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描述我国≥15岁吸烟人群复吸情况，分析影响复吸行为的主要因素。方法: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个区/县的400个居委会/村，以面对面调查的方式收集≥15岁居民吸烟和复吸的相关数据。采用SAS 9.4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和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复吸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调查共完成个人问卷19 376份，应答率为91.50%。2018年我国≥15岁吸烟者中复吸率为66.05%，其中男性66.59%，女性55.79%；15~24岁年龄组复吸率最高（82.6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5~24岁年龄组（ OR=4.618，95% CI：1.981~10.763）、现在使用电子烟（ OR=9.782，95% CI：3.139~30.490）、过去30 d看到过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OR=1.710，95% CI：1.291~2.265）人群的复吸率较高；与家中室内允许吸烟或没有规定相比，完全不允许吸烟（ OR=0.562，95% CI：0.439~0.719）和部分允许吸烟（ OR=0.487，95% CI：0.366~0.647）的人群复吸率较低。 结论:中国吸烟者的复吸率较高，尤其是年轻人。建议针对本研究发现的影响因素开展相应的干预以降低复吸率，助力实现“健康中国2030”既定的控烟目标。

间质性肺疾病（ILD）是一组主要累及肺间质及肺泡腔，引起肺泡-毛细血管功能单位丧失的弥漫性间质性病变的总称，包括200多种具体病种。ILD的病因众多，不同类型的ILD其发病机制、病理改变、自然演变和预后均有不同，但相当一部分ILD在疾病过程中最终出现肺纤维化。过去将这些疾病称为致纤维化性ILD （fibrosing ILD），近年来提出以进展性纤维化间质性肺疾病（progressive fibrosing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PF-ILD）这一术语来囊括这些存在共同病理生物学机制和类似临床疾病行为的致纤维化性ILD。

肾脏纤维化（renal fibrosis，RF）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脏病进展为终末期肾衰竭的主要病理学基础。探讨RF的发生机制是过去近200年肾脏病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的进步为RF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也为RF防治不断提供新的思路。该文简要综述RF研究的历史，从RF早期研究、肾活检技术应用、RF动物模型建立、细胞分子生物技术发展及RF机制探究等方面展开阐述，为未来慢性肾脏病防治的研究提供参考。

自2012年以来，尚无中国慢性肾脏病（CKD）发病率的最新数据。为了定期提供有关中国CKD发病率以及相关行为和代谢危险因素的全国数据，有中国学者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该研究纳入了来自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176 874例成人数据，数据来源于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开展的第六次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报告，数据分析于2021至2022年完成。研究的主要结局指标包括总人群和不同阶层CKD的发病率，CKD定义为肾功能受损，即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 -1·1.73 m -2或蛋白尿〔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30 mg/g〕；次要结局是对CKD的认识和合并症的控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和饮食习惯、体力活动和并发症与CKD的关系。结果显示：共纳入184 876例参与者，在176 874例成人中测量了eGFR和UACR，平均年龄为43.8岁，女性比例为44.6%。CKD、肾功能损伤和蛋白尿的发生率分别为8.2%、2.2%和6.7%。年龄较大、女性、非汉族、居住在农村或中北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收入较低、既往吸烟、缺乏体力活动的亚组中CKD发病率较高；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等也是CKD发生的危险因素。成人CKD患者中，处于CKD 1~2期、3期和4~5期的比例分别为73.3%、25.0%和1.8%，对CKD的知晓率为10.0%。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2018至2019年，中国有8 200万成人患有CKD。在过去10年中，CKD发病率下降了30%，这一结果与更好的生态环境保护、将CKD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监测计划以及控制常见的CKD合并症和降低CKD的疾病负担有关。

目的:比较早发性结直肠癌（EOCRC）与晚发性结直肠癌（LOCRC）患者的发病趋势、临床病理特征、治疗和预后的差异。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病理证实的结直肠腺癌，包括遗传性结直肠癌综合征，如Lynch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Peutz-Jeghers综合征、幼年性息肉病综合征和锯齿状息肉病综合征；（2）在上海长海病理登记系统中有登记信息。排除邻近器官的恶性肿瘤侵犯结直肠者、远处器官的恶性肿瘤转移至结直肠者、结直肠良性病变者以及复发性CRC患者。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间结直肠癌登记病例资料，采用年均变化率（AAPC）来描述长期变化趋势，比较两组发病趋势、临床、病理、分子和治疗特征以及预后的差异。结果:（1）发病趋势：共纳入34 067例CRC患者，其中EOCRC患者6 369例，LOCRC患者27 698例。2000—2021年间，EOCRC（AAPC=8.4%）、LOCRC（AAPC=11.6%）和CRC（AAPC=11.0%）病例数均显著增加。在EOCRC患者中，40~49岁组病例数最多（AAPC=8.3%），30~39岁组增长最快（AAPC=9.0%），<30岁组的AAPC为7.2%；男性和女性EOCRC患者的AAPC分别为8.8%和7.8%；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的AAPC分别为8.7%、8.9%和7.9%。（2）人口学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中男性更少［58.4%（3 717/6 369）比63.2%（17 497/27 698），χ 2=50.785， P<0.001］，直肠癌［56.1%（3 575/6 369）比52.6%（14 561/27 698），χ 2=69.584， P<0.001］和结直肠多原发癌［2.1%（134/6 369）比1.2%（343/27 698），χ 2=27.479， P<0.001］更多，但左半结肠癌［26.7%（1 698/6 369）比28.4%（7 861/27 698），χ 2=7.511， P=0.006］和右半结肠癌［15.1%（962/6 369）比17.8%（4 933/27 698），χ 2=26.300， P<0.001］更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临床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体质指数更低［（23.13±3.39）kg/m 2比（23.44±4.46）kg/m 2］，肿瘤直径更大［（4.6±2.0）cm比（4.4±2.0）cm］，血清癌胚抗原水平较低（中位数3.0 μg/L比3.7 μg/L），血清糖类抗原19-9水平偏高（中位数11.8 kU/L比10.7 kU/L），直肠癌位置更低［（6.1±3.6）cm比（6.5±3.4）cm］，腹痛［23.0%（749/3 254）比19.3%（2 642/13 687）］、里急后重［1.6%（52/3 254）比0.9%（124/13 687）］和腹部肿块［1.1%（37/3 254）比0.7%（98/13 687）］的发生率较高，各种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脑部疾病）［36.64%（1 191/3 254）比60.5%（8 276/13 687）］、伴发息肉［9.4%（305/3 254）比14.7%（2 016/13 687）］和伴发其他癌症［1.8%（57/3 254）比3.2%（435/13 687）］的比例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4）病理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溃疡型肿瘤更多［68.1%（2 216/3 254）比64.4%（8 817/13 687）］，黏液腺癌和印戒细胞癌更多［17.9%（544/3 254）比11.6%（1 495/13 687）］，脉管浸润和神经浸润更多［分别为：22.1%（285/1 291）比17.5%（1 203/6 864）；29.7%（386/1 299）比22.4%（1 541/6 876）］，无淋巴结转移比例更少［54.9%（1 707/3 110）比62.6%（8 138/13 002）］，远处转移更多［18.0%（576/3 200）比15.4%（2 061/13 392）］，浸润深度更深［T3期：75.2%（2 346/3 119）比73.6%（9 676/13 149）］，TNM分期更晚［Ⅲ期：32.7%（1 047/3 200）比27.6%（3 700/13 39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5）分子特征：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 KRAS基因突变率更低［40.1%（1 272/3 171）比 44.9%（7 288/16 239），χ 2=24.253， P<0.001］，错配修复缺陷（dMMR）的肿瘤更多见［21.4%（563/3 171）比13.1%（1 840/16 239），χ 2=100.330，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6）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接受了更多的Miles或Hartmann手术［14.3%（281/3 254）比11.9%（950/13 687）］、扩大根治性切除术［12.6%（410/3 254）比10.2%（1 393/13 687）］、肠造口术［35.3%（1 148/3 254）比32.0%（4 380/13 687）］、术前治疗［22.3%（725/3 254）比15.8%（2 159/13 68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的 NRAS、 BRAF和 PIK3CA基因突变率、无瘤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过去的20年里，在上海长海医院接受诊治的EOCRC和LOCRC的病例数均持续增加。与LOCRC组相比，EOCRC组的肿瘤更具侵袭性，TNM分期更晚，接受了更积极的手术治疗和围手术期治疗，但两组的DFS和OS相似。建议对年轻人进行更多的CRC筛查，以便应对EOCRC不断增长的趋势。

目的:描述我国2005-2018年各省份≥20岁成年人饮酒行为及变化趋势，分析各省份出血性卒中和高血压性心脏病死亡归因于饮酒的负担。方法:利用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和中国高血压调查数据，采用克里金插值结合局部加权回归，估计2005-2018年我国居民饮酒暴露水平；采用2019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方法以及中国死因监测数据，计算我国各省份不同性别≥20岁人群饮酒对出血性卒中和高血压性心脏病死亡的人群归因分值（PAF）和归因死亡人数，利用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归因标化死亡率。结果:2005和2018年男性过去12个月饮酒率分别为58.7%（95% CI：57.8%~59.5%）和58.4%（95% CI：57.6%~59.3%），女性过去12个月饮酒率分别为17.0%（95% CI：16.6%~17.4%）和18.7%（95% CI：18.1%~19.3%），男性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分别为24.6（95% CI：23.8~25.3）g和27.7（95% CI：26.8~28.7）g，女性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分别为6.3（95% CI：6.0~6.5）g和5.3（95% CI：5.0~5.6）g，东部地区高于西部，西北地区饮酒暴露水平最低。2005-2018年出血性卒中死亡归因于饮酒的PAF从5.5%升至6.8%，归因死亡人数从5.02万升至5.91万；高血压性心脏病死亡归因于饮酒的PAF从7.0%升至7.7%，归因死亡人数从1.52万升至2.93万。各省份饮酒导致的高血压性心脏病和出血性卒中的PAF均为男性远高于女性，中、东部地区高于西部，西北地区最低，2018年归因于饮酒的出血性卒中和高血压性心脏病标化死亡率分别为4.58/10万和2.11/10万。 结论:我国男性居民饮酒率和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均较高，特别是东部地区，女性饮酒行为则较少，应采取区域性措施降低男性居民和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以减少饮酒导致的健康问题。

目的:了解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州）两社区不同年龄老年男性的性需求及HIV危险性行为的相关因素。方法:2018年6—12月，采用横断面研究，在黔东南州选取有工作基础，且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关系较好的两个社区，对到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或就诊的50岁及以上老年男性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两社区各200名。HIV快速检测初筛阳性者进行确证实验（WB）。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最近1次与配偶/固定性伴无保护性行为的相关因素。结果:400名老年男性中，50~64岁者占52.2%（209名），≥65岁者占47.8%（191名），HIV感染率为1.0%（4/400）。两年龄组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仅为25.8%（54/199）和26.2%（50/191）。50~64岁者中，68.0%（142名）自我感觉性欲正常，73.6%（153名）自报性行为时每次都能阴茎勃起或基本勃起，52.9%（110名）多数时候射精有力。与≥65岁者相比，50~64岁者过去6个月与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89.5%，179/200）、最近1次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93.8%，168/179）、发生过临时性行为（不包括商业性伴）的比例（11.0%，23/209），以及商业性行为的比例（3.8%，8/209）均更高。年龄为50~64岁（ OR=2.70，95% CI：1.22~5.95）、平均月收入≤1 000元（ OR=2.79，95% CI：1.25~6.21）、没有使用过助性剂（ OR=3.78，95% CI：1.65~8.67）是最近1次危险性行为的相关因素。 结论:该少数民族地区老年男性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普遍偏低，与≥65岁组比，50~64岁组性行为更活跃，性需求更高。50~64岁组、经济水平较低和性能力良好者更容易发生HIV危险性行为。

目的:描述我国≥15岁现在吸烟者戒烟意愿及尝试戒烟行为，探讨影响其戒烟行为的主要因素。方法:研究对象为我国≥15岁现在吸烟者。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抽取200个监测点，最终完成调查19 376人。数据加权后，使用SAS 9.4软件复杂抽样设计方法进行分析，采用频数和加权构成比进行描述，使用Rao-Scott χ2检验和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6.63%的现在吸烟者准备在1个月内戒烟，男性为5.44%，女性为8.49%。17.96%的现在吸烟者在过去12个月尝试过戒烟，男性为17.80%，女性为22.1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偶尔吸烟（ OR=3.42，95% CI：2.09~5.59）、尝试过戒烟（ OR=4.91，95% CI：0.33~0.52）以及知晓吸烟导致3种疾病（ OR=2.24，95% CI：1.48~3.40），戒烟意愿较高。偶尔吸烟（ OR=1.68，95% CI：1.20~2.34）、接受过医务人员的戒烟建议（ OR=1.96，95% CI：1.62~2.37）、知晓吸烟导致3种疾病（ OR=1.63，95% CI：1.32~2.02），尝试戒烟率较高。 结论:提供有效的戒烟干预服务以及创建控烟支持性环境对促进戒烟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PCa)属于一类恶性程度极高的泌尿系肿瘤,在全球新发癌症病例中前列腺癌位居第四位.由于前列腺癌具有高度异质性及耐药性,目前尚无治愈药物问世,阐明前列腺癌恶性进展的分子机制将对改善前列腺癌药物抗性,提升病人预后大有裨益.在前列腺癌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信号通路起到了重要调控作用,包括胞内磷脂酰肌醇激酶-丝氨酸/苏氨酸特异性蛋白激酶(PI3K-Akt)信号通路、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无翼信号通路(WNT)、缺口信号通路(Notch)在内的多种信号通路失衡显著影响了前列腺癌的恶性进展,然而其深层的分子机制仍有待进一步阐述.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是一类长度大于200 bp的RNA分子,在过去十多年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lncRNA的重要作用逐渐被研究者所认知,在前列腺癌中多种lncRNA通过影响前列腺癌中关键信号通路发挥相应作用参与调控前列腺癌的进展.该文就lncRNA在前列腺癌相关信号通路发挥的作用及相应分子机制作一综述,以期给前列腺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