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观察慢性心衰患者中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蛋白-3（TIM-3）的表达及其对T细胞的调控作用。方法:收集2018年1至10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疗的慢性心衰患者86例（心衰组）和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查体的健康对照32名（健康对照组），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中TIM-3的表达。分选CD4 + T细胞和CD8 +T细胞，使用抗TIM-3抗体刺激培养。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CD4 +T细胞培养上清中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IL）-4、IL-10、IL-35、IL-17、IL-22水平和CD8 +T细胞培养上清中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IFN-γ水平，实时定量PCR法检测CD4 +T细胞中转录因子T-bet、GATA-3、FoxP3、RORγt和CD8 +T细胞中穿孔素、颗粒酶B mRNA相对表达量。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或配对 t检验进行。 结果:心衰组TIM-3 +CD4 +T细胞比例高于健康对照组（3.47%±1.06%比0.92%±0.27%， P<0.001），心衰组TIM-3 +CD8 +T细胞比例亦高于健康对照组（6.12%±1.91%比1.77%±0.63%， P<0.001）。慢性心衰患者存在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功能不全，表现为心衰组CD4 +T细胞分泌IFN-γ、IL-17和IL-22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分泌IL-10和IL-35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心衰组CD4 +T细胞中T-bet和RORγt mRNA相对表达量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1），FoxP3 mRNA相对表达量高于健康对照组（1.93±0.88比0.97±0.28， P=0.031）。心衰组CD8 +T细胞分泌TNF-α和IFN-γ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穿孔素和颗粒酶B mRNA相对表达量亦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0.05）。抗TIM-3抗体刺激慢性心衰患者纯化的CD4 +T细胞，分泌IFN-γ、IL-17和IL-22水平高于无抗TIM-3抗体刺激（均 P<0.05），分泌IL-35水平则低于无抗TIM-3抗体刺激[（61±13）ng/ml比（72±17）ng/ml， P=0.029]。抗TIM-3抗体刺激后CD4 +T细胞中T-bet和RORγt mRNA相对表达量高于无TIM-3抗体刺激（均 P<0.05）。抗TIM-3抗体刺激慢性心衰患者纯化的CD8 +T细胞后，分泌TNF-α和IFN-γ水平高于无抗TIM-3抗体刺激（均 P<0.01），穿孔素和颗粒酶B mRNA相对表达量亦高于无抗TIM-3抗体刺激（均 P<0.05）。 结论:慢性心衰患者中T细胞表面TIM-3升高表达，TIM-3可能参与了慢性心衰患者T细胞功能不全的调控。

脓毒症是宿主应对感染时发生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综合征，其病理生理核心是在发病初始，机体为了应对病原微生物入侵而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随后为了平衡免疫状态，机体开始抗炎、发生免疫细胞功能衰竭，最终引发免疫麻痹或免疫抑制。无论是在天然免疫还是在获得性免疫中，免疫细胞表面的共抑制分子，如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分子-3（TIM-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自然杀伤细胞受体2B4（CD244）、B和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BTLA）及C型凝集素家族成员NKG2A （CD94），在调节免疫细胞功能低下致免疫抑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阻断这些共抑制分子与其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能显著改善脓毒症动物模型或脓毒症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本文主要概括归纳近年来一些共抑制分子在脓毒症免疫功能障碍中作用的热门研究，以期为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及治疗靶点提供参考方向。

目的:比较不同扩增体系NK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差异以及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allo-HSCT）白血病复发的疗效。方法:分别采用CD3/CD52单抗扩增法和饲养层细胞扩增法诱导供者来源NK细胞大量扩增，检测扩增前后NK细胞表型、因子分泌、细胞毒的变化规律；选取16例allo-HSCT后复发白血病患者，8例输注CD3/CD52单抗扩增NK细胞，8例输注饲养层细胞扩增NK细胞，观察患者的治疗反应和长期生存情况。结果:①与CD3/CD52单抗扩增体系相比，饲养层细胞扩增体系NK细胞纯度较高、NK细胞表面活化性受体DNAM-1及NKp30表达较高、抑制性受体CTLA-4表达较低，而两种NK细胞NKG2D/CD25/CD69/Trail/PD-1/TIM-3/TIGIT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两种扩增体系NK细胞Ki-67指数均明显增加，以饲养层细胞扩增NK细胞尤为明显；饲养层细胞扩增NK细胞穿孔素及颗粒酶B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CD3/CD52单抗扩增NK细胞。③16例allo-HSCT后复发白血病患者NK细胞输注过程中均未观察到明显不良反应。NK细胞输注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554（917~2583）d，CD3/CD52单抗扩增组中3例患者无白血病存活，5例死亡；饲养层细胞扩增组中6例患者长期存活，2例死亡。5例患者在NK细胞输注前存在移植物抗宿主病，NK细胞输注后移植物抗宿主病未加重甚至缓解。结论:CD3/CD52单抗扩增与饲养层细胞扩增体系NK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具有明显差异；NK细胞输注对allo-HSCT后复发白血病患者的疗效仍需要进一步验证。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抗体对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患者免疫功能表达的影响，并分析不良反应的预防。方法:选取2013年4月至2016年8月于河北省唐山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NHL确诊患者共计100例，并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例。研究组接受PD-1抗体治疗，对照组患者依据病情给予NHL化疗治疗。免疫组化法检测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免疫检查点OX40、糖皮质激素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glucocorticoid-induced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GITR)、CD28、PD-1、血清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液素3(T cell immnoglobulin and mucin 3，TIM-3)、淋巴细胞活化因子-3(lymphocyte activation gene-3，LAG-3)表达情况，并统计分析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情况。结果:治疗前，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共刺激性免疫检查点OX40、GITR、CD28表达水平，共抑制性免疫检查点PD-1、TIM-3、LAG-3表达水平及美国东部肿瘤合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Group，ECOG)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研究组患者OX40、GITR、CD28、TIM-3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D-1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9.75±3.02)比(6.35±2.85)，(7.48±1.62)比(5.37±1.56)，(16.37±3.42)比(13.46±3.56)，(15.48±3.45)比(13.24±3.83)，(0.87±0.22)比(1.32±0.36)， t＝5.79、6.63、4.17、3.07、7.54 ， P值均<0.05]，两组患者LAG-3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研究组ECOG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61±1.46)分比( 2.74±0.66)分，10.00%比26.00%， t ＝8.25、 χ2＝4.34， P值均<0.05]。 结论:PD-1抗体治疗可有效提高NHL患者免疫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同时抑制PD-1表达，下调患者免疫共抑制，以此改善NHL患者免疫系统状态。

目的:观察甲状腺癌细胞中微小RNA-330(miR-330)对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IM-3)的调控作用，及其对甲状腺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方法: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2020年1月到2021年6月30例甲状腺癌及其癌旁组织标本。应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方法检测甲状腺癌组织中miR-330及TIM-3基因的表达量；将miR-330模拟物及阴性对照质粒转染至TPC-1细胞中，应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分析TIM-3是否为miR-330的靶基因；应用荧光定量PCR方法检测miR-330的表达对TIM-3基因的影响；随后，将TIM-3过表达质粒与miR-330模拟物转染至TPC-1细胞中，应用Transwell细胞侵袭实验分析miR-330和TIM-3表达水平对甲状腺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两组间比较应用 t检验。 结果:荧光定量PCR实验结果表明，miR-330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0.38±0.07)明显低于癌旁组织(1.01±0.06， t＝10.860， P<0.05)；TIM-3的表达水平(5.70±0.81)明显高于癌旁组织(1.01±0.04， t＝9.923， P<0.05)，相关性分析表明，miR-330与TIM-3两者表达呈负相关( r＝-0.492， P<0.05)；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结果表明，miR-330模拟物组荧光素酶活性(0.37±0.06)明显低于对照组(1.02±0.07， t＝12.460， P<0.05)；荧光定量PCR结果表明，转染miR-330模拟物组TIM-3的表达水平(0.43±0.06)明显低于对照组(1.02±0.02， t＝10.080， P<0.05)；miR-330模拟物组侵袭细胞数(122.30±18.77)明显低于对照组(285.00±16.00， t＝11.420， P<0.05)；而与TIM-3过表达质粒共转染细胞后，miR-330模拟物转染组(228.00±12.53)，与对照组(225.00±13.4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286， P>0.05)。 结论:miR-330可通过靶向作用于TIM-3基因抑制甲状腺癌细胞侵袭。

目的:体外研究协同抑制纤维蛋白原相关蛋白1(FGL1)-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AG-3)与长链非编码RNA(lncRNA)-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im3)双免疫逃逸通路，联合增强T淋巴细胞活性，显著抑制HCC肿瘤细胞恶性增殖和肿瘤生长的效用及机制。方法:构建敲除、稳定转染的5组人肝癌细胞株HepG2、HepG2-FGL1-KO、HepG2-FGL1-KO-Tim3(－)、HepG2-LAG-3-KO、HepG2-LAG-3-KO-Tim3(－)，并以此构建5组细胞株移植瘤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成瘤模型。通过质量细胞计数法测定淋巴细胞CD8 +T亚群表达水平，并测定肿瘤生长大小体积变化。采用 t和 χ2检验。 结果:实验期间，5组中位肿瘤生长速率分别为149、136、81、75、68 mm 3/d。5组中位肿瘤体积分别为1.18、0.91、0.37、0.45、0.29 g。与HepG2组比较HepG2-FGL1-KO组和HepG2-LAG-3-KO组动物瘤体积显著小于HepG2组( t＝7.582， P<0.05)，HepG2-FGL1-KO-Tim3(－)和HepG2-LAG-3-KO-Tim3(－)组动物肿瘤体积又显著小于单独敲除组( t＝3.953， P<0.05)。同时，5组中位CD8 +T细胞亚群表达量分别为2.1×10 7、2.9×10 7、3.8×10 7、7.7×10 7、13.2×10 7。HepG2-FGL1-KO-Tim3(－)和HepG2-LAG-3-KO-Tim3(－)组CD8 +T细胞亚群表达活性显著高于FGL1和LAG-3单抑制组( t＝2.988， P<0.05)，而两个单抑制组的CD8 +T细胞亚群表达活性又显著高于HepG2对照组( t＝6.416， P<0.05)。 结论:单一免疫检查点的抑制对于遏制肿瘤逃避免疫杀伤存在局限性，多个免疫检查点因子信号通路联合抑制相较于单一通路的单控，将显著调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的激活和对肿瘤细胞的敏感性毒性表达。

目的:探讨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T-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 domain molecule，TIM)-1及TIM-3、细胞因子的变化。方法:纳入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和治愈的肺结核患者各50例，分成结核病组和结核病治愈组；另选同期在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体格检查的50名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纳入对象的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TIM-1、TIM-3、γ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4的mRNA水平。统计学方法采用 t检验。 结果:结核病组CD4 ＋T淋巴细胞/CD8 ＋T淋巴细胞比值为1.21±0.50，分别低于结核病治愈组的1.88±0.62和健康对照组的1.92±0.8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48、2.207，均 P<0.05)。结核病组TIM-1、TIM-3、IL-4的mRNA水平分别为2.16±0.37、1.59±0.36、1.52±0.69，分别高于结核病治愈组的1.60±1.23、1.01±0.52、0.91±0.36和健康对照组的1.40±0.27、0.92±0.34、0.79±0.4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核病组比结核病治愈组 t＝14.120、11.440、17.730，结核病组比健康对照组 t＝12.090、12.050、17.030；均 P<0.05)；结核病组γ干扰素的mRNA水平为0.43±0.11，低于结核病治愈组的1.74±0.72和健康对照组的1.82±1.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3.880、11.430，均 P<0.05)。 结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免疫功能紊乱可能与其体内CD4 ＋T淋巴细胞/CD8 ＋T淋巴细胞比值低下、TIM-1和TIM-3表达水平升高，以及辅助性T淋巴细胞(helper T lymphocyte，Th)1/Th2细胞因子比例失调有关。

目的:初步探究布鲁氏菌外膜蛋白16、19脂化型重组蛋白（L16、L19）对人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系（THP-1细胞）免疫调控因子表达的影响。方法:以佛波酯（PMA）活化的THP-1细胞为体外实验细胞模型，采用成组设计，分别将L16、L19与THP-1细胞共培养（L16刺激组、L19刺激组），并以PMA活化的THP-1细胞为对照组。共培养4 h时，分别采用免疫荧光染色（IFS）法和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L16、L19是否进入细胞。共培养12、24 h时，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测定干扰素调节因子1（IRF-1）、Ⅱ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反式激活蛋白（CⅡTA）mRNA表达水平；Western blot法检测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im-3）和γ干扰素受体1（IFNGR1）蛋白表达水平。结果:共培养4 h时，可见L16、L19分别进入L16、L19刺激组THP-1细胞内。共培养12 h时，L16刺激组IRF-1 mRNA表达水平（0.16 ± 0.15）明显低于对照组（1.00 ± 0.00， P < 0.05）；共培养24 h时，L16刺激组CⅡTA mRNA表达水平（0.17 ± 0.10）明显低于对照组（1.00 ± 0.00， P < 0.05）；共培养12、24 h时，L19刺激组IRF-1、CⅡTA mRNA表达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共培养12、24 h时，对照组、L16刺激组、L19刺激组INFGR1、Tim-3蛋白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50.92、6.80、148.73、156.57，均 P < 0.05）。其中，共培养12 h时，L16、L19刺激组INFGR1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L19刺激组高于L16刺激组（均 P < 0.05）；而L19刺激组Tim-3蛋白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 P < 0.05）。共培养24 h时，L16、L19刺激组INFGR1蛋白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且L19刺激组高于L16刺激组（均 P < 0.05）；而L16刺激组Tim-3蛋白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和L19刺激组（均 P<0.05）。 结论:布鲁氏菌L16可以下调THP-1细胞IRF-1、CⅡTA mRNA表达水平；L16、L19均能够下调IFNGR1、上调Tim-3蛋白表达水平。

目的:探讨回收式自体输血(IBS)在感染性心内膜炎(IE)手术中的应用效果及术后半年内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2017年4月—2020年11月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确诊为IE并接受手术治疗的61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输血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自体组( n＝30)和异体组( n＝31)，自体组患者行IBS，异体组患者行异体输血。比较自体组和异体组患者的凝血功能指标[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凝血酶原时间(PT)、二聚体(D-D)、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免疫反应指标(CD3 +CD4 + T细胞、CD3 +CD8 + T细胞、CD16 +CD56 + NK细胞、TLR2 +细胞、TLR4 +细胞)和炎症反应指标[可溶性CD40配体(sCD40L)、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1(CINC-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6)]以及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终点事件为术后半年内死亡，并据此将患者分为死亡组( n＝15)和存活组( n＝46)。比较死亡组和存活组的临床资料。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将IBS变量纳入和剔除分别建立术后半年内发生死亡的预测模型，并利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对模型进行评价，利用Bootstrap重复取样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心功能不全、低血压、IBS、多瓣膜病变、年龄是术后发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纳入IBS变量的模型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术后5 d，自体组和异体组患者的免疫反应指标[CD3 +CD4 + T细胞：(37.49±5.74)%比(31.68±4.46)%、CD3 +CD8 + T细胞：(23.07±3.24)%比(17.82±2.29)%、CD16 +CD56 + NK细胞：(1.61±0.18)%比(1.02±0.15)%、TLR2 +细胞：(9.24±1.15)%比(18.40±2.21)%、TLR4 +细胞：(7.79±0.82)%比(12.33±1.57)%]和炎症反应指标[sCD40L：(59.21±7.80) pg/mL比(84.33±9.35) pg/mL、CINC-1：(40.27±5.83) pg/mL比(72.86±9.35) pg/mL、TNF-α：(10.86±1.26) ng/mL比(17.03±2.20) ng/mL、IL-6：(6.32±0.77) ng/mL比(11.35±1.74) ng/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自体组患者组内比较，术前和术后5 d免疫反应指标[CD3 +CD4 + T细胞：(48.55±6.67)%比(37.49±5.74) %、CD3 +CD8 + T细胞：(30.38±4.69)%比(23.07±3.24)%、CD16 +CD56 + NK细胞：(2.53±0.44)%比(1.61±0.18)%、TLR2 +细胞：(6.50±0.61)%比(9.24±1.15) %、TLR4 +细胞：(4.02±0.63)%比(7.79±0.82)%]和炎症反应指标[sCD40L：(38.64±6.75) pg/mL比(59.21±7.80) pg/mL、CINC-1：(31.65±5.68) pg/mL比(40.27±5.83) pg/mL、TNF-α：(7.59±0.85) ng/mL比(10.86±1.26) ng/mL、IL-6：(5.10±0.63) ng/mL比(6.32±0.77) ng/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异体组患者组内比较，术前和术后5 d免疫反应指标[CD3 +CD4 + T细胞：(49.13±6.82)%比(31.68±4.46)%、CD3 +CD8 + T细胞：(30.65±4.91)%比(17.82±2.29) %、CD16 +CD56 + NK细胞：(2.51±0.26)%比(1.02±0.15)%、TLR2 +细胞：(6.36±0.66)%比(18.40±2.21)%、TLR4 +细胞：(4.08±0.56)%比(12.33±1.57)%]和炎症反应指标[sCD40L：(39.14±6.03) pg/mL比(84.33±9.35) pg/mL、CINC-1：(31.24±5.77) pg/mL比(72.86±9.35) pg/mL、TNF-α：(7.64±0.76) ng/mL比(17.03±2.20) ng/mL、IL-6：(5.04±0.82) ng/mL比(11.35±1.74) ng/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自体组患者术后发生低蛋白血症3例，切口感染2例，心脏不良事件1例；异体组患者术后发生低蛋白血症4例，切口感染3例，心脏不良事件1例。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纳入IBS的预测模型可以更好地预测IE术后半年内死亡率，IBS用于IE手术不会对患者的凝血功能、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造成明显影响，而且对免疫功能和抑制炎症反应有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