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DC联合CIK治疗156例局部晚期或晚期胰腺癌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1月至2023年12月在东部战区总医院肿瘤科进行自体DC联合CIK治疗的156例局部晚期或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淋巴细胞亚群、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近期疗效、远期疗效.结果:156例胰腺癌患者中有92例治疗前后均进行了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CR 0例,PR 0例,SD 42例,PD 50例,ORR为0%,DCR为45.65%.外周血CA199水平在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但有19例患者治疗后下降超过20%.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CD3+、CD4+、CD8+、CD56+、CD25+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和CD4+/CD8+T细胞比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患者外周血IL-2、IFN-γ的平均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TNF-α和IL-6无显著差异(P>0.05).156例患者mOS为8.53个月,1年累积生存率为39%,2年累积生存率为15%,3年累积生存率为15%,没有随访到5年的生存数据.治疗过程中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结论:DC-CIK能使局部晚期和晚期胰腺癌患者产生抗肿瘤免疫反应,取得一定的客观疗效并可能使患者生存期延长.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合并骨髓纤维化（MF）患者的基因突变、临床及预后特征。方法: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初诊并同时行骨髓活组织检查的103例AML患者纳入研究，根据WHO（2016）骨髓纤维化分级标准将患者分为AML伴MF组（MF-1～3）与AML不伴MF组（MF-0），并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基因突变、疗效和预后进行回顾性比较。结果:①103例患者中AML伴MF组46例（44.7％），其中MF-1 39例（84.8％），MF-2/3 7例（15.2％）；AML不伴MF组57例（55.3％）。和AML不伴MF组相比，AML伴MF组中位WBC显著增高[11.205（0.69～191.82）×10 9/L对4.64（0.18～95.10）×10 9/L， P＝0.024]；外周血出现有核红细胞的比例明显增高（43.5％对24.6％， χ2＝4.119， P＝0.042）；FAB分型：4例AML-M 0患者均在AML伴MF组，而AML不伴MF组AML-M 2所占比例更高（ P＝0.014）。②AML伴MF组患者FLT3-ITD及NPM1基因突变率更高（15.2％对1.8％， P＝0.021；26.1％对10.5％， P＝0.039），而CEBPA基因突变率明显低于AML不伴MF组（2.2％对17.5％， P＝0.029）。③AML伴MF组完全缓解（CR）率显著低于AML不伴MF组（69.7％对93.2％， χ2＝7.412， P＝0.006）。多因素分析显示MF，尤其是纤维化程度是影响初诊AML患者CR的独立危险因素。④AML伴MF组3年总生存（OS）率明显低于AML不伴MF组（20.5％对72.2％， χ2＝4.032， P＝0.045）；亚组分析显示MF-1和MF-2/3两组患者的OS率、无进展生存（PFS）率显著低于AML不伴MF组（ P＝0.001）。Cox多因素分析显示MF，尤其是MF-2/3是影响初诊AML患者OS和PFS的独立危险因素（ P值分别为0.021和0.044）。 结论:AML合并MF患者具有较为独特的实验室及临床特征；MF是影响AML患者CR、OS和PFS的独立预后不良指标，MF的评估对初诊AML的疗效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碳离子治疗早期（Ⅰ期）和局部晚期（Ⅱ-Ⅲ期）肺癌的治疗预后情况并分析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3月至2022年9月在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完成碳离子治疗、随访的54例肺癌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治疗、不良反应以及生存情况等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法进行差异检验，并采用logistic回归对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根据入选、排除标准共纳入54例患者，其中早期肺癌患者10例，局部晚期肺癌患者44例。10例早期肺癌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1.0（6.75，17.25）个月，照射中位剂量为60 Gy［相对生物效应（RBE）］，至末次随访，3例完全缓解，3例部分缓解；4例病情稳定，没有出现病情进展的患者，1、2年局部控制率（LCR）、无进展生存（PFS）率、总生存（OS）率均为100%。治疗及随访期间，出现2例1级放射性肺炎，1例2级放射性肺炎、1例胸壁损伤（胸壁疼痛），没有2级以上的不良反应。44例局部晚期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2.5（4.25，21.75）个月，照射中位剂量为72 Gy（RBE），治疗过程中32例（73%）患者采用同步放化疗，放疗后有20例（45%）患者接受了序贯化疗、14例（32%）患者接受了免疫维持治疗、3例（7%）患者病情进展采用了靶向药物治疗。至末次随访，3例（7%）完全缓解，17例（39%）部分缓解，19例（43%）病情稳定，5例（11%）病情进展。1、2年LCR分别为96.0%、87.3%；1、2年PFS率分别为90.9%、84.1%；1、2年OS率分别为93.2%、86.4%；患者中位OS、PFS尚未达到。多因素分析显示放疗后维持治疗（ P=0.027）、临床靶区（CTV）照射体积（ P=0.028）是影响PFS的因素；同步放化疗（ P=0.042）、放疗后维持治疗（ P=0.020）是影响OS的因素；肿瘤靶体积（GTV）≥215 ml（ P=0.068）可能是发生2级以上放射性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碳离子系统治疗早期和局部晚期肺癌临床效果确切、不良反应可控，联合同步化疗以及治疗后进一步维持治疗明显改善患者预后，且不良反应没有显著增加。

目的:探讨血清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与肌酐(creatinine，Cr)比值(BUN/Cr)对小肠出血患者行小肠镜检查时进镜途径选择的指导价值。方法:2015年1月—2019年10月期间，因潜在小肠出血在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接受双气囊小肠镜检查，并在出血48 h内行BUN和Cr检测的105例患者纳入回顾性分析，根据BUN/Cr比值是否大于81分成升高组( n＝52)和正常组( n＝53)，使用 χ2检验比较两组经口进镜和经肛进镜病变检出率。 结果:105例潜在小肠出血患者中，79例经双气囊小肠镜检查明确出血原因，总体病变检出率为75.24%(79/105)。升高组52例，总体病变检出率为76.92%(40/52)，经口进镜病变检出率为79.49%(31/39)，经肛进镜病变检出率为47.37%(9/19)；正常组53例，总体病变检出率为73.58%(39/53)，经口进镜病变检出率为63.64%(21/33)，经肛进镜病变检出率为51.43%(18/35)。经口进镜病变检出率升高组明显高于正常组( χ2＝6.576， P＝0.010)，经肛进镜病变检出率升高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230， P＝0.135)。 结论:对于潜在小肠出血的患者，在活动性出血48 h内，BUN/Cr>81时可首先考虑行经口小肠镜检查。

目的:评价诱导免疫化疗治疗局晚期可手术切除的不能保喉的下咽鳞状细胞癌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并探讨影响ORR的临床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单臂Ⅱ期临床研究，入组时间为2021年5月至2023年4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患者，主要研究目的是评价诱导免疫化疗［卡瑞利珠单抗+TPF（多西他赛+顺铂+卡培他滨）］治疗局晚期可手术切除、不能保喉的T3-4N0-3M0期下咽癌患者的ORR，包括完全缓解（CR）和部分缓解（PR）。诱导治疗后采用肿瘤体积评价ORR，同时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作为参考，计算治疗前、后原发灶肿瘤体积的退缩率，如肿瘤体积完全缓解或退缩PR>70%（PR>70%组），采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如果≤70%（PR≤70%组），则手术治疗。数据录入和分析采用SPSS 23.0软件建库分析。结果:研究入组51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35~69岁，均接受3程诱导免疫化疗，PR>70%组患者42例，PR≤70%组9例，ORR为82.4%，达到预期主要研究目的。PR≤70%组的T分期较PR>70%组更晚，原发灶肿瘤体积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均较PR>70%组更大，而肿瘤体积退缩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判断诱导免疫化疗肿瘤退缩的ORR最佳治疗前肿瘤体积截断值是39 cm 3，T分期［ OR（95% CI）为12.7（1.4~112.5）， P=0.022］和原发灶肿瘤体积［ OR（95% CI）为7.1（1.4~36.8）， P=0.018］是影响ORR的两个因素。 结论:诱导免疫化疗方案短期内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有潜力应用于今后的局晚期头颈癌的临床治疗。

目的:探究基于CR-39上的核径迹形态来估算入射质子的能量和角度的方法。方法:用不同入射能量和角度的质子照射CR-39，经化学蚀刻后分别用原子力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读取核径迹的形态，通过对核径迹二维形态的定量分析，尝试建立利用核径迹形态来判别入射粒子能量和角度的方法。结果:随着入射质子能量的增加，核径迹变小变浅；在垂直入射情况下，径迹开口接近于圆形；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加，径迹开口逐渐呈椭圆形变化。圆形核径迹的直径、椭圆形核径迹的短轴或等效直径与入射质子的能量均呈显著的指数衰减关系( E＝ Ae － Bx)。用核径迹的直径(或等效直径)和短轴来拟合的系数(A、B)分别为：(15.763，0.305)和(15.886，0.320)。入射粒子的角度与椭圆形核径迹的长短轴之比也存在相对固定的定量关系，对10°和20°入射的质子，核径迹长短轴之比的均值分别为1.10～1.15和1.35～1.37。 结论:入射粒子的能量可以通过CR-39上形成核径迹的直径或短轴长度来估算；入射粒子的角度可以用核径迹的长短轴之比来估算。

目的:分析弥漫性恶性胸膜间皮瘤（MPM）的临床病理特征，探讨诊断思路，以期提高早期诊断率。方法:于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回顾性研究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68例MPM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分析其临床特征、辅助检查及免疫组织化学资料，总结其发病特征、组织病理学形态及钙结合蛋白（CR）、肾小球足突细胞膜蛋白（D2-40）、肾母细胞瘤基因-1（WT-1）等表达情况。结果:68例患者中，男性40例（58.82%）、女性28例（41.18%），中位年龄为58.0岁。病理类型以上皮型为主59例（86.76%）；发生部位以后右侧胸腔为主39例（57.35%）。最常见的首发临床表现为胸腔积液（95.59%）、胸痛（36.75%）、胸闷气促（30.88%），50例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主要表现为胸腔积液49例（98.00%），胸膜增厚46例（92.00%）。MPM瘤细胞常表达CR、肾母细胞癌基因-1（WT-1）和D2-40等，与肺腺癌鉴别的主要标志物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天冬氨酸蛋白酶A（Napsin A）、癌胚抗原（CEA）阴性。患者血清细胞角蛋白21-1（CYFRA21-1）和CEA对良、恶性胸腔积液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价值。结论:弥漫型MPM组织学和细胞学形态多样，需要与多种疾病鉴别，通过免疫组化正确诊断弥漫型MPM需一组间皮细胞相关抗体联合应用。

目的:探索诱导化疗失败和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缓解、复发、生存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08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1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诱导化疗失败和复发AML连续病例，采用二元Logistics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治疗反应和结局的影响因素。结果:180例诱导化疗失败和193例复发AML患者，最终完全缓解（CR）/CR伴血细胞未完全恢复（CRi）率分别为50.6%和40.3%；获得CR/CRi人群中，3年无复发生存（RFS）率分别为34.4%和30.4%，3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40.1%和31.6%。多因素分析显示，诱导化疗失败患者中，CLAG或FLAG方案作为再诱导化疗方案、年龄<39岁和SWOG预后分层低危和缓解率高相关；复发患者中，男性、继发AML、SWOG预后分层高危、12个月内复发和复发时骨髓原始细胞比例≥20%和缓解率低相关（ P值均<0.05）。对于获得CR/CRi的患者，移植是影响RFS和OS的共同因素；此外，SWOG预后分层与诱导化疗失败患者的OS率显著相关，获得CR而非CRi与复发患者的RFS率相关，男性复发患者的OS率低于女性。 结论:对于诱导化疗失败和复发AML患者，再诱导化疗方案、SWOG预后分层、年龄、性别、继发或初发AML、首次缓解距复发时间、复发时骨髓中原始细胞比例是影响缓解的独立因素；移植、SWOG预后分层、缓解时血细胞恢复状态和性别影响获得缓解者的生存。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转移灶摄碘能力与 131I清除不能手术切除的DTC转移灶(简称清灶)疗效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于31家单位核医学科行 131I清灶治疗的138例DTC患者(男42例，女96例；年龄8～74岁)的临床资料。以清灶治疗时 131I显像病灶靶/非靶(T/NT)比值代表其摄碘能力，以 131I治疗前后病灶在影像上的径线变化评价该次疗效，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和进展(PD)。对可能影响 131I清灶疗效的因素采用单因素分析(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 χ2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病灶T/NT比值预测清灶无效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结果:共统计1 165次疗效评估。在653次平面显像评估中，CR、PR、SD和PD 4个疗效组间病灶T/NT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4.15， P>0.05)；在512次断层显像评估中，有39次(7.6%)CR、337次(65.8%)PR、117次(22.9%)SD和19次(3.7%)PD，4组间病灶T/NT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0.46， P<0.01)。此外，年龄、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sTg)水平及服 131I剂量也是影响 131I清灶疗效的因素( F值或 χ2值为2.561、7.095、8.799，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确诊转移时的年龄越大[比值比( OR)＝1.034， P＝0.022]、病灶T/NT比值越低( OR＝1.086， P＝0.006)， 131I清灶疗效越差。病灶T/NT比值预测清灶无效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26，阈值为6.2，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78.7%(107/136)、73.1%(275/376)。 结论:131I治疗DTC转移灶疗效显著，患者确诊转移时年龄、病灶T/NT比值是清灶无效的独立影响因素；病灶T/NT比值低于6.2时，预示 131I清灶无效的概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