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应用扫频源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流成像技术（SS-OCTA）观察正视儿童黄斑区脉络膜厚度（CHT）的分布特征，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横断面研究。连续性纳入2021年5—9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就诊的6~12岁正视儿童63例。以黄斑中心凹为中心，使用SS-OCTA测量黄斑区的CHT和脉络膜血管指数（CVI），根据ETDRS分区将图像划分为3个环区：黄斑中心凹区（直径0~1 mm）、内环区（直径1~3 mm）和外环区（直径3~6 mm）。均纳入右眼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个环区和内、外环区的上方、颞侧、下方和鼻侧4个区域的CHT，并采用单因素线性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3个环区的CHT与性别、年龄、屈光度、父母屈光度、眼轴长度、瞳孔直径和CVI等参数的相关性。结果：: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和外环区的CHT分别为（320±58） （315±55） （299±47）μm（ F=2.77， P=0.065），外环区的CHT比黄斑中心凹区的CHT薄（ t=2.20， P=0.025），其余两两环区CHT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黄斑中心凹区和内、外环区的上方、颞侧、下方及鼻侧共9个区域的CHT相比，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不同区域=19.20， P<0.001），在内环区和外环区的上方、颞侧、下方和鼻侧4个区域的CHT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内环区=8.15， P<0.001； F外环区=43.11， P<0.001），均是鼻侧最薄。经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的CHT均与瞳孔直径相关（ β=14.31， P=0.035； β=13.88， P=0.039）；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和外环区的CHT均与对应环区的CVI相关（ β=264.60、335.87、463.22，均 P<0.001）。去除混杂因素后，经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和外环区的CHT均与对应环区的CVI呈正相关（ β=233.96、306.93、429.25，均 P<0.001），其中黄斑中心凹区、内环区的CHT与瞳孔直径呈正相关（ β=18.32、17.56， P=0.023、0.027）；内环区和外环区的CHT与性别有相关性（ β=24.92、23.50， P=0.043、0.038）；外环区的CHT与年龄呈正相关（ β=10.71， P=0.025）；与其余参数间无相关性。 结论：:6~12岁正视儿童黄斑外环区的CHT比黄斑中心凹区的薄，且内、外环区的鼻侧最薄。男性、年龄越大、瞳孔直径越大和CVI越大的儿童，黄斑各环区的CHT越厚。

患者女，35岁。因双眼视力下降伴正前方视物遮挡3 d于2022年12月9日到郑州大学附属洛阳市中心医院眼科就诊。发病前3 d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发热病史。否认既往眼部病史和相关家族史。眼部检查：双眼裸眼视力数指/30cm。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6、13mm Hg（1 mm Hg=0.133 kPa）。双眼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眼底检查，双眼黄斑区暗红色楔形病灶（图1A，1B）。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SD-OCT）检查，双眼外丛状层、外核层强反射病灶，外界膜、椭圆体带、交叉带反射中断，右眼伴有外丛状层裂隙状弱反射囊腔及中心凹神经上皮脱离（图1C，1D）。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检查，双眼黄斑区病灶相应区域深层血管复合体血流密度较正常区域减低（图1E，1F）。诊断：双眼急性黄斑神经视网膜病变（AMN）。

患儿男，8岁。因外院结节性硬化复查发现左眼眼底异常1 d就诊于暨南大学附属深圳市眼科医院，既往诊断为结节性硬化、颅内多发结节、脑钙化。颜面部可见散在皮脂腺瘤。眼部检查：双眼视力1.0。双眼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真彩超广角眼底照相检查，右眼鼻侧1/2个视盘直径大小的灰白色半透明扁平灶；左眼颞下血管弓上渗出灶中间见黄白色钙化，周边半透明；左眼颞上血管弓及周边部视网膜多处灰白色半透明类圆形病灶（图1A，1B）。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检查，左眼早期视盘周围及颞上方弥散荧光素渗漏，晚期视盘颞下方为均匀性强荧光灶（图1C，1D）；右眼鼻侧病灶较周边，未拍摄到。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检查，左眼颞上方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增厚隆起，颞下方视网膜圆顶状隆起灶内可见颗粒状强反射信号及玻璃体牵引（图2）。诊断：结节性硬化病并发双眼视网膜星形细胞错构瘤（右眼Ⅰ型，左眼Ⅲ型）。

随着皮肤疾病精准诊疗需求的不断增加，以高频超声为代表的无创诊断技术在皮肤病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增多。近年来频率为20~75 MHz高频超声技术的发展，使得超声的分辨力大大提高，可清晰地显示皮肤各个层次和皮肤附属器等细微结构。其中，频率为20~30 MHz称为甚高频(very high-frequency)，频率为30~75 MHz称为超高频(ultra-high-frequency) [1]。与其他皮肤成像技术如皮肤镜、光学相干层析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共聚焦显微镜(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CLSM)、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相比，皮肤超声具有多尺度成像的特点，通过不同频率的切换，既可以显示皮肤表皮及真皮层的信息，还可以显示皮下组织等深部结构的信息，尤其是皮肤病变的纵向深度信息，如病灶浸润的深度、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面对皮肤病学对无创诊断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超声作为一种无创、实时、便捷、高分辨力、多尺度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被认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2,3,4]，越来越受到广大皮肤科医师的关注。

目的：:通过频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SD-OCT）观察分析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患者视盘旁视网膜劈裂（PPRS）的特点，对其进行分型，并探讨不同类型PPRS的危险因素。方法：:系列病例研究。连续收集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中心青光眼门诊就诊的POAG患者101例。对受检者进行完整的眼科检查，包括最佳矫正视力、等效球镜度、眼压、眼轴长度（AL）、眼底照相、视野及SD-OCT等检查。通过SD-OCT围绕Bruch膜开口（BMO）中心的放射状扫描图像判断是否存在PPRS，根据PPRS起源位置与BMO位置关系分为BMO外PPRS与BMO内PPRS 2个亚组，并观察是否存在玻璃体牵拉及筛板缺损。统计分析PPRS的检出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Pearson卡方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模型评估PPRS的潜在危险因素。 结果：:最终纳入POAG患者84例（155眼），检出PPRS 32例（44眼），检出率按眼计算为28.4%，其中BMO外PPRS 19眼（12.3%），BMO内PPRS 24眼（15.5%）。多因素广义估计方程分析发现，AL（ OR=1.46， P=0.008）、玻璃体牵拉（ OR=2.69， P=0.034）、筛板缺损（ OR=9.75， P<0.001）是PPR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玻璃体牵拉是发生BMO外PPRS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88， P=0.004），筛板缺损是发生BMO内PPRS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5.91， P<0.001）。 结论：:POAG患者PPRS的发生主要与AL、玻璃体牵拉及筛板缺损有关。不同OCT分型的PPRS危险因素不同，玻璃体牵拉容易造成BMO以外的PPRS，筛板缺损容易造成BMO以内的PPRS。

目的:观察原发性玻璃体视网膜淋巴瘤（PVRL）患眼光相干断层扫描（OCT）图像特征。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16年9月至2019年10月于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经玻璃体病理学检查确诊为PVRL的19例患者32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7例，女性12例；中位年龄56岁；出现症状至最终平均确诊时间（6.1±3.8）个月。首诊诊断为葡萄膜炎12例（63.1%，12/19）、视网膜静脉阻塞2例（10.5%，2/19）、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1例（5.3%，1/19）、伪装综合征疑诊PVRL 4例（21.1%，4/19）。患眼均行常规眼科检查及频域OCT检查，典型图像存盘分析。根据检查结果将PVRL OCT征象分为玻璃体细胞、内层视网膜浸润、外层视网膜浸润、视网膜色素上皮（RPE）浸润、RPE下浸润、视网膜下液。结果:所有患眼均可见玻璃体细胞（100.0%，32/32）。32只眼中，RPE浸润19只眼（59.4%，19/32），RPE下浸润16只眼（50.0%，16/32），外层视网膜浸润8只眼（25.0%，8/32 ），内层视网膜浸润16只眼（50.0%，16/32 ），视网膜下液4只眼（12.5%，4/32）。结论:PVRL OCT征象可累及玻璃体和视网膜各解剖层次，表现为玻璃体细胞、内层视网膜浸润、外层视网膜浸润、RPE浸润、RPE下浸润及视网膜下液；且同一患者可同时显示多种征象。

目的:观察不同程度近视患者视盘旁萎缩弧（PPA）和视盘周围脉络膜血管指数（CVI ），分析其相关性。方法:横断面临床研究。2021年9~ 12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就诊的近视患者281例281只眼纳入研究，均以右眼为受试眼。其中，男性135例135只眼，女性146例146只眼；年龄（28.18±5.78）岁；等效球镜度数（SE）（-5.13±2.33）D。根据SE，将患眼分为低度近视组（A组，-3.00 D

目的：:对比分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不同分期患眼和正常眼的角膜及角膜上皮厚度的变化情况。方法：:系列病例研究。选择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于山西省眼科医院就诊并确诊为DR的患者100例（103眼），其中非增殖期组（NPDR）50例（53眼），增殖期组（PDR）50例（50眼）。另随机选取正常志愿者46例（48眼），利用频域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AS-OCT）对非增殖期组、增殖期组及正常组均进行中心2、5、7、9 mm共4个同心圆区域扫描范围的角膜及角膜上皮厚度检查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组DR患者的角膜及角膜上皮各区域平均厚度。结果：:3组间中央前、后角膜曲率及中央角膜厚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1.84， P=0.16； F=1.88， P=0.16； F=1.96， P=0.15），正常组中央角膜上皮厚度均高于其余2组（ P<0.05）。正常组与NPDR组角膜上皮厚度多区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正常组与PDR组角膜上皮厚度多区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NPDR组与PDR组角膜上皮厚度只有S5 mm、SN5 mm、ST5 mm、T7 mm共4个区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区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DR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对角膜上皮组织厚度产生潜在影响，这种变化可能可以作为DR筛查的指标之一。

目的:观察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治疗对视网膜静脉阻塞（RVO）合并黄斑水肿（ME）患眼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SFCT）的影响。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于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单眼RVO-ME患者59例59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31例31只眼，女性28例28只眼；平均年龄（57.4±10.3）岁。病程5 d~ 1个月，均为初次发病者。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BRVO）35只眼（BRVO-ME组），非缺血型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CRVO）24只眼（CRVO-ME组）。所有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BCVA检查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进行，统计时换算为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视力。采用德国Carl Zeiss公司Cirrus HD-OCT 5000仪测量患眼黄斑中心凹厚度（CMT）及双眼SFCT。所有患眼均行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治疗后随访时间6个月，对比观察治疗前及治疗后2周，1、3、6个月患眼BCVA、CMT、SFCT变化，以及与治疗相关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治疗前及治疗后不同时间BCVA、CMT、SFCT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不同时间点差异的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法 t检验。 结果:治疗前，RVO-ME患眼平均logMAR BCVA、CMT分别为0.92±0.46、（604.71±169.35）μm。治疗后2周，1、3、6个月，患眼BCVA较治疗前明显改善，CMT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5.664、59.518， P<0.05）。治疗前，RVO-ME患者患眼、对侧健康眼平均SFCT分别为（306.3±65.8）、（241.3±59.8）μm；患眼SFCT较对侧健康眼明显增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5.772， P<0.05 ）。治疗后2周，1、3、6个月，患眼平均SFCT分别为（267.7±81.4）、（252.3±57.3）、（239.2± 46.5 ）、（240.6±48.3）μm；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不同时间SFCT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924.341， P<0.001）。CRVO-ME组、BRVO-ME组患眼治疗后2周，1、3、6个月SFC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所有患眼随访期间均未发生眼内炎、白内障进展和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并发症。 结论:病程短、初次发病的RVO-ME患眼SFCT增厚；抗VEGF药物治疗可有效降低患眼SFCT，改善ME，提高BCVA。

目的:观察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CSC)Henle纤维层(HFL)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SD-OCT)的影像特征。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纳入2017年1月至2021年11月在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确诊的CSC患者35例35眼。其中男23例23眼，女12例12眼；年龄24~60岁，平均(41.14±8.19)岁；病程1 d~6个月。所有患者均应用SD-OCT对黄斑部进行水平单线扫描，分析和总结视网膜下液(SRF)区HFL的影像特征。结果:CSC视网膜神经上皮层呈规则圆顶形脱离者26眼，SRF区HFL呈边界1型25眼，占96.15%；呈边界2型7眼，占26.92%；呈完全高反射型17眼，占65.38%。病程≤21 d 21眼，均呈边界1型，部分合并完全高反射型或边界2型；病程>21 d 5眼，均呈完全高反射型，部分合并边界1型或边界2型。其中鼻侧和颞侧脱离区基本对称15眼，6眼为水平位图像，两侧SRF区HFL均呈基本对等的光反射信号；3眼为鼻侧抬高位图像，鼻侧SRF区HFL光反射信号均高于颞侧；6眼为颞侧抬高位图像，颞侧SRF区HFL光反射信号均高于鼻侧。鼻侧和颞侧脱离区不对称11眼，其中3眼为水平位图像，颞侧脱离范围均大于鼻侧，颞侧SRF区HFL光反射信号均高于鼻侧；4眼为鼻侧抬高位图像，3眼颞侧脱离范围大于鼻侧，两侧SRF区HFL呈基本对等的光反射信号，1眼鼻侧脱离范围大于颞侧，鼻侧SRF区HFL光反射信号高于颞侧；4眼为颞侧抬高位图像，3眼鼻侧脱离范围大于颞侧，两侧SRF区HFL呈基本对等的光反射信号，1眼鼻侧脱离范围和高度均大于颞侧，鼻侧SRF区HFL光反射信号高于颞侧。CSC视网膜神经上皮层呈不规则形脱离9眼，SRF区HFL呈边界1型7眼，占77.78%；呈边界2型5眼，占55.56%；呈完全高反射型6眼，占66.67%；呈低反射型4眼，占44.44%；呈模糊型2眼，占22.22%。其中7眼脱离的视网膜神经上皮层走行欠平滑，HFL表现类型随视网膜神经上皮层走向的改变而改变；2眼视网膜神经上皮层脱离低平，抬高侧光反射信号略低于压低侧。结论:CSC的SD-OCT图像中SRF区HFL主要呈边界1型和完全高反射型。HFL表现类型受OCT图像倾斜方位，病程，视网膜神经上皮层脱离区的对称性、范围、高度和走向特征的影响而呈规律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