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Ⅰ类（A、B、C）、Ⅱ类（DRB1、DQB1、DPB1）等位基因和单倍体多态性与中国南方汉族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以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相关性。方法:收集深圳市血液中心845例中国南方汉族白血病患者（323例ALL、350例AML及172例CML）和745名中国南方汉族健康献血者的外周血样本。应用聚合酶链反应反向序列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杂交（PCR-rSSO）及测序分型（PCR-SBT）方法对HLA-A、-B、-C、-DRB1、-DQB1和-DPB1进行基因分型，鉴定HLA等位基因前4位数。采用Arlequin 3.5软件分析HLA单倍体；从HLA低分辨水平（等位基因前2位数）及高分辨水平（等位基因前4位数）分别统计分析HLA等位基因和单倍体多态性与3种白血病的相关性。结果:经Bonferroni校正，ALL组A*02（36.22%比28.26%， χ2=13.41， PC<0.01）及其单倍体A*02-B*46-C*01（15.35%比10.23%， χ2=10.90， PC=0.02）、DRB1*12（15.79%比11.10%， χ2=9.02， PC=0.03）、A*02：03（9.75%比5.32%， χ2=14.25， PC=0.002）及其单倍体A*02：03-B*38：02-C*07：02（3.80%比1.51%， χ2=10.41， PC=0.02）的频率均高于对照组，是ALL易感因素；AML组A*11-B*15-C*08-DRB1*15-DQB1*06-DPB1*02的频率高于对照组（1.34%比0.07%， χ2=12.54， PC=0.003），是AML易感单倍体；CML组A*02（36.63%比28.26%， χ2=9.33， PC=0.02）及其单倍体A*02-B*15-C*04（2.17%比0.29%， χ2=11.74， PC=0.02）、DRB1*03：01-DQB1*02：01-DPB1*02：01（1.86%比0.14%， χ2=13.10， PC=0.01）的频率均高于对照组，是CML易感因素；CML组DRB1*13的频率低于对照组（1.45%比5.25%， χ2=9.29， PC=0.03），是CML拮抗基因。 结论:在HLA低分辨及高分辨水平发现了白血病易感或拮抗HLA等位基因和单倍体，可为探究中国南方汉族白血病发病机制并制订有效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目的:获得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C2蛋白的HBV多肽。方法:同源重组法构建含1.2倍HBVC2全基因组表达重组体；脂质体法转染HepG2和Huh-7细胞；荧光定量PCR法检测HBV DNA水平；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和E抗原(HBeAg)的水平；免疫荧光法检测核心抗原(HBcAg)水平和分布。电转染法转染人永生化B淋巴细胞系(B-lymphoblastoid cell line，BLCL)，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graphy/mass spectrometry，LC-MS/MS)法分离鉴定HBV多肽，生物信息学预测亲合力，并检索已报道序列。结果:成功构建了含3881 bp目的片段的HBVC2全基因组的重组体，即pAAV/HBV1.2 C2。HepG2和Huh-7细胞转染重组体后24、48和72 h，培养上清液中HBV DNA、HBsAg和HBeAg均呈现较高水平；HBcAg多分布在细胞核，均在48 h表达水平达高峰。从5株BLCLs细胞裂解液中检出来源于HBsAg、HBeAg和HBcAg的HBV多肽(序列长度≥8aa)共95条。比较分析共同序列和包含或重叠(≥8aa)序列，67条多肽形成了11个HBV多肽热点核心区域，有92条已见报道。51(53.68%)条多肽有相应的人类白细胞表面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等位基因分型，而与5株细胞所携带HLA等位基因一致的共有21条。 结论:成功构建和表达了pAAV/HBV1.2 C2，获得了真实世界的HBVC2多肽谱。

女，16岁，2017年3月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行化疗后（具体方案不详）达到缓解，至2019年12月24日停用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停药时骨髓为缓解状态。2020年3月2日血常规：WBC 3.87×10 9/L，HGB 108 g/L，PLT 69×10 9/L。2020年3月30日入我院，骨髓象：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1%。免疫分型：①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②CD34 +、CD117 +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0.25%。HLA-DR、CD33表达减低，部分异常表达CD7、CD96。融合基因筛查阴性（常规检测未包括KMT2A::MAML2融合基因）。白血病少见融合基因及融合基因家族成员分析：KMT2A::MAML2融合基因阳性，融合方式1为KMT2A基因的9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融合方式2为KMT2A基因的10号外显子与MAML2基因的3号外显子发生融合。血液系统遗传病相关基因筛查：CFD、MCM4突变基因阳性。骨髓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7]，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正常。骨髓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5%（单基因分离间期核35个，占7%，双基因同时分离间期核390个，占78%），提示染色体水平inv（11）（q21q23.3）累及KMT2A基因结构异常。初诊时骨髓涂片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未见KMT2A基因重排。外周血先天骨髓衰竭综合征基因突变分析检查：阴性。骨髓活检：白血病治疗后，骨髓纤维化，幼稚前体细胞比例未见明显升高，巨核细胞增生较活跃伴发育异常。免疫组化：CD20（少量B淋巴细胞+），CD3（少量T淋巴细胞+），CD138（少量浆细胞+），CD117（少量+），CD163（散在+），CD34（个别+），MPO（粒系+），CD61（巨核细胞+），TdT（少量+），CD71（红系+）。患者未应用升白细胞药物等治疗，门诊监测血常规指标逐步恢复。2020年5月19日血常规：WBC 4.25×10 9/L，HGB 115.8 g/L，PLT 404×10 9/L，中性粒细胞2.3×10 9/L。2020年5月25日复查骨髓免疫残留：未见恶性幼稚细胞。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阴性。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2]/46,XX[28]。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双基因分离间期核3个，占0.6%，异常比例较前显著降低。骨髓象：增生活跃，局部增生明显活跃，幼稚淋巴细胞1%。2020年7月19日复查血常规：WBC 3.18×10 9/L，HGB 111 g/L，PLT 75×10 9/L。骨髓象：增生活跃，原始粒细胞21%，诊断AML-M 2。白血病融合基因筛查：KMT2A-PTD阳性。骨髓免疫分型：未见恶性幼稚B淋巴细胞，33.27%恶性幼稚髓细胞。血液肿瘤突变组分析（86种）：CBL A758D突变阳性。2020年7月28日FISH检测KMT2A双色断裂分离探针：KMT2A基因分离信号间期核占80%，单基因分离（1R1G1F）间期核占8%，双基因分离（2R2G）的间期核占72%。染色体核型：46,XX,del（6）（p23）,add（10）（p13）,inv（11）（q21q23.3）×2[8]/46,XX,del（6）（p23）,del（6）（q13q23）,add（10）（p13）,inv（11）（q21q23.3）×2[11]/46,XX[1]。予地西他滨20 mg/m 2（第1～5天）+阿糖胞苷10 mg/m 2每12 h 1次（第3～16天）+阿克拉霉素7 mg/m 2（第4～11天）+重组人G-CSF 200 μg/m 2（第3～16天）+维纳妥拉口服化疗治疗。过程中出现过敏反应暂停化疗，予抗过敏等治疗。病情好转继续化疗。2020年8月5日患者出现发热，考虑感染，予其加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血培养汇报：生长大肠埃希菌。2020年8月17日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测：未见恶性幼稚细胞。KMT2A-PTD基因定量阴性。2020年9月5日开始行供者为非血缘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A分辨率10/10，血型A供O，预处理方案为Ara-c/Bu/Cy/ATG/Me-CCCNU，应用米芙+他克莫司+甲氨蝶呤预防GVHD。2020年9月17日回输供者外周干细胞，共回输单个核细胞4.72×10 8/kg，CD34 +细胞2.79×10 6/kg。2020年9月18日回输第三方脐带血。+12 d白细胞植活，+9 d血小板植活。移植后定期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状态。移植后出现急性GVHDⅢ度（肝脏3级，肺部），移植6个月后死亡。

目的:评估T细胞表位（TCE）模型和表达模型对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非亲缘造血干细胞移植（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风险的预测功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至2019年陕西省血液中心进行HLA高分辨分型确认的MUD-HSCT供受者364例（182对）。182例受者中，男121例，女61例，年龄（26.3±14.2）岁；182例供者中，男148例，女34例，年龄（33.7±7.5）岁。应用聚合酶链反应-测序分型（PCR-SBT）、下一代测序（NGS）技术和基于LABScan ? 3D 平台的聚合酶链反应-序列特异寡核苷酸探针技术（PCR-SSO）等进行HLA-A、B、C、DRB1、DQB1、DPB1基因高分辨分型，采用PCR-SBT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分型，运用TCE模型和表达模型评估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模式和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风险。 结果:检出26种HLA-DPB1等位基因及其3′-UTR rs9277534 SNP基因型，发现并正式命名2个新等位基因HLA-DPB1*1052∶01 和HLA-DPB1*1119∶01。HLA-DPB1基因总错配率达90.66%（165/182），TCE模型允许错配占47.80%（87/182），不允许错配占42.86%（78/182）；移植物抗宿主（GvH）方向的不允许错配为13.73%（25/182），宿主抗移植物（HvG）方向的不允许错配为29.12%（53/182）。TCE模型中共有73对供受者符合表达模型评估标准，其中TCE允许错配组的受者DP5错配占34.25%（25/73），根据表达模型预测其移植后aGVHD风险为高风险；TCE不允许错配组的受者DP2错配占6.85%（5/73），受者DP5错配占10.86%（8/73），均被预测为aGVHD高风险。两种模型之间的整体一致性为27.27%，不一致性为16.97%。结论:TCE模型和表达模型是预测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风险的有效工具，综合应用两种模型有助于移植风险分层评估。

目的:应用cDNA分子克隆测序方法，鉴定中国南方汉族1个 KIR3DL3新等位基因。 方法:采集1例 KIR3DL3基因测序结果异常的无偿志愿捐血者的外周血样，提取mRNA并逆转录为cDNA。设计1对具有 KIR3DL3基因特异性的PCR引物对cDNA进行扩增，扩增产物纯化后进行分子克隆测序。 结果:经分子克隆测序，检出1个正常的 KIR3DL3*00802等位基因和1个 KIR3DL3*064新变异等位基因。 KIR3DL3*064与 KIR3DL3*00601等位基因的序列最为接近，仅有编码区存在nt1184 C>T错义变异，导致第9外显子中的第374密码子由ACT变为ATT，所编码的苏氨酸(Thr)变为异亮氨酸(Ile)。该等位基因被世界卫生组织HLA因子命名委员会KIR分委会正式命名为 KIR3DL3*064。 结论:cDNA分子克隆测序法能够鉴别常规测序分型中的异常结果，可用于鉴定 KIR3DL3新等位基因。

目的:探讨自然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受配体模式对血液病患者单份非血缘脐血移植（sUCBT）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8年6月270例接受sUCBT的血液病患者。移植前脐血及患者均进行HLA12个位点高分辨配型，选择移植物（脐血）的KIR均同时表达2DL1和2DL2/2DL3抑制性基因，根据患者KIR配体情况分为缺失组（C1/C1或C2/C2）和无缺失组（C1/C2）。结果:270例血液病患者中男146例（54.1%），女124例（45.9%），中位年龄13（1~62）岁；缺失组174例（64.4%），无缺失组96例（35.6%）。全部患者均采用不含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缺失组、无缺失组粒细胞植入率均为98.9%（172/174、95/96），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6（10~41）d、17（11~33）d（ P=0.705）；血小板植入率分别为88.5%（154/174）、87.5%（84/96），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35（11~113）d、38.5（13~96）d（ P=0.317）；缺失组、无缺失组Ⅱ~Ⅳ级急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38.7%（95% CI 31.4%~45.9%）、50.0%（95% CI 39.6%~59.6%）（ P=0.075），多因素分析显示KIR配体缺失是影响Ⅱ~Ⅳ度急性GVHD发生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P=0.036）。移植后3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17.7%（95% CI 11.7%~24.9%）、22.7%（95% CI 14.4%~32.2%）（ P=0.288）。中位随访时间742（335~2 512）d，缺失组、无缺失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2.1%（95% CI 64.1%~78.6%）、60.5%（95% CI 47.9%~69.2%）（ χ2=3.629， P=0.079），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64.9%（95% CI 56.2%~72.3%）、55.4%（95% CI 44.4%~65.0%）（ χ2=3.027， P=0.082），移植后180 d非复发死亡率分别为12.1%（95% CI 7.7%~17.4%）、16.7%（95% CI 10.0%~24.8%）（ P=0.328）。 结论:在不含ATG清髓性预处理sUCBT血液病治疗体系中，缺失抑制性KIR配体患者移植后急性GVHD发生率更低。

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G 3′非翻译区（human leucocyte antigen-g 3′ untranslated region，HLA-G 3′ UTR）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以及单倍型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中的分布情况及可能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温州市中医院70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URSA）妊娠患者（病例组）以及54例产前检查健康妇女（对照组），采集外周全血和血清。离心柱法提取外周全血基因DNA，PCR扩增HLA-G 3′UTR DNA。Sanger测序法测得基因序列并进行基因分型。SHEsis在线软件分析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比较分析对照组和病例组的分布差异。Phase软件构建单倍型。ELISA检测血清可溶性HLA-G（soluble human leucocyte antigen-G，sHLA-G）浓度。两组间SNP位点基因型及单倍型比较采用χ 2检验，两组sHLA-G浓度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URSA组和对照组均检测出8个多态性位点，包括14bp ins/del、+3003C/T、+3010G/C、+3027A/C、+3035C/T、+3142C/G、+3187A/G及+3196C/G，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Hardy-Weinberg，H-W）检验平衡检验，比较分析显示+3010G/C、+3142C/G、+3187A/G三个位点在两组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514， P=0.004；χ 2=0.552， P=0.021；χ 2=8.183， P=0.005）。携带+3010C等位基因、+3142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高（ OR=2.131，95 %CI=1.278~3.552，χ 2=8.514， P=0.004； OR=1.813，95 %CI=1.091~3.013，χ 2=0.552， P=0.021）；携带+3187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低（ OR=0.476，95 %CI=0.285~0.794，χ 2=8.183， P=0.005）。8个位点紧密连锁，单倍型分析显示UTR-1（DTGCCCGC）可能是URSA的保护因素（ OR=0.497，95 %CI=0.295~0.837，χ 2=6.987， P=0.008），UTR-3（DTCCCGAC）可能是URSA的危险因素（ OR=1.732，95 %CI=1.009~2.974，χ 2=3.998， P=0.045）。UTR-1/UTR-1纯合子频率在URSA患者中显著低于健康妊娠人群（ OR=0.381，95 %CI=0.165~0.879，χ 2=5.292， P=0.024），可能是URSA的一个保护因素。未发现血清sHLA-G与HLA-G 3′UTR基因单倍型的关联性（ t=1.578， P=0.119）。 结论:HLA-G 3′UTR基因多态性及单倍型与URSA具有一定相关性，可能为临床诊疗和预测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戈谢病临床病理学特点。方法:收集戈谢病1型3例病例进行组织学、免疫组织化学、超微结构及临床病理分析，其中1例进行全外显子测序。结果:患者3例，例1男性，例2和例3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42、23和26岁。组织学观察，在脾窦、肝窦和骨组织中充满戈谢细胞，呈簇状或片状聚集，组织结构破坏。戈谢细胞体积大，有1个或多个小而深染、偏位的胞核，胞质丰富，呈纤维状或“皱纹纸”状。电镜观察，胞质内有大量特征性的膜结合管状结构的溶酶体包涵体。免疫组织化学显示，戈谢细胞均呈CD68、CD163、CD4、CD11c、CD31、CD45、HLA-DR、溶菌酶和波形蛋白阳性。Ki-67阳性指数<1%。例3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发现有复合杂合性GBA c.1226A>G，p.N409S和c.115+1G>A剪接突变。结论:戈谢病病理形态结合免疫组织化学及超微结构，有助于诊断，最终还需基因检测确诊。

目的:探讨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BMSCs)转化为神经干细胞(NSCs)的能力及其联合治疗对脑外伤的治疗作用。方法:将BMSCs(购自江苏无锡莆禾生物)进行培养和传代，再进行神经球诱导实验诱导分化为NSCs，对诱导后的NSCs进行功能鉴定，并检测其是否具有分化为神经细胞的能力。将15只6周龄、体重约为20 g、合格证号为SCXK(苏)2023-0009的C57BL/6J的雄性小鼠随机分成对照组、TBI组和MSCs+NSCs治疗组，并以水迷宫实验来检测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统计学方法应用GraphPad Prism(V8)统计软件分析，应用Student’s t检验和单向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BMSCs的特征性抗原，包括CD90、CD44、CD73和CD105，阳性率>95%；但不表达或低表达CD34、CD45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阳性率<5%。诱导分化的神经球细胞高表达CD90，阳性率>90%；并表达神经干细胞特异标志物巢蛋白(Nestin)和醛脱氢酶(LDHA1)，阳性率均超过10%。对NSCs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可见NSCs组Nestin(6.01±0.17比0.97±0.11， t＝43.74， P<0.05)、sry相关的高流动性组-box蛋白-2(Sox2)(7.92±038比0.94±0.08， t＝31.13， P<0.05)、配对框基因6(PAX6)(4.02±0.32比0.94±0.08， t＝16.71， P<0.05)高于MSCs对照组。免疫荧光检测培养第8天和第14天神经球干细胞，结果均显示NESTIN-PE染色阳性。神经球干细胞诱导神经细胞分化后，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NSCs诱导神经细胞分化后Nestin基因表达和微管蛋白β3(TUBB3)基因表达与BMSCs对照组比较没有改变；Sox2基因表达(2.48±0.49比1.00±0.08， t＝5.18， P<0.05)、少突胶质细胞系转录因子2(OLIG2)基因表达(4.37±0.23比1.01±0.20， t＝19.23， P<0.05)、PAX6基因表达(1.68±0.31比1.01±0.16， t＝3.33， P<0.05)和微管关联蛋白2(MAP2)基因表达(3.13±0.05比1.03±0.31， t＝11.44， P<0.05)与BMSCs对照组比较显著上调；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基因表达与BMSCs对照比较显著下调(0.05±0.02比1.04±0.38， t＝4.50， P<0.05)。水迷宫实验发现BMSCs+NSCs治疗组和TBI组相比潜伏期显著缩短(39.60±0.97比48.64±1.60， t＝10.81，7 d；29.40±0.55比35.00±1.41， t＝8.26，8 d；12.06±1.28比28.36±1.60， t＝17.83，9 d； P<0.05)。 结论: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转化为神经干细胞能力，且其联合治疗可减轻小鼠颅脑外伤后认知功能障碍。

1例74岁女性多次发作性头晕、心悸、大汗，其中2次发作时静脉血糖分别为2.4 mmol/L、2.5 mmol/L时，C肽分别为6.79 μg/L、6.24 μg/l，胰岛素>1 500 mU/L，胰岛素原2 896 ng/L、2 989 ng/L；尿酮体（-），胰岛素自身抗体（IAA）>400 RU/ml，符合胰岛素介导的低血糖症。患者有间断服用奥美拉唑用药史，无糖尿病病史，否认外源性胰岛素、磺脲类及含巯基药物用药史。根据体检和相关检查，结合患者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为HLA-DRB1 04∶03和用药史，考虑患者为奥美拉唑致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可能性大。停用奥美拉唑，调整饮食结构并加用阿卡波糖治疗3个月后，患者IAA水平降至36 RU/ml，空腹胰岛素降至131.7 mU/L；9个月后，患者IAA转阴，空腹胰岛素降至23.3 mU/L，未再发生低血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