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慢性心衰患者中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蛋白-3（TIM-3）的表达及其对T细胞的调控作用。方法:收集2018年1至10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的慢性心衰患者86例（心衰组）和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查体的健康对照32名（健康对照组），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中TIM-3的表达。分选CD4 + T细胞和CD8 +T细胞，使用抗TIM-3抗体刺激培养。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CD4 +T细胞培养上清中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IL）-4、IL-10、IL-35、IL-17、IL-22水平和CD8 +T细胞培养上清中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IFN-γ水平，实时定量PCR法检测CD4 +T细胞中转录因子T-bet、GATA-3、FoxP3、RORγt和CD8 +T细胞中穿孔素、颗粒酶B mRNA相对表达量。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或配对 t检验进行。 结果:心衰组TIM-3 +CD4 +T细胞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3.47%±1.06%比0.92%±0.27%， P<0.001），心衰组TIM-3 +CD8 +T细胞比例亦高于健康对照组（6.12%±1.91%比1.77%±0.63%， P<0.001）。慢性心衰患者存在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功能不全，表现为心衰组CD4 +T细胞分泌IFN-γ、IL-17和IL-22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分泌IL-10和IL-35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心衰组CD4 +T细胞中T-bet和RORγt mRNA相对表达量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1），FoxP3 mRNA相对表达量高于健康对照组（1.93±0.88比0.97±0.28， P=0.031）。心衰组CD8 +T细胞分泌TNF-α和IFN-γ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穿孔素和颗粒酶B mRNA相对表达量亦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抗TIM-3抗体刺激慢性心衰患者纯化的CD4 +T细胞，分泌IFN-γ、IL-17和IL-22水平高于无抗TIM-3抗体刺激（均 P<0.05），分泌IL-35水平则低于无抗TIM-3抗体刺激[（61±13）ng/ml比（72±17）ng/ml， P=0.029]。抗TIM-3抗体刺激后CD4 +T细胞中T-bet和RORγt mRNA相对表达量高于无TIM-3抗体刺激（均 P<0.05）。抗TIM-3抗体刺激慢性心衰患者纯化的CD8 +T细胞后，分泌TNF-α和IFN-γ水平高于无抗TIM-3抗体刺激（均 P<0.01），穿孔素和颗粒酶B mRNA相对表达量亦高于无抗TIM-3抗体刺激（均 P<0.05）。 结论:慢性心衰患者中T细胞表面TIM-3升高表达，TIM-3可能参与了慢性心衰患者T细胞功能不全的调控。

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域分子(T cell immunoglobulin domain and mucin domain protein，TIM)-4是只表达于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表面TIM基因家族的成员之一。TIM-4作为TIM-1天然配体，这两者相互作用可调节T细胞的活化与增殖。TIM-4的另一配体为磷脂酰丝氨酸(phosphatidylserine，PS)，TIM-4与PS结合起促进巨噬细胞对凋亡细胞的吞噬作用。大量研究表明，TIM-4异常表达与病毒感染免疫应答调节、抗病毒免疫反应、慢性病毒感染疾病及恶性肿瘤等密切相关。文章就TIM-4在病毒相关疾病感染中的表达及机制作用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外周血CD8 +T细胞中胸腺细胞选择相关高迁移率族蛋白（TOX）与不同抑制性受体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方法:回顾性选择2019年9月至2020年11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血液科AA患者27例，其中男21例，女6例，年龄［ M（ Q1， Q3）］48（30，72）岁。健康对照者33名，其中男17名，女16名，年龄 46（27，69）岁。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AA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外周血CD8 +T细胞中TOX、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3（TIM-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具有免疫球蛋白（Ig）和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ITIM）结构域的T细胞免疫受体（TIGIT）、穿孔素、颗粒酶B的表达水平。TOX表达水平与不同抑制性受体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AA患者外周血CD8 +T细胞TOX、PD-1、TIM-3、CTLA-4、TIGIT、穿孔素、颗粒酶B的表达水平分别为47.33%（41.47%，56.61%）、（30.61±12.37）%、（39.94±10.84）%、（6.21±3.40）%、（51.45±20.21）%、（71.32±22.46）%、（52.39±23.99）%，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27.32%（21.64%，46.96%）、（21.29±10.01）%、（21.11±3.00）%、（1.31±0.34）%、（30.80±13.40）%、（46.72±22.53）%、（21.75±16.43）%（均 P<0.05）。CD8 +T细胞TOX的表达水平与PD-1、TIM-3、CTLA-4、TIGIT、穿孔素、颗粒酶B的表达水平均呈正相关（ r=0.49、0.65、0.70、0.54、0.58、0.48，均 P<0.05）。 结论:AA患者外周血CD8 +T细胞TOX与不同抑制性受体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且TOX表达水平与不同抑制性受体表达水平均呈正相关。

人T细胞免疫球蛋白与黏蛋白结构域(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 domain，Tim)-1是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结构域相关分子家族的重要成员，与天然配体Tim-4协同表现出强烈的免疫共刺激作用。协同刺激分子主要存在于抗原递呈细胞表面，能与淋巴细胞表面的协同刺激分子受体结合，产生协同刺激信号进而调节免疫细胞的活化。Tim-1能提供免疫细胞所需的活化第二信号，还能提供下调细胞免疫应答的负性第二信号，维持免疫细胞的抑制状态，促进肿瘤免疫逃逸的发生。同时在肿瘤细胞中的过度表达与肿瘤进展密切相关，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中有潜在临床价值。现就Tim-1介导的免疫应答及其在肿瘤微环境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储存库是HIV-1功能性治愈最主要的障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HIV-1功能性治愈中的作用。本研究介绍了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3、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B/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T细胞激活抑制物免疫球蛋白可变区结构域在HIV-1功能性治愈中的表达和作用机制相关的研究进展。

目的:探讨微波消融(MWA)对肺癌抗肿瘤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方法:将1×10 6肺癌细胞系3LL皮下注射到6～8周的雄性C57BL/6J小鼠背部两侧，当肿瘤最大径长到7 mm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MWA组，对一侧肿瘤进行MWA处理，每隔1 d监测对侧肿瘤生长。在MWA后的第8天，运用流式细胞术对肿瘤微环境(TME)中免疫细胞群体比例及功能进行分析。在MWA后的1 d腹腔注射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或者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抑制剂(200 μg/只)，每隔1 d监测对侧肿瘤生长。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间差异。使用双向方差分析来比较肿瘤生长曲线。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MWA有效抑制小鼠对侧肿瘤生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80.70±239.90比1 794.00±195.20， t＝3.275， P<0.01)。MWA组小鼠对侧TME中CD3 ＋T细胞(79.02±3.61比62.22±3.59， t＝3.300， P<0.05)、CD4 ＋T细胞(33.26±1.73比25.80±1.68， t＝2.686， P<0.05)和CD8 ＋T细胞(26.26±1.01比21.64±1.40， t＝3.096， P<0.05)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MWA组小鼠肿瘤浸润Ly6G ＋MDSC细胞群体比例(33.00±3.25比44.86±1.46， t＝3.327， P<0.05)显著低于对照组。对CD4 ＋T细胞的功能以及增殖分析表明，MWA组小鼠γ-干扰素(IFN-γ) ＋CD4 ＋T细胞(20.39±1.84比3.05±0.47， t＝7.827， P<0.01)、TNF-α ＋CD4 ＋T细胞(17.25±2.64比5.61±1.11， t＝3.571， P<0.05)和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 ＋CD4 ＋T细胞(90.68±0.81比81.55±1.37， t＝6.108， P<0.01)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此外，MWA组小鼠IFN-γ ＋CD8 ＋T细胞(37.46±5.09比6.84±1.52， t＝4.973， P<0.01)和Ki-67 ＋IFN-γ ＋CD8 ＋T细胞(35.75±4.62比6.55±1.48， t＝5.204， P<0.01)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对T细胞表面免疫检查点分子表达分析表明，MWA组小鼠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结构域分子3(TIM-3) ＋CD8 ＋T细胞(25.97±2.30比15.57±2.33， t＝3.142， P<0.05)和PD-1 ＋TIM-3 ＋CD8 ＋T细胞(22.58±2.32比12.77±2.81， t＝2.617， P<0.05)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与MWA单独治疗组比较，将MWA与PD-1(514.50±106.40比883.60±144.80， t＝1.911， P<0.05)或CTLA-4(534.40±82.06比961.90±131.00， t＝2.941， P<0.05)抑制剂联用显著抑制小鼠对侧肿瘤生长。 结论:MWA能够有效抑制肺癌肿瘤生长，将MWA联合PD-1抑制剂或者CTLA-4抑制剂产生更强抗肿瘤效果。

报道2例EB病毒（EBV）阳性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伴HAVCR2突变患者。2例患者均无免疫缺陷病史，发病后均出现机会性感染，外周血T细胞绝对计数明显减少，T细胞和肿瘤组织高表达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3（TIM-3）；二代测序检出甲型肝炎病毒细胞受体2（HAVCR2）基因突变。1例患者接受了R-COP方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新碱、泼尼松）治疗效果欠佳，T细胞计数和功能未恢复，EBV未清除，总生存仅为7个月；另一例患者接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联合CHOP样方案（环磷酰胺、表柔比星、长春新碱、地塞米松）治疗获得完全缓解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T细胞计数和功能恢复正常，EBV被清除。结合文献复习提示HAVCR2突变导致TIM-3过表达继发T细胞耗竭，获得性免疫缺陷导致EBV再激活可能与EBV阳性DLBCL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提示尽早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恢复免疫功能可能改善疗效。

目的:探讨RMT1-10体外诱导耐受性树突状细胞(Tol-DCs)对小鼠高危角膜移植排斥反应的抑制作用及其机制。方法:选取SPF级雄性BALB/c小鼠100只和C57BL/6小鼠50只，获取C57BL/6小鼠骨髓来源的未成熟树突状细胞(imDCs)，按照诱导干预不同分为imDCs组(不干预)、成熟树突状细胞(mDCs)组(加入脂多糖)、RMT1-10组(加入RMT1-10和脂多糖)和IgG同型对照组(加入IgG同型抗体和脂多糖)，培养7 d后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DCs表型CD11c、CD80、CD86、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Ⅱ、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分子(Tim)-4和CD103表达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细胞培养液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10(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质量浓度。建立混合淋巴细胞培养体系，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法检测各组DCs刺激CD4 + T细胞增生的刺激指数(SI)。以角膜基质缝线法诱导BALB/c小鼠角膜新生血管，以4个象限新生血管均匀长入角膜中周区的小鼠作为受体。将80只受体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imDCs组、mDCs组、RMT1-10组和IgG同型对照组，每组20只，各组分别于尾静脉注射相应DCs(1×10 6个/100 μl)。注射后7 d，以C57BL/6小鼠为供体行穿透角膜移植术。术后1个月，每日裂隙灯显微镜下观察受体小鼠角膜植片排斥体征，包括角膜混浊、水肿及新生血管。术后21 d，每组抽取5只受体小鼠，耳廓皮下注射20 μl(1×10 6个细胞)正常C57BL/6小鼠脾脏细胞，24 h后测量耳廓肿胀度评价迟发型超敏反应(DTH)。 结果:RMT1-10组DCs中CD80、CD86、MHC-Ⅱ和Tim-4阳性细胞占CD11c阳性细胞百分比均明显低于mDC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RMT1-10组Tim-4阳性细胞百分比明显低于imDCs组，CD103阳性细胞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3个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RMT1-10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IL-10和TGF-β质量浓度明显高于其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各组DCs对CD4 + T细胞增生的SI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分组＝1 833.00， P<0.001； F比例＝230.40， P<0.001)。在每一细胞比例内，imDCs组SI均明显低于mDCs组，RMT1-10组SI均明显低于imDC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角膜植片生存曲线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7.69， P<0.001)，其中RMT1-10组角膜植片存活数量明显多于imDCs组，imDCs组角膜植片存活数量明显多于mDC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74、31.02，均 P<0.01)。阳性对照组、mDCs组、IgG同型对照组、imDCs组、RMT1-10组和阴性对照组小鼠耳廓肿胀度分别为(503.6±17.2)、(475.7±17.6)、(456.2±18.8)、(225.2±39.4)、(118.1±12.6)和(106.4±7.4)μm，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77.10， P<0.001)，其中mDCs组小鼠耳廓肿胀度略低于阳性对照组，imDCs组小鼠耳廓肿胀度明显低于IgG同型对照组，明显高于RMT1-10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RMT1-10可抑制小鼠高危角膜移植排斥反应，其作用机制可能为体外诱导imDCs转化为Tol-DCs并上调TGF-β和IL-10表达，经过继转移后促进受体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进而间接延长角膜植片存活时间。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肺癌的治疗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免疫检查点种类较多，包括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域蛋白(TIGI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3(TIM-3)等，与免疫治疗的疗效及耐药密切相关。PD-1/PD-L1抑制剂已被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肺癌的一线治疗，可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期。CTLA-4抑制剂或TIGIT抑制剂联合PD-1/PD-L1抑制剂的双免疫治疗亦取得良好疗效，但可能发生更严重的不良事件。KIR及TIM-3靶点与免疫治疗的耐药性密切相关。

目的:探索原核表达系统生产的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结构域蛋白-1-Fc(Tim-1-Fc)融合蛋白能否为Tim-1蛋白模拟品。方法:大肠杆菌合成Tim-1-Fc融合蛋白，以体外蛋白质结合实验测定其能否与Tim-4蛋白结合。通过荧光激活的细胞分选(FACS)检测磷脂酰丝氨酸(PS)与膜联蛋白V-异硫氰酸荧光素(Annexin V-FITC)间的结合情况，间接探明该蛋白与PS的结合。结果:体外蛋白相互作用实验证实Tim-1-Fc融合蛋白可以结合Tim-4蛋白。FACS数据分析表明无论有无过氧化氢诱导，Tim-1-Fc组凋亡细胞FITC信号平均强度(231.16±8.27、263.45±7.91)均高于对照组(190.80±5.09、203.29±10.89， t＝－7.200、7.739，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原核表达版本的Tim-1-Fc融合蛋白可能具备在体外模拟Tim-1蛋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