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析糖化血红蛋白(HbA1c)联合B型脑钠钛前体生物标志物(NT-proBNP)检测在急性心力衰竭患者近期死亡风险中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20年2月至2023年2月蒙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103例急性心力衰竭患者为观察组,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中心体检且各项指标均显示正常的健康者共计101名为对照组.比较不同人群HbA1c、NT-proBNP表达差异;分析HbA1c、NT-proBNP与急性心力衰竭患者近期死亡风险的相关性及诊断价值,并分析影响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 观察组血清HbA1c、NT-proBNP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HbA1c、NT-proBNP与心功能分级呈正相关(r=0.587,0.536,P<0.05).死亡组NYAH分级Ⅳ级占比、HbA1c、NT-proBNP表达均高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NYAH分级为Ⅳ级、HbA1c及NT-proBNP表达上升是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OR>1,P<0.05).森林图显示,在与急性心力衰竭患者死亡风险增加的相关因素中,NT-proBNP是关联强度最大的因素(OR=2.491,95％CI 1.414～4.390).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患者实施联合检测(HbA1c与NT-proBNP)的AUC值与单独HbA1c、NT-proBNP检测相比更高(P<0.05).结论 HbA1c、NT-proBNP表达水平随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患者的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升高,两指标联合检测可提高预测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患者的死亡风险效能,可指导临床早期及时干预.

目的:探讨射波刀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的近期临床效果和安全性及此类患者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20年7月至2022年1月在吉林省肿瘤医院接受射波刀治疗脑转移瘤的58例NSCLC患者临床资料。射波刀治疗后3个月，依据头部增强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脑转移瘤变化评价放疗疗效。采用Kaplan-Meier法对58例患者进行总生存（OS）和局部无复发生存（LRRFS）分析；以患者随访期间生存状态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判断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生存情况的效果，并获得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最佳临界值；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OS和LRRFS的临床因素；评估射波刀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结果:58例患者中，男性26例（44.8%），女性32例（55.2%），中位年龄[ M（ Q1， Q3）]64岁（56岁，70岁）；每例患者有1~7个脑转移病灶，58例患者共有98个脑转移病灶。射波刀治疗后3个月内死亡2例（3.4%）；其余56例患者治疗后3个月，完全缓解3例（5.4%），部分缓解36例（64.3%），疾病稳定13例（23.2%），疾病进展4例（7.1%）；ROC曲线分析显示，依据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判断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生存的曲线下面积为0.593（95% CI：0.423~0.763），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最佳临界值为15 cm 3。中位随访时间12.6个月（7.5个月，17.9个月）。6、12个月的OS率分别为91.3%、79.5%，6、12个月的LRRFS率分别为93.0%、89.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70分比≤ 70分， HR=0.103，95% CI：0.019~0.545， P=0.007）、颅外肿瘤控制情况（已控制比未控制， HR=0.145，95% CI：0.049~0.429， P<0.001）、累计脑转移瘤体积（≤15 cm 3比>15 cm 3， HR=0.105，95% CI：0.028~0.399， P=0.001）是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颅外肿瘤控制情况（已控制比未控制， HR=0.062，95% CI：0.006~0.616， P=0.018）、累计脑转移瘤体积（≤15 cm 3比>15 cm 3， HR=0.440，95% CI：0.007~0.292， P=0.001）、靶区总生物等效剂量（BED）（≤60 Gy比>60 Gy， HR=5.299，95% CI：1.020~27.530， P=0.047）是LRRF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治疗后仅出现1~2级头痛[53.5%（31/58）]、恶心呕吐[36.2%（21/58）]等不良反应，无≥3级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射波刀治疗NSCLC脑转移具有较高的局部控制率和近期生存率，不良反应轻微。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颅外肿瘤控制情况、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可能影响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的OS，颅外肿瘤控制情况、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总BED可能影响局部复发。

目的:探讨全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近期和远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9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脏外科实施的208例全动脉化CABG的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188例，女性20例，年龄（54.7±10.7）岁（范围：32~79岁）。个体化选择动脉血管移植物并制定手术策略，其中使用左胸廓内动脉207例，右胸廓内动脉38例（双侧胸廓内动脉37例），桡动脉187例（188支），每例患者移植血管（2.6±0.7）支（范围：2~4支）。非体外循环CABG占98.1%（204/208）。将患者分为双侧组（37例，使用双侧胸廓内动脉加或不加桡动脉）和单侧组（171例，仅使用一侧胸廓内动脉和桡动脉）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并估算远期全因病死率、主要严重心脑血管事件（MACCE）发生率和再次血运重建率。Cox回归分析远期死亡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总体术后30 d病死率为1.4%（3/208），MACCE发生率为1.9%（4/208），出血二次开胸发生率为0.5%（1/208），深部胸部切口感染发生率为1.4%（3/208），围手术期无心肌梗死和再次血运重建。双侧组与单侧组患者术前基线数据无差异，总体术后30 d病死率，MACCE、出血、深部胸骨切口感染发生率均无差异（ P值均>0.05）。术后随访（5.4±2.8）年（范围：0.2~10.9年），1、5和10年全因病死率分别为2.3%、3.4%和6.9%，MACCE发生率分别为3.9%、11.2%和28.5%，再次血运重建率分别为0.4%、3.7%和11.9%。年龄>65岁是远期死亡的独立预后因素（ HR=1.125，95 % CI：1.050~1.205， P<0.01）。 结论:选择合适的患者、制定个体化手术方案，全动脉化CABG是安全、可行的，可降低远期病死率和再次血运重建风险。

成人住院患者中有5%~10%因临床病情恶化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或临床死亡。因此，预防和识别住院患者临床病情恶化对于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护理成本、提高医院安全性至关重要。为此，近期有加拿大学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调查同一内科普通病房危重症事件是否与随后发生危重症事件的风险增加相关。研究者对加拿大多伦多5家医院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10日住院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结局为危重症事件的综合结果（定义为ICU转入数及住院死亡数）。使用离散时间生存分析研究6 h间隔内同一病房危重症事件之间的关联，并根据患者和环境因素进行了调整。将同一医院不同病房危重症事件之间的关联作为阴性对照。结果显示：研究共纳入118 529例住院患者，中位年龄72（56，83）岁，其中50.7%为男性。8 785例（7.4%）住院患者发生院内死亡或转入ICU。与无暴露相比，患者在6 h内暴露于1次既往危重症事件〔调整后比值比（ AOR）＝1.39，95%可信区间（95% CI）为1.30~1.48〕或>1次既往危重症事件 （AOR＝1.49，95% CI为1.33~1.68）后更有可能出现危重症事件。暴露与随后转入ICU的风险增加有关（1次既往危重症事件： AOR＝1.67，95% CI为1.54~1.81；>1次既往危重症事件： AOR＝2.05，95% CI为1.79~2.36），但与住院死亡数无关（1次既往危重症事件： AOR＝1.08；95% CI为0.97~1.19；>1次既往危重症事件： AOR＝0.88，95% CI为0.71~1.09）。同一医院不同病区的危重症事件之间无显著相关性。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同一病房的患者发生危重症事件后数小时内，其他患者转入ICU的风险增加。这一现象可能有多种解释，包括对危重症认识增加、抢先转入ICU、医疗资源转移到第1个危重症事件、普通病房及ICU容量波动等。通过更好地了解内科普通病房向ICU转移的聚集性，可以提高患者的安全性。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临床相对少见，年发病率为(1.0~1.5)/10万，具有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1]。急性期椎动脉夹层动脉瘤发生再破裂出血的风险高且常累及小脑后下动脉(posterior inferior cerebellar artery，PICA)，若未得到及时救治，可能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干受压、脑梗死甚至死亡等一系列不良后果 [2,3]。对于这种急性期后循环动脉瘤，常规治疗手段为支架辅助弹簧圈治疗，血流导向装置Pipeline应用极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近期应用Pipeline治疗1例处于急性破裂期且累及PICA的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现将其诊治过程报道如下，以分享该疾病的一种超适应证治疗方法。

心搏骤停最常发生在医院外，即院外心搏骤停（OHCA），是全球重要的健康问题。大约有40%的心搏骤停原因不明，遗传性心律失常和心肌病是心搏骤停的重要致病因素。心搏骤停发生后，确定其遗传因素，不仅对个人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可能面临家族疾病风险的亲属也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每年OHCA患者超过35万例，院内心搏骤停（IHCA）患者超过20万例；在西欧，心搏骤停占所有成人自然死亡的15%～20%，占所有心血管疾病死亡的50%。为了减轻心搏骤停在社会范围内造成的负担，需要更多地了解心搏骤停的发病因素，如不同地区的发病率、风险因素及更容易发生心搏骤停的风险人群。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心搏骤停是复杂的遗传因素与后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心搏骤停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发病因素及制定个体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收集心搏骤停人群的病例资料，并进行多模式分析，以便找出心搏骤停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危险因素。近期，欧洲正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中收集并整合心搏骤停相关数据。由于致力于心搏骤停人群病例资料大数据集的创建，人们对心搏骤停发病的病理学及危险因素的认识正在稳步提升。本文就近年来心搏骤停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从而为制定更好的心搏骤停预防及治疗策略提供思路。

空气污染导致包括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在内的健康风险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加速，空气污染物排放增加，与慢性病关联已成为研究热点。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4种慢性病是我国主要的慢性病，其导致的死亡数约占总死亡人数的86.6%，慢性病的防控特别是病因预防是关乎国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本文综述了近期室内外空气污染与总死亡以及4种主要慢性病的死亡和疾病负担的研究现状，提出降低空气污染所致慢性病负担的建议，为我国修订空气质量标准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与冠心病心血管风险事件发生的关系。方法:将462例冠心病患者按是否合并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分为感染组与非感染组，比较两组3个月内心血管风险事件发生率；并按是否发生心血管风险事件分为风险事件组与非风险事件组，比较两组临床特征及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率的差别，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冠心病心血管风险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感染组总心血管风险事件发生率为29.82%，全因死亡12.28%，高于非感染组的7.90%、1.23%（ P<0.05）。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吸烟、HR、合并高血压、合并高血脂、冠脉病变程度、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C反应蛋白（CRP）及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均为影响冠心病近期心血管风险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 P<0.05），接种流感疫苗为其保护因素。 结论: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与吸烟、HR、高血压、高血脂、冠脉病变程度、CRP、NT-proBNP同为冠心病近期心血管风险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为改善近期预后，必须积极控制以上危险因素，积极接种流感疫苗，以降低冠心病患者心血管风险事件发生风险。

目的:比较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术联合脑-颞肌贴敷术(STA-MCA+EMS)与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术联合脑-硬膜-颞浅动脉贴敷术(STA-MCA+EDAS)治疗烟雾病患者的近期疗效和并发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行STA-MCA+EMS( n＝75，简称EMS组)或STA-MCA+EDAS( n＝176，简称EDAS组)治疗的成人烟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出院时评估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术后3、6个月进行电话或门诊随访，评估mRS以及有无近期并发症，复查影像学检查评估搭桥血管通畅率和松岛分级。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临床疗效以及并发症。 结果:251例患者的术中吲哚箐绿造影显示搭桥血管均通畅。术后EMS组死亡1例，EDAS组死亡2例。248例患者的随访时间[ M( Q1， Q3)]为5(4，8)个月。术后首次造影显示两组各有1例患者的搭桥血管未显影，搭桥血管通畅率为99.2%(246/248)。至末次随访，248例患者中，mRS 0分210例，1分25例，2分7例，3分3例，4分2例，5分1例；松岛分级A级96例，B级115例，C级37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基础疾病、临床类型、铃木分期、入院mRS以及手术侧别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出院时mRS、随访时间、搭桥血管通畅率、松岛分级以及末次随访时mRS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EDAS组比较，EMS组围手术期脑梗死[分别为10.8%(8/74)和4.0%(7/174)]、脑出血[分别为8.1%(6/74)和1.1%(2/174)]、癫痫[分别为5.4%(4/74)和0.6%(1/174)]以及硬膜下积液[分别为14.9%(11/74)和5.7%(10/174)]的发生率均高(均 P<0.05)。术后近期并发症方面，EMS组脑梗死的发生率高于EDAS组[分别为5.4%(4/74)和0.6%(1/174)， P＝0.029]。 结论:两种术式的搭桥血管通畅率均较高，近期疗效均较好；而STA-MCA+EDAS围手术期发生脑梗死、脑出血、癫痫、硬膜下积液以及术后近期发生脑梗死的风险更低。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