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真实世界中阿美替尼二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预后、疗效以及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03-01-2023-07-3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一线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进展后接受阿美替尼序贯治疗的99例NSCLC患者临床资料.评估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疾病控制率(DCR)及颅内疾病控制率(IC-DCR),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结果 99例患者中,脑转移占52.53％(52/99),T790M+占53.54％(53/99).患者中位 PFS 为 12.6 个月(95％CI:10.7～17.4),中位 OS 为 32.3 个月(95％CI:23.8～NA),DCR为93.94％(93/99),IC-DCR为92.31％(48/52).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中,功能状态(PS)评分≥2分(HR=2.181,P=0.007)、奥希替尼一线治疗(HR=10.033,P=0.041)、T790M 突变未知(HR=3.086,P=0.004)和有脑转移(HR=1.910,P=0.040)是PF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T790M+(HR=0.393,P=0.034)、进展后未停用阿美替尼(HR=0.106,P＜0.001)是影响 PFS 的保护性因素.男性患者(HR=2.550,P=0.010)、PS≥2 分(HR=2.888,P=0.011)、21 861Q/18 G719X 突变(HR=12.623,P=0.004)、奥希替尼一线治疗(HR=70.605,P=0.001)、阿法替尼一线治疗(HR=56.203,P=0.001)、有脑转移(HR=4.585,P=0.001)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HR=0.125,P=0.001)是影响OS的保护性因素.在脑转移亚组中,基线有脑转移(HR=0.364,P=0.005)、脑转移病灶数≥3个(HR=2.570,P=0.005)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脑转移病灶数≥3个(HR=2.560,P=0.029)是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真实世界中,阿美替尼二线治疗EGFR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疗效良好,尤其对有脑转移患者疗效更为突出.

目的 探讨早期应用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SGLT-2)抑制剂联合标准治疗对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术后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再住院的影响,为PCI术后早期新药干预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 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STEMI PCI术后合并心力衰竭的患者.将以SGLT-2 抑制剂联合标准治疗的 78 例患者纳入研究组,92 例予以标准治疗者纳入对照组,比较 2 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变化、临床疗效以及心力衰竭再住院率.结果 治疗前后 2 组患者的左室舒张期内径、左室收缩期内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研究组治疗后B型利钠肽、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及治疗前后LVEF差值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研究组与对照组因心力衰竭再住院发生率分别为 15.4%和 3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未服用SGLT-2 抑制剂的标准治疗患者的因心力衰竭再住院风险比服用SGLT-2 抑制剂的患者高 1.235 倍[HR(95%CI)=2.235(1.094～4.563),P<0.05].结论 SGLT-2 抑制剂联合标准治疗能降低STEMI PCI术合并心力衰竭患者因心力衰竭再住院风险.

目的:探讨抗黑色素瘤分化抗原5(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DM)并发间质性肺疾病(ILD)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2021年7月收治的272例MDA5阳性DM-ILD患者.分为3组:组1为治疗前确诊为快速进展性ILD(RPILD),组2患者治疗后发生RPILD,组3为病情较轻的ILD.评估3组患者临床特征、治疗策略及糖皮质激素剂量等预后因素.结果:共纳入219例患者.组1患者病程短,发热、抗核抗体和抗Ro-52阳性率高,ESR、CRP水平高,CD3、CD4 T细胞计数低,与另2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1患者治疗后4～8周死亡率高,组2患者12周后死亡率升高,组3死亡率最低,3组间死亡时间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ox分析显示,发病年龄、乳酸脱氢酶水平、未用免疫抑制剂和初始激素用量是组1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是组2的保护因素(P＜0.05).组2多数患者肺部恶化时发现病原体.结论:MDA5阳性DM-ILD患者临床表现和预后存在显著异质性,RPILD患者并不能从大剂量激素治疗中获益.

目的:分析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一线采用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BCD）方案诱导治疗后首次复发采用不同二线治疗方案的疗效及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09年7月至2022年10月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主的北方地区3家医院的经BCD方案诱导治疗后首次复发的MM患者，根据二线化疗方案将患者分为4组：免疫治疗组（包含达雷妥尤单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的方案）、1种新药治疗组［包含蛋白酶体抑制剂（PI）或免疫调节剂（IMiD）之一，PI或IMiD组］、2种新药联合治疗组（同时应用PI和IMiD，PI+IMiD组）、传统化疗或姑息组。比较4组患者疗效、二线治疗无进展生存（2ndPFS）期和总生存（OS）期，并分析2ndPFS的影响因素。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纳入217例MM患者，中位年龄62岁（范围31~83岁），男性占56.2%（122/217），二线化疗方案比率分别为免疫治疗8.8%（19例）、PI或IMiD治疗48.4%（105例）、PI+IMiD治疗29.9%（65例）、传统化疗或姑息支持12.9%（28例）。免疫治疗组、PI或IMiD组、PI+IMiD组及传统化疗或姑息组的二线化疗后总反应率（ORR）分别为94.7%（18/19）、56.2%（59/105）、73.8%（48/65）、32.1%（9/28）（ χ2=24.55， P<0.001），中位2ndPFS期分别为17.7、9.0、9.2、4.6个月（ χ2=22.74， P<0.001），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PI或IMiD组与PI+IMiD组2ndPFS相似（ χ2=1.76， P=0.923）。亚组分析显示，诊断时具有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首次复发时采用免疫治疗的2ndPFS最长（22.0个月）（ χ2=15.03， P=0.002）。多因素分析显示，二线方案选择免疫治疗（ HR=0.11，95% CI 0.05~0.27）、最佳疗效达部分缓解及以上（ HR=0.47，95% CI 0.34~0.66）、非侵袭性复发（ HR=0.25，95% CI 0.17~0.37）为影响2ndPFS的独立因素。 结论:真实世界数据显示，一线BCD方案治疗后首次复发的MM患者，二线方案选择免疫治疗可获得更深的缓解和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期，对基线具有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亦是如此。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目的:评估使用质子泵抑制剂(PPI)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临床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1月至2020年12月于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接受ICI治疗的晚期实体肿瘤患者204例，根据在ICI治疗开始前后1个月内是否伴随使用PPI分为PPI组( n＝73)与Non-PPI组( n＝131)。探究PPI使用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评价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PPI使用对患者总生存期(OS)及无进展生存期(PFS)的影响。Cox风险比例模型分析PPI使用是否为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指标。 结果:在晚期实体肿瘤ICI治疗过程中，PPI使用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类型、美国东部协作组评分、免疫治疗药物种类及治疗策略均无关(均 P>0.05)。Non-PPI组客观缓解率优于PPI组(45.0% vs. 24.7%， χ2＝8.286， P＝0.004)；Non-PPI组疾病控制率优于PPI组(75.6% vs. 52.0%， χ2＝11.755， P＝0.001)。晚期实体肿瘤患者中PPI组患者中位OS(3.4个月 vs. 6.1个月)及中位PFS(2.8个月 vs. 4.0个月)均短于Non-PPI组( χ2＝9.563， P＝0.002； χ2＝5.761， P＝0.016)。单因素分析显示，在接受ICI治疗的晚期实体肿瘤患者中，PPI与OS显著相关( HR＝1.85，95% CI为1.24~2.76， P＝0.003)；PPI( HR＝1.65，95% CI为1.09~2.51， P＝0.019)和年龄( HR＝1.56，95% CI为1.05~2.32， P＝0.029)均与PFS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PPI为影响患者OS( HR＝1.90，95% CI为1.27~2.85， P＝0.002)及PFS( HR＝1.73，95% CI为1.12~2.65， P＝0.013)的独立预后因素。亚组分析发现，在肺癌患者ICI治疗过程中PPI组( n＝64)中位OS(3.2个月 vs. 6.2个月)及中位PFS(2.2个月 vs. 3.8个月)较Non-PPI组( n＝34)短( χ2＝16.187， P<0.001； χ2＝5.106， P＝0.020)。单因素分析显示，PPI与接受ICI治疗的肺癌患者OS( HR＝2.97，95% CI为1.70~5.22， P<0.001)、PFS( HR＝1.97，95% CI为1.09~3.55， P＝0.025)均相关；多因素显示，PPI是影响接受ICI治疗的肺癌患者OS( HR＝3.38，95% CI为1.87~6.11， P<0.001)及PFS( HR＝2.31，95% CI为1.22~4.38， P＝0.010)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PPI的使用降低了ICI治疗晚期实体肿瘤的效果，尤其在肺癌中更显著。接受ICI治疗的晚期实体肿瘤患者应谨慎使用PPI。

目的:探讨在蛛网膜下腔出血(SAH)早期阶段运用p38抑制剂后神经细胞线粒体蛋白表达的差异。方法:采用氧合血红蛋白(OxyHb)刺激Neuro-2a细胞(小鼠来源神经瘤母细胞，购买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库)，模拟SAH后血液中氧合血红蛋白对于神经细胞的刺激状态，建立体外SAH细胞模型，设立对照组(Con)、蛛网膜下腔出血组(SAH)及p38抑制剂组治疗组(p38+SAH组)，提取线粒体蛋白进行质谱分析，Maxquant软件和Perseus软件进行查库和非标记定量分析，两组间蛋白差异比较应用 t检验。对差异蛋白(p38+SAH/SAH组)进行基因本体论(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的富集分析；应用Multiple Experiment Viewer软件进行分层聚类热图分析；STRING在线工具构建出蛋白与蛋白互作网络(PPI)；通过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和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验证差异蛋白。 结果:3组中共筛出239个差异蛋白，上调差异蛋白105个，下调差异蛋白134个(符合差异倍数(FC)>1.5或<0.667， P<0.05)。GO富集分析表明，差异蛋白富集在调节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的级联正调控、内吞作用、凋亡过程负调控等细胞生物学功能。在KEGG中：差异蛋白主要在p53信号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信号通路、轴突导向信号等通路富集。通过PPI分析：以Rab7a、Cox5a、Cacybp等蛋白为核心的9个蛋白互作网络SAH组Rab7a的表达低于CON组(蛋白：0.345±0.014比0.226±0.045， t＝13.920， P<0.05；mRNA：1.00比0.76±0.04， t＝9.813， P<0.05)；P38+SAH组中Rab7a的表达高于SAH组(蛋白：0.226±0.045比0.282±0.023， t＝-4.768， P<0.05；mRNA：0.76±0.04比0.95±0.02， t＝-6.802， P<0.05)，与蛋白组学结果一致。 结论:p38抑制剂并不是通过单一途径改善SAH后神经细胞线粒体功能障碍，而与多种蛋白及信号通路的调控有关。

阿司匹林加重呼吸道疾病（aspirin-exacerbated respiratory disease，AERD）是以慢性鼻窦炎、哮喘以及环氧化酶-1（cyclooxygenase 1，COX-1）抑制剂不耐受为临床特征的一种疾病。发病机制主要是花生四烯酸代谢紊乱，表现为半胱氨酸白三烯的过量产生和前列腺素E2的水平不足。AERD临床症状隐蔽，且病情复杂，治疗难度大。治疗方法有健康教育、药物治疗、手术干预、阿司匹林脱敏和单克隆抗体治疗等，其中阿司匹林脱敏治疗是其特异性疗法。本文主要就AERD的临床特征、诊断、激发试验、脱敏治疗及其他治疗方法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腹膜蛋白清除率（peritoneal protein clearance，Pcl）对腹膜透析（腹透）患者心血管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入选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腹透中心规律随访且透析龄>3个月的患者。所有患者随访至死亡、退出腹透、转其他中心或研究终止日期（2018年10月1日）。按Pcl的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Pcl组和低Pcl组，比较两组腹透患者相关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Pcl的相关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累积生存率。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Pcl对腹透患者心血管疾病事件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预测作用。结果:本研究共入选271例患者，其中男性135例(49.8%)，年龄（56.92±0.84）岁，中位腹透龄38.77（19.00，63.10）个月，合并糖尿病70例（25.8%），有心血管疾病史81例（29.9%），中位Pcl为67.93（52.31，88.36）ml/d。与低Pcl组（Pcl<67.93 ml/d）相比，高Pcl组（Pcl≥67.93 ml/d）患者年龄、合并心血管疾病比例、体重指数、脉压差、脑钠肽和肌酐的物质转运面积系数（mass transfer area coefficient of creatinine，MTACcr）均较高，血清白蛋白较低（均 P<0.05）。两组患者性别、透析龄、合并糖尿病比例、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比例、持续性非卧床腹透比例、超敏C反应蛋白、24 h尿量、24 h超滤量和残余肾功能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白蛋白（ β=-0.388， P<0.001）、体重指数（ β=0.189， P<0.001）和MTACcr（ β=0.247， P<0.001）与lg（Pcl）独立相关。研究期间，发生心血管疾病事件55例，心血管疾病死亡39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高Pcl组患者心血管疾病病死率著高于低Pcl组（Log-rank χ2=6.902， P=0.009）。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lg（Pcl）是腹透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 HR=7.654，95% CI 1.676～34.945， P=0.009）。 结论:血清白蛋白、体重指数、MTACcr是腹透患者Pcl的独立相关因素，Pcl可预测腹透患者的心血管疾病事件。

目的:分析质子泵抑制剂(PPI)预防老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发生应激性溃疡(SU)效果及影响短期死亡风险的相关因素。方法: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性纳入2017年11月至2019年12月在北大国际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和鄂州市中心医院诊治的老年ARDS患者200例，均为入重症监护室后48 h内应用PPI(奥美拉唑、泮托拉唑、雷贝拉唑、兰索拉唑和埃索美拉唑)预防SU的患者(PPI组)，同期入院的年龄、病史和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类似、未应用PPI的200例老年ARDS患者为对照组，随访30 d，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的死亡风险， Cox回归分析影响死亡的相关因素，并分析不同PPI药物30 d死亡风险和有临床意义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 结果:PPI组患者PPI应用时间为(8.4±4.4)d。38.0%(76例)对照组应用H 2受体拮抗剂，时间为(8.1±5.2)d。PPI组和对照组患者30 d全因死亡风险为20.5%(41例)比23.5%(47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有临床意义上消化道出血、消化道出血、医院获得性肺炎为2.5%(5例)比7.0%(14例)、5.5%(11例)比12.5%(25例)、9.0%(18例)比4.0%(8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70岁( HR＝1.845，95% CI：1.131～3.010， P<0.05)、动脉血氧分压<78.0 mmHg(1 mmHg＝0.133 kPa， HR＝2.143，95% CI：1.317～3.487， P<0.01)、SOFA评分>14分( HR＝3.603，95% CI：1.741～7.456， P<0.01)和血乳酸>3.8 mmol/L( HR＝2.725，95% CI：1.437～5.167， P<0.01)是影响30 d死亡风险的相关因素。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奥美拉唑、泮托拉唑、雷贝拉唑、兰索拉唑和埃索美拉唑等5种PPI的30 d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有临床意义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均降低(均 P<0.05)，5种PPI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PPI虽然对老年ARDS患者短期病死无影响，但在降低消化道出血发生的同时，增加医院获得性肺炎的发生风险。其中，高龄、低动脉血氧分压、高SOFA评分和高血乳酸是影响30 d死亡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