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价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在重度免疫缺陷小鼠体内的毒性反应.方法 使用NOG小鼠,给予TIL细胞3次,每周1次.考察小鼠临床症状、注射部位刺激性、摄食量、体重、血液学和血清生化检查、人源细胞因子检测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等,同时考察受试物在血液中的分布情况.结果 两个剂量TIL注射对小鼠注射部位、体重、摄食量、血液学、血清生化、脏器重量等指标未见明显影响.在高剂量下,雌性小鼠在恢复期结束时IFN-y浓度升高.与受试物相关的组织病理学改变为多器官混合细胞聚集,以及胸骨和大腿骨骨髓细胞数目增多.在血液中,均可检测到CD3+、CD3+CD4+、CD3+CD8+细胞,3种细胞变化趋势一致,且呈剂量依赖性,至末次给药后29 d,3种细胞数量基本消除.结论 NOG小鼠3次给药后,对TIL具有较好的耐受性,且在恢复期结束时TIL在小鼠血液中基本消除.

目的 探讨产前超声评估胎儿侧脑室扩张及其严重程度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产前检查发现胎儿侧脑室扩张的孕妇98例(扩张组)和同期胎儿侧脑室正常的孕妇98例(正常组),应用超声获取两组胎儿侧脑室宽度、第三脑室纵径(CD)、丘脑间粘合最大径(ITAD);于出生1周内采用新生儿神经行为(NBNA)评分和Gesell发育量表评估新生儿神经脑发育情况,比较两组超声指标、NBNA评分及Gesell评分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扩张组胎儿侧脑室宽度、CD、ITAD与NBNA评分、Gesell评分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侧脑室宽度、CD、ITAD对胎儿侧脑室扩张的诊断效能.根据侧脑室扩张严重程度将扩张组进一步分为轻度组24例、中度组45例和重度组29例,比较各组超声指标、NBNA评分及Gesell评分的差异.结果 扩张组侧脑室宽度、CD均高于正常组,ITAD、NBNA评分、Gesell评分均低于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扩张组侧脑室宽度、CD分别与NBNA评分、Gesell评分呈负相关(均P＜0.001),ITAD与NBNA评分、Gesell评分均呈正相关(均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侧脑室宽度诊断胎儿侧脑室扩张的曲线下面积为0.907,灵敏度为92.86%,特异度为76.53%,曲线下面积高于CD和ITAD(0.815、0.85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重度组侧脑室宽度、CD均高于轻、中度组,ITAD、NBNA评分、Gesell评分均低于轻、中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产前超声可有效评估胎儿侧脑室扩张及其严重程度,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帕罗西汀对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成骨分化的影响及机制.方法 从大鼠后肢分离培养原代BMSCS,流式鉴定BMSCS表面标志物.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测定不同浓度的帕罗西汀对BMSCS的细胞毒性,采用1.25、2.50、5.00 μmol/L的浓度处理BMSCS.细胞分为GM组(生长培养基培养)、OS组(成骨诱导培养基培养)、LP组(1.25 μmol/L帕罗西汀+成骨诱导培养基培养)、MP组(2.50 μmol/L帕罗西汀+成骨诱导培养基培养)、HP组(5.00 μmol/L帕罗西汀+成骨诱导培养基培养).1周后进行碱性磷酸酶(ALP)染色,3周后茜素红染色检测成骨分化水平.3周后提取细胞全蛋白,通过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成骨标志物OPN、Runx2的表达水平及核因子-κB(NF-κB)、磷酸化核因子-κB(p-NF-κB)的表达水平.添加NF-κB抑制剂PDTC后再次分组为OS、OS+PDTC、LP+PDTC、MP+PDTC、HP+PDTC组,同样分别进行ALP染色、茜素红染色及Western blot检测成骨分化水平和NF-κB表达水平.两样本间对比采取t检验,多组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流式细胞检测CD73、CD90、CD29、CD44表达阳性,CD34、CD45表达阴性.OS组BMSCS的ALP染色和茜素红染色颜色较深,LP、MP、HP组染色较浅.GM 组 p-NF-κB 表达量低于 OS、LP、MP、HP 组(0.458±0.012 比 0.567±0.008、0.749±0.022、0.802±0.011、0.972±0.014,t=13.137、13.443、29.318、43.010,P＜0.05);NF-κB 表达量 OS 组与GM、LP、MP、HP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06±0.025 比 1.007±0.013、0.945±0.074、0.909±0.101、0.982±0.019,t=0.024、1.363、1.627、1.335,P＞0.05);Runx2 表达量 OS 组高于 GM、LP、MP、HP 组(0.955±0.011 比 0.585±0.014、0.746±0.012、0.584±0.016、0.489±0.013,t=36.083,21.910、33.210、67.948,P＜0.05);OPN 表达量 OS 组高于 GM、LP、MP、HP 组(0.918±0.015 比0.669±0.037、0.666±0.028、0.538±0.043、0.421±0.028,t=10.834,13.859、14.370、27.067,P＜0.05).OS、OS+PDTC、LP+PDTC、MP+PDTC、HP+PDTC 组 ALP 染色和茜素红染色程度基本相同.p-NF-κB 表达量 OS 组高于 OS+PDTC、LP+PDTC、MP+PDTC 组 HP+PDTC 组(0.790±0.044比 0.450±0.032、0.439±0.015、0.481±0.020、0.449±0.024,t=10.821,12.956、11.024、11.705,P＜0.05);NF-κB 表达量 OS 组与 OS+PDTC、LP+PDTC、MP+PDTC、HP+PDTC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866±0.019 比 0.843±0.038、0.818±0.028、0.845±0.045、0.859±0.068,t=0.930、2.404、0.722、0.178,P＞0.05);OPN 表达量 OS 组与 OS+PDTC、LP+PDTC、MP+PDTC、HP+PDTC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902±0.032 比 0.925±0.041、0.890±0.052、0.963±0.042、1.003±0.093,t=0.785、0.311、2.004、1.789,P＞0.05);Runx2 表达量 OS 组与 OS+PDTC、LP+PDTC、MP+PDTC、HP+PDTC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967±0.052 比 0.898±0.095、0.951±0.015、0.950±0.055、0.921±0.055,t=1.113、0.532、0.392、1.068,P＞0.05).结论 帕罗西汀可以通过激活大鼠BMSCS的NF-κB抑制大鼠BMSCS的成骨分化.

目的 运用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的方法,探讨免疫细胞与炎性关节病风险的因果关系.方法 从Finngen数据库、GWAS catalog数据库获取731种免疫细胞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银屑病关节炎的数据集.运用逆方差加权法、加权中位数法和MR-Egger法探讨免疫细胞与骨关节疾病的因果关系,并运用Cochran's Q检验、MR-Egger回归、MR-PRESSO、Leave one out法和Meta分析,评价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结果 共得到45个免疫细胞与骨关节炎、35个免疫细胞与强直性脊柱炎、29个免疫细胞与痛风、36个免疫细胞与银屑病关节炎存在潜在因果关系(P＜0.05),其中HLA DR on CD14-CD16+monocyte与强直性脊柱炎存在显著因果关系(P＜6.8 × 10-5),结果具有稳定性,但Meta分析显示因果关系不显著(OR=1.00,95％CI:1.00～1.00).结论 本研究从遗传学的角度,初步揭示免疫细胞与强直性脊柱炎为代表的炎性关节病的因果关系,为未来的精准医学和个体化治疗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目的:观察大鼠多系分化持续应激(Muse)细胞对肠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结构的保护作用。方法:贴壁筛选法自大鼠(6只，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院)股骨内分离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s)，长时间胰蛋白酶孵育法(LTi)自BMMSCs中分离大鼠Muse细胞，流式细胞术标记如白细胞分化抗原(CD)29、CD34、CD90等及特异阶段胚胎抗原-3(SSEA-3)抗体；免疫组织化学法标记Nanog同框蛋白(NANOG)等抗体，定向诱导分化后标记α-甲胎蛋白(AFP)等鉴定其多能分化能力；重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建立体外肠上皮细胞损伤损伤模型；与Muse细胞共培养后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及桥接蛋白-1(ZO-1)的表达水平及形态，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LTi后，大鼠BMMSCs中(2.57±0.57)%能够形成特征性的Muse细胞簇；流式细胞术结果表明，Muse细胞保留了BMMSCs表面分子特征，SSEA-3的阳性细胞比例[(73.2±1.4)%]显著高于BMMSCs[(2.3±0.3)%]；免疫荧光实验表明，培养的Muse细胞阳性表达NANOG等多能分化标记，定向诱导分化后分别能够表达AFP等分化标记；Muse细胞与TNF-α炎症损伤的肠上皮细胞共培养后，其增殖细胞比例[(40.06±1.04)%]高于损伤[(23.10±2.05)%]组的细胞( t＝12.79， P<0.05)及ZO-1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0.55±0.03、0.27±0.01， t＝13.03， P<0.05)。 结论:大鼠Muse细胞具有更加理想的保护炎症损伤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结构的作用。

目的:探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患儿脐带血干细胞移植（UCBT）后发生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UCBT的143例PID患儿的临床资料。UCBT后100 d内患儿每周进行1~2次血浆CMV-DNA检测，根据结果分为CMV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分析UCBT后100 d内CMV感染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比较移植1个月后CMV感染患儿与未感染患儿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例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或χ 2检验。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比较CMV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143例患儿中男113例、女30例，移植时年龄为14（8，27）月龄。原发病以慢性肉芽肿病（49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43例）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29例）为主。CMV感染率为21.7%（31/143），感染的时间为移植后44（31，49）d。复发性CMV感染率为4.2%（6/143），复发性CMV感染与非复发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2.8（18.3，63.1）×10 6比22.5（13.2，31.9）×10 6拷贝/L， Z=-0.95， P=0.340；35.2（20.2，54.6）×10 6比28.4（24.1，53.5）×10 6拷贝/L， Z=-0.10， P=0.920］。难治性CMV感染率为4.9%（7/143），难治性CMV感染与非难治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1.8（13.1，32.2）×10 6比25.9（14.2，12.2）×10 6拷贝/L， Z=-1.04， P=0.299；47.7（27.9，77.6）×10 6比27.7（19.7，51.8）×10 6拷贝/L， Z=-1.49， P=0.137］。CMV感染组中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RIC）的使用率、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率、移植后Ⅱ~Ⅳ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未感染组［45.2%（14/31）比25.0%（28/112），100%（31/31）比78.6%（88/112），64.5%（20/31）比26.8%（30/112），χ 2=4.76、7.98、15.20，均 P<0.05］。本组患儿随访31.6（13.2，45.9）个月，CMV感染对患儿的总生存率无影响（χ 2=0.02， P=0.843）。难治性CMV感染、非难治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比95.8%（23/24）比86.6%（97/112），χ 2=5.91， P=0.037］，而复发性CMV感染、非复发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6比88.0%（22/25）比86.6%（97/112），χ 2=0.43， P=0.896］。移植1个月后感染CMV的患儿组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CD4 + T细胞绝对计数、比例及IgG水平均显著低于未感染组［124.1（81.5，167.6）×10 6比175.5（108.3，257.2）×10 6个/L，0.240（0.164，0.404）比0.376（0.222，0.469），9.3（6.2，14.7）比13.6（10.7，16.4）g/L， Z=-2.48、-2.12、-2.47，均 P<0.05］，而CD8 +T细胞比例明显高于未感染组［0.418（0.281，0.624）比0.249（0.154，0.434）， Z=-2.56， P=0.010］。 结论:PID患儿UCBT后发生CMV感染与RIC方案、发生Ⅱ~Ⅳ级aGVHD及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有关。UCBT后发生难治性CMV感染的患儿存活率降低。UCBT后应定期进行免疫重建监测，免疫重建延迟患儿可考虑增加CMV-DNA监测频率。

目的:观察比较单纯输注抗B细胞成熟抗原（BCMA）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与输注抗BCMA联合抗CD19 CAR-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患者免疫重建的差异。方法:以2017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我院行CAR-T细胞治疗的61例RRMM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单纯接受抗BCMA靶点者26例，接受抗BCMA联合抗CD19靶点者35例。流式细胞术分别测定CAR-T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的T细胞亚群（CD3 +、CD4 +、CD8 +、CD4 +/CD8 +）、B细胞（CD19 +）及NK细胞（CD16 +CD56 +），免疫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IgG、IgA及IgM水平。对比两组淋巴细胞亚群及免疫球蛋白的重建规律。 结果:CAR-T细胞输注后，CD8 + T淋巴细胞恢复最快，BCMA组与BCMA+CD19组分别在输注后3个月和输注后1个月时恢复至输注前水平[BCMA：695（357, 1264）个/μl对424（280, 646）个/μl；BCMA+CD19：546（279, 1672）个/μl对314（214, 466）个/μl]。两组NK细胞均在输注后3个月时恢复至正常水平[分别为171（120, 244）个/μl、153（101, 218）个/μl（正常参考范围150~1100个/μl）]，但BCMA组不能维持在稳定水平。两组CD4 + T淋巴细胞恢复缓慢，输注后12个月内仍处于持续低水平，多数患者未观察到恢复。CD4 +/CD8 +比值倒置持续1年以上。两组CD19 + B细胞均在输注后3个月恢复至输注前水平[BCMA：62（10, 72）个/μl对57（24, 78）个/μl；BCMA+CD19：40（4, 94）个/μl对29（14, 46）个/μl]。BCMA组IgG在输注后12个月恢复至输注前水平[7.82（6.03, 9.64）g/L对6.92（4.62, 12.76）g/L]，BCMA+CD19组未恢复。IgA先后在输注后9个月和12个月恢复至输注前水平[BCMA：0.46（0.07, 0.51）g/L对0.22（0.12, 4.01）g/L；BCMA+CD19：0.46（0.22, 0.98）g/L对0.27（0.10, 0.53）g/L]。两组IgM在输注后6个月恢复至输注前水平[BCMA：0.43（0.06, 0.60）g/L对0.20（0.13, 0.37）g/L；BCMA+CD19：0.53（0.10, 0.80）g/L对0.16（0.11, 0.28）g/L]。两组患者淋巴细胞亚群重建及免疫球蛋白恢复在各时间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接受CAR-T细胞治疗的RRMM患者中，可基本不考虑单纯抗BCMA CAR-T与抗BCMA联合抗CD19 CAR-T治疗之间免疫重建的差异而选择合适的靶抗原。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OIC-17011271、ChiCTR-OIC-17011272

目的:研究高龄髋部手术患者术后肺部感染高危因素及防控对策。方法:选取2017年9月至2019年8月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高龄髋部骨折患者295例，观察和记录纳入对象资料、目标性监测术后肺部感染患者状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感染危险因素、制定早期防控对策。结果:295例高龄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肺部感染29例、感染率9.83%。术后肺部感染单因素构成比中年龄(≥85岁)、体重指数(BMI)(≤19 kg/m 2)、吸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有糖尿病史、术前肺功能低下、麻醉方法(全麻)、手术时间(≥2 h)、病房环境差、术中输血、留置胃管、血红蛋白(<90 g/L)、白蛋白(≤30 g/L)、CD4 +/CD8 +<1、抗菌药物预防使用不合理、住院时间(≥20 d)的高龄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率高于年龄(<85岁)、BMI(>19 kg/m 2)、未吸烟、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史、无糖尿病史、术前肺功能正常、麻醉方法(持续硬膜外麻醉)、手术时间(<2 h)、病房环境良好、术中未输血、未留置胃管、血红蛋白(≥90 g/L)、白蛋白(>30 g/L)、CD4 +/CD8 +≥1、抗菌药物预防使用合理、住院时间(<20 d)的高龄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吸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术前肺功能、麻醉方法、手术时间、病房环境、术中输血、留置胃管、血红蛋白、白蛋白、CD4 +/CD8 +、抗菌药物预防使用是否合理、住院时间是高龄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独立高危风险因素。术前肺功能正常、病房环境良好、血红蛋白、白蛋白、CD4 +/CD8 +水平、抗菌药物预防使用合理与高龄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肺部感染呈负相关。 结论:高龄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肺部感染高危因素多样，应加强高危因素早期识别与防控，利于减少危险因素，降低高龄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肺部感染率、减少抗菌药物使用率等。

目的:探讨人髓核细胞（nucleus pulposus cells，NPCs）外泌体对诱导人尿源干细胞（urine-derived stem cells，USCs）向髓核样细胞分化的作用。方法:体外分离培养USCs和NPCs，提取NPCs外泌体，以Western-blot检测外泌体标记蛋白；以GFP慢病毒转染标记USCs细胞质、DAPI染料标记USCs细胞核以及PKH26染料标记NPCs外泌体；将USCs与NPCs外泌体共孵育12 h并观察摄取情况，采用NPCs外泌体和非接触共培养方法诱导USCs分化，检测各组髓核细胞标志基因mRNA的相对表达量和450 nm波长处的吸光度。结果:分离的USCs具备向骨细胞、脂肪细胞、软骨细胞分化的能力，高表达干细胞标志蛋白CD29（99.57%）、CD44（97.46%）、CD73（97.71%），低表达干细胞阴性蛋白CD31（0.59%）、CD45（0.19%）。分离的NPCs高表达髓核细胞标志蛋白COL2A1、ACAN、SOX-9。提取的NPCs外泌体高表达标志蛋白CD63、CD81、Tsg101。共孵育12 h后，NPCs外泌体与USCs细胞膜融合并出现在USCs细胞质中。共培养第3、5、7天时，外泌体组USCs细胞吸光度值（0.44±0.004、0.76±0.004、0.82±0.006）高于共培养组（0.39±0.022、0.63±0.035、0.69±0.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第3、7、14、21天外泌体组USCs髓核标志基因的m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ACAN（1.80±0.31、3.50±0.21、5.35±0.31、7.46±0.12）、COL2A1（1.43±0.15、4.33±0.23、6.89±0.22、8.11±0.31）、SOX-9（2.21±0.13、3.13±0.11、3.96±0.14、4.52±0.26）、HIF-1α（1.45±0.16、2.14±0.21、4.31±0.41、4.01±0.25）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第14、21天外泌体组USCs髓核标志基因的mRNA相对表达量为ACAN（5.69±0.21、6.69±0.13）、COL2A1（6.33±0.17、7.89±0.15）、SOX-9（4.19±0.29、4.38±0.12）、HIF-1α（4.49±0.32、4.96±0.26）高于非接触共培养组ACAN（3.69±0.35、5.13±0.23）、COL2A1（3.40±0.16、6.79±0.19）、SOX-9（2.26±0.32、3.69±0.26）、HIF-1α（2.39±0.11、3.96±0.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人髓核细胞外泌体在体外可诱导人尿源干细胞分化为髓核样细胞，与非接触共培养相比外泌体法具有更高的诱导效率，并可更好地保持髓核样细胞的增殖活性。

目的:探讨奥拉帕利与含铂类药物方案治疗的对铂类药物敏感的BRCA突变卵巢癌复发患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细胞免疫功能及疗效的差异。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选取2017年9月至2020年3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100例对铂类药物敏感的BRCA突变卵巢癌复发患者，分析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案分为奥拉帕利组（以奥拉帕利片治疗）和含铂方案组（紫杉类药物+铂类药物治疗6个周期后服用奥拉帕利片维持治疗），各50例。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治疗2、4、6个周期后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糖类抗原（CA）125、CA199、人附睾蛋白4（HE4）]水平、细胞免疫功能相关指标[T细胞亚群（CD3 +细胞、CD4 +细胞比例）、CD4 +细胞与CD8 +细胞比值（CD4 +/CD8 +）]、生命质量评分及安全性。获得随访3年的数据，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PFS）情况，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奥拉帕利组和含铂方案组患者年龄分别为（53±7）岁、（56±7）岁。两组间年龄、体质量指数及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评分、原发肿瘤位置、病灶大小、病理分期、病理类型、胚系BRCA突变、既往化疗反应患者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结束后，奥拉帕利组客观缓解率（ORR）[58.0%（29/50）比38.0%（19/50）]、疾病控制率（DCR）[80.0%（40/50）比56.0%（28/50）]均高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前、治疗2、4、6个周期血清CA125、CA199及HE4水平均逐渐降低（均 P<0.05），且治疗2、4、6个周期后奥拉帕利组这3个指标水平均低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奥拉帕利组治疗前、治疗2、4、6个周期CD3 +细胞比例、CD4 +细胞比例及CD4 +/CD8 +均逐渐升高（均 P<0.05），而含铂方案组均逐渐降低（均 P<0.05）；治疗2、4、6个周期后奥拉帕利组这3个指标均高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前、治疗2、4、6个周期后生命质量评分均逐渐升高（均 P<0.05），且治疗2、4、6个周期后奥拉帕利组生命质量评分均高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奥拉帕利组各级恶心、疲劳和乏力、呕吐、贫血、腹泻发生率均低于含铂方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奥拉帕利组与含铂方案组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奥拉帕利治疗对铂类药物敏感的BRCA突变卵巢癌复发患者效果优于含铂方案，且其提高患者T细胞水平、抑制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表达效果更强，提高生命质量，对提高治疗安全性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