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56岁男性肺结核合并感染的患者在给予莫西沙星联合利福平、异烟肼、乙胺丁醇、吡嗪酰胺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经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培养以及1，3-β-D-葡聚糖、半乳甘露聚糖抗原和曲霉菌抗体检测确诊为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停用莫西沙星和抗结核药物，给予伏立康唑静脉滴注（首日300 mg、1次/12 h，维持剂量150 mg、1次/12 h）。用药第5天检测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结果为0。药师会诊认为血药浓度的结果与利福平的影响有关。次日将伏立康唑剂量调整为200 mg、1次/12 h。2 d后复查伏立康唑血药浓度为1.3 mg/L。患者咳嗽、咳痰症状缓解，但仍反复高热。伏立康唑加量第9天，经风湿科医师会诊考虑结缔组织病不能排除，给予甲泼尼龙40 mg静脉滴注、1次/d。次日患者体温恢复正常，伏立康唑血药浓度为3.0 mg/L。经临床药师与医师共同复习文献，达成共识：利福平对体内药物代谢酶的诱导作用在停用该药后可持续7~10 d甚至更长，对利福平序贯伏立康唑治疗的患者应加强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监测，根据血药浓度调整伏立康唑剂量，直至利福平对药物代谢酶诱导作用完全消退，伏立康唑血药浓度达到稳态。

目的:探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合并热带念珠菌血症（CTBI）的临床特征、诊疗与预后，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6家医院诊断的14例ALL合并CTBI患儿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及转归情况。收集同期入院的无侵袭性真菌病（IFD）的ALL患儿（28例）及其他IFD患儿（9例）的临床资料作为对照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CTBI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14例患儿中男7例、女7例，年龄1岁5月龄~13岁。14例均有发热，9例有消化系统症状，3例粪培养有真菌；7例有呼吸系统症状，1例痰培养为真菌；2例有中枢神经症状；10例发生休克。14例患儿均有中性粒细胞缺乏，中性粒细胞缺乏持续时间1~53 d。C反应蛋白>50 mg/L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IFD病例（8/14比1/9， P<0.05），(1, 3)-β-D-葡聚糖、半乳甘露聚糖检测及肺部影像学无特异性。14例患儿血培养均可见热带念珠菌，13例完善药敏，均对氟胞嘧啶、两性霉素B敏感，4例对氟康唑、伏立康唑、伊曲康唑敏感。14例患儿中，1例放弃治疗后失访，1例在抗真菌治疗前死亡，余12例予抗真菌治疗；14例患儿中死亡7例。ALL合并CTBI组（14例）与ALL未发生IFD组（28例）在ALL未缓解（χ2=37.847， P<0.01）、住院时间>15 d（χ2=8.351， P=0.004）、中性粒细胞缺乏（χ2=14.280， P<0.01）、中性粒细胞缺乏时间>10 d（χ2=10.254， P=0.001）、应用广谱抗菌药物（χ2=13.888， P<0.01）、皮肤黏膜破损（χ2=5.923， P=0.015）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TBI耐药率及病死率高，针对耐唑类热带念珠菌，推荐使用两性霉素B或棘白菌素+氟胞嘧啶联合治疗，降低治疗相关死亡风险。

风、痰、瘀是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的重要致病因素，也是本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病理产物，具有典型的致病特点。风、痰、瘀致咳的病机特点主要为：外风袭肺，引动内风；痰湿伏肺，肺失宣降；瘀血阻络，气机郁滞。风、痰、瘀各具邪气特点，其致咳的病邪特性及临床特征也各有不同。基于风、痰、瘀致病特点辨证施药可有效防治本病，为中医药治疗小儿CVA提供理论依据与治疗思路。

目的:了解湖北恩施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患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有助于该地区2019-nCoV肺炎的早期评估及防控。方法:本研究纳入了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1日在湖北恩施地区确诊的66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患者，对其流行病学资料、人口统计学资料、临床资料以及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66例2019-nCoV肺炎患者中，男性35例（53.0%），女性31例（47.0%），患者平均年龄（469）岁。其中汉族38例（57.6%），土家族18例（27.3%），苗族10例（15.1%）。37名（56％）患者伴有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甲状腺功能减退、类风湿关节炎等慢性疾病，所有患者均有武汉疫区接触史或间接接触史，主要为武汉旅居史，其潜伏期2.5-16天不等。主要临床表现为无诱因的突然发热（37.3℃～38.5℃）66例（100％）、干咳56例（84.8％）、胸闷21例（31.8％）、气短8例（12.1％）、全身乏力23例（34.8％）、肌肉疼痛6例（9.1％）、头痛4例（6.1％）、咽痛13例（19.7％），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11例（16.7％）、轻度腹泻5例（7.6％）等症状，6例（9.1%）重症患者和4例（6.1%）危重症患者有呼吸困难。51例（77.3%）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降低，15例（22.7%）患者外周血白细胞升高，58例（87.9%）患者淋巴细胞计数减少或正常，8例（12.1%）患者淋巴细胞计数升高，多数患者CRP及血沉升高，多数患者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均正常范围，10例危重患者肝酶、心肌酶（特别是CK及CKMB）升高。不同民族患者间各炎症标志物具有明显差异。56例（84.8%）轻症患者动脉血气分析均无明显异常。66例患者胸部CT扫描均显示呈现单发或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显。所有患者住院隔离治疗，给予吸氧，盐酸阿比多尔篇0.2 g,3次/d，α-干扰素500万单位雾化吸入,2次/d，克力芝2片, 2次/d,甲强龙40 mg 1次/12 h，痰热清20 mL静点，2次/d,用或不用抗菌药物治疗，并辅以道地中药治疗，6例（9.1%）重症患者和4例（6.1%）危重症患者使用无创或有创呼吸机治疗。结论:此组发患者群全部为输入性病例，临床症状多数较轻，肺部均表现为单发或多发小斑片影及间质改变，以肺外带明显。尽早就诊，应用上述对症治疗方案治疗效果好。本地区总体发病率及病死率较省内其他地方低，其中少数民族患者病死率及危重症比率较汉族患者低。不同民族患者间白细胞、淋巴细胞等炎症标志物有明显差异。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儿科慢性咳嗽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聚于胃,关于肺"是对咳嗽病机的概括,反映了《黄帝内经》在治疗咳嗽病时对肺胃的高度重视.肺胃两脏解剖位置相近,脉络相互贯通,在生理病理方面也相互影响,为临床从肺胃论治咳嗽变异性哮喘提供了充实的理论依据.根据此理论,临床上对于风热犯肺证以桑菊饮为主疏风清热,宣肺止咳;胃阳虚弱,脾虚气滞证者以异功散和或苓桂术甘汤为主温脾和胃,理气止咳;脾虚痰伏,肺热气逆证以加味六安煎为主健中化痰,清肺降气;肺胃阴伤证以麦门冬汤为主养阴生津.以求治咳不离肺,也不拘泥于肺.

儿童哮喘是儿科常见疾病之一,明末清初医家李用粹所著《证治汇补·哮病》总结前人医家的观点,指出"非时之感"为本病的外在诱因,"胶固之痰"为内在根本,"壅塞之气"则是病机所在.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期以肺气壅塞为主,治疗应当以宣肺理气为主,兼顾疏风散邪和化痰祛饮;缓解期的治疗则当以祛除"伏痰"为主要目标,化痰祛饮和补虚扶正双管齐下,其中补虚尤当注重补脾胃,且补脾胃当重健运而非进补之法;而对"非时之感"的防范和治疗则应当贯彻疾病的全过程,尤其在缓解期和迁延期,需意识到其仍有未尽之风痰,邪不去则正难复,此外也要将患儿精神心理因素纳入防治的范畴;愈后当防复发,日常饮食生活调摄当尤为重视,家长应积极引导患儿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腹型过敏性紫癜病位在脾胃肠络,紫癜性肾炎病位在肾络,肾络伏毒是紫癜性肾炎发生的夙根.伏邪损络是腹型过敏性紫癜向紫癜性肾炎传变的核心病机,脾胃受损,邪气以络脉为通道易引动肾络伏邪,而发为紫癜性肾炎.早期肺脾卫外不固,肾络与皮毛相应,外邪趁虚引动肾络伏热,应及时祛风清热、调脾舒络;中期气机升降失常,易引起气滞血瘀、痰湿内生,导致"络脉不通",加重肾络瘀阻,应化瘀祛痰、运脾通络;后期气血亏损,不荣于络,应治以补气升阳、健脾养络,使络脉气血充盈,诸症皆安.

总结闫慧敏教授运用调理气机法分型论治儿童胸闷变异性哮喘的临证经验.认为儿童胸闷变异性哮喘病位主要在肺,涉及肝、脾,核心病机为气机不利.临证以调理气机为基础分型进行辨治:肺气虚寒、痰饮内伏证,治宜补肺益气、温化痰饮,常用玉屏风散合小青龙汤加减;痰气郁结证,治宜疏肝解郁、化痰散结,常用半夏厚朴汤合金铃子散加减;气虚血瘀证,治宜补虚扶正、行气活血,常用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过程应把握疾病发展动态,分型论治,尤其注重气机变化.

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是由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肺部炎症,慢性咳嗽是其感染后最常见的后遗症,其发生发展与"玄府"密切相关.玄府遍布全身,为升降出入之门户,若玄府郁闭,气机失调则百病丛生,故而贵开忌阖,治疗上注重开发郁结,宣通人体气血津液.临证应结合病机演变特点予分期辨治:初期风邪稽留、玄府失宣,治当疏风散邪、宣透达郁以开玄,方选止嗽散加减;中期痰热内伏、玄府阻滞,治当宣肺止咳、降气化痰以开玄,方选麻杏石甘汤合苏葶丸加减;后期脾失健运、玄府失司,治当运脾理肺、畅达气机以开玄,方选不换金正气散加减.附验案1则以佐证.

刘玉书教授认为,小儿哮喘的发病机制为伏痰潜内,诱因触动,病机关键在于伏痰,痰气相搏气道,发为哮喘.临证提出脏腑、气血、阴阳并调的治法,组方多选用对药、动物药,坚持在患儿哮喘发作期攻补兼施以祛风止哮,泻肺化痰,迁延期虚实并重以祛邪而不伤正,缓解期气、痰、瘀并治扶正而不留邪,以固本防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