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3-磷酸肌醇依赖性蛋白激酶1-蛋白激酶B（PDK1-Akt）信号通路干预对心肌细胞超极化激活环核苷酸门控离子通道4（HCN4）转录、表达及功能的影响。方法:使用酶解法从健康雄性野生型C57小鼠和心脏特异性敲除PDK1小鼠获得心房肌细胞，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和PDK1-KO组；另外，对急性分离自C57小鼠的心房肌细胞进行培养，将其分为药物对照组［予二甲基亚砜（DMSO）干预）］、PDK1敲低组［予1 μg/ml PDK1的短发夹状RNA（shRNA）干扰质粒干预］、SC79组［予Akt激动剂SC79（8 μmol/ml）干预］、GSK2334470组［予PDK1抑制剂GSK2334479（10 nmol/ml）干预］和PDK1敲低+SC79组（予8 μmol/ml SC79和1 μg/ml PDK1的shRNA干扰质粒干预）。为进一步减少药物脱靶的可能，故运用PDK1的shRNA质粒转染培养的心肌细胞，并在此基础上加用SC79干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相应组心房肌细胞PDK1及HCN4的mRNA表达水平，Western blot检测PDK1、Akt及HCN4蛋白表达水平，全细胞膜片钳检测HCN的电流密度，免疫荧光技术检测HCN4蛋白表达情况。结果:（1）PDK1-KO组的HCN4的mRNA（1.46±0.03比0.99±0.01， P<0.001）及蛋白（1.14±0.02比1.00±0.06， P=0.017）表达水平高于空白对照组。全细胞膜片钳结果显示，PDK1-KO组的HCN电流密度大于空白对照组［（-17.47±2.00）pA/pF比（-12.15±2.25）pA/pF， P=0.038］。（2）通过比较PDK1敲低组、SC79组和药物对照组细胞，对PDK1 shRNA及Akt特异性激动剂SC79进行功能验证，结果显示PDK1敲低组细胞的PDK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低于药物对照组，SC79组细胞的磷酸化-Akt（Thr 308）蛋白表达水平高于药物对照组。（3）GSK2334470组细胞的HCN4 mRNA（3.61±0.46比1.00±0.08， P<0.001）及蛋白（2.33±0.11比1.00±0.05， P<0.001）表达水平高于药物对照组。（4）PDK1敲低组细胞的HCN4 mRNA表达水平高于药物对照组（1.76±0.11比1.00±0.06， P<0.001）及PDK1敲低+SC79组（1.76±0.11比1.33±0.07， P=0.003），PDK1敲低+SC79组的HCN4 mRNA表达水平亦高于药物对照组（1.33±0.07比1.00±0.06， P<0.001）。PDK1敲低组细胞的HCN4蛋白表达水平高于药物对照组（1.15±0.04比1.00±0.05， P=0.003），PDK1敲低+SC79组的HCN4蛋白表达水平与药物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低于PDK1敲低组（0.95±0.01比1.15±0.04， P<0.001）。全细胞膜片钳实验结果示，药物对照组细胞的HCN电流密度为（-13.27±1.28）pA/pF，PDK1敲低组细胞为（-18.76±2.03）pA/pF，PDK1敲低+SC79组细胞为（-13.50±2.58）pA/pF；PDK1敲低组细胞的HCN电流密度大于药物对照组（ P<0.001），而PDK1敲低+SC79组与药物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P>0.05）。（5）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PDK1敲低组的绿色荧光较药物对照组增强，提示定位于细胞膜的HCN4表达量增加。而PDK1敲低+SC79组的绿色荧光较PDK1敲低组减弱，提示当敲低PDK1后再进一步激动Akt，定位于细胞膜HCN4表达量下降。 结论:PDK1-Akt信号通路参与心肌细胞HCN4离子通道转录、表达水平及功能的调控。

目的:通过与开放性胆囊癌手术（OC）的比较,系统性评价腹腔镜胆囊手术（LC）在胆囊癌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收集OC和LC治疗胆囊癌随机或非随机同期对照试验的所有中英文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0年3月。由两名评价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选择文献、提取胆囊癌患者资料后，采用Cochrane library提供的软件RevMan 5.3和Stata13.1软件行meta分析。结果:最终纳入了较新的15项研究，包括14项回顾性研究和1项前瞻性研究，共1 074例患者。其中接受LC的胆囊癌患者528例，接受OC的患者546例。分析后得出：相比于开放根治性切除术（ORC）,腹腔镜根治性切除术（LRC）治疗胆囊癌患者的短期疗效显著，包括手术时间明显缩短（ MD=-18.78，95% CI：-36.68~-0.88， P=0.04）、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 MD=-166.57，95% CI：-248.51~-84.63， P<0.000 1）、术后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MD=-5.00，95% CI=-6.43~-3.57， P<0.000 1）、并发症发生率更低（ OR=0.47，95% CI：0.28~0.79， P=0.004）,但在长期生存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包括复发率（ OR=0.48，95% CI=0.21~1.11， P=0.09）和5年生存率（ HR=0.93，95% CI：0.54~1.61， I2=33.5%, P=0.198）。 结论:无论是根治性手术（RC）还是单纯胆囊切除术（SC）,相比于传统的OC，LC的短期疗效更显著，长期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受文献质量和试验的限制，上述结论仍需要更高质量的研究予以支持。

目的:探究不恰当感在强迫症患者中的临床表现及其特征，揭示不恰当感与强迫症状的关系，并初步了解临床治疗对不恰当感的影响。方法:前瞻性收集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门诊就诊的91例强迫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在入院前1个月是否接受过治疗分为强迫症未治疗组（40例）和强迫症已治疗组（51例），其中强迫症未治疗组包括男24例、女16例，年龄18~60（29.3±8.1）岁；强迫症已治疗组包括男23例、女28例，年龄18~60（30.5±8.5）岁。同期招募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健康对照组）50名，其中男25名，女25名，年龄18~60（30.8±8.9）岁。使用不恰当感体验问卷修订版（Not Just Right Experiences-Questionnaire-Revised，NJRE-Q-R）评估被试的不恰当感特征和程度，同时使用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ale-Brown Obsessive-Compulsive Scale，Y-BOCS）、耶鲁-布朗强迫症状清单（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Symptoms Checklist，Y-BOCS-SC）、强迫信念体验问卷修订版（Obsessive Belief Questionnaire，OBQ-44）、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分别评估被试的强迫症状严重程度及类型、强迫信念和焦虑、抑郁情绪。采用方差分析比较强迫症未治疗组、强迫症已治疗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不恰当感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索强迫症患者不恰当感和临床症状的相关性，分析不恰当感与强迫症发病过程中强迫症状变化的中介效应模型。对入组时未接受治疗的36例强迫症患者进行为期8周的治疗随访，再次评估强迫症状严重程度和不恰当感及焦虑、抑郁情绪，分析治疗对不恰当感的影响。结果:在不恰当感检出率方面，强迫症未治疗组（87.5%，35/40）和强迫症已治疗组（96.08%，49/51）与健康对照组（60%，30/50）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22.82， P<0.01），两两比较显示强迫症未治疗组和强迫症已治疗组的不恰当感检出率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χ 2=8.37、19.29，均 P<0.01），强迫症未治疗组和强迫症已治疗组之间的不恰当感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2.32， P=0.127）。在强迫症状严重程度、不恰当感严重程度方面，强迫症未治疗组、强迫症已治疗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强迫症状严重程度：21.6±7.2比20.9±7.1比0.24±0.65，不恰当感严重程度：27.9±12.9比27.7±11.8比11.9±5.5； F=214.14、37.05，均 P<0.01）。不恰当感严重程度与强迫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r=0.522， P<0.05）；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不恰当感严重程度可以显著正向影响Y-BOCS、BAI、BDI（ β=0.398、0.371、0.312，均 P<0.01）；BDI可以显著正向影响Y-BOCS（ β=0.313， P<0.01）；BAI对Y-BOCS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β=0.071， P>0.01）。36例强迫症患者治疗后的不恰当感和强迫症状严重程度均较治疗前减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87、2.01，均 P<0.05）；Y-BOCS总分治疗前后变化与不恰当感量表种类总分变化值及不恰当感量表严重程度评分变化均具有相关性（ r=0.727、0.555，均 P<0.001）。 结论:强迫症患者中不恰当感的检出率及严重程度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不恰当感与强迫症状具有相关性，不恰当感可直接引起强迫症状，抑郁情绪对不恰当感与强迫症状二者关系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

目的:探讨结石细菌培养在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后感染性并发症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收治的1 060例行一期PCNL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男614例，女446例。年龄(52.4±12.2)岁。结石负荷(1 499.6±1 435.3)mm 2。收集清洁中段尿及术中结石标本用于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记录患者膀胱中段尿和结石的细菌培养结果、药敏试验结果、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应用情况以及术后感染发生情况，分析结石细菌培养阳性者与阴性者术后发热和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本研究1 060例，膀胱中段尿培养出22种细菌，结石培养出52种细菌。结石细菌培养阳性率高于中段尿[31.8%(337/1 060)与20.9%(222/1 060)， P<0.001]。中段尿和结石中最常见的细菌均为大肠埃希菌，但大肠埃希菌阳性率中段尿高于结石[52.3%(116/222)与43.6%(147/337)， P<0.05]。中段尿和结石来源的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耐药率均高于40%，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等药物耐药率均低于10%，两者的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出现发热111例(10.5%)，尿源性脓毒血症22例(2.1%)。结石细菌培养阳性患者术后发热和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率均高于结石细菌培养阴性患者[23.7%(80/337)与4.3%(31/723)；4.2%(14/337)与1.1%(8/723)， P均<0.05]。术前膀胱中段尿细菌培养阴性患者中，结石细菌培养阳性者的术后发热率高于阴性者[17.9%(30/168)与4.2%(28/670)， P<0.05]。结石细菌培养阳性患者中，术后抗菌药物与结石药敏试验结果一致者的术后发热率低于与结石药敏试验不符者[17.5%(22/126)与27.5%(58/211)， P<0.05]。 结论:结石细菌培养阳性率高，细菌菌谱复杂，多重耐药比例高。即使术前中段尿细菌培养为阴性，结石细菌培养阳性仍是PCNL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结石细菌培养结果在PCNL术后感染性并发症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的:观察调控蛋白激酶B(Akt)/鼠双微体基因2(MDM2)/p53信号通路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方法:取对数期H1975细胞株(美国类型培养物保藏中心)，分别用Akt/MDM2/p53信号通路激活剂SC79(4 μg/ml)、抑制剂perifosine(5.0 μmol/L)处理，设为SC79组、perifosine组，取不做任何处理的H1975细胞株设为空白组。干预24 h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凋亡率及侵袭能力。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用LSD- t检验。 结果:SC79组24、48、72 h吸光度值(0.38±0.05、0.63±0.07、0.89±0.12)高于空白组(0.25±0.04、0.46±0.07、0.62±0.11， t＝4.540、3.840、3.709， P<0.01)；perifosine组24、48、72 h吸光度值(0.16±0.04、0.29±0.06、0.40±0.09)低于空白组(0.25±0.04、0.46±0.07、0.62±0.11， t＝3.558、4.123、3.461， P<0.01)。SC79组凋亡率[(2.01±0.57)%]低于空白组[(3.21±0.74)%， t＝2.813， P<0.05]；perifosine组凋亡率[(12.38±3.01)%]高于空白组[(3.21±0.74)%， t＝7.569， P<0.01]。SC79组每个视野透膜细胞数量(95.20±15.62)高于空白组(54.80±9.13， t＝4.993， P<0.05)；perifosine组每个视野透膜细胞数量(30.40±8.41)低于空白组(54.80±9.13， t＝4.395， P<0.01)。 结论:激活Akt/MDM2/p53信号通路可促进NSCLC细胞增殖、侵袭，抑制其凋亡。

目的:探讨一般攻击模型框架下挫折情境、归因方式对青少年内隐、外显攻击性的影响机制。方法:使用多维-多向归因量表筛选出具有内、外归因倾向的青少年各30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有挫折、无挫折)×2(内归因、外归因)混合试验设计，并使用挫折情境任务、Buss-Perry攻击性量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进行研究。使用E-prime 1.0编写SC-IAT的试验程序，使用SPSS 17.0进行描述性统计、双因素方差分析、简单效应分析以及事后检验。结果:挫折情境对个体的外显、内隐攻击性的影响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58)＝6.78， P<0.05，偏 η2＝0.11和 F(1，58)＝17.59， P<0.01，偏 η2＝0.23)。挫折的情境中被试的外显攻击性[(83.43±15.05)分]和内隐攻击性[(-0.06±0.35)分]高于无挫折的情境中的外显攻击性[(80.54±12.40)分]和内隐攻击性[(-0.33±0.49)分]。挫折情境对不同归因方式被试的外显、内隐攻击性的影响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58)＝4.90， P<0.05，偏 η2＝0.08； F(1，58)＝8.68， P<0.01，偏 η2＝0.13)。挫折情境对内归因被试( D<0)的外显攻击性有较大影响[有挫折：(82.90±12.98)分；无挫折：(77.56±10.16)分]，而对外归因被试( D>0)的内隐攻击性有较大影响[有挫折：(0.07±0.35)分；无挫折：(-0.40±0.45)分]。 结论:挫折情境对青少年的外显、内隐性攻击的影响受到归因方式的调节，一般攻击模型适用于解释外显攻击性和内隐攻击性。

目的:探讨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功能活动及认知功能损害的特点及其相关性。方法:对健康对照组、抑郁症组及精神分裂症组（每组各36例）患者进行数字符号测试（digital symbol test，DST）、数字广度测试（digital span test，DSPT）和语言流畅性测试（verbal fluency test，VFT），同时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扫描，对rs-fMRI数据进行常规预处理，计算3组局部一致性（regional homogeneity，ReHo）及比率低频振幅（fractional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fALFF）值，分别比较3组认知功能测评及脑功能活动特点，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认知功能与脑功能活动的相关性。结果:（1）与健康对照组（68.75±10.40、9.22±1.07、5.95±1.67、22.39±4.53）比较，抑郁症组（60.86±10.75、8.06±0.80、5.19±1.12、19.36±2.85）与精神分裂症组（46.64±9.50、7.50±0.91、4.08±1.05、14.86±3.78） DST、DSPT顺背、DSPT倒背及VFT评分均下降, 精神分裂症组较抑郁症组下降更显著（ F=2.39、1.43、1.52、2.16, 均 P<0.01）；（2）3组ReHo值存在差异的脑区为左侧豆状核-脑岛-罗兰岛盖（ F=22.1, P<0.001，AlphaSim校正，体素个数>99），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抑郁症组在该脑区ReHo值升高，与抑郁症组相比，精神分裂症组在该脑区ReHo值降低。3组fALFF值存在差异的脑区为左侧顶上回及双侧脑岛-豆状核（ F=28.46, 13.12， P<0.001，AlphaSim校正，体素个数>90），与健康对照组和抑郁症组相比，精神分裂症组在左侧顶上回及双侧脑岛-豆状核的fALFF值均升高（ P<0.05）；（3）相关分析显示，抑郁症患者DST评分与左侧豆状核-脑岛-罗兰岛盖区ReHo值呈负相关（ r=-0.38, P=0.02）；精神分裂症患者DSPT倒背评分与脑岛-豆状核的fALFF值呈负相关（ r=-0.39, P=0.02）。 结论:精神分裂症较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损害更为严重；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患者顶叶、脑岛及纹状体活动异常，这些功能活动异常脑区可能是区分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的核心脑区，且与认知功能损害密切相关。

目的:观察匍行性脉络膜炎（SC）不同亚型的脉络膜病灶临床演变过程及影像学特征，探讨亚型分类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无对照、观察性研究。2009年5月至2021年9月于云南省眼科医院确诊的SC患者25例45只眼纳入研究。根据病灶初发部位和眼底彩色照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光相干断层扫描（OCT）等检查结果，将SC分为视盘周围型（盘周型）、黄斑型、急性多灶型；根据首诊时病灶形态分为仅有浸润水肿表现的新发病灶、仅有萎缩表现的陈旧性病灶和水肿与萎缩表现并存的复发性病灶。观察不同亚型患眼病灶的影像特征、演变过程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25例45只眼中，男性15例，女性10例；双眼、单眼发病分别为20、5例；年龄（42.3±5.7）岁。活动性病灶21只眼，其中新发病灶、复发病灶分别为5、16只眼；陈旧性病灶24只眼。并发视盘水肿3只眼；轻度玻璃体炎5只眼；视网膜血管炎3只眼；脉络膜新生血管3只眼。盘周型16例30只眼（64%，16/25），包括单眼2例2只眼，双眼14例28只眼。活动性病灶16只眼，其中双眼患者仅单眼存在活动性病灶。脉络膜病灶紧邻视盘一侧或围绕视盘，随病程延长离心向外扩展，可进展至黄斑区。病灶边缘曲折，呈"地图样"、"阿米巴样"及"指状"、息肉状或"螺旋翼样"。FFA显示活动性病灶早期呈弱荧光，晚期呈强荧光；陈旧性病灶早期中心呈弱荧光，晚期呈斑驳状荧光，其边缘多为强荧光。OCT显示活动性病灶病变区增厚，陈旧性病灶病变区变薄。黄斑型4例6只眼（16.0%，4/25），其中单眼2例2只眼，均为活动性病灶；双眼2例4只眼，其中陈旧性病灶1例2只眼，双眼相续呈活动性病灶1例2只眼。初发病灶均位于黄斑区偏中心，多呈"盘状"并离心性向周围进展，反复复发的病灶可波及视盘并向周边部扩展。其FFA、OCT影像表现与盘周型相似。急性多灶型5例9只眼（20.0%，5/25），包括单眼1例1只眼，双眼4例8只眼。均为后极部多发性大小不等、灰白色伴色素沉着、边缘清晰的陈旧性病灶，其中陈旧性病灶附近出现多个新的活动性病灶4只眼。陈旧性病灶呈边界清晰的弱荧光，晚期边缘荧光素渗漏形成强荧光环；活动性病灶呈边缘模糊的弱荧光斑，晚期荧光略增强。陈旧性病灶光感受器层、视网膜色素上皮层及脉络膜萎缩，部分区域视网膜色素上皮增生。结论:SC亚型是对首发病灶出现部位的分类，但本病反复发作的特性，可导致各亚型特征因病灶不断扩展的演变而湮灭。眼底活动性病灶仅单眼发作的现象，可解释双眼病灶形态不对称的临床表现。双眼亚型同一性的特点，可警示临床对单眼患者随访时应关注其健康眼的好发部位。

目的:评价iRoot SP在不同充填技术下充填根管的根尖微渗漏情况。方法:下颌单根前磨牙36颗，ProTaper Universial镍钛锉预备至F3，将处理好的样本随机分成4个实验组(每组 n＝8)、阴性对照组( n＝2)和阳性对照组( n＝2)。实验组分别为冷侧压技术组(CLC)(A组)；热牙胶技术组(CWC)(B组)；单尖法技术组(SC)(C组)；纯糊剂技术组(SOB)(D组)。将充填好的样本放入37 ℃恒温水浴箱内7 d，然后实验组样本除根尖1 mm外全部用指甲油封闭，阴性对照组全封闭，阳性对照组不涂指甲油。所有样本根尖均浸入0.1%亚甲蓝溶液7 d，然后在低速切片机上沿牙长轴纵向切开，在显微镜下(×10)观察并拍照记录，使用image J软件测算根尖渗漏的数值。 结果:单尖法技术组根尖渗漏值最大(5.02±2.23)mm，热牙胶技术组最小(3.59±1.76)mm，纯糊剂技术组的根尖渗漏值小于单尖法技术，但四种充填技术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所有充填技术都不能完全封闭根尖。iRoot SP纯糊剂技术具有与其他技术相似的根尖封闭性能。

目的:分析河北省正定县人群乙型肝炎疫苗（HepB）基础免疫21~32年后加强免疫的效果。方法: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选取正定县1986—1996年出生、完成血源HepB基础免疫且无加强免疫史人群中，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抗-HBc (HbcAb）均阴性且抗-HBs<10 mIU/ml，以及最终完成加强免疫且有实验室结果者为研究对象，共322名。采用简单随机分组方法将322名研究对象随机分为2组，分别接种1剂市售的啤酒酵母HepB［以下简称HepB（酵母）；151名］和基因重组HepB［以下简称HepB（CHO）；171名］，剂量均为20 μg。免疫后30 d采集静脉血5 ml，定量检测抗-HBs的几何平均浓度（GMC），观察加强免疫效果，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对象加强免疫后抗-HBs的GMC和阳转率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对象抗-HBs阳转率为82.61%（266名），GMC为（131.63±12.94）mIU/ml。加强免疫前抗-HBs<2.5和2.5~10 mIU/ml组加强免疫后抗-HBs阳转率分别为74.54%（161名）和99.06%（105名）（ P<0.001）；加强1剂HepB（CHO）后，抗-HBs阳转率高于加强1剂HepB（酵母），分别为87.13%（149名）和77.48%（117名）（ P=0.023）。与接种HepB（酵母）相比，接种HepB（CHO）是加强免疫后抗体阳转的相关因素， OR（95% CI）值为1.91（1.02~3.56）（ P=0.042）；与加强免疫前抗-HBs<2.5 mIU/ml相比，加强前抗体水平2.5~10 mIU/ml是加强免疫后抗体阳转的相关因素， OR（95% CI）值为36.15（4.91~266.02）（ P<0.001）。 结论:研究对象接种1剂乙型肝炎疫苗有良好的免疫应答；加强免疫前抗-HBs水平和加强用疫苗种类是免疫应答的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