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7例CHARGE综合征(CS)患儿的临床表型及遗传学病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3月至2022年12月就诊于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7例CS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样，提取基因组DNA，对其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对候选变异进行Sanger测序家系验证及致病性分析。本研究通过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伦理号：2024-K-023)。结果:7例患儿首诊年龄为出生后1 d～12岁不等，均存在生长发育迟缓，5例患儿首诊原因为出生后呼吸、吞咽及喂养困难，1例因外生殖器异常伴听力障碍就诊，1例因青春期第二性征未发育就诊。7例患儿均检测出 CHD7基因变异：c.6292C>T(p.R2098*)、c.2754G>A(p.W918*)、c.469C>T(p.R157*)、c.3308T>A(p.V1103D)、c.7111delC(p.Q2371Kfs)、c.6023delA(p.D2008Vfs)、c.3565C>T(p.R1189C)，包括3个无义变异、2个移码变异、2个错义变异。经Sanger测序验证，上述变异均为新发。经生物信息学预测及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相关指南评级，c.3308T>A(p.V1103D)与c.3565C>T(p.R1189C)被评定为可能致病性变异(PS2＋PM2_Supporting＋PP3)，其余均被评定为致病性变异(PVS1＋PS2＋PM2_Supporting)。 结论:CS的临床与遗传异质性较强，早期进行基因检测有利于准确诊断，避免漏诊与误诊。上述新变异位点的检出拓展了CS的表型谱及 CHD7基因的变异谱。

目的:探讨自体门静脉血冲洗供肝在原位肝移植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35对行原位肝移植供者和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35例供者，男31例，女4例；年龄为（48±9）岁；35例受者，男25例，女10例；年龄为（47±9）岁。35例受者中，16例采用自体门静脉血冲洗供肝，设为门静脉组；19例采用白蛋白冲洗供肝，设为白蛋白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1）手术情况。门静脉组和白蛋白组受者无肝期时间、开放后5 min内动脉血Ca 2+浓度分别为（52±12）min、（0.99±0.10）mmol/L和（64±12）min、（1.05±0.07）mmol/L，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94，2.22， P<0.05）；开放后5 min内平均动脉压、开放后5 min内动脉血K +浓度、开放后5 min内动脉血pH值分别为（70±24）mmHg（1 mmHg=0.133 kPa）、（4.7±1.3）mmol/L、7.27±0.06和（71±28）mmHg、（4.6±1.1）mmol/L、7.30±0.07，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14，0.30，1.22， P>0.05）。（2）术后情况。门静脉组和白蛋白组受者发生再灌注后综合征、严重再灌注后综合征（心脏停搏）、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分别为6、0、2例和8、1、1例，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第7天总胆红素分别为（90±52）μmol/L和（166±112）μmol/L，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66， P<0.05）；术后第7天国际标准化比值、术后7 d内丙氨酸转氨酶最高值、术后7 d内天冬氨酸转氨酶最高值分别为2.1±2.0、（1 952±2 813）IU/L、（3 944±6 673）IU/L和1.8±0.6、（1 023±1 014）IU/L、（2 005±2 910）IU/L，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66，1.23，1.08， P>0.05）。门静脉组和白蛋白组受者发生肝动脉并发症、胆道并发症分别为1、2例和0、4例，两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静脉组和白蛋白组受者围手术期分别死亡3例和2例。（3）随访情况。35例受者中，30例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534（28~776）d。随访期间，门静脉组受者中，3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2例死亡，1例经对症治疗后恢复良好。白蛋白组受者中，5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1例死亡，4例经对症治疗后恢复良好。截至随访日期，门静脉组11例受者和白蛋白组16例受者均恢复良好。 结论:肝移植术中应用自体门静脉血冲洗供肝可以缩短无肝期时间，不增加再灌注后综合征、缺血再灌注损伤和胆道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评估整合酶抑制剂(integrase inhibitors, INIs)抗病毒治疗效果，分析治疗失败患者的基因型耐药突变情况，为艾滋病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选取湖南省2020年使用INIs≥1年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病毒抑制失败(病毒载量≥1 000拷贝/ml)的患者采用In-house法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结果:408例研究对象中，病毒抑制失败12例(2.9%)。获得有效序列12份，其中8份出现耐药突变。调查人群总耐药突变发生率为2.0%(8/408)。本研究发现1例(0.2%)对INIs耐药，突变位点为T66I、G118R、E138K；发现7例(1.7%)对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RTIs)和5例(1.2%)对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NRTIs)耐药，主要突变位点分别为M184V/I、D67N和K103N；发现1例(0.2%)对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s, PIs)耐药，突变位点为I50L。出现耐药突变的8例患者中，1例同时对INIs、NRTIs和NNRTIs 3类药物耐药，4例同时对2类药物耐药(3例NRTIs和NNRTIs、1例PIs和NNRTIs)。结论:INIs药物耐药发生率较低，但提示要定期开展INIs耐药监测。

目的:对1例孕早期超声示颈后水囊瘤、孕中期超声示胆囊增大的德朗热综合征(CdLS)胎儿进行产前诊断并分析其遗传学病因，进一步进行家庭生育指导。方法:选取2018年10月25日于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门诊就诊的1例27岁孕妇为研究对象。孕早期行绒毛穿刺，进行染色体核型与染色体微阵列分析。孕中期行羊水穿刺，同时抽取孕妇夫妇外周血，应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对胎儿进行检测，对变异位点进行Sanger测序验证与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染色体核型与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未见明确可疑阳性结果，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显示胎儿携带 NIPBL基因c.7732A>T(p.K2578X)无义变异，经Sanger测序验证，孕妇夫妇均未携带该变异，提示为新发。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相关指南，该变异评定为致病性(PVS1＋PS2＋PM2_Supporting＋PP3)。 结论:NIPBL基因c.7732A>T(p.K2578X)无义变异可能是导致胎儿患CdLS的遗传学病因。新变异的检出丰富了 NIPBL基因变异谱。

目的:分析2型PI3Kδ过度活化综合征（APDS2）患儿的临床与免疫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1例APDS2患儿临床资料、免疫相关基因测序、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利用流式细胞术对患儿淋巴细胞亚群及其表型进行检测,并以正常同龄儿童或患儿父亲为对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患儿　女，6岁4月龄，因"面色苍白1个月余，咳嗽7 d"于2017年6月首次入院，IgA（<0.067 g/L）降低伴IgM（2.55 g/L）升高，腹部超声提示肝脏（肋下1.7 cm）和脾脏（肋下3.6 cm）肿大，基因测序显示患儿PIK3R1基因c.1425+1G>A杂合突变，予醋酸泼尼松（10 mg/次，3次/d，逐渐减量）口服治疗7个月，患儿IgM降至正常（1.72 g/L），肝脾缩小（肝肋下0 cm，脾肋下0.5 cm）。2019年7月因"面色苍黄半个月"二次入院，精细免疫分型提示初始CD4 +T细胞（0.386）和初始CD8 +T细胞（0.271）比例降低，终末分化效应记忆CD8 +T细胞（0.377）和过渡性B细胞（0.223）比例增高。患儿CD3 +T、CD4 +T、CD8 +T细胞（4 125、5 213、3 497）磷酸化蛋白激酶B（AKT）的平均荧光强度峰值高于其父亲（3 434、3 312、3 058）。患儿滤泡辅助T细胞（0.299）、Th1（0.491）和类Th1（0.438）比例高于正常儿童（0.156、0.313、0.303），而Th17（0.126）和类Th17（0.188）比例低于正常儿童（0.198，0.315）。患儿T细胞衰老指标CD57比例（0.306）高于正常儿童（0.246）。 结论:APDS2患儿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有不同程度受损，激素治疗对其淋巴组织增生和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等临床症状有一定改善。

目的:分析贵州省2017—2021年克-雅病（CJD）的发病情况、流行病学、临床特征，为贵州省CJD的监测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收集贵州省9家医院报告的CJD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学及临床信息，同时结合患者脑脊液、血液、皮肤标本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2017年至2021年，贵州省共报告47例疑似病例，发现CJD病例22例，其中散发型CJD（sCJD）临床诊断病例18例（18/22），sCJD临床疑似病例2例（2/22），遗传型CJD（gCJD）确诊病例2例（2/22）。患者的首发症状以快速进行性痴呆为主要表现，辅助检查以头颅核磁共振成像（MRI）异常为主（16/20）；脑脊液14-3-3蛋白阳性率较高（14/21），血液中朊蛋白基因（PRNP）129个氨基酸和219个氨基酸均为M/M纯合子和E/E纯合子。除2例gCJD确诊病例PRNP基因检测发现T188K、E200K突变外，其余的都没有发现突变，5例病例的皮肤朊病毒蛋白（PrPSc）呈阳性。病例的长久居住地呈散在分布，职业分布广泛，男女性别比例为13∶9，年龄中位数为64岁，主要为汉族，流行病学史未见特别之处。结论:2017年至2021年，贵州省发现的CJD病例以sCJD为主，其居住地、职业、性别比例、年龄分布等均符合sCJD的发病特点。

磷脂酰肌醇3-激酶δ过度活化综合征(activated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δ syndrome，APDS)是由磷脂酰肌醇3-激酶δ(phosphoinositide 3-kinase δ，PI3Kδ)过度活化引起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1]。APDS1是因PIK3CD基因突变引起，而APDS2是由PIK3RI基因突变引起 [2]，都导致PI3K-AKT-mTOR信号通路过度活化，造成淋巴细胞增殖和免疫抑制 [3]。现国内外报道的热点集中在c.3061G>A(E1021K)位点突变，尚未见c.1690-8C>T位点突变。现报道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脏免疫科经基因检查确诊的2例APDS患儿，以期加深对此病的认识。

目的:分析增强蓝视锥细胞综合征(ESCS)一家系的临床表型及致病基因。方法:采用家系调查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6—9月于河南省立眼科医院就诊的中国汉族疑似ESCS一家系，该家系共3代8人，其中患者1例。对先证者进行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斜视程度、眼前节和眼底情况、视网膜自发荧光、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全视野视网膜电图(ERG)、多焦ERG、光相干断层扫描，以评估表型。收集该家系成员外周血样本，提取DNA，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进行测序，筛查致病基因及变异位点。采用Sanger测序验证变异位点是否与临床表型共分离。采用SIFT、Polyphen2、MutationTaster在线工具分析变异位点有害性；采用美国医学遗传学及基因组学会(ACMG)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分析变异位点致病性；采用SIFT分析变异位点对应氨基酸序列保守性。结果:该家系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方式。先证者自幼夜盲、远视、调节性内斜视、周边视网膜色素样沉积、视网膜劈裂、ERG明视反应以大振幅波为主。WES检测发现1个复合杂合变异 NR2E3 5号外显子c.671C>T：p.S224L和6号外显子c.955G>A：p.E319K，Sanger测序验证结果显示变异位点与临床表型共分离。2个变异位点均为错义变异，在gnomAD数据库东亚人群中变异频率为0；SIFT、Polyphen2、MutationTaster预测基因产物有害；其中c.671C>T变异在疾病数据库ClinVar中有意义不明记录，c.955G>A变异为未报道新位点。ACMG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显示2个变异均为临床意义未明变异。2个变异位点对应的氨基酸序列在不同物种中均具有高度保守性。 结论:该家系符合ESCS的临床特征和遗传学诊断。本研究发现了 NR2E3基因2个未报道的变异位点c.671C>T：p.S224L和c.955G>A：p.E319K。

目的:了解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失败后的耐药状况。方法:纳入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行抗病毒治疗失败的156例艾滋病患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1耐药采用HIV-1 ViroSeq?基因型检测法，与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http：∥hivdb.stanford.edu/)比对检测结果。结果:156例抗病毒治疗失败的艾滋病患者中，有122例(78.21%)发生了耐药。106例(67.95%)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其中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阿巴卡韦3种药物同时耐药的患者104例(66.67%); 118例(75.64%)对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对依非韦伦和奈韦拉平同时耐药118例(75.64%); 7例(4.49%)对蛋白酶抑制剂耐药。122例耐药患者中，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位点为16个，M184V/I位点突变次数最高，为87次(71.31%)；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位点13个，K103N/R位点突变49次(40.16%)；蛋白酶抑制剂耐药位点11个，A71V/T位点突变49次(40.16%)。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中高度耐药者102例(83.61%)，对依非韦伦、奈韦拉平中高度耐药者117例(95.90%)，这些药物一旦发生耐药即呈现中度或高度耐药。对齐多夫定、替诺福韦、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中高度耐药者分别为29例(23.77%)、48例(39.34%)、5例(4.10%)，这些药物耐药屏障相对较高。结论:抗病毒治疗失败的艾滋病患者的耐药发生率高，多重耐药现象严重，且耐药位点存在多样性。

目的:探讨血必净注射液上调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5表达的信号通路。方法:利用脂多糖（LPS）建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动物模型和细胞模型。①体内实验：将20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4组，每组5只。正常对照组大鼠不做任何处理；LPS诱导组腹腔注射10 mg/kg LPS 12 h；血必净对照组腹腔注射1 mg/kg血必净注射液，每日2次，连续3 d；血必净干预组用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后腹腔注射10 mg/kg LPS 12 h。取大鼠肺脏，检测肺湿/干质量比值（W/D）和大鼠肺组织形态学改变；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和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大鼠肺组织claudin-5、磷酸化叉头框蛋白O1（p-FOXO1）、总叉头框蛋白O1（t-FOXO1）、磷酸化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p-Akt）、总Akt（t-Akt）蛋白表达。②体外实验：将人肺微血管内皮细胞（HPMECs）分为6组，每组5孔。正常对照组、血必净对照组（与2 g/L血必净共同孵育24 h）、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通路抑制剂LY294002对照组（与10 μmol/L LY294002共同孵育1 h）、LPS诱导组（与1 mg/L LPS共同孵育12 h）、血必净干预组（用2 g/L血必净预处理24 h后与1 mg/L LPS共同孵育12 h）、LY294002干预组（与10 μmol/L LY294002共同孵育1 h后加入2 g/L血必净孵育24 h，然后再与1 mg/L LPS共同孵育12 h）。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每组HPMECs中claudin-5、p-FOXO1、t-FOXO1、p-Akt、t-Akt蛋白的表达。结果:体内实验结果：①肺组织W/D比值：LPS诱导组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6.79±0.42比4.19±0.13），经血必净干预后较LPS组明显下降（4.92±0.38比6.79±0.42， P<0.01）。②肺组织形态学改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LPS诱导组损伤严重，经血必净干预后明显改善。③ claudin-5、p-Akt/t-Akt、p-FOXO1/t-FOXO1蛋白表达水平：LPS诱导组各蛋白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降低〔claudin-5蛋白（claudin-5/GAPDH）：0.33±0.03比1.03±0.07，p-Akt/t-Akt：0.18±0.02比1.01±0.13，p-FOXO1/t-FOXO1：0.16±0.06比1.00±0.19，均 P<0.01〕；经血必净干预后表达水平较LPS诱导组显著增高〔claudin-5表达（claudin-5/GAPDH）：0.53±0.05比0.33±0.03，p-Akt/t-Akt：0.56±0.12比0.18±0.02，p-FOXO1/t-FOXO1：0.68±0.10比0.16±0.06，均 P<0.01〕。体外实验结果：LPS诱导组及血必净干预组claudin-5蛋白均较正常对照组明显降低（claudin-5/β-actin：0.45±0.03、0.80±0.08比1.01±0.15，均 P<0.01）；LY294002干预后claudin-5表达较血必净干预组明显下降（claudin-5/β-actin：0.41±0.02比0.80±0.08， P<0.01）。 结论:血必净通过PI3K/Akt/FOXO1信号通路上调claudin-5，从而改善ARDS的肺血管屏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