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1例马方综合征家系的遗传学病因及检出突变c.4336G>A对原纤维蛋白-1（FBN1）基因剪接效应的影响。方法:对2019年8月就诊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的1例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采用多重PCR联合二代测序技术对其进行遗传性主动脉疾病相关的15个基因的组合检测，应用Sanger测序技术对检出位点进行验证并对部分家庭成员进行同一位点的检测。通过剪接预测软件预测该突变位点对剪接的影响，并提取正常人及患者新鲜外周血中RNA，通过逆转录PCR及Sanger测序，验证突变对剪接过程的影响。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分析检出位点的致病性。结果:基因组合检测结果显示先证者携带有FBN1基因杂合变异c.4336G>A，Sanger测序结果与二代测序结果一致。Sanger测序对部分家庭成员检测发现，该家系中还存在4名携带者，其中3例已出现胸主动脉瘤或夹层的表现；dbscSNV_ada_score 和dbscSNV_rf_score预测检出位点可能影响剪接，患者及正常人RNA经逆转录PCR并对PCR产物进行Sanger测序后，结果表明该位点导致患者FBN1基因35号外显子缺失；根据ACMG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判读该位点致病等级为“致病”。结论:FBN1基因c.4336G>A位点被证实影响剪接过程，导致FBN1基因35号外显子缺失，这可能是该家系中多名马方综合征患者的致病原因。

目的:探讨分期杂交腹主动脉去分支化技术治疗胸腹主动脉的近期效果。方法: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22例胸腹主动脉瘤患者在南京鼓楼医院心胸外科接受手术治疗。其中12例接受分期杂交腹主动脉去分支化手术修复(abdominal aortic debranch，AAD)，10例接受传统的胸腹主动脉置换术(thoracoabdominal aortic replacement，TAR)。AAD包含两期：一期手术为正中开腹，Y形人工血管置换肾下腹主动脉及双侧髂总动脉，同时重建腹主动脉分支，右侧分支人工血管-右肾动脉-左肾动脉，左侧分支人工血管-肠系膜上动脉-肝总动脉；二期为腔内修复锚定近远期正常主动脉或人工血管。对比分析两种方式治疗胸腹主动脉瘤的临床效果。结果:总体死亡比例为13.6%，TAR组死亡比例明显更高(0对30%)。主要病因为夹层(91.7%对90.0%， P＝0.895)。Crawford分型两组均以Ⅱ型为主(58.3%对50.0%， P＝0.082)。TAR组马方综合征患者比例更高(30%对0， P＝0.046)。术后24 h引流TAR组显著更多[(355.0±199.2)ml对(1244.0±716.1)ml， P＝0.003]。TAR组肺部感染比例更高(40%对0， P＝0.018)。住院费用AAD组更高[(28.4±8.3)万元对(19.3±10.4)万元， P＝0.033]。 结论:分期杂交腹主动脉去分支化技术可以有效治疗胸腹主动脉瘤，与传统胸腹主动脉置换相比，手术创伤更小但费用更高。

马方综合征(Marfan syndrome，MFS)是一种由基因突变引起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结缔组织病，其致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由于MFS临床表型复杂多变且无法预测，使得轻症或非典型患者的诊断变得困难，极易出现误诊或漏诊，延误诊疗。因此，明确引起MFS表型变异的机制对轻症及非典型患者诊断、表型的预测、预后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马方综合征临床表型变异的机制及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指导临床诊疗工作。

目的:回顾性总结主动脉夹层再次近端主动脉手术的临床结果和经验。探讨首次手术与再次手术的关系，再次手术指征、体外循环策略、术中技术细节以及术后早中期结果。方法: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28例患者接受29次再次正中开胸近端主动脉手术。全组男23例，女6例；年龄(45.1±12.7)岁。马方综合征15例(15/29，51.7%)，白塞病3例(3/29，10.3%)。患者首次手术方式包括主动脉瓣或二尖瓣置换、Bentall手术和升主动脉替换术，同期孙氏手术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患者再次手术指征为：急慢性A型主动脉夹层远端扩张、近端主动脉瘤、吻合口漏、炎性主动脉病变致瓣周漏、机械瓣功能障碍合并主动脉瘤和主动脉根部脓肿。再次手术方式包括Bentall手术，Cabrol手术，Wheat手术，再植法保留主动脉瓣的根部替换术手术，吻合口漏修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全弓替换+支架象鼻置入术(孙氏手术)，升-右股动脉转流，腹主动脉替换。结果:全部患者住院死亡1例(3.4%)，原因为术后出现严重肺部并发症，双肺实变，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低氧死亡。术后低心排血量综合症2例(6.9%)，1例经ECMO辅助后痊愈，1例术后半年死亡。术后二次开胸止血3例(10.3%)，肾衰需要透析3例(10.3%)，下肢轻瘫1例(3.4%)，均痊愈出院。随访期间因低心排血量综合症、多脏器衰竭死亡1例，全胸腹主动脉替换1例。1例患者Bentall术后冠状动脉开口瘤样扩张行Cabrol术，术后1年再发A型夹层行再次孙氏手术。结论:心脏和主动脉手术后的再次主动脉近端手术安全有效，近中期结果良好。术前全面评估，术中顺利开胸和建立体外循环，有效的脏器保护是手术成功的关键。主动脉疾病，特别是马方综合征患者再手术的可能性较大，要严密随访，必要时及时手术，避免主动脉破裂。孙氏手术适于复杂弓部二次手术。

妊娠合并马方综合征增加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其最严重的并发症是主动脉夹层，危及母胎安全。现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妊娠合并马方综合征的诊治进展，以期提高认识，加强孕前咨询和产前诊断，从而有助于早期识别和早期诊断，及时提供孕前咨询和围产期多学科规范化管理，改善母儿预后。

患者女性，32岁。因右眼下方视物遮挡1周，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患者自幼双眼视力较差，10年前在外院诊断为马方综合征，未治疗。否认眼部外伤及手术史，否认其他全身病史。患者母亲患马方综合征并因心脏疾病去世（具体不详）。全身体检：身高1.75 m，瘦高体型，蜘蛛状指（趾）；心脏超声多普勒检查示二尖瓣脱垂伴轻-中度反流，主动脉增宽伴中度反流，三尖瓣轻度反流。眼部检查：双眼裸眼视力均为0.1，矫正视力均为0.3（右眼：-13.50 DS -5.50 DC×135°；左眼：-5.50 DS -3.50 DC×10°）；眼压右眼为14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为11 mmHg；右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房深度适中，房水清，晶状体向鼻侧（12：00至5：30方位）移位，颞侧晶状体形成不全，可见晶状体悬韧带（精粹图片1中A），玻璃体絮状混浊，眼底可见视盘边界清楚，颜色正常，动脉和静脉大血管无明显异常，10：00至2：00方位视网膜隆起，约12：00方位可见视网膜裂孔，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清；左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房深度适中，房水清，晶状体向鼻侧（6：00至3：00方位）移位，颞侧晶状体形成不全，可见晶状体悬韧带（精粹图片1中B），玻璃体轻度混浊，眼底可见视盘边界清楚，颜色正常，动脉和静脉大血管无明显异常，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清。临床诊断：马方综合征；双眼晶状体半脱位合并形成不全；右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双眼屈光不正（屈光参差）。

目的:探讨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降主动脉真腔狭小的外科治疗方法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9例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降主动脉真腔狭小患者的临床治疗资料。其中男7例，女2例，年龄21～56(41.6±9.2)岁；急性夹层2例，慢性夹层7例，马方综合征5例。术前全主动脉CTA检查证实为A型主动脉夹层，同时显示降主动脉真腔狭小，术中无法置入支架血管。手术采用四分支人工血管替换升主动脉，急性者同时行半弓替换+弓部血管去分支，慢性者行全弓替换；同期行Bentall手术3例，根部成形手术4例；对降主动脉真腔狭小，处理方法为：2例急性期患者采用杂交手术，即血管替换术后，DSA下置入24号覆膜支架血管；对于慢性患者，2例采用内膜纵行开窗术，后内衬相应大小的2～3 cm人工血管与四分支血管远端吻合；5例降主动脉直径较粗(>5 cm)者，术中直接在假腔内置入支架血管或涤纶人工血管(备二期行降主动脉替换手术)，缝闭真腔近端。结果:本组患者无住院死亡，无神经系统障碍、截瘫、腹腔脏器缺血、下肢功能异常等并发症。早期随访中，行杂交手术者，CTA显示支架位置及形态良好，弓部假腔血栓化闭合；假腔内置入人工血管者在术后3个月均接受胸腹主动脉替换术；2例内膜纵行开窗患者，其中1例在术后随访中行TEVAR治疗，另1例假腔扩大明显而接受胸腹主动脉替换术。结论: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降主动脉真腔狭小患者的处理棘手，方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此类患者，杂交手术或分期手术可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目的:对12例Loeys-Dietz综合征(LDS)患者的临床表征及基因变异谱进行总结分析，探讨LDS基因变异类型与临床表型的潜在相关性。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22年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疑诊为LDS的1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提取患者外周血基因组DNA并进行基因检测，对候选变异进行致病性分析。结果:12例LDS患者临床表型主要涉及心血管、骨骼肌肉、颅面、皮肤、眼部等多系统体征。4例患者(患者5-1、5-2、6、7)均携带 TGFBR1基因杂合错义变异，5例患者(患者1-1、1-2、2、3、4)均携带 TGFBR2基因杂合变异，2例患者(患者8-1、8-2)均携带 TGFB3基因杂合移码变异，1例患者(患者9)携带 SMAD3基因杂合错义变异。其中 TGFBR1基因c.603T>G(p.1201M)及 TGFB3基因c.536delA(p.H179fs35)变异均未见报道。 结论:LDS主要与 TGFBR1、TGFBR2、SMAD3、TGFB2、TGFB3及 SMAD2基因变异相关，同一变异位点所致疾病临床表型严重程度可能不一，不同变异位点所致疾病临床表型特异。

本研究检测一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马方综合征（MFS）家族中原纤蛋白1（FBN1）基因的突变，并探讨相关表型及其突变筛选的意义。对该家系所有成员进行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并进行全外显子测序（WES），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致病突变，Sanger测序验证WES的数据可靠性。结果显示，FBN1的错义突变是由于第56外显子中第6806位的T碱基被C碱基替换（c.6806 T>C），导致处于该位置的异亮氨酸被苏氨酸取代（p.Ile2269Thr），此突变在中国汉族人群中尚未报道。该突变与患者的表型密切相关。综上，本研究结果扩大了FBN1的突变谱，有助于进一步研究MFS和MFS相关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

目的:探讨马方综合征（MFS）患者眼后节病变的特征及其与眼前节生物学参数及FBN1基因型的关系。方法:横断面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2023年3月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就诊的MFS患者121例，其中男性76例，女性45例；年龄为（11.72±11.66）岁。采用B超观察是否存在后巩膜葡萄肿，根据超广角眼底像、彩色眼底像和相干光层析扫描结果观察是否存在黄斑病变并判断其类型。黄斑病变按照萎缩-牵引-新生血管分级系统进行分类。收集患眼眼前节生物学参数，包括眼轴长度、角膜平均曲率、角膜散光度数、角膜水平径、前房深度及晶状体厚度，并观察晶状体脱位的方向和范围。采用基于面板的全眼科遗传病基因组进行下一代测序对患者的FBN1基因突变进行了分子遗传学分析，并分析基因型和眼前节生物学参数对眼后节表现的影响。结果:共有60例患者出现眼后节病变，包括视网膜脱离（4例，3.31%），黄斑病变（47例，38.84%）和后巩膜葡萄肿（54例，44.63%）。是否合并后巩膜葡萄肿［23.09（22.24，24.43）和27.04（25.44，28.88）mm］，以及是否合并黄斑病变［23.16（22.24，24.61）和27.04（25.74，28.78）mm］的患者间，眼轴长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是否合并萎缩性黄斑病变的患者，眼轴长度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23.16（22.24，24.61）和27.04（25.74，28.79）mm， P<0.001］。是否合并黄斑病变的患者中，前房深度［3.11（2.75，3.30）和3.34（3.09，3.60）mm］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是否合并后巩膜葡萄肿的患者中，角膜散光度数［2.15（1.20，2.93）和1.40（1.00，2.20）D］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FBN1基因突变的位置和区域与后巩膜葡萄肿及黄斑病变的阳性率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FBN1突变的位置和区域会影响萎缩性黄斑病变的发生（均 P<0.05）。FBN1突变位于转化生长因子β调节序列的患者后巩膜葡萄肿和黄斑病变的占比最高，均为10/11。 结论:MFS患者后巩膜葡萄肿和黄斑病变的发生率较高，并且倾向于向严重程度更高的分级发展。年龄、眼轴长度、前房深度、角膜散光度数，以及FBN1基因突变位点所在位置及区域均是MFS患者眼后节病变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