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筛选中药黄芩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和二肽基肽酶4(DPP-4)抑制剂.方法 以ACE2和DPP-4作为靶蛋白,利用受体配体亲和超滤和液质联用技术,对黄芩中与ACE2和DPP-4亲和的化合物进行筛选和分析,以筛选具有同时抑制ACE2和DPP-4的化合物.结果 从黄芩中筛选出了 5,7,2',6'-4羟基黄酮、5,7,2',5'-4羟基.8,6'-二甲氧基黄酮、白杨素-7-O-葡萄糖醛酸苷、黄芩素-6-O-葡萄糖醛酸苷、千层纸素A-7-O-葡萄糖醛酸苷、汉黄芩苷、白杨素、千层纸素A,可以同时亲和抑制ACE2和DPP-4,具有潜在的抗新型冠状病毒的作用.结论 从黄芩中筛选出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的靶蛋白抑制剂,具备潜在开发价值.

目的:分析原发性高血压儿童及青少年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基因I/D多态性分布特征及其与左心室肥厚(LVH)的相关性。 方法:病例对照研究。以2022年1月至2023年4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初次诊断未经治疗的144例原发性高血压儿童及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检测 ACE基因多态性。根据显性模型分为DD＋DI型组、II型组，比较各组间基因频率、基因型频率、临床资料、血浆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RAAS)水平差异。根据超声心动图结果分为LVH组和非LVH组。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LVH的影响因素， ACE基因I/D多态性与原发性高血压儿童及青少年LVH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分析，RAAS各指标与LVH的相关性采用偏相关分析。 结果:144例患儿中DD、DI和II基因型频率分别为11.1%、50.7%和38.2%。D、I等位基因频率为分别36.5%(105/288)、63.5%(183/288)。DD＋DI型组(89例)儿童年龄大于II型组(55例)( Z＝－2.308， P＝0.021)，两组性别、身高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DD＋DI型组LVH的发生率高于II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30， P＝0.022)。RAAS水平中肾素活性与左心室质量指数( r＝0.276， P＝0.002)和相对室壁厚度( r＝0.247， P＝0.006)呈正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DD＋DI型( OR＝5.678，95% CI：1.623～19.872)和体重指数(BMI)( OR＝1.124，95% CI：1.024～1.233)均是原发性高血压儿童及青少年发生LVH的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ACE基因I/D多态性与LVH的发生密切相关，DD＋DI基因型及BMI是原发性高血压儿童及青少年发生LVH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医疗放射工作人员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水平及影响因素。方法:于2020年7至9月，选取某三甲医院252名医疗放射工作人员作为放射组并依据工种、工龄分为不同亚组，以同期岗前体检拟从事放射工作的107名健康成年人为对照组，收集研究对照信息，采用常规细胞遗传学方法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染色体畸变，统计分析各组间检测结果。结果:放射组"dic+r"率、染色体总畸变率及异常检出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Z=2.59、3.74、9.99， P<0.05）；不同工种间"dic+r"率、ace率及染色体总畸变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59、8.17、11.39， P<0.05），其中介入放射学组的"dic+r"率明显高于放射诊断组（χ 2=2.90， P<0.05），核医学组的ace率及染色体总畸变率明显高于放射诊断组（χ 2=2.81、3.19， P<0.05）；不同工种放射工作人员染色体畸变异常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介入放射学组明显高于放射诊断组（χ 2=7.66， P<0.05）。不同工龄组间染色体畸变水平及异常检出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Possion回归分析显示，与放射诊断组比较，核医学组、放射治疗组及介入放射学组（ IRR=2.31、1.66、1.78， P<0.05）导致染色体畸变风险升高。 结论:电离辐射对医疗放射工作人员产生一定的辐射损伤，核医学与介入放射学工作人员的染色体畸变水平相对较高，需加强辐射防护以保障相关从业人员的健康。

目的:评价肠道菌群在氯胺酮减轻小鼠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中的作用及其与膈下迷走神经的关系。方法:SPF级健康雄性C57BL/6J小鼠144只，18月龄，体质量32～3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8组( n＝18)：假手术组(Sham组)、手术组(S组)、氯胺酮＋手术组(SK组)、氯胺酮＋手术＋膈下迷走神经切除组(SK＋SDV组)、伪无菌小鼠＋生理盐水组(GM＋V组)、伪无菌小鼠接受S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组)、伪无菌小鼠接受SK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K组)和伪无菌小鼠＋膈下迷走神经切断＋接受SK组小鼠粪菌移植组(GM＋SDV＋SK组)。吸入2.0%异氟烷麻醉下行胫骨离断髓内固定手术。SK组于缝皮开始时腹腔注射氯胺酮50 mg/kg。术后24 h时收集S组和SK组小鼠的新鲜粪便，制备成粪菌滤液。SK＋SDV组于氯胺酮给药前、GM＋SDV＋SK组于粪菌移植前切断膈下迷走神经。伪无菌小鼠模型：于粪菌移植或膈下迷走神经神经切断前2周将广谱抗生素混合液加入小鼠饮用水中，每2 d更换1次。GM＋SK组、GM＋SDV＋SK组经抗生素干预14 d后，每天固定时间灌胃给予相应小鼠粪菌滤液200 μl，GM＋V组给予生理盐水溶剂，连续14 d。胫骨离断髓内固定术后或粪菌移植完成后24 h，收集小鼠粪便，行16S rRNA基因高通量测序，采用ELISA法检测海马IL-6、IL-17、TNF-α、IL-4和IL-10的含量，采用Morris水迷宫实验评价小鼠学习和记忆能力。 结果:与Sham组比较，S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降低，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S组比较，SK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升高，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降低，海马IL-4和IL-10含量增加，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缩短，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延长( P<0.05)；与SK组比较，SK＋SDV组术后肠道菌群Simpson多样性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降低，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GM＋V组比较，GM＋S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与GM＋S组比较，GM＋SK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降低，海马IL-4和IL-10含量增加，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缩短，目标象限停留时间延长( P<0.05)；与GM＋SK组比较，GM＋SDV＋SK组海马IL-6、IL-17和TNF-α含量增加，海马IL-4和IL-10含量降低，训练阶段逃避潜伏期、测试阶段逃避潜伏期和游泳距离延长，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缩短( P<0.05)。 结论:氯胺酮可改善肠道菌群紊乱，减轻小鼠POCD，其机制可能与膈下迷走神经传导有关。

目的:了解烟台地区非O1/O139群霍乱弧菌致病性现状。方法:分别于2020年7月和11月、2021年的1月和4月对烟台市某两条河入海口采集样本32份，获得22株非O1/O139群霍乱弧菌分离菌株，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对分离菌株进行分子分型，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法对该22株分离菌株的毒力基因 ctxA、 ctxB、 ace、 cep、 zot、 rtxA、 hlyA、 toxR、 tcpA和 cri进行检测分析。 结果:22株非O1/O139群霍乱弧菌菌株间的条带相似度为23.0%~100.0%，分为17个PFGE型，呈高度的多态性带型分布。22株非O1/O139群霍乱弧菌分离株主要携带3种毒力基因（ rtxA、 tcpA和 zot），其中携带 rtxA和 tcpA最多，均为17株，其次是 zot，共14株。14株菌株同时携带 rtxA、 tcpA和 zot，5株不携带上述毒力基因。 结论:烟台地区入海口流行的非O1/O139群霍乱弧菌株污染情况多样化，主要携带具有黏附、毒素以及损伤小肠表皮细胞等方面的致病基因。

冠状病毒是正链单股RNA病毒，在动物间较常见。近20年，新冠病毒在人群中出现3次大范围流行，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心脏疾病基础是感染新冠病毒转化为重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新冠病毒感染后常合并心肌损伤，与预后不良密切相关。SARS冠状病毒受体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CD209L，其中以ACE2为主，ACE2在心脏有丰富的表达；MERS冠状病毒受体为双肽肽酶4（DPP4），DPP4在心肌细胞无表达，但在血管内皮细胞及血液循环中存在；这些受体是冠状病毒感染后出现心肌损伤的重要条件。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呈大流行状态。2019-nCoV主要引起人类呼吸道感染并引起肺部组织结构和功能损害，已发现部分患者合并病毒性结膜炎，或以双眼病毒性结膜炎为首发症状，因此了解2019-nCoV的生物学行为及眼是否会被其感染非常重要。2019-nCoV主要通过与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结合侵入人类组织细胞，研究发现ACE2不仅表达于人肺脏、肾脏、心血管等器官，而且在人的结膜、角膜、房水及视网膜中也有表达。了解眼内ACE2的分布，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COVID-19的感染机制和发病原因并且更好地了解眼科其他相关疾病的病理机制。ACE2是2019-nCoV侵染宿主的受体蛋白，同时也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中的一个关键酶，眼部相对独立的RAS在维持眼的生理功能中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并且与许多眼科常见病有关。本文对ACE2在眼组织中的分布及其临床意义进行综述。

目前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感染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引起全世界对人冠状病毒的广泛关注。该病毒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人类冠状病毒NL63(human coronavirus NL63，HCoV-NL63)均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为受体。现对这3种病毒的病毒学特征、与ACE2的相互作用、传播能力和临床特点等方面的异同点，以及3种冠状病毒的交叉免疫问题进行综述，为2019-nCoV的后续研究及COVID-19防治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治疗患者应用美国循证实践学术中心(ACE)-Star循证实践模式下患者参与式情景模拟干预对症状群严重程度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10月至2021年7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肺科医院实施免疫治疗的NSCLC患者126例，根据患者入院时间将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入院的57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将2020年9月至2021年7月入院的69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予以ACE Star循证实践模式下患者参与式情景模拟干预，均持续干预1个月。于干预前后，采用肺癌安德森症状评估量表(MDASI-C)评估患者症状群严重程度，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情况，采用癌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CP)、中文版简短疲乏量表(CFS)评估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癌因性疲乏。记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干预后，观察组咳嗽、胸闷、神疲乏力、疼痛等MDASI-C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HAMD 、HAMA、SPBS-CP、CF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90%(2/69)，低于对照组的12.28%(7/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ACE Star循证实践模式下患者参与式情景模拟干预有助于改善NSCLC免疫治疗患者临床症状，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及疲乏程度，降低自我感受负担及不良反应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