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检验样本的转运和保存是检验全程管理的重要阶段，由于其过程复杂、影响因素多、操作难以规范，因此也是实验室管理的难点和痛点。为规范临床检验样本的转运和保存，符合样本质量控制和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制定该专家共识。共识从转运人员资质和培训、样本包装和时限、样本交接和验收、自动化物流系统、意外时应急处理、样本保存和应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进行阐述，并跟踪和监测整个运输过程，以进一步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

目的:探讨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在机械通气患者高压氧治疗转运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浙江明州康复医院需行高压氧治疗的200例机械通气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00例。观察组采用自行设计的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对照组采用传统交接单，比较2组护理不良事件及交接不清的发生情况、护士满意度及平均交接时间。结果:观察组护理不良事件和交接不清的发生数分别为8例、2例，分别少于对照组的21例、11例，护士满意度高于对照组(96.0% vs. 8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平均交接时间为(9.95±1.23)min，短于对照组的(22.46±1.38)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SBAR模式转运交接单的运用规范了机械通气患者高压氧治疗过程中的转运交接流程，有效减少了护理不良事件及交接不清等问题的发生，提高了转运交接的工作效率及交接护士双方的工作满意度，保障了重症患者的转运安全。

目的:对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实习阶段进行基于置信职业行为(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EPAs)的评价，以发现临床实习教学中的不足。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选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临床实习的2017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50名学生进行EPAs的自我评价(自评)和带教教师评价(他评)，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对自评和他评的结果进行比较，并将每个指标评价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和无法评价的比例进行统计。结果:大多数指标的自评和他评结果一致，如EPA1(接诊患者)、EPA5(医疗文书书写)、EPA6(病例汇报)的自评和他评结果均为3(3，4)；少数指标存在差异，如EPA10(知情同意)的自评和他评结果分别为3(3，4)和3(2，3)，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部分指标自评和他评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均较高，如EPA1(接诊患者)、EPA5(医疗文书书写)、EPA6(病例汇报)的比例分别为100.0%和88.2%、94.0%和91.8%、90.0%和91.8%。部分指标自评和他评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较低，如EPA8(危急重症识别与处理)、EPA9(患者转运与交接)的比例分别为30.0%和43.6%、50.0%和51.8%。 结论: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EPAs自评和他评结果基本一致，基本达到临床实习教学要求，部分EPAs指标评价结果与住院医师入职基本要求相比仍有不足，建议进一步完善临床实习教学，以促进与毕业后教育的平稳过渡。

目的:了解临床医护人员对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的认知及实施现状，分析目前医护人员对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认知及实施现状的差异，为改善医护人员院内转运现状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8年12月1—20日选取荆州市某三甲医院306名临床医护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的方式对医护人员进行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认知及实施现状的调查，采用 t检验对转运认知与实施现状情况进行比较。 结果:医护人员对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认知得分（120.98±17.66）分，其中转运交接分数最高，为（28.41±3.40）分；组织管理分数最低，为（22.70±3.94）分。实施现状得分（105.56±25.42）分，其中转运交接维度分数最高，为（26.41±4.91）分；教育培训分数最低，为（18.37±5.63）分。各条目认知得分与实施现状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医护人员在转运认知方面分数均高于执行现状分数。医院管理者可根据执行现状的调查结果，针对该现状提出相应的管理条例及改进措施，保证危重症患者的院内转运安全。

目的:总结心脏危重症患者使用直升机进行医疗转运的管理经验，为在重大自然灾害背景下危重症患者转运提供借鉴。方法:收集2021年7月21日16：30至7月22日19：30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因历史罕见特大暴雨使用直升机转运的36例心脏危重症患者的临床及转运资料。在迅速组建转运领导协调组、明确职责及分工，做好患者病情、管道评估及机械循环辅助（MCS）设备的预处理，模拟演练转运流程，提高转运实施过程的安全性，与目标医院进行有效交接等的完备措施下，采用直升机对心脏危重症患者实施转运。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种、MCS情况、转运情况及转归。结果:36例心脏危重症患者分别来自成人心外重症监护病房（ICU）、成人心脏重症监护病房（CCU）、儿童CCU、综合ICU和神经疾病科；其中，男性24例，女性12例；年龄（50.93±20.86）岁；12例患者使用呼吸机，7例患者需要MCS设备支持〔其中2例既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CMO），又需要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支持〕，7例患者为心脏术后。36例患者转运总距离1 638.4 km，共历时10.5 h，直升机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约8 min，每位患者平均转运用时约17.5 min。36例患者转运途中生命体征基本稳定，未发生转运相关不良事件，均安全到达目标医院。结论:在迅速组建转运领导协调组、评估患者病情及预处理、模拟演练转运流程、与接收医院有效交接等各环节的无缝衔接下，使用直升机对心脏危重症患者进行医疗转运具有可行性和安全性，可为拯救患者生命和进一步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随着医联体建设的不断完善，双向转诊、上下联动分级诊疗模式广泛开展，危重症患者的院际转运频次明显增加 [1]。院际转运是危重症患者管理的重要内容，约50%的危重症患者会经历院际转运 [2]。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不良事件发生率约为12.5%~62% [3]。经历院际转运危重症患者的死亡比例比普通危重症患者高4%~8% [2,4]。如何保障危重症患者的院际转运安全，促进患者在不同医疗单位治疗的连续性，成为当前亟需关注的问题。2003年澳大利亚发布《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最低标准》 [5]，2004年美国发布《危重症患者院际和院内转运指南》 [6]，2010年我国发布《中国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0）》（草案） [7]，2011年英国发布《危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1）第3版》 [8]，上述危重症患者转运指南对院内和院际转运工作给予了综合性的指导建议。目前院内转运工作趋于成熟 [9]，院际转运工作中的转运决策、转运风险评估分级、人员及设备配置、患者信息交接的连续性等关键问题需继续探究。

目的:探讨急诊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QC)成果在降低救护车交接班缺陷率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濮阳市油田总医院2017年2～8月未开展急诊QC的救护车出诊作为对照组，另选取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开展QC活动的救护车出诊作为观察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急救车管理模式，观察组以QC活动为指导展开急救车管理。比较两组出车情况(定期检查时间、出车所需时间、交接班时间)、救护车交接班缺陷发生率、设备、药物应急备用状态完好率及抢救成功率、无形成果、家属抢救满意度及社会效益。结果:①观察组定期检查时间长于对照组，出车所需时间、交接班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观察组车载物品应急备用状态完好率及抢救成功率(99.80%、91.08%)高于对照组(92.98%、81.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③观察组救护车交接班缺陷发生率0.20%低于对照组的5.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④经调查得知，观察组家属抢救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⑤活动实施后解决问题能力、团队精神、责任荣誉、沟通协调、工作能力6方面评分高于活动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⑥社会效益：通过近期对策实施，为院前急救危重患者带来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保障院前急救工作的安全性，提升科室形象，保障患者转运途中救治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为患者从院前转至院内争取宝贵救治时间，提高患者的救治率。 结论:在救护车交接班工作管理中，QC活动能及时发现救护车交接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时给出解决方案，降低救护车交接班缺陷率，增强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抢救成功率及家属对抢救工作满意度，并可增强科室人员综合能力，提升社会效益。

目的:探讨基于SBAR交班模型改良急诊危重患者转运交接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苏北人民医院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急诊危重患者102例，根据抽签法将其分为常规组和干预组，各51例。常规组患者给予常规交班模式，干预组给予患者基于SBAR交班模型的改良模式。观察比较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患者投诉事件、满意度及交接质量的变化。结果:对急诊危重患者给予基于SBAR交班模型的改良模式后，干预组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显著优于常规组，患者投诉事件明显低于常规组，满意度显著高于常规组，交接质量显著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对急诊危重患者实施基于SBAR交班模型的改良模式后，能明显降低患者转运交接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减少交接时间，提高患者对交接护士的满意程度，从而最大程度降低患者转运交接的投诉率，保障了交接质量与安全。

目的:检索、评价及整合术后危重患者转运相关证据，为临床制订术后危重患者转运相关策略提供循证依据。方法:依据循证"6S"证据资源金字塔模型，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检索中英文数据库、指南网及相关专业协会网站，纳入与危重患者转运相关的临床决策支持、指南、专家共识、证据总结、系统评价、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为2012年1月1日—2022年1月31日。由4名研究者对指南进行评价，2名研究者对其余类型的证据进行质量评价，2名研究者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证据的提取、翻译、整合。结果:共纳入16篇文献，其中指南2篇、专家共识1篇、证据总结2篇、系统评价10篇、随机对照试验1篇。最终从转运人员资质及责任、转运设备及技术、安全文化与培训、转运前准备、转运途中护理、转运后交接6个方面汇总49条最佳证据。结论:本研究整合了术后危重患者转运相关的最佳证据，为临床制订术后危重患者转运策略提供循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