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发生在女性生殖系统的恶性中胚叶混合瘤（malignant mixed mesodermal tumor，MMMT）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遗传学特点。方法:收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病理科2005—2019年诊断为恶性中胚叶混合瘤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其组织病理学特点，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雌激素（ER）、孕激素（PR）、p16、p53、错配修复蛋白（MMR）等指标的表达。结果:本组MMMT病例的发生部位包括子宫原发29例、卵巢原发16例、子宫和卵巢双原发4例、宫颈1例。镜下可见肿瘤由癌和肉瘤两种成分构成，分界清楚或相互混合。癌成分在整个肿瘤中占5%~90%不等，其中大部分病例以癌为主，少部分病例癌成分低于50%，其中2例低于10%。癌的类型大多为一种类型，有7例由2种类型的癌混合而成。子宫原发MMMT以子宫内膜样癌居多（55%，16/29），卵巢MMMT以浆液性癌居多（12/16），宫颈MMMT为鳞状细胞癌成分，其他为透明细胞癌、未分化癌。肉瘤的类型，同源性肉瘤包括内膜间质肉瘤、平滑肌肉瘤以及高级别梭形细胞肉瘤，多见于子宫MMMT（72.4%，21/29）；异源性肉瘤（包括软骨肉瘤、骨肉瘤及横纹肌肉瘤），多见于卵巢MMMT（12/16）；其中10例由2种类型的肉瘤混合而成。子宫卵巢同步发生肿瘤的形态和类型大致相同。直接蔓延或转移性肿瘤（卵巢、子宫、淋巴结、网膜、肠壁、皮肤）均为与主体肿瘤大致相同类型的癌。免疫组织化学ER和PR为双阴性（子宫肿瘤23/25，卵巢肿瘤8/10）；p16弥漫强阳性（子宫肿瘤11/11，卵巢肿瘤6/6）。p53多为突变型表达（64%，21/33），在癌和肉瘤成分表达同步；在上皮成分为子宫内膜样癌的病例中，p53突变型表达占35%，在非子宫内膜样癌中占46.7%；在异源性肉瘤的病例中占31.8%，而非异源性肉瘤中占50%。28例（28/33，85%）表现为错配修复蛋白完整，仅5例（5/33，15%）表现为错配修复蛋白缺陷。结论:女性生殖系统MMMT是高级别癌和肉瘤构成的双相性肿瘤，形态复杂多样，免疫组织化学具有ER/PR阴性、p16弥漫强阳性的特点，多为p53突变型和MMR完整。

目的:采用小鼠动物模型探究瘢痕子宫对子宫内膜容受性及胎盘滋养细胞侵袭的影响。方法:取无特定病原体级雌性小鼠30只，通过单侧子宫切口模拟剖宫产对子宫造成的全层损伤以建立单侧瘢痕子宫模型，比较瘢痕侧与对照侧的差异。观察小鼠着床窗口期（孕4.5 d）子宫内早期囊胚着床数目，电镜下检测内膜胞饮突形态，分别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定量检测内膜容受性相关分子（白血病抑制因子和黏蛋白1）及其mRNA在胎盘的表达。在胎盘形成过程中（孕13.5、15.5和17.5 d），通过组织病理学观测胎盘蜕膜层、连接层及迷路层发育、糖原滋养细胞分布；足月胎盘（孕18.5 d）用CK7标记侵袭滋养细胞定位，评估滋养细胞侵袭情况。采用配对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孕4.5 d时瘢痕侧囊胚着床数低于对照侧［（1.33±0.81）与（3.50±0.54）个， t=7.05， P=0.001］；瘢痕侧子宫内膜“胞饮突”覆盖面积评分低于对照侧［（1.60±0.44）与（2.75±0.28）分， t=15.06， P<0.001］；同期组织白血病抑制因子mRNA水平亦低于对照侧（0.71±0.12与1.49±0.30， t=5.16， P=0.004），黏蛋白1 mRNA表达水平高于对照侧（2.19±0.45与1.03±0.17， t=7.51， P<0.001）。在胎盘发育成熟前、中、后期（孕13.5、15.5和17.5 d），瘢痕侧和对照侧胎盘各层面积及大体形态无明显差异；胎盘连接层及靠近蜕膜区滋养细胞分布情况提示，瘢痕侧糖原滋养细胞灰度在孕15.5 d（31.01±1.502与23.63±0.90， t=12.76， P<0.001）和孕17.5 d时（31.96±2.37与24.03±1.87， t=4.36， P=0.008）均高于对照侧。孕18.5 d的成熟胎盘瘢痕侧CK7阳性滋养细胞大量富集在靠近母体区域的蜕膜层，总体表现为滋养细胞过度侵袭。 结论:瘢痕影响小鼠子宫内膜功能，瘢痕后妊娠时内膜容受性下降，且着床后胎盘发育期的滋养细胞存在过度侵袭。

女，26岁。结婚2年，2021年10月19日因"异常妊娠2次"就诊于临沂市人民医院。既往2次妊娠分别于孕20周和18周发生胎死宫内。患者15岁初潮，平素月经规律，间隔23 d。体格检查：身高145 cm，体质量46 kg，乳房发育正常，B超示子宫前位，大小正常，内膜厚约1.0 cm，右卵巢3.5 cm × 1.3 cm × 2.1 cm，左卵巢：3.4 cm × 2.9 cm × 2.6 cm，两侧均有8 ~ 9个0.3 ~ 0.5 cm的卵泡。卵泡期内分泌检查：泌乳素0.64 nmol/L(参考值范围0.08 ~ 1.00 nmol/L)；孕酮2.0 nmol/L(参考值范围0.50 ~ 4.4 nmol/L)；雌二醇1773 pmol/L(参考值范围124.8 ~ 1468.0 pmol/L)；卵泡生成素7.56 U/L(参考值范围2.8 ~ 14.4 U/L)；促黄体生成素14.68 U/L(参考值范围1.1 ~ 11.6 U/L)；睾酮0.95 nmol/L(参考值范围0.14 ~ 3.46 nmol/L)。外周血淋巴细胞G显带染色体核型初步判定为46，X，der(X)t(X；？)(p22.3：：？)？(图1A)，der(X)染色体短臂末端连接来源不明的片段，形态类似Y染色体长臂。为证实未知片段的来源，对其中期染色体进行C显带分析和荧光原位杂交检测。C显带提示染色体短臂存在大片段的异染区，疑似来自Y染色体长臂(图1B)；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患者的der(X)染色体短臂未见RP11-366M24(Xp22.31)信号(图1C)，而可见RP11-214M24(Yq11.23)信号(图1D)。综合上述结果，判断患者的核型为46，X，der(X)t(X；？)(p22.3：：？)．ish der(X)t(X；Y)(p22.31；q11.23)(RP11-366M24-，RP11-214M24+) 。

探讨子宫癌肉瘤（UCS）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诊断及鉴别诊断，探索UCS的基因突变特征及肿瘤突变负荷（TMB）情况。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病理科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存档的4例UCS患者的临床影像学、病理形态学资料、免疫组织化学表达，并对4例UCS病例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4例患者中均为女性，年龄47~81岁，肿瘤最大径4.0~13.0 cm，界限不清楚，镜下以恶性上皮成分和肉瘤成分共同构成。免疫组织化学显示4例患者上皮成分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AE1/E3），肉瘤成分表达波形蛋白（Vimentin），PAX8、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Ki-67阳性指数均较高（60%~90%），3例p53 错义突变，1例无义突变，4例MLH1、PMS2、MSH2、MSH6均表达阳性且PD-L1表达阴性。4例UCS的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显示TP53、BCL9L、BRD4、CLTCLI、PSMD1I、PLEC基因表现出较高的突变比例，分别为3/4、2/4、2/4、2/4、2/4、2/4。TMB分析结果显示 4例UCS的 TMB均<5 mut/Mb。UCS是一种少见的、高度恶性的子宫内膜肿瘤。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提示TP53、BCL9L、BRD4等基因存在较高的突变率，提示UCS的发生发展可能与Wnt信号通路等密切相关。分子分型提示3例UCS为高拷贝数型/p53突变型，其中1例出现POLD1突变。微卫星稳定、PD-L1低表达及TMB结果提示UCS患者在免疫治疗中获益的优势不明显。

目的:分析宫腔粘连分离术（transcervical resection of adhesion，TCRA）对冻融胚胎移植（frozen-thawed embryo transfer，FET）后患者产科并发症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5年4月至2022年5月期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自体卵母细胞FET治疗并至少活产1名新生儿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宫腔情况分为3组，对照组：正常宫腔形态（712例）；宫腔粘连（intrauterine adhesion，IUA）组：IUA患者未行TCRA治疗（45例）；TCRA组：IUA患者行TCRA治疗（51例）。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探讨3组患者宫腔情况与产科并发症的关系，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与TCRA相关的产科并发症的危险因素，采用校准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对构建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效能进行评估。结果:①在PSM前，3组间子宫内膜厚度、有无瘢痕子宫、妊娠次数、分娩次数、流产次数、人工流产次数和移植胚胎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PSM后，基线特征在各组间达到平衡，TCRA组和IUA组的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disorders，PAS）发生率［48.8%（20/41）；45.2%（19/42）］显著高于相应的对照组［24.7%（18/73）， P=0.016；22.8%（18/79）， P=0.019］。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子宫内膜厚度（ OR=0.79，95% CI：0.69~0.90， P<0.001）、妊娠次数（2次， OR=2.25，95% CI：1.33~3.82， P=0.003）、子宫内膜准备方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降调节联合激素替代疗法， OR=2.29，95% CI：1.16~4.52， P=0.017）、瘢痕子宫（ OR=2.19，95% CI：1.39~3.45， P<0.001）和宫腔情况（IUA和TCRA， OR=2.11，95% CI：1.07~4.17， P=0.031； OR=2.70，95% CI：1.37~5.31， P=0.004）是PAS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③预测PAS发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32（95% CI：0.686~0.778），并且校准曲线的结果经过内部验证表明预测风险和实际结果之间具有良好一致性（ P=0.540），表现出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 结论:TCRA术后患者的前置胎盘、产后出血、胎膜早破等产科并发症的发病率与正常宫腔形态患者相同。然而，TCRA显著增加了采用FET助孕治疗的IUA患者发生PAS的风险。

人类的生殖过程包含配子的生成与输送，受精卵的产生与种植，以及胚胎的发育与胎儿分娩等，任何环节的异常都有可能阻碍新生命的诞生。子宫内膜是女性生殖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受精卵着床和胚胎发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形态学观测方法难以准确确定子宫内膜的容受状态，随着分子诊断的发展以及“组学”概念的兴起，出现了一系列新型检测技术。本文主要阐述子宫内膜容受性分子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这些方法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子宫内膜细胞、基因、代谢产物和微生物等方面的特征进行检测，从而更加准确地评估子宫内膜的容受状态。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孕妇的临床特点及胎盘病理学变化，并评估有无宫内垂直传播的可能。方法: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2020年2月4日接收的3例确诊2019-nCoV感染孕妇的患者资料，收集胎盘组织、肺部CT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同时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检测胎盘组织内2019-nCoV病毒核酸序列。结果:3例确诊2019-nCoV感染孕妇均为妊娠晚期，急诊入院行剖宫产手术分娩。3例均伴有发热（1例产前发热，2例产后发热），不伴有明显的白细胞减少及淋巴细胞减少；3例新生儿咽拭子2019-nCoV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仅1例因早产儿低体重转入新生儿科；截至2020年2月25日，3例产妇均未进展为重症或死亡（2例治愈出院，1例转至方舱医院隔离治疗）。胎盘组织病理学分析显示1例合并绒毛膜血管瘤，另1例伴有多灶性梗死；3例镜下均有不同程度的绒毛间质内或绒毛周围纤维蛋白沉积，局部合胞体小结增多；未查见绒毛炎或绒毛膜羊膜炎。3例胎盘组织2019-nCoV核酸检测均阴性。结论:该组3例妊娠晚期2019-nCoV感染孕妇的临床表现与非妊娠期患者相似，未发现严重不良妊娠结局；病理学分析提示胎盘组织缺乏病毒感染相关形态学改变，未发现宫内母胎垂直传播。

目的:探讨孕前益肾活血法及孕后固肾安胎法中医药序贯干预对肾虚型自然流产（spontaneous abortion，SA）史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纳入本院2015年2月－2020年7月41例肾虚型SA史患者并设为观察组，另选42例本院产检无SA史的健康孕妇设为对照组。观察组孕前给予益肾活血法及孕后给予固肾安胎法中医药序贯干预，对照组孕前孕后未进行任何中医药干预。以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记录患者孕育期当月卵泡直径、子宫内膜厚度及形态，B超监测孕12周NT值；孕30 d+、40 d+、50 d+时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D-二聚体水平，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孕酮、雌二醇、hCG水平；观察2组足月分娩、早产、流产情况，比较成功分娩率及足月分娩率。结果:孕30 d+、40 d+、50 d+，2组血清孕酮、雌二醇、HCG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组孕12周NT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成功分娩率为90.2%（37/41）、足月分娩率为85.4%（35/41），对照组成功分娩率为100.0%（42/42）、足月分娩率为95.2%（40/42），2组成功分娩率、足月分娩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运用孕前益肾活血法及孕后固肾安胎法，以中医药序贯干预可明显改善肾虚证SA史患者的妊娠结局。

目的:研究温阳化浊方联合抗生素治疗对反复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合并慢性子宫内膜炎（chronic endometritis，CE）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研究，纳入2020年2月至2021年1月期间就诊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的脾肾阳虚型RIF合并CE患者6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1∶1分为对照组和中药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予口服多西环素+甲硝唑治疗14 d，中药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温阳化浊方口服治疗3个月经周期，两组在治疗结束后行冻融胚胎移植。比较两组妊娠结局、内膜转化日/排卵日子宫内膜厚度和形态、子宫内膜血流分支及血流相关指数，CE转阴率及治疗结束当周期黄体中期的子宫内膜组织CD138、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及同源框基因A10（homeobox A10，HOXA10）的表达。通过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持续妊娠率的影响因素。结果:中药组的持续妊娠率［46.67%（14/30）］和胚胎种植率［54.05%（20/37）］高于对照组［20.00%（6/30）， P=0.028；31.71%（13/41）， P=0.046］，两组临床妊娠率、生化妊娠率和早期流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中药组A型子宫内膜比例［66.67%（18/27）］高于对照组［33.33%（10/30）， P=0.017］，血流动力指数（2.29±0.76）及收缩期峰值速度/舒张末期流速（5.52±1.24）均低于对照组（2.86±0.92， P=0.015；6.44±1.43， P=0.012）。两组治疗后CE转阴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33.37±11.46）ng/L，2.06±0.89］相比，中药组黄体中期子宫内膜VEGF［（64.52±10.14）ng/L， P<0.001］与 HOXA10（3.67±1.27， P<0.001）表达增加。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子宫内膜血流是影响RIF合并CE持续妊娠的独立因素（ OR=2.956，95% CI：1.072~8.148， P=0.036）。 结论:温阳化浊方能够增加脾肾阳虚型RIF合并CE患者的子宫内膜血供，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善妊娠结局。

目的:探讨女性生殖道具有中肾管特征的增生性病变（PMF）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2016年10月至2022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确诊的PMF病例16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16例患者，年龄31~68岁，平均年龄53岁。中肾管增生5例，中肾腺癌4例，中肾样腺癌7例。5例中肾管增生均位于宫颈侧壁，由简单小管呈弥漫或小叶状成簇生长，无明显的间质反应。4例中肾腺癌主体位于宫颈或阴道壁外侧，由乳头状、筛孔状、实性等多种结构混合，细胞核具有类似于甲状腺乳头状癌核特点，有显著的间质反应，其中1例（1/4）宫颈中肾腺癌周围伴局灶细胞非典型性的中肾管增生。5例宫体和2例卵巢的中肾样腺癌与中肾腺癌具有相似的形态学特征，但癌旁均未发现中肾管残件/中肾管增生。此外，4例（4/5）宫体中肾样腺癌由内膜面向肌层浸润，其中1例病变与正常子宫内膜腺上皮移行；1例（1/5）宫体中肾样腺癌位于深肌层，周围可见子宫腺肌症病灶；2例卵巢中肾样腺癌均伴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子宫内膜样囊腺瘤，其中1例可见异位子宫内膜腺上皮向异型中肾管样上皮过渡。所有中肾管增生和中肾腺癌病例均不同程度阳性表达GATA3、PAX8、CD10，阴性表达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尽管中肾样腺癌与中肾腺癌的免疫组织化学表达模式类似，但不同的是，所有7例中肾样腺癌均有TTF1的表达，并与GATA3存在反向染色。结论:PMF是一类具有中肾管形态学和免疫表型特征的罕见的增生性病变谱系，其诊断与鉴别诊断依赖于对病变发生的部位、镜下形态、伴随的良性和/或非典型性病变以及免疫组织化学表达等方面的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