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附生苔是苔藓植物中特有率最高的一个类群,特殊的生理生态特性使其对气候变化及人为干扰极为敏感,成为苔藓植物中最需要关注和保护的一个类群.为了解叶附生苔物种多样性及组成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我们以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庆元片区为研究对象,针对该区域内有叶附生苔历史调查记录且物种较为丰富的3个保护点(百山祖、十九源、五岭坑)进行叶附生苔类植物调查,比较并分析这3个保护点叶附生苔类植物的物种丰富度、分类β多样性及功能β多样性在时间(1990-2020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变化.结果表明,该片区共有叶附生苔类植物4科10属31种.与历史数据相比,本次调查新增叶附生苔7种,但有14种未采集到.在所调查的3个保护点中,仅五岭坑的物种数上升,百山祖和十九源的物种数均下降30年来,各保护点的叶附生苔总的功能丰富度都呈下降趋势,百山祖的物种分类β多样性及功能β多样性在3个保护点中最高;物种分类β多样性主要是由周转组分构成,相反,功能β多样性主要是由嵌套组分构成.与30年前相比,3个保护点之间的物种分类β多样性及功能β多样性均呈上升趋势,表明物种异质化现象有增加的趋势.鉴于叶附生苔物种组成随时间的明显变化,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物种组成差异随时间的加剧情况,建议在我国其他叶附生苔分布中心开展类似的调查和比较研究,以期及时更新物种名录,同时结合国家公园的建设契机,加强对叶附生苔不同分布点之间的联通保护.

探明不同利益主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价值认知,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建立的CES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73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探明居民、管理人员、游客等多元核心利益主体对CES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与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国家公园CES重要性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和管理人员都对生态改善服务的价值认知最高,具有一定趋同性;而游客则对保健服务认知程度最高(2.44),这与其旅行目的相关.居民、管理人员与游客认知程度最低的CES分别是系统治理(1.89)、民俗文化普及(2.12)、精神崇拜(1.86)服务.(2)在重要性方面,3类主体均认为人文关怀服务＞自然体验服务＞社会服务,在具体指标层面,居民最看重民俗文化普及服务(0.1355)、管理人员和游客最看重精神崇拜服务.(3)3类主体对CES认知评价排序为管理人员(4.24)＞游客(4.11)＞居民(3.99),管理人员与居民分别作为重要的政策制定执行者与利益获得者,体现了不同政策参与主体利益需求对CES认知评价的驱动作用.(4)CES认知的权衡关系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居民与游客的CES认知为协同关系.协同性最强的CES是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改善和艺术灵感服务的认知、权衡性最强的是荒野保护与科普教育服务之间的认知.CES认知与不同主体的内在利益需求和自身认知难易程度有关,研究结果将为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对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率先开展了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地役权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钱江源土壤及其微生物,目前还缺乏系统评估.本研究对钱江源4个片区中不同改革模式下的水稻田表层土壤进行取样,每个片区内均采集4种模式的水稻田:公园内改革、公园内弃耕地、公园内未改革以及公园外未改革.利用高通量测序研究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并利用多元统计分析等剖析塑造微生物群落空间格局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与其他3类土壤相比,弃耕地具有更低的氮磷等营养元素含量和重金属元素含量;其他3类土壤的理化性质则较为相似.在微生物方面,细菌群落以变形菌门(48.57％)和酸杆菌门(31.62％)为主;真菌群落以子囊菌门(78.31％)和担子菌门(16.38％)为主.不同模式下的细菌群落差异较大,尤其是弃耕地与其他3类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他3类则较为相似.真菌群落的变异相对较小,仅公园外未改革和弃耕地间具有显著差异.细菌群落组成的空间变异与土壤环境因子显著相关,其中具有主要影响的前5个环境因子分别是pH、铬、全氮、有效磷和有机质.真菌群落组成的空间变异与土壤环境因子间未发现显著相关性.中性群落模型分析发现,中性过程对细菌和真菌群落组成差异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综上,初步认为,存在水稻种植的情况下,地役权改革尚未对水稻田土壤及其微生物起到显著影响;放弃种植的弃耕地则可能已经处在再野化的初期阶段.因此,地役权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长期耕作土壤的恢复,还需要结合长期的综合监测,才能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判断.

为探究亚热带森林土壤氨氧化微生物和反硝化微生物对氮、磷输入的响应,2015年开始在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设置氮磷模拟添加试验,包括对照(CK)、氮(N)添加、磷(P)添加和氮磷(NP)添加4种处理,于2021年4月(湿季)和11月(干季)采集土样,采用定量PCR的方法分析亚热带森林土壤氨氧化微生物(氨氧化古菌AOA、氨氧化细菌AOB和全程氨氧化菌comammox)amoA基因和反硝化微生物功能基因(nirS、nirK和nosZ基因)的丰度变化特征.结果表明:长期N输入显著降低土壤pH,但显著提高了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而长期P输入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效磷和总磷含量.氮的输入(N和NP处理)显著提高了干湿季土壤AOB-amoA基因丰度,且在N处理中最高,达8.30× 107 copies·g-1.NP处理土壤AOA-amoA基因丰度显著高于CK,达1.17×109copies·g-1.comammox-amoA基因丰度在不同季节间差异显著,其他基因丰度在不同季节间差异均不显著.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N输入显著影响AOB-amoA、nirK和nosZ基因丰度,且湿季更为显著;而P输入显著影响干湿季土壤AOA-amoA和AOB-amoA基因丰度,但对反硝化功能基因丰度影响不显著.冗余分析表明,土壤pH、铵态氮、硝态氮、有效磷和土壤含水量是影响土壤氮循环功能基因丰度的主要因子.土壤氨氧化微生物和反硝化微生物的基因丰度对氮的输入比对磷的输入响应更灵敏.研究结果可为评估亚热带森林土壤养分生物有效性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野猪(Sus scrofa)具有较强的繁殖力和对多种环境的适应能力,近年来在我国多地出现种群明显增长,因野猪损毁农林作物、伤人而引发的人兽冲突事件频发.为针对野猪的计划性捕猎与种群管理提供科学支持,本研究以浙江省开化县为例,基于红外相机实地调查数据对野猪种群数量进行估算.选用开化县2020年9-10月429个位点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包括有效相机工作日23 690 d,共记录到964次野猪的独立探测.利用Royle-Nichols模型,结合地形、植被、人类影响的环境变量因子和野猪家域面积参数,估计了野猪种群密度及分布.结果显示,研究区内野猪数量为(5548±2343)头(mean±95％C.I.);在与野猪家域面积大小相当的网格中,野猪的平均种群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38±0.61)头(mean±SD);野猪密度与海拔和居民点密度呈负相关关系,与森林覆盖率呈弱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结果,结合实际管理需求,建议研究区域内的野猪捕猎活动选择在其种群密度较高的农田、种植园以及森林与农田交错区域开展.当地主管部门与钱江源国家公园未来应依托系统布设的红外相机监测网络,整合捕猎获取的个体信息记录和其他来源的数据,修正和完善种群动态模型,建立长期种群动态监测机制.

以数据为支撑的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是自然保护地适应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但当前大多数自然保护地缺乏全域物种多样性观测数据.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663个20 m× 20 m木本植物样方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国家公园内观测物种丰富度、稀疏物种丰富度、胸高断面积和树木个体数量的空间变化,比较了这些变量在国家公园各功能区块间的差异.结果显示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热点分布区与钱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基本匹配.两个物种丰富度在核心保护区古田山区块和长何齐区块及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最大,三者的观测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P＞0.05),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稀疏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大于长何齐区块;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两个物种丰富度指标变异程度小于其他区块,且这两个区块间无显著差异(P＞0.05).齐溪区块、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胸高断面积大于其他区块,古田-苏庄区块次之,前三者无显著差异,古田-苏庄区块显著小于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树木个体数量最小.长何齐区块齐溪片区部分胸高断面积大、个体数量小,而在长虹和何田片区胸高断面积小、个体数量大.一般控制区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两个物种丰富度最小,胸高断面积最小.结果表明,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来看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基本合理,扩展了对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热点和保护空缺的认识:古田山区块木本植物个体大、物种最丰富,与其毗邻的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物种同样丰富、个体略小,可将其纳入保护核心区以利于钱江源国家公园主要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核心保护区长何齐区块长虹和何田片区物种多样性低、个体小、密度大,待加强保护和修复;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物种少、个体小、干扰强,待社区发展和保护协同.本研究将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适应性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声景观在现行国家公园景观评价体系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薄弱的环节,关系着国家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采用调查问卷法对国家公园日间的53种声景观进行主观愉悦度评价,考察并选取描述声景观质量的客观心理物理学指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二者主客观关系,并得到国家公园声景观质量评价模型.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声景观表现为不同的声学特征,并在响度、尖锐度、粗糙度指标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虫鸣声响度最大(5.829)、尖锐度最大(2.667)、粗糙度最大(0.018),鸟鸣声的尖锐度与其余六种声景观均显著差异.(2)采用响度、尖锐度、粗糙度、波动度作为描述声景观质量的客观心理物理学指标具有适宜性.其中,响度是影响公众对国家公园声景观主观愉悦度认知的主要因素,二者呈负相关关系.(3)采用K-均值聚类等级划分发现,国家公园声景观质量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虫鸣声质量最高(3.86)、鸟鸣声其次(3.58)、交谈声最低(2.43).自然声景观质量整体高于人工声景观.(4)国家公园声景观质量在空间上具有南部高、北部其次、中部低的格局特征,且与区域生态保护等级水平存在较强空间重叠性.研究结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结束后,未来声景观科学管理与规划设计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为其它类型自然保护地的声景观评价提供方法借鉴.

森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是影响野生动物栖息地选择的重要因子,以往针对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栖息地特征的研究多探讨森林类型对黑麂出现概率的影响,而针对反映森林群落特征的微生境因子的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基于钱江源国家公园164个位点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和20 m × 20 m植物长期监测样方数据,从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两个维度研究了4种主要森林类型(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的木本植物群落特征及其对黑麂出现概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常绿阔叶林木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显著高于针叶林(P＜0.05),其结构多样性显著高于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P＜0.05),其余森林类型间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均无显著差异.样地内木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多样性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对黑麂微生境特征的分析结果显示,黑麂偏好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且海拔和坡度越高其出现概率越高;木本植物胸径Shannon多样性指数越大、胸径＜5 cm木本植物平均胸径越大时,黑麂的出现概率越高,表明黑麂偏好结构多样性高、林下植被个体长势良好的森林.本研究结果对钱江源国家公园黑麂的栖息地恢复和管理、廊道选址和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根据生态系统和文化资源的保护要求划定不同的区域,并通过对区域内活动开展的范围和强度进行管控,实现生态保护、游憩利用等目标.从功能约束条件出发,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选取自然游憩资源、景观美景度、人文游憩资源、游憩利用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条件等6个因子构建了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体系.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其进行单因子分级评价和综合评价,定量评估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的适宜性,并将其适宜性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Ⅰ-Ⅳ的4个等级.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适宜性4个等级的面积呈“橄榄”型分布格局.在游憩利用适宜性分析结果及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理要求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钱江源国家公园游憩利用划分为6大游憩利用类型,并提出不同游憩利用类型的主导服务功能与管理措施.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管理和游憩利用提供规划与管理指导.

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开展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并对其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农户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值呈现非农户＞兼业户＞纯农户,非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远高于兼业户和纯农户;(2)不同农户类型资产等级划分差异显著,纯农户的中低资产较多,非农户的高资产较多,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类型密切相关;(3)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趋势,何田乡生计资本较为均衡,齐溪镇、长虹乡和苏庄镇的生计资本搭配不合理;(4)不同功能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布与功能定位和管理强度相关;(5)自然资本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其余资本及总量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最后,为改善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