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不同的肝后下腔静脉重建方式在离体肝切除和自体肝移植(ELRA)术治疗肝泡型包虫病(AE)中的应用。方法:研究对象是2010年8月至2018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ELRA治疗的88例终末期肝AE受者。根据术中肝后下腔静脉重建方式的不同分为3组：A组(自体血管重建组，50例)；B组(肝后下腔静脉替换组，31例)；C组(肝后下腔静脉切除不重建组，7例)，分析比较各组受者术后并发症、术后住院天数、总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等资料。结果:三组手术时间分别为16.32±3.20 h、15.99±3.32 h和16.86±4.18 h( P>0.05)，无肝期时间分别是(398.48±104.12)min、(389.41±135.25)min和(337.43±108.65)min( P>0.0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三组受者术后平均住院天数分别是(30.64±18.54)d、(25.94±16.37)d和(51.29±29.43)d(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组受者术后住院天数明显少于A、C组。A、B两组中术后下腔静脉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20.0 %和9.7 %。9例受者术后出现下腔静脉狭窄，4例形成血栓，B组受者中均未见下腔静脉狭窄情况。 结论:ELRA中肝后下腔静脉的重建方式应根据切除病灶后血管壁的缺损程度而适当选择。

目的:探讨基于肾血管CT三维重建检查结果的改良右肾动脉离断法在经腹腹腔镜右肾癌合并静脉癌栓切除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6月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行全腹CT平扫加增强检查的70例患者的肾血管CT三维重建图像，男41例，女29例。平均年龄47.5(33~75)岁。CT检查结果示主动脉与下腔静脉之间存在较大间隙，为脂肪和淋巴组织；在矢状面上主动脉右侧缘，右肾动脉位于左肾静脉上方14例(20.0%)、后方33例(47.1%)、下方23例(32.9%)；在矢状面上下腔静脉左侧缘，右肾动脉位于左肾静脉上方1例(1.4%)、后方26例(37.1%)、下方43例(61.4%)。基于此，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19年12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收治的11例右肾癌合并静脉癌栓患者的病例资料。男7例，女4例。平均年龄(58.7±6.8)(45~68)岁。术前肾血管CT三维重建检查：在矢状面上主动脉右侧缘，右肾动脉位于左肾静脉后方7例，下方4例；在矢状面上下腔静脉左侧缘，右肾动脉位于左肾静脉后方3例，下方8例；肾肿瘤位于中上部5例，中下部6例；肿瘤最大径线(10.0±1.4)(8.5~12.0) cm；合并Mayo 0级癌栓4例，Ⅰ级癌栓4例，Ⅱ级癌栓3例。11例均行经腹腔入路腹腔镜手术，术中观察在矢状面上主动脉右侧和下腔静脉左侧缘，右肾动脉与左肾静脉的关系与术前肾血管CT三维重建检查结果一致。采用改良右肾动脉离断法，即在下腔静脉与主动脉之间，以左肾静脉为标志，挑起左肾静脉和下腔静脉容易发现右肾动脉，结扎并离断右肾动脉后切除右肾及静脉癌栓。结果:本组11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110.5±29.8)(70~150) min，游离右肾动脉时间(28.5±5.8)(16~33) min；术中出血量(112.7±83.5)(20~300) ml，11例术中均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术后病理类型：透明细胞癌10例，乳头状细胞癌1例。术后住院时间(4.2±0.8)(4~7)d，11例均无继发出血、感染、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等并发症。11例均获随访，平均随访(19.5±12.1)(3~42)个月，1例术后23个月死亡，其余患者未发生肿瘤复发及转移。结论:右肾动脉走行至下腔静脉左侧缘时，多位于左肾静脉后下方。在经腹腹腔镜切除右肾癌合并静脉癌栓时，采用改良右肾动脉离断法可以迅速找到并离断右肾动脉，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较少，术后无明显并发症。

目的:探讨供者在体左/右半肝劈裂技术的改进和创新及应用于临床肝移植的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实施在体左/右半肝劈裂供肝(27例)及相应受者(49例)的临床资料，按供肝采用的劈裂肝技术分为常规劈裂组(A组，13例)和创新劈裂组(B组，14例)，相应受者分为常规劈裂受者组(C组，25例)和创新劈裂受者组(D组，24例)。比较分析A、B两组供者的临床资料及相应两组受者近期疗效，随访截至2022年9月30日。结果:27例供者中男性23例，女性4例，死亡原因颅脑外伤12例，自发性脑出血13例，缺血缺氧性脑病2例。B组供者体重和体重指数大于A组，血钠水平低于A组( P< 0.05)。A组供肝劈裂中位手术时间230 min高于B组的175 min( P＝0.022)。左/右半供肝脉管分配比例A和B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供肝下腔静脉劈裂A组1例，B组10例( P＝0.001)。20例需要Ⅴ/Ⅷ段流出道重建的右半肝移植中，A组12例和B组3例采用传统的独立架桥重建(独立式)，B组5例采用创新的下腔静脉成型联合重建(联合式)，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4)。受者临床资料比较发现，C组与D组手术时间、无肝期及手术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组中7例留置"T"管，D组为14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2)。近期疗效比较，49例受者中12例出现26起Clavien-Dindo分级≥Ⅲ级并发症，其中C组7例，D组5例，但Ⅲ级及以上胆道并发症C组6例，D组0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6)。因术后严重并发症死亡2例，其中C、D组各1例。移植肝6个月和1年的存活率分别为95.9%和87.7%，受者6个月和1年存活率分别为95.9%和92.4%。 结论:左/右半肝劈裂式肝移植经一定手术量的积累和技术的改进，手术时间可趋向缩短。改进的下腔静脉劈裂术式和创新的Ⅴ/Ⅷ段静脉回流联合下腔静脉重建术式经临床应用证明是可行和安全的。

患者男，48岁，因"慢性肾衰竭行血液透析5年，左上肢肿胀伴透析时心悸、恶心、呕吐不适1周"就诊，为进一步诊治于2022年3月4日以"慢性肾衰竭维持透析，左前臂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并发肿胀手综合征"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肾内科。既往病史：高血压病史12年，规律服用降压药，平时血压维持在140~150/80~90 mmHg(1 mmHg＝0.133 kPa)，近期血压波动，间断高达170~180/100 mmHg。3年前曾患"脑出血"，遗留右上肢肌力减弱后遗症，偶有癫痫发作。体格检查：意识清，精神可，言语迟钝，反应慢；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存在；左上肢及颜面部肿胀发紫，左侧颈静脉怒张，左前胸壁静脉曲张；左前臂动静脉内瘘处可触及震颤，可闻及血管杂音；右侧肢体肌力Ⅳ级，余肢体肌力Ⅴ级。行影像学检查。①颈静脉及上肢血管超声检查：左侧颈内静脉(internal jugular vein，IJV)扩张，IJV血流持续反向，锁骨下静脉(subclavian vein，SCV)血流部分汇入头臂静脉，部分经IJV瓣膜口逆流达IJV远心段，SCV及IJV均呈动脉化血流频谱，IJV瓣口处峰流速120 cm/s；左侧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吻合口宽5.1 mm，肱动脉流量约3 500 ml/min，桡动脉远心端血流逆向汇入内瘘(图1)；②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升主动脉增宽，左、右心房增大；③中心静脉计算机断层扫描静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CTV)：左侧头臂静脉汇入上腔静脉处狭窄(图2)；④头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及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左侧外囊软化灶伴含铁血黄素沉积，左侧大脑脚华勒变性；时间飞跃法MRA(time of flight MRA，TOF-MRA)示左侧海绵窦、岩下窦、横窦、乙状窦显影，呈动静脉瘘样血流(图3)。诊断明确后分别予以左头臂静脉裸支架植入术及左SCV覆膜支架植入术，左前臂人造血管桡动脉－头静脉内瘘重建术(图4)。术后1周内患者上肢肿胀逐渐恢复正常，透析时头痛等不适症状消失，超声复查显示内瘘流量下降至1 500 ml/min左右，IJV反流停止，血流呈淤滞状态。术后半年超声复查，IJV反流又复发同术前，不伴明显不适症状。

目的:探讨CT静脉成像（CTV）在布加综合征（BCS）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7年5月—2021年11月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BCS患者136例。其中男78例、女58例，年龄24～82岁。患者均经CTV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对下腔静脉、肝静脉及侧支血管进行三维重建分析。观察项目：（1）观察BCS患者的CTV影像学表现；（2）比较CTV与DSA在评估和诊断阻塞血管及BCS合并血栓、肝癌等的差异。结果:（1）BCS患者的CTV影像学表现：肝硬化，脾肿大，腹水，尾状叶明显增大，增强早期见尾状叶及肝左叶中央部分迅速强化，呈斑片状不均匀强化（中心扇样强化），延迟强化密度趋于均匀，并可见侧枝循环形成。（2）CTV与DSA在诊断肝静脉节段性阻塞、肝静脉膜性阻塞、肝静脉广泛性阻塞、下腔静脉节段性阻塞、下腔静脉膜性阻塞、下腔静脉膜性带孔阻塞及肝静脉和下腔静脉阻塞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13、0.00、0.00、0.44、0.13、0.25、0.80， P值均>0.05）。CTV诊断BCS合并肝癌（5例）优于DSA（0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0， P=0.046）。两者诊断BCS合并血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45， P=0.118）。 结论:CTV可准确显示BCS患者的血管病变，具有与DSA相当的准确性，而且对合并肝癌的诊断优于DSA，可为BCS的术前诊断和临床治疗方案制定提供指导意见。

肝后下腔静脉(RIVC)起始于肾静脉根部，终于右心房。左、中、右肝静脉、肝右后下静脉等汇入其中。RIVC大部包裹于肝尾状叶，紧邻腹腔干、脊柱椎体，具有重要的解剖学意义。RIVC癌栓包括腔静脉内癌栓形成和肿瘤直接侵犯腔静脉壁两种，对应不同的外科处理方式。腔静脉内的癌栓可以通过取栓进行处理，而肿瘤侵犯腔静脉壁则需要切除受侵血管壁并进行血管重建，无论何种类型，外科处理不当均易造成损伤出血，后果严重。本文介绍了不同类型RIVC癌栓的外科处理要点，为RIVC癌栓的处理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治疗下腔静脉Ⅳa级癌栓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4例接受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治疗肾癌伴Ⅳa级癌栓患者的临床资料。4例均为男性，中位年龄53.5(53～70)岁；平均体质指数23.25(20.7～26.3)kg/m 2。4例因腰痛和(或)血尿就诊。肿瘤位于右侧2例，左侧2例；肿瘤平均最大径8.1(3.6～11.2)cm。所有患者术前均经彩色多普勒超声、CT三维重建和(或)MRI检查，明确癌栓分级均为Ⅳa级(膈肌以上，心房以下)。术前平均腔静脉癌栓长度12.3(11.8～18.0)cm。4例手术均在泌尿外科、肝胆外科、心血管外科、超声科及麻醉科医生团队配合下完成。手术方法：机器人辅助翻肝暴露肝后段下腔静脉；在术中超声引导下，解剖膈肌中心腱和心包，直至暴露膈上心包内下腔静脉和右心房；依次阻断第一肝门和下腔静脉；行腔静脉切开取栓及下腔静脉重建。观察围手术期指标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4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中位值553.5(338～642)min，第一肝门阻断时间中位值18.1(14～32)min；失血量中位值1 900(1 000～2 600)ml。所有患者术后均转入重症监护室(ICU)，ICU住院时间中位值7(4～8)d，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中位值为8(4～12)d。术后平均住院时间13(11～20)d。术后并发症Clavien分级Ⅱ级1例，Ⅲ级3例；其中1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1例淋巴瘘，1例胸腔积液伴肺不张，1例肝肾功能不全及淋巴瘘。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有所好转。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结论: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是治疗肾肿瘤伴Ⅳa级下腔静脉癌栓的一种可选择的方法，该术式可免体外循环、免开胸，手术并发症在可控范围内，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该术式安全、可行。

目的:探索能谱CT单能量联合多模型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ASIR-V）优化下腔静脉成像的最佳方案。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8月至2022年4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采用Revolution CT行下腔静脉CT静脉造影（CTV）检查的下腔静脉病变轻微或无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入选患者下腔静脉期图像重建为混合能量组图像及50、55、60、65、70 keV 5组单能量图像，测量5组单能量图像皮下脂肪噪声以及下腔静脉各段CT值、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并进行主观评分，以确定最佳单能量能级。然后，分别联合不同权重（20%、30%、40%、50%、60%、70%、80%）ASIR-V算法进行重建，对不同ASIR-V权重组及混合能量组图像进行客观评价指标及主观评分，以确定匹配最佳单能量能级的最佳ASIR-V权重。结果:共纳入患者30例，其中男性11例（36.7%），年龄（55.4±8.8）岁，体重指数为（23.2±2.8）kg/m2。各单能量组图像皮下脂肪噪声、下腔静脉各段客观评价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客观评价指标均随能级降低而升高，50 keV组获得最大值，2位医师对5组图像的主观评分一致性均为好（均 κ≥0.75），60 keV组的主观评分最高，综合分析以60 keV为最佳单能量能级。7组最佳单能量联合不同权重ASIR-V图像组的客观评价指标与混合能量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随着ASIR-V权重升高图像噪声降低（均 P<0.01），以80%ASIR-V权重组为最低；下腔静脉各段CT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下腔静脉各段SNR、CNR随着ASIR-V权重增加而升高（均 P<0.01），以80%ASIR-V权重组为最高。2位医师对8组图像的主观评分一致性均为好（均 κ≥0.75），60%ASIR-V权重组的主观评分最高，综合分析以60%为匹配60 keV的最佳ASIR-V权重。 结论:能谱CT单能量联合ASIR-V优化下腔静脉成像的最佳方案是60 keV能级匹配60%的ASIR-V权重。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目的:分析腹膜后平滑肌肉瘤（RPLMS）手术患者的临床结果及病理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腹膜后肿瘤外科收治并手术的97例RPLMS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97例患者中原发性RPLMS 49例，复发性或前次未完整切除者48例，最常见症状为腹痛、腹胀（30例）和腰背部疼痛（23例）。所有患者均接受RPLMS切除术，其中64例联合器官切除术，19例联合部分下腔静脉切除术，2例联合髂外动脉切除人工血管重建术，总体R 0/R 1切除率为84.5%，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为26.8%，包括肠瘘4例，胰瘘1例，膀胱阴道瘘1例，尿瘘1例，胆瘘1例，腹腔内出血2例，下腔静脉、下肢静脉血栓7例，胃瘫3例等，其中1例腹腔大出血患者在术后30 d内死亡。术后病理提示梭形和多型性为最常见的病理亚型。 结论:RPLMS症状不典型，手术是主要治疗手段。联合多脏器、大血管的扩大切除，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应谨慎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