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哺乳期乳腺炎(NPM)病程长,易反复发作,其发生、发展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辅助性T细胞(Th)1/Th2失衡有关.从免疫炎症角度探讨中医药治疗NPM的作用机制,综述中医药对NPM患者Th1/Th2平衡的调节作用.中医药可以通过调节Th1、Th2型细胞因子的分泌,抑制白细胞介素-6(IL-6)/蛋白酪氨酸激酶2(JAK2)/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STAT3)、Toll样受体4(TLR4)/核因子-κB(NF-κB)等信号通路的激活,纠正CD4+T细胞亚群的分化失衡等途径,恢复NPM患者的免疫稳态,从而发挥治疗作用.

目的:探究针灸足三里穴(Stomach-36，ST36)通过调控外周免疫细胞及细胞因子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EAE)疾病的影响。方法:对实验鼠随机分为两组，EAE组和针灸组，并且进行体重监测以及临床症状评估，苏木精伊红染色(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检测脊髓炎性细胞浸润以及免疫荧光检测脱髓鞘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亚群的比例，超敏多因子电化学发光技术(Meso scale discovery，MSD)检测外周血清中相关细胞因子的浓度。结果:成功构建EAE小鼠模型并给予针灸治疗。临床评分显示，EAE组在第22天达到高峰期，发病分数为2.5分，针灸组在第24天达到高峰期，发病分数为2分。疾病起病时间统计结果显示，EAE组在第12天开始起病，针灸组在第17天开始起病，针灸组比EAE组的起病时间明显较晚。HE及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针灸组的脊髓炎性细胞浸润较少，髓鞘结构完整，边缘较光滑。流式细胞术实验结果显示，针灸组CD4 +IFN-γ +T、CD4 +IL-17 +T细胞比例较EAE组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49±0.10)%比(0.92±0.25)%，(0.21±0.05)%比(0.34±0.04)%， t值分别为2.91和3.70， P值均<0.05]；针灸组CD4 +IL-4 +T、CD4 +Foxp3 +、CD8 +Foxp3 +细胞比例较EAE组明显上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78±0.22)%比(0.5±0.07)%，(1.38±0.23)%比(0.9±0.08)%，(0.38±0.12)%比(0.14±0.09)%， t值分别为2.55、3.35和4.16， P值均<0.05)]。MSD检测外周血清细胞因子结果显示，针灸组抑炎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5和IL-16的浓度较EAE组明显上升，促炎性细胞因子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的浓度较EAE组明显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4.53±0.95)pg/mL比(2.78±1.25)pg/mL，(2298.77±298.67)pg/mL比(1402.28±216.30)pg/mL，(6.6±0.548)pg/mL比(8.84±0.98)pg/mL， t值分别为9.00、4.84和3.57， P值均<0.05)]。本研究实验结果显示，针灸治疗后抑制辅助性T细胞( helper T cell，Th)1/Th17并促进Th2的比例，同时上调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的比例。针灸治疗后，促进抑炎因子IL-5，IL-16的表达，抑制促炎因子IFN-γ的表达。 结论:针灸ST36通过纠正T细胞亚群的失衡，调节细胞因子的表达，治疗缓解EAE疾病。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者中长链非编码RNA核富含丰富的转录本1(long noncoding RNA nuclear-enriched abundant transcript 1，lncRNA NEAT1)介导的表观修饰调控辅助性T细胞2(Th2)分化发育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选取2014年7月1日—2019年7月1日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生产的正常单胎妊娠患者11例及妊娠合并SLE患者15例，收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qPCR检测NEAT1 mRNA表达水平。ELISA和流式细胞术检测IFN-γ和IL-4蛋白质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术分选初始CD4 ＋T细胞，RNA结合蛋白免疫沉淀(RNA binding protein immunoprecipitation，RIP)技术检测组蛋白甲基转移酶(EZH2)与NEAT1结合情况。干扰NEAT1表达后，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技术(real time quantit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泛素E3连接酶(ITCH)的mRNA和蛋白质表达水平。运用染色质免疫沉淀(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ChIP)技术检测妊娠合并SLE患者EZH2在ITCH启动子区的募集。过表达NEAT1和ITCH，ELISA检测IL-4蛋白质水平。采用 t检验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 结果:妊娠合并SLE患者外周血NEAT1 mRNA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妊娠对照组。妊娠合并SLE患者IFN-γ水平显著降低，IL-4水平显著上调。妊娠合并SLE患者初始CD4 ＋ T细胞中，NEAT1与EZH2结合显著高于对照组。干扰NEAT1表达以后，ITCH的mRNA和蛋白质水平显著升高。ChIP分析发现，妊娠合并SLE患者中，EZH2在ITCH启动子区的募集也显著上调；ITCH能够显著抑制初始CD4 ＋T细胞中IL-4的产生，而过表达NEAT1则能够上调IL-4的蛋白质水平。 结论:妊娠合并SLE患者NEAT1水平显著升高，NEAT1招募EZH2到ITCH启动子区，促进初始CD4 ＋T细胞发育分化为Th2细胞，导致Th1/Th2失衡，从而影响妊娠合并SLE的疾病进程。

目的:全面分析肝癌的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基因表达及免疫浸润对肝癌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 n＝365)、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SE54236( n＝78)和GSE14520( n＝221)中筛选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的共同基因集，单因素Cox回归分析进行初筛，通过LASSO-Cox构建生存回归模型，通过标准化得到整合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的复合指数CIRT，根据其中位数将肝癌患者分为CIRT high组( n＝182)和CIRT low组( n＝182)，并分析两组免疫浸润等差异。 结果:共筛选出37个预后相关的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基因，通过LASSO-Cox构建基于其中7个最相关基因的预后预测模型。CIRT high组患者的M1型巨噬细胞( P＝0.032)、M2型巨噬细胞( P＝0.009)、静息肥大细胞( P<0.001)、活化自然杀伤细胞( P＝0.007)和静息记忆CD4 ＋ T细胞水平较低( P<0.001)，而CIRTlow组的静息树突状细胞( P＝0.048)、M0型巨噬细胞( P<0.001)、中性粒细胞( P＝0.049)、滤泡辅助性T细胞( P＝0.004)和调节性T细胞( P＝0.001)水平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基因富集分析显示，CIRT high组的TCGA和GSE14520在细胞周期、DNA修复过程中高度富集。在TCGA队列中，CIRT low组的患者比CIRThigh组的患者总生存更优。对TCGA队列中5年随访数据进行分析，CIRT对于肝癌患者长期生存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0.71)。 结论:在肝癌中建立了基于RNA结合蛋白和转录因子表达谱以及免疫细胞浸润的新的预后指标，CIRT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预后预测指标。

目的:探讨白细胞介素-4(IL-4)基因组蛋白乙酰化修饰水平改变及其在川崎病(K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6年10月至2018年12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就诊的KD患儿36例为研究对象，同年龄健康儿童28例作为对照组。KD患儿分别于急性期及静脉用丙种球蛋白(IVIG)治疗有效后4～5 d取血备检。采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荧光定量PCR检测外周血CD4 ＋ T淋巴细胞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组蛋白H4乙酰化和p300、CREB结合蛋白(CBP)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Ⅱ型辅助性T淋巴细胞(Th2)(CD4 ＋ IL-4 ＋)比例及CD4 ＋ T淋巴细胞中磷酸化信号转导及转录活化因子6(pSTAT6)、GATA结合蛋白3(GATA3)、活化T细胞核因子1(NFAT1)、Ⅱ型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TGF-βRⅡ)、磷酸化L型氨基酸转运蛋白1(pLAT1)蛋白表达水平；荧光定量PCR检测CD4 ＋ T淋巴细胞IL-4、IL-5、IL-13、IL-4受体α(IL-4Rα)、Ⅰ型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TGF-βRⅠ)、性别决定区Y框蛋白4(SOX4) mRNA表达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血浆IL-4、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 结果:1．KD患儿Th2细胞比例、功能相关分子(IL-4、IL-5和IL-13)表达及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组蛋白乙酰化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冠状动脉损伤组(CAL)前述指标均高于无冠状动脉损伤组(NCA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IVIG治疗后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与对照组比较KD患儿外周血CD4 ＋ T淋巴细胞p300、CBP与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结合水平明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p300与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结合水平与后者表达均呈正相关( r＝0.72、0.43，均 P<0.05)，经IVIG治疗后呈不同程度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CAL组p300、CBP与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结合水平明显高于NCA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3.与对照组比较，KD患儿血浆IL-4水平及CD4 ＋ T淋巴细胞IL-4Rα/STAT6/GATA-3、pLAT1/NFATc1表达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血浆TGF-β水平及下游信号分子TGF-βRⅡ/TGF-βRⅠ/SOX4表达明显下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CAL组血浆IL-4水平及CD4 ＋ T淋巴细胞IL-4Rα/STAT6/GATA-3、pLAT1/NFATc1表达均高于NCAL组，血浆TGF-β水平及下游信号分子TGF-βRⅡ/TGF-βRⅠ/SOX4表达低于NCA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IVIG治疗后呈不同程度的回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IL-4基因组蛋白H4过度乙酰化可能是导致KD患儿免疫功能异常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的:探讨肢体创伤后急性肌损伤炎症反应过程中肌纤维自身转化生长因子- β(TGF- β)信号对肌内炎症的影响。 方法:取野生C57BL/6小鼠（野生小鼠组）、肌纤维条件性TGF- β受体Ⅱ敲除小鼠（敲除小鼠组)各16只。肌毒素腓肠肌内注射诱导小鼠急性肌损伤。比较两组小鼠在注射后0、4、7、10 d肌内单核-巨噬细胞、巨噬细胞、M1型巨噬细胞、CD4 +T细胞、辅助性T细胞（Th）1、2、17等的渗出差异。取新生野生小鼠和敲除小鼠各2只，体外培养原代成肌细胞,分别分为两组：干扰素组（ γ-干扰素处理）和对照组（仅加入等量溶剂）。比较两组肌细胞的白细胞介素（IL）-6、IL-10、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α（MIP-1α）、H-2K b蛋白、H2-Ea蛋白、Toll样受体(TLR)3蛋白、TLR7蛋白表达差异，以及野生小鼠和敲除小鼠干扰素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肌毒素注射后4、7 d，敲除小鼠组肌组织内单核-巨噬细胞比例（75.73%±3.62%、45.27%±2.32%）、巨噬细胞比例（38.67%±2.76%、24.87%±2.19%）、M1型巨噬细胞比例（43.21%±0.11%、30.43%±2.19%）、CD4 +T细胞比例（20.13%±1.62%、5.67%±0.32%）显著高于野生小鼠组（58.52%±2.43%、29.21%±2.45%，20.63%±2.32%、16.23%±1.25%，24.98%±0.35%、14.23%±1.69%，10.70%±0.43%、2.50%±0.45%），且以Th1和Th17为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体外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干扰素组IL-6、MCP-1、MIP-1α、H-2K b蛋白、H2-Ea蛋白、TLR3蛋白显著上调，且敲除小鼠干扰素组上调较野生小鼠干扰素组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内源TGF- β信号缺失影响肌纤维免疫行为的调节，使肌内炎症加剧，肌细胞修复延迟。

目的:探讨CD4 + T细胞亚群如辅助性T细胞（Th）指标在白塞病患者复发葡萄膜炎（BU）的临床评估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诊断为白塞病的153例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CD4 +T细胞亚群测定如Th1、Th2、Th17以及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和细胞因子、血脂生化指标（TC、TG等）、患者近1年口腔溃疡发生次数、近1年生殖器溃疡发生次数和患者入院前用药情况等；根据有无累及眼部并且发生葡萄膜炎将153例白塞病分为白塞非葡萄膜炎组（非BU组）和白塞葡萄膜炎组（BU组）。比较BU组与非BU组以上指标水平以及白塞病复发BU的独立相关因素；比较BU组与非BU组的细胞因子及国际白塞病标准（ICBD）总评分水平、ICBD总评分与各细胞因子的相关性和分析Th2细胞诊断性能。统计学方法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 χ2检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分析。 结果:①BU组患者Th1、Th2、Th17细胞、TC、TG的水平分别高于非BU组[133.87（93.38，229.87）个/μl与102.51（64.25，149.23）个/μl]、[9.43（5.84，14.13）个/μl与6.78（4.23，9.44）个/μl]、[15.53（9.36，25.27）个/μl与9.83（5.46，14.76）个/μl]、[4.21（3.89，4.90）mmol/L与3.89（3.37，4.34）mmol/L]、[1.43（1.00，2.21）mmol/L与0.96（0.69，1.38）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24，-3.05，-3.94，-2.25，-3.47； P值均<0.05）；2组患者入院前用药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69， P>0.05）。②BU组的IL-2、IL-10水平、ICBD总评分高于非BU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12，-2.29， t=-6.48； P值均<0.05）。③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h2是BU独立相关因素[ OR值（95%置信区间）为1.143（1.007，1.298）， P=0.039]。BU患者总评分与Th2、Th17细胞呈正相关（ r=0.23， P=0.006； r=0.21， P=0.013）。ROC分析结果显示Th2诊断BU的灵敏度为68.8%，特异度为49.5%，曲线下面积（95%置信区间）为0.697（0.585，0.809）（ P=0.001）。 结论:Th2细胞绝对数水平等与BU相关，是观察BU患者病情进展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评估白塞病患者复发BU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目的:评价全凭静脉麻醉和全凭吸入麻醉对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外周血辅助性T细胞亚型及相关细胞因子[IL-17A、干扰素-γ（interferon-γ, IFN-γ）、IL-6、IL-10]的影响。方法:选择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浸润性乳腺癌患者60例，ASA分级Ⅰ、Ⅱ级，年龄35~75岁，肿瘤TNM分期Ⅰ、Ⅱ级，BMI 18.5~28.0 kg/m 2，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丙泊酚全凭静脉麻醉组（静脉组）和七氟醚吸入麻醉组（吸入组），每组30例。麻醉诱导：静脉组选用咪达唑仑0.04 mg/kg，芬太尼6 μg/kg，丙泊酚1.5~2.0 mg/kg，苯磺酸顺阿曲库铵0.3 mg/kg；吸入组选用依托咪酯0.2 mg/kg替代丙泊酚，其余诱导用药同静脉组。静脉组采用微量泵靶控输注（target-controlled infusion, TCI）模式持续输注丙泊酚维持麻醉，靶控浓度3~4 mg/L；吸入组持续吸入1.5%~2.0%浓度的七氟醚；维持BIS 40~60。两组患者分别于入手术室后麻醉诱导前（D 0，术前）、术后第1天（D 1）、术后第3天（D 3）采集外周静脉血3 ml，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中CD4 +CD25 +Foxp3 +调节性T细胞绝对计数及相对计数，流式液相多重蛋白定量法检测血浆中IL-17A、IFN-γ、IL-6和IL-10浓度。 结果:与D 0比较：两组患者D 1外周血中CD4 +CD25 +Foxp3 +调节性T细胞绝对计数及相对计数降低，IL-17A、IL-6浓度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D 3时均基本恢复至D 0水平。与吸入组比较：静脉组患者D 1时IL-17A、IL-6浓度较低（ P<0.05），其余指标相同时间点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丙泊酚全凭静脉麻醉和七氟醚全凭吸入麻醉对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围手术期外周血CD4 +CD25 +Foxp3 +调节性T细胞的含量无明显影响；相较于全凭吸入麻醉，全凭静脉麻醉可抑制IL-17A、IL-6的过度表达，可能有利于减轻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炎性反应。

目的:观察芳香烃受体（AhR）激活后的树突状细胞（DC）对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患者辅助性T细胞17（Th17）分化的影响。方法:收集10例PBC患者和10名健康者的外周血标本，分选出CD14 +单核细胞，诱导其成为DCs，被2，3，7，8-四氯二苯并对二 英激活后与初始CD4 + T细胞共培养。然后采用CCK-8法检测T细胞的增殖活性，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与ELISA检测Th17分化相关因子变化。采用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获得大量DCs，显微镜下观察可见细胞体积增大，形态不规则，表面大量突起，CD11和CD14双阳性的细胞占96.48%。共培养后，PBC患者组初始CD4 + T细胞的增殖能力高于健康对照组，CCK-8法72 h测得的吸光度（ A）值（1.02±0.04），较24 h（0.69±0.04）和48 h（0.82±0.04）时的 A值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LSD- t1=10.2， P<0.05； LSD- t2=6.3， P<0.05）；PBC患者组初始CD4 + T细胞IL-17的相对表达量（1.24±0.40）高于健康对照组（0.61±0.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3.90， P<0.05）；IL-22表达量（0.96±0.46）同样高于健康对照组（0.42±0.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2.76， P<0.05）；PBC患者组培养上清液中IL-22的表达量为（77.4±2.9）ng/ml，高于健康对照组（49.6±4.0）n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58， P<0.01）；IL-17表达量为（170.9±2.7）ng/ml，同样高于健康对照组（130.6±7.1）n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9.10， P<0.05）。 结论:AhR激活后的DCs可以影响Th17的增殖和分化，并诱导其分泌Th17细胞相关的炎性因子，因此AhR激活后的DCs在PBC的发病中可能促进作用。

目的:观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合并高碳酸血症患者无创机械通气治疗前后炎症状态及免疫功能的变化。方法:回顾性分析台州市中心医院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AECOPD合并高碳酸血症患者120例的临床资料，按照治疗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无创通气组（57例）及常规组（63例）。观察两组治疗疗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免疫指标［辅助性T淋巴细胞（CD 4+）、抑制/杀伤性T淋巴细胞（CD 8+）、CD 4+/CD 8+］、血气分析指标［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动脉血氧分压（PaO 2）、pH］及肺功能指标［第1秒用力肺活量（FEV1）、用力肺活量（FVC）、最大呼气流量（PEF）］；统计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痰液阻塞、胃胀气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无创通气组治疗总有效高于常规组（ P<0.05）；无创通气组治疗后TNF-α、IL-6、CRP水平［（61.98±5.16）ng/L、（19.77±3.41）ng/L、（15.39±3.22）mg/L］水平低于常规组［（68.24±5.12）ng/L、（21.04±3.52）ng/L、（19.28±3.50）mg/L］（ t=6.664、2.003、6.314，均 P<0.05），CD 4+、CD 4+/CD 8+值［（29.28±2.81）、（1.18±0.17）］高于常规组［（27.34±2.96）、（1.09±0.15）］（ t=3.672、3.081，均 P<0.05）；无创通气组治疗后PaCO 2［（48.34±6.92）mmHg］低于常规组［（53.09±7.07）mmHg］（ t=3.712， P<0.05），PaO 2、pH值及FEV1、FVC、PEF［（70.61±9.82）mmHg、（7.35±0.15）、（2.39±0.48）L、（2.50±0.46）L、（4.65±0.75）L/s］高于常规组［（65.19±8.23）mmHg、（7.29±0.14）、（2.16±0.47）L、（2.21±0.45）L、（4.06±0.69）L/s］（ t=3.287、2.266、2.650、3.488、4.488，均 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AECOPD合并高碳酸血症患者给予无创机械通气治疗，可改善患者炎症状态及免疫功能，提高肺功能，减轻机体缺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