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CU）脑源性疾病与普通重症监护病房（GICU）非脑源性疾病患者的应激性溃疡（SU）及临床有意义的应激性溃疡伴胃肠道出血（CIB）事件的危险因素及临床预后的差异。方法: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NCU及GICU连续性收治的SU患者，以CIB和30 d全因死亡事件为主要终点指标。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组间相应变量的差异，采用逻辑回归分析主要终点指标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261例符合入组标准的SU患者（NCU组149例，GICU组112例），其中女性88例（33.7%），年龄为65（53，76）岁。SU患者中有136例（52.1%）发生CIB，NCU组和GICU组各有68例。相比GICU组，NCU组的SU患者年龄更大，高血压和既往有卒中病史的比例更高，但有冠心病史、有慢性胃病史、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有肝功能不全、有肾功能不全、有呼吸衰竭和有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的比例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类似地，与GICU组相比，NCU组CIB患者有卒中病史的比例更高，但有冠心病史、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有肾功能不全和有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比例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NCU组SU患者30 d全因死亡率明显低于GICU组（16.2% vs 29.7%，χ2=6.748，P=0.009），但对应的2组CIB患者30 d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9% vs 41.8%，P>0.05）。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提示30 d全因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比值比（OR）=2.439，95%可信区间（CI）：1.131~5.259]、有输血治疗（OR=3.329，95%CI：1.558~7.112）、有呼吸衰竭（OR=3.405，95%CI：1.61~7.198）和有CIB（OR=3.793，95%CI：1.529~9.414）。而应用鼻胃管（OR=5.209，95%CI：2.820~9.620）、有呼吸衰竭（OR=3.672，95%CI：1.620~8.325）和国际标准化比值>1.5（OR=2.119，95%CI：1.023~4.389）与CIB发生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应用质子泵抑制剂进行预防性治疗（OR=0.277，95%CI：0.100~0.768）有助于降低CIB的发生风险。结论:NCU组（脑源性）和GICU组（非脑源性）CIB患者中未发现危险因素及30 d全因死亡率的显著性差异。应用鼻胃管、有呼吸衰竭和国际标准化比值>1.5与CIB发生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而质子泵抑制剂预防性治疗很可能有助于降低2组患者的CIB风险。

目的 分析利伐沙班致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合并冠心病患者相关出血事件的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2021年11月-2023年5月使用利伐沙班进行抗凝治疗的NVAF合并冠心病住院患者64例,分析其人口统计学信息、实验室检查指标等一般临床资料及利伐沙班稳态血药浓度谷值,计算剂量调整谷浓度,并记录患者出院后6个月内相关出血事件的发生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利伐沙班相关出血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预测出血概率的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分析该回归方程的预测价值.结果 64例患者中,共19例患者发生24例次出血事件,大多为轻度出血(19例次,79.2％),以胃肠道出血为主(17例次,70.8％),大多经对症处理、调整抗凝方案等处理后好转或痊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出血组既往有贫血史的患者比例、血小板计数、尿素氮含量、利伐沙班稳态血药浓度谷值、利伐沙班剂量调整谷浓度和凝血指标[国际标准化比值、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水平均显著多于或高于非出血组,而白蛋白水平显著低于非出血组(P＜0.05).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PT水平(比值比为1.473,95％置信区间为1.103～1.967,P=0.009)和高利伐沙班剂量调整谷浓度(比值比为1.174,95％置信区间为1.018～1.355,P=0.027)是利伐沙班相关出血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出血事件预测概率(P)的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为LogitP=-6.975+0.387×PT水平+0.161 ×剂量调整谷浓度,其ROC曲线的AUC为0.825(95％置信区间为0.708～0.909,P＜0.001).结论 利伐沙班致NVAF合并冠心病患者相关出血事件的危险因素包括既往有贫血史、高血小板计数、高尿素氮含量、高利伐沙班稳态血药浓度谷值、高剂量调整谷浓度、高凝血指标水平以及低白蛋白水平,其中高PT水平和高剂量调整谷浓度是可用于预测利伐沙班相关出血事件发生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所建回归方程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内皮激活和应激指数(EASIX)对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和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PTCL-NOS)患者预后的影响,并比较低EASIX组和高EASIX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1年9月由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59例初诊AITL和PTCL-NOS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EASIX的最佳截断值,卡方检验分析EASIX与AITL和PTCL-NOS患者临床特征的相关性,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结果:EASIX的最佳截断值为0.95,以此为界将患者分为低EASIX(＜0.95)组和高EASIX(≥0.95)组.与低EASIX组患者相比,高EASIX组PTCL患者具有Ann Arbor分期晚、IPI评分高中危以上、LDH升高、易发生低白蛋白血症与贫血、易合并B症状、结外累及和骨髓累及等临床特点.生存分析结果显示,59例PTCL患者中,高EASIX组患者的OS和PFS较低EASIX组患者均明显缩短(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EASIX是影响患者OS[HR=7.217(95％CI:1.959-26.587),P=0.003)]和 PFS[HR=2.718(95％CI:1.032-7.161),P=0.043]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初诊AITL和PTCL-NOS患者高EASIX提示患者预后不良,高EASIX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与血流感染(bloodstream infection,BSI)疾病负担密切相关的营养筛查手段,为BSI患者的营养干预提供建议.方法 采用前瞻性横断面调查方法,纳入2021年1月1日～2023年10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就诊的、符合纳入与排除标准的BSI确诊病例.收集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人口学信息,入院时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入院时营养风险筛查2002(nutrition risk screening 2002,NRS 2002)评分、入院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rthel index,BI)评分、血清白蛋白以及基础疾病、入院48h内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评分、ICU住院天数、总住院天数、住院费用、健康结局等并进行分析.结果 350例BSI患者纳入分析,平均年龄为65.86±17.21岁,男性204例(58.29％),有基础疾病者279例(79.71％).感染来源为血管内导管的占8.57％(n=30),非导管相关的首位感染类型为肺炎(66.57％,n=233).血培养细菌类型为杆菌181例(51.71％)、球菌130例(37.14％)、真菌20例(5.71％)及混合感染19例(5.43％).350例患者入院时低BMI占6.86％(n=24)、NRS2002评分提示严重营养风险者占3.7％(n=13)、低白蛋白者占93.43％(n=327);入院时BI评分提示中重度依赖者占53.43％(n=187).入院48h SOFA评分为3(1,6)分;收住ICU 136例(38.86％),ICU住院天数为10.50(5.00,24.50)天;机械通气占9.43％(n=33),平均时长220(84,360)h;治疗结局治愈259例(74.00％),感染复发或放弃治疗28例(8.00％),死亡63例(18.00％);住院期间总治疗费用为54736.00(28721.22,98639.50)万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SOFA评分独立相关的变量为恶性肿瘤病史与BI评分,与健康结局独立相关的变量为入院时NRS2002评分,与医疗费用独立相关的为住院天数(P＜0.05).结论 BSI多见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入住ICU比例高.入院时进行NRS 2002评分及BI评分可以较好地评估BSI的疾病预后及疾病严重程度.进一步,临床医师需要根据上述评分进行分级干预,以降低该类患者的疾病负担.

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灭活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以2022年1月1日至5月31日广东省20家定点医院收治的1 403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为对象，基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和广东省远程医疗平台收集对象人口学资料、基础疾病资料、疫苗接种情况、末次暴露日期、感染毒株基因测序和临床结局等资料，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将肺炎（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作为病例组，非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作为对照组，分析SARS-CoV-2灭活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临床结局影响。结果:1 403例对象年龄的 M（ Q1， Q3）为36（27~47）岁，男性占52.25%（733例）。感染结局以非肺炎为主，占92.09%（1 292例），病程的 M（ Q1， Q3）为18（14~22）d。无免疫史或部分免疫、基础免疫90 d内、基础免疫90 d以上、完成加强免疫90 d内和完成加强免疫90 d以上者分别为134（9.55%）、39（2.78%）、403（28.72%）、437（31.15%）和390（27.80%）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性别、年龄、基础病和报告地等因素后，与无免疫史或部分免疫者比较，基础免疫90 d以上、加强免疫90 d内、加强免疫90 d以上者发展为肺炎风险较低［ OR（95% CI）值分别为0.52（0.28~0.98）、0.39（0.21~0.73）和0.40（0.21~0.77）］。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性别、年龄、基础疾病和报告地等因素后，与无免疫史或部分免疫者相比，加强免疫90 d以上者病程较短［ HR（95% CI）：1.26（1.03~1.55）］。 结论: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史影响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临床结局。

目的:比较初诊多发性骨髓瘤（NDMM）非髓外病变（non-EMD）、骨旁髓外（EM-B）和软组织髓外（EM-E）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并探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对EMD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15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515例NDMM患者，114例（22%）伴EMD患者，其中EM-B组91例（18%），EM-E组23例（4%）。通过卡方检验比较3组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通过Kaplan-Meier法比较3组患者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差异；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多因素分析确定独立预后因素。结果: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国际分期系统（ISS）分期、轻链、肌酐清除率、细胞遗传学危险度、17p缺失、是否接受ASCT和诱导方案类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3% EM-E患者M蛋白为IgD型，显著增高（ P=0.021）。non-EMD、EM-B和EM-E 3组患者中位PFS时间分别为27.4、23.1和14.0个月，中位OS期分别为未达到、76.8个月和25.6个月，EM-E的PFS（对non-EMD， P=0.004；对EM-B， P=0.036）和OS（对non-EMD， P<0.001；对EM-B， P=0.002）最差，而EM-B与non-EMD组之间PFS和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中，EM-E是NDMM患者OS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 HR=8.779， P<0.001），对PFS也产生不良影响（ HR=1.874， P=0.050）。在未接受ASCT患者中，EM-B患者OS显著差于non-EMD组（中位76.8个月对未达到， P=0.029），但在ASCT患者中，EM-B和non-EMD组PFS和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初诊non-EMD、EM-B比较，EM-E患者预后最差，而且EM-E是NDMM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ASCT能克服EM-B的不良预后。

目的:了解山东省三级甲等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镇静镇痛治疗及管理状况，为镇静镇痛治疗方案的改进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为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山东省6家三级甲等医院的PICU参与了本研究。收集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入住这6家PICU的1 340例患儿，调阅病历资料，统计患儿的年龄、性别、入院24 h小儿死亡风险评分Ⅲ、是否接受机械通气、是否接受镇静和(或)镇痛治疗、是否监测镇静和(或)镇痛情况、住院病死率等。依据是否接受镇静治疗和(或)镇痛治疗，将患儿分为单纯镇静组(798例)、镇静＋镇痛组(120例)及非镇静镇痛组(422例)，比较各组的病种、机械通气比例、低血压发生率、平均住PICU天数及院内病死率。结果:1 340例患儿的平均年龄为(13.3±6.4)个月，其中男786例(58.7%)。6家PICU均已开展镇静治疗，其中5家PICU进行常规镇静评估；已开展镇痛治疗的PICU有4家，其中仅有2家进行常规疼痛评估。共有918例(68.5%)患儿接受了镇静治疗和(或)镇痛治疗，咪达唑仑是最常用的镇静药物，其次是右美托咪定。526例(57.3%)患儿进行了镇静评估监测，最常用的评估方法是Richmond躁动镇静量表。120例(9.0%)患儿接受了镇静联合镇痛治疗，芬太尼是最常用的镇痛药物，38例(31.7%)患儿接受了常规疼痛评估。3组患儿年龄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镇静＋镇痛组外科疾病的比例最高，该组机械通气患儿的比例也最高(100.0%，120/120)，非镇静镇痛组机械通气患儿的比例最低(11.4%，48/42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镇静＋镇痛组的平均机械通气时间略短于单纯镇静组，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镇静＋镇痛组低血压发生率最高，非镇静镇痛组低血压发生率最低[21.7%(26/120)比2.1%(9/422)， P<0.01]。院内病死率和平均住PICU天数3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苯二氮 类药物仍是目前山东省PICU中主要使用的镇静药物，右美托咪定的应用逐渐增加，但镇痛剂应用的比例很低。目前镇痛镇静治疗主要用于外科术后及接受机械通气治疗的患儿，镇痛镇静治疗虽未增加患儿的院内病死率及平均住PICU天数，但增加了低血压的发生率。山东省PICU的镇静镇痛治疗和监测仍欠规范，主要体现在镇痛治疗以及对镇静和疼痛水平的评估未受到重视。

目的:探讨不同妊娠间隔（IPI）对经产妇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基于全国14个省区市共21家医院开展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通过查阅病历收集2011—2018年间两次妊娠均在同一家医院分娩的经产妇的年龄、身高、孕前体重、IPI、既往史、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分娩孕周、分娩方式、妊娠结局等资料。根据不同IPI分为4组：<18个月组、18~23个月组、24~59个月组和≥60个月组，分析其临床特征和妊娠结局。根据WHO的推荐，以24~59个月组作为参照，比较各组经产妇的妊娠结局。进一步根据年龄、妊娠期糖尿病（GDM）史、巨大儿分娩史和早产史进行分层分析，探讨不同特征经产妇中IPI对其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经产妇8 026例，其中<18个月组、18~23个月组、24~59个月组和≥60个月组分别为423、623、5 512和1 468例。（1）<18个月组、18~23个月组、24~59个月组和≥60个月组的妊娠年龄、本次妊娠前体质指数（BMI）、剖宫产史比例、GDM发生率、妊娠期高血压发生率以及剖宫产术分娩比例均逐渐增加，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2）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经产妇相比，≥60个月组经产妇的早产、胎膜早破和羊水过少的发生风险分别增加42%（ OR=1.42， 95% CI为1.07~1.88， P=0.015）、46%（ OR=1.46， 95% CI为1.13~1.88， P=0.004）和64%（ OR=1.64， 95% CI为1.13~2.38， P=0.009），其他组均未见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增加（ P均>0.05）。（3）根据妊娠年龄分层，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比较，高龄经产妇≥60个月组羊水过少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 OR=2.87， 95% CI为1.41~5.83， P=0.004）；非高龄经产妇<18个月组胎膜早破的发生风险明显增加（ OR=1.59， 95% CI为1.04~2.43， P=0.032），≥60个月组胎膜早破（ OR=1.58， 95% CI为1.18~2.13， P=0.002）和早产（ OR=1.52， 95% CI为1.07~2.17， P=0.020）的发生风险均显著增加。根据有无GDM史分层，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比较，≥60个月组有GDM史经产妇产后出血的风险显著增加（ OR=5.34， 95% CI为1.45~19.70， P=0.012），无GDM史经产妇胎膜早破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OR=1.44， 95% CI为1.10~1.90， P=0.009）。根据有无巨大儿分娩史分层，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比较，≥60个月组有巨大儿分娩史经产妇剖宫产术分娩的比例显著增加（ OR=4.11， 95% CI为1.18~14.27， P=0.026），无巨大儿分娩史经产妇胎膜早破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OR=1.46， 95% CI为1.12~1.89， P=0.005）。根据有无早产史分层，校正混杂因素后，与24~59个月组比较，≥60个月组无早产史经产妇胎膜早破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OR=1.47， 95% CI为1.13~1.92， P=0.004）。 结论:IPI≥60个月或<18个月均会造成经产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增加，应通过对育龄期妇女孕前咨询和产后保健的健康教育，指导育龄期妇女再次妊娠时保持适宜的IPI，以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SL）患者的预后因素及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1975年1月至2016年12月美国SEER数据库中4 812例PCNSL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 831例，女性1 981例，男女比例为1.4∶1.0；发病年龄<60岁者2 236例（46.47%），60~<75岁者1 718例（35.70%），≥75岁者858例（17.83%）；幕上肿瘤2 417例（50.23%），幕下肿瘤299例（6.21%），脑内多发肿瘤554例（11.51%），其他或未指明部位的脑部肿瘤1 542例（32.04%）；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3 513例（73.00%），非DLBCL 234例（4.86%），其他或未指明类型的淋巴瘤1 065例（22.13%）；治疗方式为单独活检的2 010例（41.77%），单独部分切除61例（1.27%），单独完全切除54例（1.12%），活检+化疗2 384例（49.54%），部分切除+化疗159例（3.30%），完全切除+化疗144例（2.99%）。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总体生存的预后因素；采用Fine-Gray检验与竞争风险模型研究影响患者肿瘤特异性生存的预后因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并通过Log-rank进行比较。结果:单因素及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影响PCNSL患者总体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包括年龄、种族、婚姻状态、肿瘤部位、病理学亚型、手术、化疗、合并其他恶性肿瘤、合并HIV感染等。Fine-Gray检验与竞争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患者肿瘤特异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包括年龄、种族、婚姻状态、肿瘤部位、病理学亚型、手术方式、化疗、合并其他恶性肿瘤、合并HIV感染，而性别与放疗均与肿瘤特异生存无明显相关性。与活检相比，PCNSL患者可能从手术切除中获益（部分切除： HR =0.805，95% CI：0.656~0.989， P=0.04；完全切除： HR=0.521，95% CI：0.414~0.656， P<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活检+化疗组中位生存时间为28个月（95% CI：24.497~31.503），单独活检组为2个月（95% CI：1.756~2.244），单独部分切除组为2个月（95% CI：1.410~2.590），单独完全切除组为19个月（95% CI：0~39.311），部分切除+化疗组为67个月（95% CI：46.187~87.813），完全切除+化疗组为84个月（95% CI：57.448~110.552），使用不同治疗方法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手术切除可能改善部分PCNSL患者的预后。化疗可能使肿瘤完全切除或部分切除患者的肿瘤特异生存时间延长。

目的:基于单细胞组学分析肝内胆管癌（ICC）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获益。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整合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中4个数据集的ICC单细胞测序结果，共获得46例患者根治性切除样本，探索ICC微环境的特征。同时分析附有生存数据的EMBI数据库共100例ICC组织芯片数据，通过ssGSEA算法计算芯片数据每个样本中各个上皮细胞亚群的浸润丰度，探索与患者较差预后相关的关键上皮细胞亚群，并研究该亚群关键标志（marker）基因的临床价值。通过单因素与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模型筛选预后相关marker基因，使用目标基因构建 Cox比例风险模型并绘制列线图，使用Kaplan-Meier 生存分析验证评分与患者预后的关系，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DCA）对模型预测效能进行评估。结果:上皮细胞亚群几乎仅在肿瘤组织中浸润。表达 MT2A的上皮细胞亚群与患者更差的预后相关且浸润丰度很高，以该亚群浸润为特征的患者被定义为抗氧化型。经单因素与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筛选该亚群的marker基因，其中 FILPIL、 NAKBIA、 PEG10、 SERPINB5是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用这4个基因表达量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根据该模型所区分的高风险组患者的术后1、3、5年总体生存率均低于低风险组患者（ P值均<0.05）；所构建的列线图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及有效性。ROC曲线显示，模型1、3、5年预测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79、0.844、0.845；经校准曲线与DCA检验，对比临床指标，该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结论:MT2A阳性上皮细胞亚群与IC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的生存获益相关，可将ICC组织分为抗氧化型与非抗氧化型，抗氧化型预示患者预后较差，可考虑通过术后辅助治疗等手段改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