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伏诺拉生对幽门螺杆菌(Hp)根除率和肠道菌群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1年1月-2023年1月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92例Hp患者,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6例.对照组采用以质子泵抑制剂雷贝拉唑为基础的四联疗法,观察组采用伏诺拉生联合阿莫西林二联疗法,两组均治疗2周.比较两组溃疡症状改善时间、Hp根除率和复发率;通过胃电图检查患者正常慢波、节律过缓及节律过速百分比,测定胃蛋白酶原Ⅰ(PG Ⅰ)、胃蛋白酶原Ⅱ(PGⅡ)水平,并计算胃蛋白酶原比(PGR),比较两组患者的胃肠动力学和胃功能情况;取患者粪便标本,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测定16S rDNA拷贝数,比较两组患者双歧杆菌属、乳酸杆菌属、大肠杆菌属和肠球杆菌属数量.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溃疡改善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Hp根除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前后PG Ⅰ、PGⅡ和PGR的差值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前后正常慢波百分比、节律过缓百分比、节律过速百分比的差值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前后双歧杆菌属、乳酸杆菌属、大肠杆菌属、肠球杆菌属的差值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伏诺拉生可以有效提高患者Hp根除率,并改善其肠道菌群情况,对提高患者胃肠功能有重要影响.

目的:探讨来自弗氏枸橼酸杆菌的产碳青霉烯酶的新型不相容群组质粒pNY2385-KPC的耐药机制及基因结构特征。方法:从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急诊病房的发热患者尿液样本中获得1株多药耐药菌。采用16S rRNA基因扩增和平均核苷酸一致性（ANI）进行菌种鉴定；采用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检测细菌MIC值；通过“三代”测序方法获得基因组序列，然后通过BLASTP/BLASTN、RefSeq、ConservedDomains、ResFinder、Isfinder等对基因功能进行详细注释及比较基因组学分析。结果:弗氏枸橼酸杆菌NY2385携带的质粒pNY2385-KPC为一种新型不相容群组质粒，包含 blaKPC-2，具有接合转移（Ⅳ型分泌系统）基因，可发生接合转移。NCBI中共检索到同型质粒15个，来源于弗氏枸橼酸杆菌、黏质沙雷菌、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和植生拉乌尔菌等细菌，为泛宿主质粒。通过对来自弗氏枸橼酸杆菌中6个该新型质粒进行序列比较分析，发现该新型质粒结构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具有携带 blaKPC-2的Tn 6296变体结构，而且质粒pCF1807-3同时具有 repApNY2385-KPC和 repAIncX8。 结论:弗氏枸橼酸杆菌中的pNY2385-KPC型质粒均携带 blaKPC-2耐药基因，分为 repApNY2385-KPC单复制子和 repApNY2385-KPC/ repAIncX8双复制子两种亚型，属于泛宿主质粒，作为可移动遗传元件促进了 blaKPC-2的传播。

目的: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肾病科因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收治的34例以半永久导管为通路进行MHD的病例为研究对象。分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点；所有患者入院后积极给予抗感染治疗，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住院期间预后情况。根据住院期间的治疗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14例）和预后良好组（20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34例患者中共分离出2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25株，葡萄球菌属为最多见病原菌，占总数的82.15%，金黄色葡萄球菌16株（57.15%），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6株（21.43%），表皮葡萄球菌7株（25.00%），包括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3株（10.71%）；革兰阴性菌3株，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各1株。单因素分析显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组发热时间比预后良好组明显延长〔d：8.50（3.75，45.00）比2.50（1.00，4.75）， P<0.01〕，血清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随机血糖（GLU）均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ESR（mm/1 h）：82.36±24.98比56.95±35.65，CRP（mg/L）：123.45±74.10比67.35±55.22，GLU（mmol/L）：8.74±3.66比6.42±1.95，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CRP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020，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2～1.038， P＝0.02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CRP预测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11；最佳截断值为104.65 mg/L时，敏感度64.3%，特异度为85.0%，说明其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结论: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时，主要以革兰阳性菌感染为主；且其预后不良主要与较高的血清CRP水平有关；血清CRP水平能有效筛选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人群。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敏感肺结核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1(IL-1)、IL-10水平表达情况，并分析两指标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敏感肺结核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均接受2HRZE/4HR方案治疗(至少6个月)，并在患者治愈后持续随访2年(至2020年5月)，随访期间，患者接受痰结核分枝杆菌厚涂片、痰菌培养等检查，并记录相关结果及痰菌复发的情况。根据随访结果分为预后良好组(未复发)与预后不良组(复发)。自制基线资料调查问卷调查患者一般人口学特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IL-1、IL-10、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NF-γ)水平；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测定白细胞计数(WBC)。比较2组一般资料及实验室指标，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IL-1、IL-10预测敏感肺结核患者治疗后短期预后不良的价值；双变量Pearson直线相关性检验敏感肺结核患者血清IL-1和IL-10的关系。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00例敏感肺结核患者，其中11例治疗失败剔除本次研究，5例失访，最终184例患者纳入本次研究。随访2年，经评估184例敏感肺结核患者中18例治愈后复发，预后不良发生率为9.78%(18/184)。预后不良组患者WBC、CRP、TNF-α、INF-γ、IL-1、IL-10均高于预后良好组( P值均<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敏感肺结核患者IL-1、IL-10与预后有关( OR＝1.68、5.00， P值均<0.05)；WBC、CRP、TNF-α、INF-γ与肺结核患者预后结局无关( P值均>0.05)；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显示，入院时血清IL-1、IL-10单独及联合预测敏感肺结核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8、0.88、0.93，均有一定预测价值；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检验，敏感肺结核患者血清IL-1与IL-10水平呈正相关( r＝0.28， P<0.05)。 结论:敏感肺结核患者血清IL-1、IL-10水平表达的临床意义在于预测敏感肺结核患者预后不良，IL-1、IL-10水平高会增加预后不良的风险。

目的:通过动物实验对比肠内延伸型胆管支架（enteral extended biliary stent，EEBS）和传统塑料支架置入前后的胆道菌群变化，初步探索EEBS在预防支架堵塞中的可能机制。方法:12只健康巴马小型猪采用简单随机方法分为传统塑料支架组（ n=6）和EEBS组（ n=6），在支架置入前及置入后4周拔除支架时采集胆汁标本进行16S rRNA基因测序，分析比较不同支架置入前后胆汁菌群结构及多样性。 结果:12只实验猪均未发生急性胆管炎、穿孔、出血、死亡等并发症，支架置入8 d后内镜复查两组支架均已脱落，于此时采集胆汁标本进行菌群分析。两组实验猪的胆道菌群在门水平主要是变形菌门、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Alpha多样性分析显示传统塑料支架组支架置入后Shannon指数（ P=0.004）和Simpson指数（ P=0.008）较前显著减小；Beta多样性分析也提示传统塑料支架置入前后菌群结构发生显著变化（Anosim： R=0.514 8， P=0.011）。EEBS组支架置入前后Observed species指数（ P=0.095）、Chao1指数（ P=0.136）、Shannon指数（ P=0.353）和Simpson指数（ P=0.227）及Beta多样性（Anosim： R=0.059 3， P=0.18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差异菌LEfSe分析显示，传统塑料支架组支架置入后脆弱拟杆菌、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肠杆菌目-肠杆菌科-埃希_志贺菌属-大肠埃希菌丰度显著升高，EEBS组支架置入后脱硫菌门-脱硫菌纲-脱硫菌目-脱硫菌科-嗜胆菌属丰度显著升高。 结论:EEBS短期置入后胆道菌群变化较小，可能通过延长反流路径达到了预防肠胆反流的效果。

目的:探讨肺移植受者术后早期肺内细菌菌群丰度、多样性和结构变化，更好地认识移植肺及气道微生态，为临床合理诊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招募2020年10月至2022年5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肺移植手术的40例受者进行研究。所有受者，在手术前4周内均未接受抗生素治疗，术后所有受者接受统一的免疫抑制方案和抗感染方案。留取来自离断自体肺以及术后第7、14天和1个月移植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进行16S核糖体RNA测序及菌群分析。结果:40例受者中男性35例，原发病为阻塞性肺疾病者14例，间质性肺疾病者19例，职业性肺疾病者3例，其他4例。术后第1周时移植肺与离断自体肺BALF中微生物α( P<0.05)和β多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2＝0.08， P＝0.001)，移植肺内菌群α多样性低于离断自体肺。术后第2周开始，移植肺菌群丰度与物种多样性逐渐增加。菌种结构也随术后时间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间点同一菌种相对丰度不同。离断自体肺与术后移植肺的BALF中均以变形菌门为主要菌群。葡萄球菌属与不动杆菌属在移植肺BALF"属"水平中相对丰度高于离断自体肺样本，但其相对丰度在术后随时间变化而降低。 结论:移植肺术后早期肺内细菌菌群α多样性低于离断自体肺，术后第2周移植肺细菌菌群丰度与物种多样性逐渐增加，移植肺菌种结构随时间发生复杂变化。

目的:研究Ⅵ型分泌系统(type Ⅵ secretion system，T6SS)在鲍曼不动杆菌致病性和耐药性中的作用。方法:收集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离自血流感染患者血液标本的45株鲍曼不动杆菌株，采用VITEK 2 Compact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测定其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菌株T6SS主要效应蛋白编码基因溶血素调节蛋白的携带情况，对T6SS阳性鲍曼不动杆菌和T6SS阴性鲍曼不动杆菌分别进行生物膜形成能力检测、抗血清试验和体外竞争试验，收集并分析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转归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 t检验、秩和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45株鲍曼不动杆菌中24株T6SS阳性，阳性率为53.3%。T6SS阳性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他啶、环丙沙星、庆大霉素、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妥布霉素和头胞吡肟的耐药率分别为95.8%、95.8%、66.7%、95.8%、79.2%、95.8%、79.2%和91.7%，高于T6SS阴性鲍曼不动杆菌的28.6%、28.6%、28.6%、28.6%、9.5%、23.8%、23.8%和28.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12、22.12、6.51、22.12、21.83、24.72、13.79、18.97，均 P<0.05)。T6SS阳性鲍曼不动杆菌的生物膜形成能力、血清抗性和竞争能力均高于T6SS阴性鲍曼不动杆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99、 Z＝－2.61、 Z＝－2.27，均 P<0.05)。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来源鲍曼不动杆菌的T6SS阳性率为80.0%(16/20)，高于非ICU来源菌株的32.0%(8/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0.29， P<0.05)，但鲍曼不动杆菌是否携带T6SS对患者病死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74， P＝0.188)。 结论:T6SS阳性鲍曼不动杆菌具有较高的致病性，且其高耐药率使得治疗较困难，亟需引起临床医师尤其是ICU医师的高度重视。

目的:评估mCIM联合eCIM试验、Carba-5和Carba-R三种方法检测碳青霉烯类耐药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organisms，CRO)中常见碳青霉烯酶型的性能。方法:随机挑选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临床分离的122株非重复CRO菌株，应用生物梅里埃MALDI-TOF MS全自动快速质谱仪对菌株进行菌种鉴定，分别采用改良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灭活试验(mCIM联合eCIM试验)、Carba-5检测条和Carba-R试剂盒对所有菌株进行碳青霉烯酶型检测；以PCR法检测结果为金标准，评价上述3种检测方法的性能。结果:122株CRO菌株属于12个不同菌种，PCR法碳青霉烯酶型检测结果：共112株检测结果阳性，KPC-2型阳性70株，占57%(70/122)，其中肺炎克雷伯菌46株，铜绿假单胞菌12株，其他菌株12株；OXA-232型阳性19株占15%(19/122)，均为肺炎克雷伯菌；NDM型阳性20株占16%(20/122)，其中NDM-1型阳性7株和NDM-5型阳性13株，以大肠埃希菌为主(12/20)；IMP-4型阳性2株，分别为肺炎克雷伯菌和阿氏肠杆菌；检测出1株同时产KPC-2和IMP-4的肺炎克雷伯菌；未检测到VIM型碳青霉烯酶；有10株未检出以上5种基因型。与金标准PCR方法相比mCIM联合eCIM试验灵敏度为95.65%(22/23)，特异度为100.00%(90/90)，阳性预测值(PPV)为100.00%(22/22)，阴性预测值(NPV)为98.90%(90/91)，诊断准确度为99.11%(112/113)；Carba-5和Carba-R试验的灵敏度、特异性、PPV、NPV和诊断准确度均为100%。结论: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目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可以使用Carba-5试验快速、准确地检测常见碳青霉烯酶型，有条件的实验室还可以选择Carba-R试验，并监测患者是否存在碳青霉烯耐药菌的定植；而Carba-5和Carba-R检测结果阴性时，建议结合药敏结果进行mCIM联合eCIM试验检测。

目的:探讨脓毒症患者肠道菌群紊乱与肠道屏障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前瞻性对比研究方法，纳入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脓毒症患者10例，同期入住且未并发脓毒症的患者10例，健康人10例，依次分组为脓毒症组、非脓毒症组、健康对照组。①记录一般资料。②运用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对3组实验对象粪便标本进行菌群检测分析。③采集脓毒症组及非脓毒症组患者静脉血并运用酶法测定血D-乳酸、细菌内毒素水平。④相关性分析得出D-乳酸、细菌内毒素水平同脓毒症患者肠道菌群菌门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①脓毒症患者临床感染致病菌与肠道致病菌属变化一致性的观察分析:脓毒症患者痰培养为鲍曼不动杆菌(对应患者编号为S5、S6、S8)、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应患者编号为S6、S7)、肠球菌属(对应患者编号为S7)，在对应患者肠道菌群中已有相应菌属OUT丰度升高。脓毒症患者(对应患者编号为S7)血培养为大肠杆菌，该患者肠道菌群中埃希氏菌属OUT丰度升高。②血D-乳酸及细菌内毒素水平与肠道菌群相关性分析：非脓毒症组和脓毒症组患者血D-乳酸水平与肠道菌群中厚壁菌门比例呈负相关、变形菌门比例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32、0.468，均 P<0.05)。 结论:脓毒症患者紊乱的肠道菌群同肠屏障功能障碍存在相关性。脓毒症患者临床感染致病菌与肠道致病菌属扩张具有潜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