT mRNA及MPO mRNA的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的数量；通过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巨噬细胞对肺部的浸润情况；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检相关炎性因子的蛋白表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中ALT含量[(521.36±20.65)比( 4126.55±326.68)， F＝16.237， P<0.05]及MPO[(1.78±0.54)比(7.66±2.34)， F＝14.211， P<0.05]活性升高，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前1～3 h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与CCL5缺陷组中CD45 ＋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第24小时缺血再灌注模型组较CCL5缺陷组CD45 ＋的数量升高[(2.91±0.23)比(1.65±0.17)， F＝16.311， P<0.05]。再灌注后1、2、8和24h中，发现缺血再灌注模型组CD68 ＋细胞数量较假手术组高[(94.62±8.55)比(23.68±3.11)，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缺血再灌注早期CCL5缺陷组中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76.38±6.77)比(94.62±8.55)，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肿瘤坏死因子(TNF)-α[(1.12±0.23)比(3.24±0.42)， F＝11.352， P<0.05] 、白细胞介素(IL)-1β[(1.03±0.08)比(2.87±0.35)， F＝12.452， P<0.05] 、IL-6[(0.95±0.02)比(2.58±0.21)， F＝15.652， P<0.05]的蛋白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TNF-α[(3.24±0.42)比(1.35±0.14)， F＝14.252， P<0.05]、IL-1β[(2.87±0.35)比(1.22±0.15)， F＝13.723， P<0.05]、IL-6[(2.58±0.21)比(1.35±0.26)， F＝14.312， P<0.05]的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CL5促进早期肝脏缺血再灌注期间循环巨噬细胞对肝脏的浸润，并介导随后的促炎症损伤。

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分析脓毒症外源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大鼠的差异表达基因（DEG），从转录组水平探讨脓毒症ARDS的早期诊断及防护机制。方法:将12只6~8周龄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脂多糖（LPS）致脓毒症ARDS模型组（模型组，腹腔注射LPS 15 mg/kg）与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每组6只。分别提取两组大鼠左肺组织RNA，采用illumina Hiseq测序平台的双端测序模式进行高通量测序。采用DESeq2软件以| log 2差异倍数（FC）|≥3且 P<0.001筛选DEG。对DEG进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数据库（KEGG）通路富集分析。使用STRING在线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网络并筛选关键基因。分离并提取2021年3月至11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收治的20例脓毒症患者及20例年龄匹配的同期健康体检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对关键基因进行验证。 结果:共筛选出DEG 286个，其中上调基因202个，下调基因84个。GO富集分析表明，DEG主要参与了中性粒细胞趋化迁移、抗菌体液反应、宿主免疫应答及体液免疫反应等生物学过程；KEGG富集分析显示，DEG主要通过参与白细胞介素-17（IL-17）信号通路、肿瘤坏死因子（TNF）信号通路及趋化因子信号通路发挥生物学作用。PPI分析共筛选出节点蛋白262个，相互作用关系852条边；筛选出前15位关键基因，分别为IL-6、TNF、IL-10、IL-1β、CXC趋化因子配体1（CXCL1）、CXCL10、CXC趋化因子受体3（CXCR3）、CXCR2、CXCL9、CC趋化因子配体7（CCL7）、CXCL11、CCL1、CXCL13、CCL12、CCL22。采用RT-qPCR对脓毒症ARDS患者与健康对照者PBMC进行差异基因测序验证，结果显示，脓毒症患者5个代表性关键基因表达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IL-6 mRNA（2 -ΔΔCt）：2.803±1.081比0.951±0.359，TNF mRNA（2 -ΔΔCt）：2.376±0.799比1.150±0.504，CXCL10 mRNA（2 -ΔΔCt）：2.500±0.815比1.107±0.515，CXCR3 mRNA（2 -ΔΔCt）：1.655±0.628比0.720±0.388，CCL22 mRNA（2 -ΔΔCt）：1.804±0.878比1.010±0.850，均 P<0.05〕，与RNA测序结果一致。 结论:炎症细胞趋化迁移脱颗粒、细胞因子免疫应答反应等生物学过程和CXCL10/CXCR3、IL-17等信号通路在脓毒症外源性ARDS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肺损伤机制和临床防治的新思路及新靶点。

目的:探索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接受靶向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D-1）及其配体（PD-1 ligand，PD-L1）的免疫治疗的疗效预测标志物，以及分析其与肿瘤免疫微环境之间的关系。方法:（1）从GEO数据库中下载来源于两个独立临床队列的55例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的NSCLC患者的基因表达谱数据和相关临床数据，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与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相关的基因。（2）选取2016年4月至2019年8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CICAMS）中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前的NSCLC患者26例病理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方法验证筛选基因的预测价值。（3）利用从TCGA数据库中下载的NSCLC基因表达谱数据，分析疗效预测标志物与肿瘤免疫微环境中PD-L1和浸润性免疫细胞之间的关系。结果: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只有T细胞表面糖蛋白CD3γ链（CD3G）在GEO数据库的两个临床队列中均为NSCLC患者PFS的风险预测基因（GSE93157： P=0.049；GSE136961： P=0.034）。进一步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CD3G高表达组，PFS显著延长（ P=0.012）。CICAMS临床队列的生存分析结果也证明CD3G高表达的NSCLC患者在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后，预后更好（ P=0.001）。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也显示CD3G是PFS的独立预测因子（单因素： P=0.002；多因素： P=0.001）。肿瘤免疫微环境分析结果显示CD3G不仅与PD-L1表达呈正相关（肺腺癌： r=0.44， P < 0.001；肺鳞癌： r=0.37， P < 0.001），而且与CD8 + T细胞的浸润水平呈正相关（肺腺癌： r=0.13， P=0.002；肺鳞癌： r=0.70， P < 0.001）。CD3G也与CD8 + T细胞趋化因子CCL5、CXCL9、CXCL10和CXCL11的表达呈正相关。 结论:CD3G高表达的NSCLC患者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后，临床获益更高。CD3G具有作为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标志物的潜力。

目的:探讨Krüppel样因子4（KLF4）在巨噬细胞炎症反应中的表达特点与作用及其对脓毒症小鼠炎症反应与脏器损伤的作用，为烧创伤脓毒症的靶向治疗奠定理论基础。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取小鼠RAW264.7巨噬细胞与从10只6~8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中提取的原代腹腔巨噬细胞（PM）进行实验。采用内毒素/脂多糖（LPS）分别处理RAW264.7巨噬细胞与PM 0（未处理）、1、2、4、6、8、12、24 h构建巨噬细胞炎症反应模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RT-PCR）法检测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6、CC趋化因子配体2（CCL2）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mRNA表达，据此确定后续部分实验LPS处理时间。用LPS处理RAW264.7巨噬细胞0、8 h，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KLF4的定位与蛋白表达；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平台对细胞进行转录组测序，采用DESeq2软件筛选2种处理时间细胞间的差异表达基因（DEG）。采用LPS分别处理RAW264.7巨噬细胞与PM 0、1、2、4、6、8、12、24 h，分别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与蛋白质印迹法检测KLF4的mRNA与蛋白表达。将RAW264.7巨噬细胞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阴性对照组与KLF4过表达组，分别转染对应质粒后用LPS处理0、8 h，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检测KLF4、IL-1β、IL-6、CCL2与TNF-α的mRNA表达，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KLF4蛋白表达。前述实验样本数均为3。将40只6~8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KLF4过表达组和阴性对照组（每组20只），分别注射相应转染注射液后构建盲肠结扎穿孔脓毒症模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从2组小鼠中各选取12只，观察建模后72 h内生存情况。于建模后8 h取2组分别剩余的8只小鼠，先行眼球取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血清中IL-1β、IL-6水平，采用干化学法检测血清中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后取心脏、肺脏、肝脏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后观察损伤情况。对数据行独立样本 t检验、Cochran&Cox近似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Dunnett检验、Brown-Forsythe和Welch单因素方差分析、Dunnett T3检验、log-rank（Mantel-Cox）检验。 结果:与LPS处理0 h比较，LPS处理6 h与8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IL-1β mRNA表达、LPS处理4~12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IL-6 mRNA表达、LPS处理8 h和12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CCL2 mRNA表达以及LPS处理4~8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TNF-α mRNA表达均显著上调（ P<0.05或 P<0.01），LPS处理4~8 h PM中IL-1β与CCL2 mRNA表达、LPS处理2~24 h PM中IL-6 mRNA表达以及LPS处理2~12 h PM中TNF-α mRNA表达均显著上调（ P<0.05或 P<0.01）。选取8 h作为后续部分实验的LPS处理时间。KLF4主要定位在RAW264.7巨噬细胞的细胞核中。与LPS处理0 h比较，LPS处理8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KLF4蛋白表达明显减少；LPS处理8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有1 470个差异表达显著的DEG，包括转录表达显著下调的 KLF4［错误发现率<0.05，log 2（差异倍数）=-2.47］。与LPS处理0 h比较，LPS处理6~24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KLF4 mRNA表达、LPS处理1~24 h RAW264.7巨噬细胞与PM中KLF4蛋白表达以及LPS处理4~24 h PM中KLF4的mRNA表达均明显降低（ P<0.05或 P<0.01）。与阴性对照组比较，KLF4过表达组LPS处理0、8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KLF4的mRNA（ t'值分别为17.03、8.61， P<0.05或 P<0.01）与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LPS处理0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IL-6、CCL2的mRNA表达均明显升高（ t值分别为6.29、3.40， P<0.05或 P<0.01），LPS处理8 h RAW264.7巨噬细胞中IL-1β、IL-6、CCL2、TNF-α的mRNA表达均显著下降（ t值分别为10.52、9.60、4.58、8.58， P<0.01）。KLF4过表达组小鼠建模后72 h内生存比例明显高于阴性对照组（ χ2=4.01， P<0.05）。建模后8 h，KLF4过表达组小鼠血清中IL-1β、IL-6与ALT、AST水平分别为（161±63）、（476±161）pg/mL与（144±24）、（264±93）U/L，明显低于阴性对照组的（257±58）、（654±129）pg/mL与（196±27）、（407±84）U/L（ t值分别为3.16、2.44与4.04、3.24， P<0.05或 P<0.01）。建模后8 h，与阴性对照组比较，KLF4过表达组小鼠心脏、肺脏、肝脏的组织结构紊乱减轻，炎性渗出明显减少，脏器实质细胞病理样改变明显减轻。 结论:KLF4在LPS诱导的巨噬细胞炎症反应中表达显著下降，显著抑制巨噬细胞炎症反应；KLF4显著提高脓毒症小鼠生存率并缓解炎症反应与脓毒症相关脏器损伤。

目的:探究血清白细胞介素17A（IL-17A）、趋化因子配体19（CCL19）水平与狼疮性肾炎患者疾病活动度的关系。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选取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020年6月至2023年2月收治的狼疮性肾炎患者100例为疾病组，依据疾病活动指数将患者分为非活动组（32例）、轻度活动组（21例）、中度活动组（29例）、重度活动组（18例）；另选取同期进行体检的健康者100例作为对照组。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IL-17A、CCL19表达水平；Pearson法分析狼疮性肾炎患者血清IL-17A、CCL19与常规指标的相关性；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血清IL-17A、CCL19对狼疮性肾炎疾病活动度为中/重度的诊断价值。结果:疾病组血清IL-17A、CCL19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252.63 ± 64.47）ng/L比（123.27 ± 25.12） ng/L、（566.98 ± 73.36） ng/L比（275.63 ± 50.48）ng/L]（ t = 18.70、32.72， P<0.05）；重度活动组、中度活动组、轻度活动组血清IL-17A和CCL19水平均高于非活动组[（331.42 ± 87.46）、（278.50 ± 74.19）、（232.34 ± 59.16）ng/L比（198.18 ± 46.22）ng/L，（662.33 ± 89.57）、（606.14 ± 79.25）、（552.84 ± 68.36）ng/L比（487.13 ± 62.19）ng/L]，且随着疾病活动度的增加，血清IL-17A、CCL19水平均逐渐升高（ F = 17.86、25.35， P<0.05）；活动组肾小球滤过率、白蛋白、补体C 3、补体C 4均显著低于非活动组[（69.17 ± 13.25）ml/（min·1.73 m 2）比（86.18 ± 14.16）ml/（min·1.73 m 2）、（24.18 ± 5.11）g/L比（31.25 ± 6.35）g/L、（432.35 ± 95.22）mg/L比（675.42 ± 125.16） mg/L、（76.58 ± 17.51）mg/L比（121.42 ± 27.18）mg/L]，血肌酐、尿蛋白、红细胞沉降率均显著高于非活动组[（92.34 ± 16.24）μmoI/L比（53.21 ± 9.17）μmoI/L、（3.43 ± 0.82）g/24 h比（1.26 ± 0.23）g/24 h、（66.37 ± 12.28）mm/1 h比（35.62 ± 8.67）mm/1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 = 5.86、5.97、10.74、9.93、12.70、14.67、12.74，均 P<0.05）；狼疮性肾炎患者血清IL-17A、CCL19与肾小球滤过率、白蛋白、补体C 3、补体C 4均呈负相关，与血肌酐、尿蛋白、ESR均呈正相关（ P<0.05）；血清IL-17A、CCL19二者联合诊断狼疮性肾炎疾病活动度的曲线下面积为0.961，优于各自单独诊断（ Z = 2.24和3.16， P = 0.025和0.002）。 结论:血清IL-17A、CCL19表达水平随着狼疮性肾炎患者疾病活动度的增加而逐渐升高，二者联合检测对狼疮性肾炎疾病活动度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WNT1诱导信号通路蛋白2对棕榈酸以及脂多糖诱导的炎症中巨噬细胞极化的调节作用。方法:用不同浓度的WISP2蛋白处理巨噬细胞系RAW264.7，采用Cell-Titer发光法测定细胞活力，确定WISP的作用浓度。将细胞分为对照组、棕榈酸处理组、棕榈酸联合不同浓度WISP2处理组(10 μg/L及100 μg/L)以及脂多糖处理组、脂多糖联合不同浓度WISP2处理组(10 μg/L及100 μg/L)。应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各组巨噬细胞中M1及M2表型分子的mRNA水平；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巨噬细胞分泌的重要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IL)-6的蛋白水平。结果:和对照组相比，10 μg/L、100 μg/L WISP2处理组均未对RAW264.7细胞的活性产生影响，却显著上调 Tnfα(1.877±0.039、2.202±0.034， F＝309.7， P<0.001)、 Il6(1.418±0.056、1.506±0.059， F＝81.39， P<0.00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1.620±0.014、1.982±0.125， F＝71.45， P<0.001)、趋化因子c-c配体( Ccl3)(1.892±0.118、1.942±0.132， F＝32.93， P<0.001)和诱导型-氧化氮合酶( iNos)(1.691±0.201、1.548±0.090， F＝13.60， P<0.05)mRNA表达，显著下调抗炎因子 Tgfβ(1.376±0.025、2.152±0.107， F＝1.846， P<0.05)、 CD206(2.123±0.031、3.139±1.663， F＝8.037， P<0.05)、 Il4(2.098±0.464、2.494±0.141， F＝48.68， P<0.01)、 Il10(1.303±0.216、1.574±0.274， F＝5.774， P<0.05)mRNA表达，使其向M1型巨噬细胞极化；与对照组相比，100 μmol/L棕榈酸能在转录及蛋白水平温和而显著地增加TNF-α、IL-6等炎症因子的表达；与棕榈酸单独刺激相比，给予WISP2联合处理进一步促进巨噬细胞炎症因子TNF-α[(589.4±17.0)ng/L、(692.6±83.4)ng/L， F＝56.38， P<0.05]、IL-6[(15.13±1.14)ng/L、(13.33±1.22)ng/L， F＝23.32， P<0.001]的蛋白表达及趋化因子 Mcp1(160.0±9.8、140.0±18.9， F＝141.1， P<0.0001)和 Ccl3(17.76±1.92、14.41±1.27， F＝125.2， P<0.0001)的mRNA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100 μg/L脂多糖在蛋白水平强烈刺激巨噬细胞TNF-α[(3444±423)ng/L， F＝71.20， P<0.0001]、IL-6[(497.0±41.2)ng/L， F＝63.50， P<0.0001]等炎症因子的高表达；与脂多糖单独刺激相比，给予WISP2联合处理进一步显著上调趋化因子 Mcp1(106.8±8.7、118.7±4.6， F＝251.5， P<0.0001)和 Ccl3(35.3±12.5、116.4±4.5， F＝160.1， P<0.0001)的mRNA的表达。 结论:脂肪因子WISP2能在棕榈酸以及脂多糖诱导的炎症中促进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并且在不同炎症反应条件下其对巨噬细胞极化的调节作用不同。

目的:探讨活化蛋白C（APC）及其可溶性内皮细胞蛋白C受体（sEPCR）是否通过调控CC趋化因子配体2（CCL2）表达而对SLE的病情活动程度产生影响。方法:采用ELISA法检测94例SLE患者及35名健康对照者血浆中APC、sEPCR和CCL2水平，并对APC、sEPCR与SLEDAI及CCL2表达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同时采用细胞体外培养方法观察重组APC对CCL2表达和对NF-κB信号通路的作用。正态分布的2组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2组计量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2组计量资料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血浆APC水平在SLE患者虽有升高，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75.55（205.03，964.90）ng/ml和398.50（216.60，835.32）ng/ml， Z=0.221， P=0.825]，而sEPCR水平则明显升高[（215±104）ng/ml和（127±73）ng/ml， t=4.734， P<0.01]，导致SLE患者的APC/sEPCR比率明显下降[2.4（0.9，4.7）和4.2（2.2，8.5）， Z=3.212， P=0.001]；CCL2水平在SLE患者为[543.45（285.48，1 216.25）pg/ml]，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173.5（109.825，300.30）pg/ml， Z=5.801， P<0.01]。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SLE患者APC/sEPCR比率下降的程度与SLEDAI（ r=-0.245， P=0.016）及CCL2表达水平（ r=-0.262， P=0.012）呈负相关。体外实验结果表明APC以剂量依赖性方式抑制脂多糖刺激的单核细胞株人外周血的单核细胞系（THP）-1表达CCL2，并伴随NF-κB DNA结合活性水平的受抑，这一作用可被蛋白C抑制剂拮抗。 结论:APC/sEPCR比率与SLEDAI相关性联系，提示其可作为SLE病情活动的判断指标。APC可通过抑制NF-κB的活性来下调CCL2的表达，而sEPCR在SLE中的过度表达，使得APC这一抗炎作用减弱，可能与蛋白C系统对SLE病情活动程度的影响有关。

目的:研究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TIMP）-1 siRNA、TIMP-2 siRNA对CCl 4诱导的肝纤维化大鼠肝星状细胞(HSC)中smad 2/3/4蛋白表达的影响。 方法:采用前期构建的TIMP-1 siRNA、TIMP-2 siRNA治疗后肝纤维化大鼠的肝脏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用免疫组织化学、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及Real-time PCR法检测smad2、smad3、smad4的蛋白表达和相应的mRNA表达水平，并用正置荧光显微镜计数免疫荧光双标记TUNEL阳性细胞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阳性细胞。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ANOVA方差分析，均数两两比较采用SNK检验。结果: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TIMP-1 siRNA组、TIMP-2 siRNA组中smad2、smad3、smad4的蛋白表达量较模型组、阴性对照组明显减少（ P值均< 0.05）。Western blot结果也显示相同趋势，TIMP-1siRNA组、TIMP-2siRNA组中smad2、smad3、smad4的蛋白表达量较模型组、阴性对照组显著减少（ P值均< 0.01）。TIMP-1siRNA组、TIMP-2siRNA组smad2、smad3、smad4的mRNA表达量较模型组、阴性对照组明显减少（ P值均< 0.05）。免疫荧光显示TIMP-1 siRNA组（0.014 3±0.002 4）、TIMP-2 siRNA组（0.010 7±0.004 4）活化HSC的凋亡指数较模型组(0)、阴性对照组（0.002 4±0.002 4）增加（ P值均< 0.05）。 结论:TIMP-1 siRNA、TIMP-2 siRNA促进了活化HSC的凋亡，对smads蛋白的表达量有明显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