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联合检测外周血游离Septin9、SDC2、BCA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对结直肠癌诊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9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消化科收治的患者资料，分为结直肠癌组（结肠癌62例，直肠癌59例）、癌前病变组（结直肠腺瘤77例，高级别上皮内瘤变5例）、疾病对照组（结直肠癌与进展期腺瘤阴性但存在其他肠道病变患者61例，非结直肠癌肿瘤患者17例）、健康对照组（94名）。采用荧光PCR法同步检测外周血血浆游离Septin9、SDC2、BCAT1 3种基因甲基化状态，分析联合检测3种基因的阳性率与结直肠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与癌胚抗原（CEA）阳性率作比较。将结直肠癌组按照临床TNM分期，Ⅰ、Ⅱ、Ⅲ、Ⅳ期按等级分析计数资料，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检测方法对疾病的诊断效能，比较ROC曲线下面积（AUC）。结果:结直肠癌组血浆游离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阳性率86%（104/121），癌前病变组阳性率12%（10/82），疾病对照组阳性率4%（3/78）、健康对照组阳性率4%（4/94）。结直肠癌组血浆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3组（χ 2 =237.246， P<0.001）。结直肠癌组中血浆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阳性率高于CEA阳性率（ P<0.001）。血浆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在结直肠癌组中Ⅰ~Ⅳ期的阳性率依次分别为73%（16/22）、87%（34/39）、86%（30/35）和96%（24/25），与CEA组相比，血浆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在结直肠癌Ⅰ~Ⅲ期阳性率显著高于CEA（ P<0.001），Ⅳ期阳性率与CEA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分析Septin9、SDC2、BCAT1基因检测AUC分别为0.857（95% CI 0.810~0.903）、0.819（95% CI 0.768~0.871）、0.862（95% CI 0.816~0.909），3个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AUC为0.889（95% CI 0.846~0.933），再联合血清CEA检测AUC为0.913（95% CI 0.874~0.951）。结肠癌患者不同性别、年龄和癌变部位与Septin9、SDC2、BCAT1基因甲基化联合检测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联合检测外周血血浆游离Septin9、SDC2、BCAT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有助于结直肠癌早期诊断，对结直肠癌Ⅰ~Ⅲ期阳性率高于CEA，3个基因联合检测提高了诊断效能。

目的:利用基底膜相关基因(BMRG)构建一个新的预后风险模型，以探索乳腺癌与基底膜之间的关系。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和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O)中收集转录组和临床数据，将TCGA数据库作为训练集，GEO数据库作为验证集，应用单因素Cox回归、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建立BMRG预后模型。通过Kaplan-Meier方法和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进一步验证和评估风险模型。然后结合风险模型和临床特征构建列线图来预测乳腺癌的总生存率。通过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研究其可能参与的生物学途径。同时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评估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患者对药物的敏感性差异。结果:共鉴定了193个差异表达基因，并构建了基于8个BMRG的风险模型，包括 COL6A2、 CTSA、 EVA1B、 ITGAX、 MMP-1、 ROBO3、 SDC1和 UNC5A。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ROC曲线分析表明，该模型可以很好地预测乳腺癌的预后，曲线下面积为0.779，表明准确度也很高。此外，列线图也显示出了良好的预测一致性和临床净收益。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验证了BMRG模型是乳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GSEA显示高风险组主要富集在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通路。此外，高风险患者对紫杉类化疗药物和靶向治疗药物的敏感性更高，而低风险患者对吉西他滨和雷帕霉素的敏感性更高。 结论:基于8种BMRG构建的风险模型可作为乳腺癌的有效预后指标，可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患者治疗反应的预测。

目的:探讨粪便黏结蛋白聚糖2（Syndecan-2，SDC2）基因甲基化（methylated SDC2，m SDC2）检测在广州市城镇地区居民结直肠癌筛查的应用。 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于2022年7—12月期间，针对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40~74岁常住居民展开结直肠癌社区筛查。筛查人群直接进行粪便m SDC2检测，对初筛阳性者建议其接受肠镜复查，对肠镜异常者建议接受进一步治疗。观察m SDC2检测初筛的阳性率、肠镜依从率、肠道病变检出率及其临床病理特征；同时探究m SDC2检测的CT值与肠道病变恶性程度的预测关系，评估筛查成本效益。 结果:共计发放粪便采集装置8 877份，实际回收粪便样本8 189份，样本回收率92.25%，合格样本8 048份，样本合格率98.28%。筛查对象中，男性3 182例（39.54%），女性4 866例（60.46%），年龄范围为40~74岁、平均年龄56岁。m SDC2初筛阳性率7.99%（643/8 048），肠镜依从率73.10%（470/643），470例完成肠镜检查的居民中，通过病理诊断发现结直肠癌20例（4.25%），进展期腺瘤109例（23.19%），非进展期腺瘤145例（30.85%），息肉79例（16.81%），整体肠道病变检出353例，肠道病变检出率75.11%。肠道病变检出率在男性中高于女性（ χ2=19.200， P<0.001），各年龄组间肠道病变检出率具有明显差异，且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 χ2=18.200， P<0.001）。检出的20例结直肠癌术后病理分期为0~Ⅰ期15例，Ⅱ~Ⅲ期4例，未知分期1例。m SDC2检测结果CT值与进展期肿瘤的比例呈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6.063， P<0.001）。本次筛查总成本433.95万元，筛查效益2 850.62万元，效益成本比6.57。 结论:粪便m SDC2检测初筛结合肠镜精筛的结直肠癌筛查模式，具有较高的肠镜依从性和肠道病变检出率，有利于发现早期结直肠癌，具有良好的成本经济效益。粪便m SDC2检测CT值与肠道肿瘤的恶性程度可能具有相关性。

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入选2020年5月5日至2022年5月28日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总院收治的结直肠癌患者225例作为结直肠癌组，同期选取来该院进行结直肠健康检查的健康人101人作为健康对照组。记录结直肠癌患者的年龄和性别，通过组织活检确认结直肠癌临床分期，根据CT扫描技术判定淋巴结转移情况、肿瘤直径、病灶数等。记录健康对照人群的性别、年龄，经结直肠组织活检确认无相关疾病。通过结肠镜获取入选者的病理组织，所有组织标本采用Sanger测序确定黏结蛋白聚糖（SDC）基因多态性位点。采用单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SDC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结直肠癌的关联。结果显示，结直肠癌组患者中临床Ⅲ/Ⅳ期［120例（53.3%）］、有淋巴结转移［126例（56.0%）］、肿瘤直径<2 cm［170例（75.6%）］、单发肿瘤［193例（85.8%）］者占比较高。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DC2 rs2515127位点的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存在关联（ OR=1.643，95% CI：1.025~2.337， P=0.012）。根据密码子AGC突变情况将SDC2 rs2515127位点分为AA、AG、GG 3种基因型，本组结直肠癌患者GG基因型频率最高，为60.7%（102/168），AG、AA基因型频率分别为30.4%（51/168）、8.9%（15/168）。该研究结果显示SDC2 rs2515127位点的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的存在关联，且SDC2 rs2515127位点的基因型中GG和AG基因型频率较高。

目的:初步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与多配体蛋白聚糖1(SDC1)在缺氧胶质瘤细胞增殖及替莫唑胺(TMZ)化疗抵抗调控中的相互作用。方法:将U87细胞分为常氧组、常氧+TMZ组、常氧空载组、常氧空载+DMSO组、常氧空载+TMZ组、常氧SDC1过表达组、常氧SDC1过表达+TMZ组，缺氧组、缺氧+TMZ组、缺氧空载组、缺氧敲除HIF-1α组、缺氧敲除HIF-1α组+TMZ、缺氧SDC1干扰组、缺氧空载+DMSO组、缺氧空载+TMZ组、缺氧SDC1干扰+TMZ组。采用低氧探针检测细胞缺氧情况；TMZ处理72 h后，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敲除HIF-1α后，于缺氧条件下培养细胞并给予TMZ处理2 、4 、6 、8 d，检测细胞的乳酸脱氢酶(LDH)释放及细胞凋亡。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WB)法检测细胞HIF-1α、SDC1基因和蛋白质的表达量；采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ChIP)-qPCR(ChIP-qPCR)法检测HIF-1α与SDC1启动子结合情况。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CGGA)数据库(321例)、基因表达谱数据交互分析(GEPIA)数据库(681例)的肿瘤标本，分析HIF-1α和SDC1基因在不同级别脑胶质瘤中的表达情况，以及高、低表达SDC1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差异；HIF-1α与SDC1基因在脑胶质瘤标本中表达的相关性。结果:低氧探针检测证实缺氧组细胞处于缺氧状态。CCK-8和流式细胞术检测显示，与常氧+TMZ组比较，低氧+TMZ组细胞的存活率高、凋亡率低(均 P<0.01)。WB检测显示，与常氧组比较，缺氧组细胞的HIF-1α表达高( P＝0.040)；缺氧敲除HIF-1α组HIF-1α的表达量低于缺氧空载组。缺氧敲除HIF-1α+TMZ组的LDH释放量和细胞凋亡率均高于缺氧空载+TMZ组(均 P<0.01)。RT-qPCR检测显示，与缺氧空载组比较，缺氧敲除HIF-1α组的SDC1 mRNA表达量下降；WB检测显示，缺氧敲除HIF-1α组SDC1蛋白的表达降低(均 P<0.01)；CCK-8检测显示，常氧空载+TMZ组的细胞数量低于常氧空载+DMSO组和常氧过表达SDC1+TMZ组(均 P<0.01)；缺氧干扰SDC1+TMZ组和缺氧空载+TMZ组的数量均低于缺氧空载+DMSO组(均 P<0.01)，而缺氧干扰SDC1+TMZ组细胞数低于缺氧空载+TMZ组( P<0.01)。流式细胞术检测显示，常氧过表达SDC1+TMZ组细胞凋亡率显著低于常氧空载+TMZ组( P＝0.030)，而缺氧干扰SDC1+TMZ组细胞凋亡率显著高于缺氧空载+TMZ组( P<0.01)。ChIP-qPCR分析显示，HIF-1α在SDC1启动子上的－1314~－1310处存在结合位点。GEPIA、CGGA数据库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脑胶质瘤组织中HIF-1α、SDC1的表达水平高于非肿瘤脑组织，且随着胶质瘤WHO级别的增高表达水平相应升高(均 P<0.05)。脑胶质瘤组织的HIF-1α与SDC1 mRNA的表达呈正相关( P<0.05)。低表达SDC1组患者的生存期长于高表达SDC1组( P<0.01)。 结论:缺氧条件下，HIF-1α作为转录因子经SDC1促进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及TMZ的化疗抵抗。

目的:探讨目标导向液体治疗（goal-directed fluid therapy, GDFT）对老年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患者多糖包被的影响。方法:择期拟行结直肠癌根治术的患者50例，年龄60~85岁，ASA分级Ⅱ、Ⅲ级，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25例）：对照组（C组），维持MAP 65~90 mmHg（1 mmHg=0.133 kPa），尿量>0.5 ml·kg -1·h -1；目标导向液体治疗组（G组），实施GDFT，维持每搏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bility, SVV）<13%、心指数（cardiac index, CI）>2.5 L·min -1·m -2。分别于入室（T 0）、手术开始1 h（T 1）和术毕（T 2）记录心率、MAP、CVP，并于上述时点检测多配体聚糖1（syndecan-1, SDC-1）、硫酸乙酰肝素（heparan sulfate, HS）和TNF-α浓度，记录术中液体出入量、血管活性药物应用、术后首次排气时间、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与T 0比较，两组T 1和T 2时点SDC-1、HS和TNF-α浓度升高（ P<0.05）。与C组比较，G组T 1和T 2时点CVP降低，T 2时点SDC-1、HS和TNF-α浓度降低，总输液量、晶体液用量和胶体液用量减少，术后首次排气时间缩短（均 P<0.05）。 结论:老年患者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中以SVV和CI为指导的GDFT可维持合理容量水平，减轻术中全身炎症反应，减少血管内皮多糖包被的降解。

目的:多配体蛋白聚糖1（recombinant syndecan 1，SDC1）表达水平与乳腺癌（breast cancer，BC）术后子宫内膜病变的相关性。方法:从GEO数据库中检索并筛选出目的基因SDC1。收集山西省儿童医院73例经手术治疗的乳腺癌患者，依据子宫内膜病变将其分为未病变组与病变组，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分析两组患者血清SDC1表达水平。将病变组患者分为SDC1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分析SDC1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联，评估SDC1表达水平诊断乳腺癌术后子宫内膜病变的敏感性。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子宫内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SDC1在病变组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1.38±0.31）明显高于未病变组（1.00±0.33）（ t=3.59， P=0.001）。病变组患者绝经占比80%（41/51）、子宫内膜厚度≥5 mm占比73%（37/51）、有子宫异常出血病史的患者占比78%（40/51）较未病变组的患者占比更多[18%（4/22）、27%（6/22）、9%（2/22）]（ P<0.001、0.004、<0.001）。SDC1高表达组中绝经占比95%（21/22）、子宫内膜厚度≥5 mm占比91%（20/22）、妊娠史≤2次患者占比64%（14/22）、有子宫异常出血病史患者占比95%（21/22）、选择性ER调节剂治疗91%（20/22）患者占比均高于低表达组[（69%（20/29）、59%（17/29）、31%（9/29）、66%（19/29）、59%（17/29）]（ P=0.030、0.013、0.026、0.015、0.013）。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下面积0.810 2（95% CI=0.696 6~0.923 7， P<0.001），SDC1诊断子宫内膜发病敏感性高。在Logistic单因素分析中认为子宫异常出血史（是）（ OR=36.36，95% CI=8.88~251.30， P<0.001）、SDC1表达（ OR=1.50，95% CI=1.23~1.92， P<0.001）是子宫内膜病变的危险因素，而绝经（否）（ OR=0.05，95% CI=0.01~0.18， P<0.001）、子宫内膜厚度（<5 mm）（ OR=0.14，95% CI=0.04~0.42， P=0.001）是其保护因素。在Logistic多因素分析中认为子宫异常出血史（是）（ OR=1.49e+6，95% CI=184.7~1.97e+16， P=0.042）、SDC1表达（ OR=4.25，95% CI=1.59~24.55， P=0.029）是子宫内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绝经（否）（ OR=0.00，95% CI=0.00~0.03， P=0.024）是其保护因素。 结论:SDC1表达水平与乳腺癌癌患者术后子宫内膜病变具有显著相关性，是子宫内膜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粪便 SDC2基因甲基化（m SDC2）检测在东莞市石排镇居民结直肠癌早期筛查的应用价值。 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2021年5月至2022年2月期间，东莞市石排镇政府采用整群抽样方法确定东莞市石排镇18个村的筛查范围，对符合初筛标准的居民由东莞市石排医院开展粪便m SDC2检测，确定高危人群，初筛阳性者建议其接受肠镜复查。观察m SDC2检测初筛的阳性率、肠镜依从率、肠镜检出率以及筛查成本-效益。 结果:有效筛查人数共计10 708人，筛查参与率54.99%（10 708/19 474），合格率97.87%（10 708/10 941）。筛查对象中，男性4 713例（44.01%），女性5 995例（55.99%），年龄为（54.52±9.64）岁；以年龄段分组，40~49岁组3 770人（35.21%），50~59岁组3 882人（36.25%），60～69岁组2 017人（18.84%），70~74岁组1 039人（9.70%）。通过初筛检出m SDC2阳性结果的居民共计821人，初筛阳性率为7.67%（821/10 708），521人接受了肠镜检查，肠镜依从率为63.46%（521/821）。521例完成肠镜检查的居民中，有8例未能提供病理结果，可分析结果513例。各年龄组间肠道病变检出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23.155， P<0.001）；肠镜病变检出率随年龄的增高而上升，40~49岁年龄组最低（60.74%），70~74岁年龄组最高（86.11%）。通过病理诊断发现，共检出结直肠癌25例（4.87%），进展期腺瘤192例（37.43%），非进展期腺瘤67例（13.06%），锯齿状腺瘤或息肉15例（2.92%），非腺瘤性息肉86例（16.76%）。检出的25例结直肠癌中，肿瘤分期0期14例（56.0%），Ⅰ期4例（16.0%），Ⅱ期7例（28.0%）。有18例为早期癌，早期癌和进展期腺瘤早诊率为96.77%（210/217）。粪便m SDC2检测对所有肠道病变的检出率为75.05%（385/513）。本次筛查效益为3 264.0万元，效益成本比为6.0。 结论:粪便m SDC2检测初筛结合肠镜精筛的结直肠癌筛查模式，具有较高的肠道病变检出率和良好的成本-经济效益，是一种值得在国内社区推广的肠癌筛查策略。

目的:探讨内皮糖萼降解产物在评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患者肺水肿严重程度的应用。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选取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无锡市人民医院诊断为ARDS的患者。患者入科2 h内行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记录血管外肺水指数（extravascular lung water index, EVLWI），同时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糖萼降解产物[血浆多配体聚糖-1（syndecan-1, SDC-1）、硫酸乙酰肝素（heparan sulphate, HS）、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 HA）]指标及炎症因子[血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6、IL-10]浓度。采用Pearson相关法分析ARDS患者糖萼降解产物与EVLWI、炎症因子的相关性。以EVLWI 10 mL/kg为界值，将患者分为轻度肺水肿组和重度肺水肿组，比较两组患者糖萼降解产物以及炎症因子指标的差别。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分析糖萼降解产物对于判断肺水肿严重程度的价值。结果:入选ARDS患者共85例，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患者SDC-1、HS、HA均与IL-6、TNF-α、EVLWI呈正相关（均 P<0.05），均与IL-10无相关性（均 P>0.05）。在轻度肺水肿组（39例）与重度肺水肿组（46例）进行对比显示，IL-6[（33.63±3.43）ng/L vs. （39.99±4.64）ng/L]、TNF-α[（43.38±6.05）ng/L vs. （50.79±7.35）ng/L]、SDC-1[（494.13±47.23）ng/L vs. （563.50±56.36）ng/L]、HS[（114.02±18.39）ng/mL vs. （138.93±17.02）ng/mL]、HA[（441.44±62.52）ng/mL vs. （546.23±85.24）ng/mL]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IL-10[（24.37±10.11）ng/L vs. （28.75±11.98）ng/L]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将SDC-1、HA、HS三者指标联合预测优于单项指标，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928（95% CI: 0.872~1.000），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7.5%、86.7%。 结论:ARDS患者糖萼降解产物SDC-1、HS、HA均与血管外肺水指数存在良好的相关性，三项糖萼降解产物指标的应用可以作为判断ARDS患者肺水肿程度的可靠依据。

目的: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鼻咽癌预后和免疫相关的细胞轨迹差异表达基因。方法:从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下载鼻咽癌单细胞测序数据集（GSE150825）和转录组测序数据集（GSE102349）。GSE150825数据集包括11例鼻咽癌和3例鼻咽淋巴增生（NLH）组织共66 627个细胞的单细胞RNA测序结果，数据更新时间为2021年3月。GSE102349数据集包括113例鼻咽癌患者临床信息，数据更新时间为2017年。将GSE150825数据集中数据进行标化和重新聚类，并选取髓系细胞进行重新聚类，采用moncle2法进行拟时序分析。计算不同细胞状态的差异基因（细胞轨迹差异基因），并取并集得到并集基因。采用ClusterProfiler和ConsensusClusterPlus包对并集基因进行基因本体（GO）富集分析和临床分型。在GSE102349数据集中，根据细胞轨迹差异基因的并集基因，将患者分为两个亚组，分析两个亚组无进展生存（PFS）、临床分期、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差异；CIBERSORT分析两个亚组免疫细胞浸润差异。使用LASSO回归构建预后预测模型。收集江苏省肿瘤医院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收治的经病理检查证实为鼻咽癌（14例）和正常鼻咽上皮（4例）的病理组织切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筛选出的靶基因在正常鼻咽上皮和鼻咽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并根据患者治疗前后核磁共振成像结果分析靶基因表达与鼻咽癌患者淋巴结治疗效果关系。结果:对单细胞测序数据集GSE150825数据进行过滤和质控，共64 312个细胞（48 604个来自鼻咽癌，15 798个来自NLH）进行后续分析。对质控后的细胞进行重新聚类分析，主要分为8种细胞类型：B细胞、T细胞、先天淋巴细胞、髓样细胞、成纤维细胞、肥大细胞和肿瘤细胞。髓样细胞特异性地分布在鼻咽癌患者中。拟时序变化的细胞轨迹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细胞质翻译、核糖体、局灶黏附、钙黏蛋白结合和细胞因子受体结合。在验证集GSE102349数据集中提取细胞轨迹差异基因并集并进行临床分型，亚组1、2的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5）；亚组1预后较好，临床分期Ⅰ期患者比例大；亚组2预后较差，临床分期Ⅳ期患者比例大。亚组1微环境中免疫成分比例高，体现了较活跃的免疫活动；亚组2的肿瘤纯度高于亚组1，其肿瘤成分所占比例高；记忆B细胞在亚组2中低表达，T细胞滤泡辅助细胞、NK活化细胞、静息和活化树突细胞在亚组1中低表达。根据细胞轨迹差异基因构建预后风险模型，风险评分＝SDC3×1.588+ ODC1×1.122+ PSIP1×11.310+ P4HB×4.043。14例鼻咽癌组织中PSIP1蛋白H-score评分高于正常鼻咽组织[（96±11）分比（69±23）分， t＝-3.38， P＝0.004]，P4HB蛋白H-score评分高于正常鼻咽组织[（64±35）分比（17±9）分， t＝-2.65， P＝0.018]。在鼻咽癌患者中，以H-score评分的中位数为cut-off值（PSIP1为97分，P4HB为63分），PSIP1高表达（≥97分）患者活化T细胞比例高于低表达（<97分）患者[（21±7）%比（13±4）%， t＝-2.69， P＝0.020]，P4HB高表达（≥63分）患者NK细胞比例高于低表达（<63分）患者[（24±10）%比（14±6）%， t＝ -2.24， P＝0.040]。 结论:PSIP1和P4HB可能是预测鼻咽癌预后和治疗效果的生物学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