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经椎间孔腰椎后路融合术(TLIF)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术后切口部位感染(SSI)的危险因素.方法 纳入在我院接受TLIF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的1 000例患者,根据手术切口是否发生感染分为感染组(n=23)和非感染组(n=977).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手术及实验室检查指标,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筛选SSI的潜在危险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验证其预测效能.结果 TLIF术后患者SSI的发生率为2.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前C反应蛋白(CRP)、吸烟、糖尿病是SSI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越大、手术时间越长、术中出血量越多、吸烟、患有糖尿病是影响术后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显示,本研究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结论 年龄较大、手术时间较长、术中出血量较高、吸烟、糖尿病是术后SSI的独立危险因素,针对存在上述高风险因素的患者,术前应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降低SSI的发生率.

目的:调查中国结直肠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发生情况，探讨其风险因素，为我国结直肠术后SSI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方法，基于国家手术部位感染监测网2018—2020年开展的多中心研究，提取3年中所有接受结直肠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共纳入全国50家医院收治的2 122例结直肠手术患者，其中男性1 252例，女性870例；中位年龄为63（16）岁；中位体质指数为23（4.58）kg/m 2。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数据，排除未成年、孕妇或接受妇产科手术、接受泌尿系统手术、行腹膜后位手术和体表包块切除以及有补片等植入物的手术者。主要结局指标为结直肠术后30 d内SSI发生率，次要结局指标为术后30 d内病死率、术后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术后总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依据是否发生感染，将患者分为SSI组和非SSI组，分析结直肠术后发生SSI的危险因素，并针对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后发生SSI的危险因素进行亚组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以 M（ 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χ 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结直肠术后SSI发生率为5.6%（119/2 122）；其中浅部切口感染占39.5%（47/119）、深部切口感染占20.2%（24/119）、器官（间隙）感染占40.3%（48/119）。与非SSI组比较，SSI组患者病死率更高［2.5%（3/119）比0.1%（3/2 003），χ 2=22.400， P=0.003］，ICU住院时间更长［0（1）d比0（0）d， U=131 339， P<0.001］、术后总住院时间更长［18.5（12.8）d比9.0（6.0）d， U=167 902， P<0.001］、住院费用更多［7.5（4.9）万元比6.0（3.1）万元， U=126 189，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合并高血压（OR=1.782，95%CI：1.173~2.709， P=0.007）、术前白蛋白<35 g/L（OR=1.680，95%CI：1.089~2.592， P=0.019）、污染或感染切口（OR=1.993，95%CI：1.076~3.689， P=0.028）、行急诊手术（OR=2.067，95%CI：1.076~3.972， P=0.029）、行开腹手术（OR=2.132，95%CI：1.396~3.255， P<0.001）以及手术时间≥3 h（OR=1.804，95%CI：1.188~2.740， P=0.006）为结直肠术后发生SSI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进行备皮（OR=0.478，95%CI：0.310~0.737， P=0.001）为SSI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开腹手术组SSI发生率为10.2%（69/675），显著高于腹腔镜（或机器人）组（3.5%，50/1 397）（χ 2=39.816， P<0.001），对接受开腹手术患者和接受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患者分别进行亚组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污染或感染切口（OR=2.168，95%CI：1.042~4.510， P=0.038）、手术时间≥3 h（OR=2.072，95%CI：1.171~3.664， P=0.012）为接受开腹结直肠手术患者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进行术前机械性肠道准备（OR=0.428，95%CI：0.227~0.807， P=0.009）、备皮（OR=0.356，95%CI：0.199~0.634， P<0.001）是避免该类患者发生SSI的独立保护因素。对接受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患者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糖尿病（OR=2.292，95%CI：1.138~4.617， P=0.020）和合并高血压（OR=2.265，95%CI：1.234~4.159， P=0.008）是结直肠术后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2018—2020年结直肠手术后SSI整体发生率为5.6%，为减少结直肠术后SSI的发生，应尽量选择微创手术；术前备皮和机械性肠道准备是预防开腹手术后SSI的有效手段；围手术期应对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切口污染严重的患者予以关注、加强护理。

目的:探讨联合检测外周血游离Septin9、SDC2、BCA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对结直肠癌诊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9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消化科收治的患者资料，分为结直肠癌组（结肠癌62例，直肠癌59例）、癌前病变组（结直肠腺瘤77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5例）、疾病对照组（结直肠癌与进展期腺瘤阴性但存在其他肠道病变患者61例，非结直肠癌肿瘤患者17例）、健康对照组（94名）。采用荧光PCR法同步检测外周血血浆游离Septin9、SDC2、BCAT1 3种基因甲基化状态，分析联合检测3种基因的阳性率与结直肠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与癌胚抗原（CEA）阳性率作比较。将结直肠癌组按照临床TNM分期，Ⅰ、Ⅱ、Ⅲ、Ⅳ期按等级分析计数资料，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检测方法对疾病的诊断效能，比较ROC曲线下面积（AUC）。结果:结直肠癌组血浆游离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阳性率86%（104/121），癌前病变组阳性率12%（10/82），疾病对照组阳性率4%（3/78）、健康对照组阳性率4%（4/94）。结直肠癌组血浆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3组（χ 2 =237.246， P<0.001）。结直肠癌组中血浆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阳性率高于CEA阳性率（ P<0.001）。血浆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在结直肠癌组中Ⅰ~Ⅳ期的阳性率依次分别为73%（16/22）、87%（34/39）、86%（30/35）和96%（24/25），与CEA组相比，血浆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在结直肠癌Ⅰ~Ⅲ期阳性率显著高于CEA（ P<0.001），Ⅳ期阳性率与CEA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分析Septin9、SDC2、BCAT1基因检测AUC分别为0.857（95% CI 0.810~0.903）、0.819（95% CI 0.768~0.871）、0.862（95% CI 0.816~0.909），3个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AUC为0.889（95% CI 0.846~0.933），再联合血清CEA检测AUC为0.913（95% CI 0.874~0.951）。结肠癌患者不同性别、年龄和癌变部位与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联合检测外周血血浆游离Septin9、SDC2、BCA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有助于结直肠癌早期诊断，对结直肠癌Ⅰ~Ⅲ期阳性率高于CEA，3个基因联合检测提高了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萎缩及肠化分期与胃癌发生风险的相关性并优化活检策略。方法:回顾性收集自2020年11月至2022年10月在山东省立医院接受内镜检查并进行五点活检的患者资料。比较胃癌与非胃癌患者基线资料、不同部位萎缩及肠化情况，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可操作的与胃癌风险联系的胃炎评估（operative link for gastritis assessment，OLGA）和可操作的与胃癌风险联系的肠化生评估（operative link for gastric intestinal metaplasia assessment，OLGIM）分期系统与胃癌的相关性。计算Kendall tau相关系数比较不同活检方案（两点、三点及四点）与标准五点活检进行OLGA和OLGIM分期的一致性。进一步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比较不同活检方案对OLGA和OLGIM Ⅲ~Ⅳ期的诊断效能。结果:共122例患者纳入数据分析，年龄（61.0±10.0）岁。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OLGA分期与胃癌发生无关（ P=0.788），OLGIM Ⅲ~Ⅳ期与胃癌发生相关（ P=0.006， OR=3.39，95% CI：1.41~8.17）。萎缩、肠化在胃窦小弯［56.6%（69/122）和66.4%（81/122）］和胃角［57.4%（70/122）和52.5%（64/122）］的发生率较高，程度也较重，在胃体大弯发生率［2.5%（3/122）和5.7%（7/122）］较低，程度也较轻。四点和三点活检与标准五点活检进行OLGA及OLGIM分期时一致性较高，其中包括胃窦小弯、胃体小弯及胃角的三点活检一致性相当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969和0.987。 结论:OLGIM Ⅲ~Ⅳ期增加胃癌发生的风险。建议同时对胃窦小弯、胃体小弯及胃角三点活检，以筛查和监测萎缩或肠化。

目的:应用磁共振成像（MRI）探讨肥胖患儿腹部脂肪分布和含量并分析其与体格测量及代谢紊乱的关系。方法:横断面研究，选择2016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及内分泌科就诊的60例肥胖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性别、年龄，测量身高、体重、体成分、腰围、血压，空腹检查血糖、血脂、胰岛素以及肝脏B超，并计算体质指数Z评分（BMI-Z）、腰围身高比（WHtR）和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根据腹部MRI扫描图像计算腹部皮下脂肪（SAT）含量、内脏脂肪（VAT）含量及腹部总脂肪（TAAT）含量，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分析肥胖患儿腹部脂肪组织含量与体格测评及其代谢紊乱指标的关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腹部不同部位脂肪预测其代谢紊乱的准确性。结果:60例患儿中男44例、女16例，年龄（9.2±1.4）岁。肥胖患儿腹部SAT、VAT及TAAT均与其BMI-Z（ r=0.60、0.46、0.59）、体脂百分比（ r=0.64、0.67、0.68）、WHtR（ r=0.60、0.57、0.61）呈显著正相关（均 P<0.01）；SAT和TAAT均与收缩压（ r=0.47、0.49）、甘油三酯（ r=0.33、0.35）、HOMA-IR（ r=0.33、0.28）等呈正相关（均 P<0.05）。为校正各变量间的混杂干扰作用，回归分析显示，肥胖患儿腹部SAT、VAT及TAAT均与体脂百分比（β=0.59、0.66、0.65）及WHtR（β=0.53、0.63、0.59）相关（均 P<0.01）。ROC曲线显示，SAT对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的评估性能更好，VAT则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评估性能更好（曲线下面积=0.68、0.69、0.69，95% CI 0.54~0.82、0.55~0.84、0.53~0.85， P=0.017、0.014、0.019）。 结论:肥胖患儿腹部SAT、VAT及TAAT含量与体脂百分比及WHtR密切相关，随腹部脂肪含量的增加，发生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风险增高，并呈现部位差异。临床评估肥胖患儿腹部脂肪预测代谢风险时，应在BMI-Z基础上，结合腰围和体成分分析。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指具有生长活力的子宫内膜组织在子宫腔以外部位的异常生长。肠壁异位内膜组织受卵巢激素周期性刺激而发生增生、出血、脱落，临床可有不同程度的肠道刺激症状。本文报道了2例因腹部非特异性症状就诊，肠镜下不典型，后经内镜超声、病灶活检确诊的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诊治情况。

目的:探讨纳米碳示踪技术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6年1月—2018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结直肠外科接受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的1 34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870例、女473例，年龄17～89岁、中位年龄63岁。根据术前是否接受肠镜下纳米碳混悬液病变定位，分为定位组(85例)和非定位组(1 258例)。观察指标：(1)两组患者倾向评分匹配情况及匹配后临床资料比较；(2)术中观察定位组病变部位染色情况；(3)比较匹配后两组患者淋巴结检出数及阳性淋巴结数，并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4)观察随访期间患者肿瘤复发转移情况、3年无瘤生存率。结果:(1)定位组和非定位组各73例患者匹配成功。匹配后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肿瘤大体病理类型、最大直径、T分期、组织学分级、神经侵犯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定位组85例术中均清晰可见肿瘤原发灶部位黑染，均定位准确。(3)定位组淋巴结检出数中位数18(15，24)枚，非定位组为16(14，19)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909, P<0.05)；两组的阳性淋巴结检出数分别为0(0，1)枚和0(0，0)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045, P>0.05)。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部位、纳米碳定位是结直肠癌术后淋巴结检出数的独立影响因素( P值均<0.05)。(4)146例患者中，142例术后随访3.2～47.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25.0个月。72例定位组患者和70例非定位组患者的3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3.4%和91.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术前肠镜下注射纳米碳可协助腹腔镜手术中准确定位结直肠癌病变所在位置。纳米碳作为淋巴结示踪剂，可以明显增加手术标本的淋巴结检出数目；但其是否能够提高阳性淋巴结检出数、是否能够改善患者的远期生存率，则有待进一步探究。

目的:探讨计算机辅助游离脂肪移植改善Poland综合征胸部软组织畸形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Poland综合征患儿临床资料。将患儿分为计算机辅助组和对照组。对计算机辅助组进行术前胸部CT检查，将数据传至3D slicer软件，依据健侧胸部组织作为对照，计算出患侧的胸部软组织镜像，减去患侧现有组织，所得的三维图像即可直观显示缺损的软组织。把缺损部位分为6个小区域，先计算每个区域的体积，再计算出总缺损量，3D打印出模型。根据术前计算的总缺损量抽取自体脂肪组织，依据三维模型和对应的缺损量进行脂肪移植注射。对照组患儿由术者根据经验确定术中脂肪移植量进行脂肪移植注射。随访观察患儿术后胸部情况、局部及全身并发症，记录移植次数。术后6个月复诊，患儿及家长进行术后满意度评分，第三方整形外科医师通过对患儿正、侧位照片对比进行满意度评分，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计算机辅助组纳入18例患儿，男8例，女10例，年龄为3~12岁，平均8.3岁。10例进行了1次移植，6例进行了2次移植，2例进行了3次移植，平均移植次数1.5次。对照组纳入18例患儿，男4例，女14例，年龄4~14岁，平均8.1岁，8例进行了1次移植，5例进行了2次移植，5例进行了3次移植，平均移植次数为1.8次。所有患儿术后随访1~2年，计算机辅助组的18例患儿外形基本对称，胸部凹陷畸形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上肢及胸部功能未受影响，所有患儿均无移植区域局部及全身并发症。对照组患儿胸部凹陷畸形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上肢及胸部功能未受影响，其中2例患儿术后6个月随访胸部有硬结，未做特殊处理，术后1年随访消失，余无明显局部及全身严重并发症。医方满意度：对照组中非常满意7例、满意8例、一般3例；计算机辅助组中非常满意12例，满意6例。患方满意度：对照组中非常满意7例、满意10例、一般1例；计算机辅助组中非常满意12例、满意6例。术后6个月，计算机辅助组和对照组的第三方医师满意度评分分别为(83.56±7.90)分、(75.67±13.63)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3， P＝0.041)；计算机辅助组和对照组患儿及家长满意度评分分别为(84.39±7.77)分、(78.28±9.82)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7， P＝0.046)。 结论:计算机辅助游离脂肪移植治疗儿童Poland综合征的胸部软组织畸形，是根据患儿的自身特点制定出的个性化的手术方法，术后满意度较高。

目的:对比分析血管内治疗不同侧别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综合征（NIVCS）的临床疗效和治疗特点。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6月—2021年6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NIVCS患者60例，其中男29例、女31例，年龄29~74（51.4±11.8）岁。按照病变部位的侧别不同分为2组，左侧NIVCS 30例纳入L组、右侧NIVCS 30例纳入R组，2组均接受血管内治疗。对比2组患者基线资料；观察比较2组患者术后症状改善情况，以及支架置入患者的球囊直径和长度、支架直径和长度等围术期指标；评估患者术前及术后12个月的静脉临床严重程度评分（VCSS）；术后第6、12个月对支架置入患者行下肢深静脉彩超或下肢顺行静脉造影检查，观察髂静脉支架术后6个月和术后1年通畅率，以及与支架相关的并发症。结果:2组NIVCS患者性别构成、年龄、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下肢慢性静脉性疾病临床-病因-解剖-病理生理学分类系统（CEAP）分级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组60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其中18例行单纯球囊扩张成形术，42例接受球囊扩张联合支架置入治疗。2组患者的球囊直径、球囊长度、术前髂静脉狭窄率、术后1小时髂静脉狭窄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L组和R组患者术后1 h髂静脉狭窄率［4.0（3.0，6.0）、4.5（3.0，6.0）］均低于术前［95.0（89.8，98.0）、95.0（90.0，96.0）］，组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79、-4.79， P值均<0.001）。L组球囊直径为（13.4±1.5）mm，大于R组的（12.3±1.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5， P值<0.05）；L组支架长度为（60.0±8.9）mm，小于R组的（79.1±13.4）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42， P值<0.05）。术后随访10~14（12.7±0.9）个月，2组60例患者临床症状均得以改善或完全恢复正常，L组术后第12个月有1例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组和R组术前VCSS评分分别为12.5（11.0，13.3）分和12.0（11.0，13.0）分，术后第12个月VCSS评分分别为4.0（3.0，5.0）分和4.0（3.0，5.0）分，组间同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85、-0.12， P值均>0.05）；L组和R组术前VCSS评分均高于术后第12个月，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0、-4.81， P值均<0.001）。髂静脉支架6个月通畅率为100%（42/42），1年通畅率为97.61%（41/42）。患者随访期间均无支架移位和脱落等其他严重并发症。 结论: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NIVCS，采用血管内治疗均能取得良好的中短期疗效，且手术的安全性高。与右侧相比，治疗左侧NIVCS时选择的球囊的直径更大、支架的长度更小，并且支架直径较球囊直径小；治疗右侧NIVCS时选择的支架直径较球囊直径大。

目的:探讨骨创伤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DVT）的危险因素及其诊断效能。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108例骨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61例，女47例；年龄17~96岁［(55.2±19.5）岁］。根据入院后96 h内的下肢彩色多普勒超声结果，将患者分为DVT组（58例）和非DVT组（50例）。其中DVT组骨创伤后7 d内发生下肢DVT 42例，7 d后发生下肢DVT 16例。收集两组基本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基础疾病、致伤原因、骨折部位、是否手术、入院时Caprini评分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包括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凝血酶时间（T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BG）、D-二聚体（D-D）］和血栓四项［血浆凝血酶-抗凝血酶Ⅲ复合物（TAT）、血栓调节蛋白（TM）、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复合体（tPAIC）、纤溶酶α2纤溶酶抑制剂复合体（PIC）］。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上述指标与骨创伤患者发生下肢DVT的相关性并确定其独立危险因素。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分析，评价并比较各危险因素对骨创伤患者发生下肢DVT的诊断效能，并进一步评价各危险因素对骨创伤后7 d内发生DVT的诊断效能。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Caprini评分、D-D、TAT、TM和PIC与骨创伤患者发生下肢DVT有一定的相关性（ P<0.01）。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aprini评分（ OR=1.36，95% CI 1.12，1.65， P<0.01）、TAT（ OR=1.05，95% CI 1.00，1.10， P<0.05）和TM（ OR=1.34，95% CI 1.02，1.77， P<0.05）与骨创伤患者发生下肢DVT显著相关。ROC曲线分析结果表明，TAT（AUC=0.76，95% CI 0.67，0.86）的诊断效能最大，TM（AUC=0.72，95% CI 0.62，0.81）和Caprini评分（AUC=0.72，95% CI 0.62，0.82）的诊断效能次之。将各危险因素进行联合分析能有效提高对DVT的诊断效能（AUC=0.84，95% CI 0.77，0.92）。另外，TAT（AUC=0.81，95% CI 0.71，0.91）对骨创伤后7 d内发生下肢DVT的诊断效能更优，且高于Caprini评分（AUC=0.72，95% CI 0.61，0.83）和TM（AUC=0.71，95% CI 0.60，0.83）；同时，将各危险因素联合分析也能有效提高对骨创伤后7 d内发生下肢DVT的诊断效能（AUC=0.85，95% CI 0.77，0.93）。 结论:Caprini评分、TAT和TM是骨创伤患者发生下肢DVT的独立危险因素，且三者对发生下肢DVT均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将三者联合分析能显著提高诊断效能，较单独使用各指标的诊断效能更高。同时，TAT对骨创伤后7 d内发生下肢DVT的诊断效能更优，将各危险因素进行联合分析同样能提高其诊断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