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挖掘新型四环素类药物不良反应信号,为临床安全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方法 提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3种新型四环素所有不良事件(ADE)数据,获取奥马环素、替加环素和依拉环素列为"首要怀疑"报告,用报告比值比法(ROR)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识别5 896份与新型四环素相关的ADE报告,其中替加环素ADE阳性信号99个,奥马环素为37个,依拉环素为8个.3种新型四环素ADE信号存在较大差异.凝血酶时间延长、淀粉酶异常等与替加环素相关性最强;而未执行规定药物剂量和牙齿变色等与奥马环素相关性较强;血纤维蛋白原降低和静脉炎等与依拉环素相关性最高.替加环素主要累及肝胆系统(ROR=7.15)和血液及淋巴系统(ROR=4.95);奥马环素则涉及胃肠系统(ROR=3.32);而依拉环素与各类检查(ROR=2.79)和循环系统(ROR=2.72)相关性强.本研究还发现多个四环素新ADE,如入睡障碍、胡言乱语、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血纤维蛋白原降低等.结论 新型四环素ADE信号和累积器官系统特点各不相同.临床在使用新型四环素类药物时,应结合药物ADE特点进行个体化用药和ADE监测.

目的 比较放化疗联合免疫检点抑制剂(ICIs)与单独放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为晚期NSCLC治疗提供合适的治疗方案.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和Cochrane数据库自建库至2023年5月27日的相关文献,检索关键词为 chemoradiotherapy、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carcinoma、non-small-cell lung cancer.纳入标准:比较放化疗联合ICIs和单独放化疗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结局指标包括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1年总生存率、1年无进展生存率、不良反应发生率;语种限制英文.排除标准:单臂试验;病例报告、尸体或动物实验、文献综述、新闻、评论、书信;资料不全、重复报道的临床数据集.结果 共纳入了 23项研究,在疗效分析中,相比单独放化疗,放化疗联合 ICIs 治疗改善了患者 OS(HR=0.57,95％CI:0.52～0.62,P＜0.001)和 PFS(HR=0.58,95％CI:0.53～0.62,P＜0.001),延长了一年总生存率(OR=1.98,95％CI:1.68～2.34,P＜0.001)和无进展生存率(OR=1.85,95％CI:1.62～2.12,P＜0.001).在安全性分析中,相比单独放化疗,放化疗联合ICIs组任何级别不良事件(OR=1.93,95％CI:1.34～2.78,P＜0.001)、任何级别肺炎(OR=1.64,95％CI:1.24～2.16,P＜0.001)、发热(OR=1.96,95％CI:1.18～3.24,P=0.001)、皮疹(OR=1.10,95％CI:0.73～1.67,P=0.009)、瘙痒(OR=3.51,95％CI:1.86～6.62,P＜0.001)、甲状腺功能障碍(OR=8.15,95％CI:3.24～20.48,P＜0.001)发生率更高.结论 对于晚期NSCLC患者,放化疗联合ICIs的疗效优于单独放化疗,但增加了呼吸、皮肤、内分泌系统的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

为了保障窄治疗指数(narrow therapeutic index,NTI)药品仿制药替代的安全有效性,完善与优化我国的仿制药替代政策,通过检索国外文献数据库以及政府网站,梳理域外国家保障NTI药品仿制药替代安全有效性的代表性举措,涉及药物研发注册、仿制药临床替代和上市后监测等环节,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可以借鉴参考的做法.研究发现我国在NTI药品仿制药替代方面存在NTI药品的生物等效性研究对象不明确、NTI药品的仿制药替代决策依据合理性有待提升和上市后监测系统不完善等问题和挑战.建议制定NTI药品清单、充分发挥医师和药师在仿制药替代中的作用、依据用药风险高低调整NTI药品仿制药替代和完善仿制药替代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系统等建议.

目的:评价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5研究（CCCG-ALL-2015）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临床效果及主要预后相关因素。方法:采用CCCG-ALL-2015统一方案对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CCCG-ALL协作组20家医院的7 640例初诊ALL患儿进行分层治疗。根据临床及生物学特征进行危险度分组，并根据诱导治疗第19天、46天微小残留病（MRD）结果调整危险度，不同危险度予以不同强度的化疗，全程无放疗。方案设计2个随机对照研究：费城染色体阳性ALL（Ph +ALL）患儿在化疗基础上随机接受达沙替尼（Ph-D组）或伊马替尼（Ph-I组）治疗；根据维持治疗后期是否加用7个周期的地塞米松和长春新碱随机分为两组（A组为加用，B组为不加用），比较两组生存率差异。总生存率（OS）和无事件生存率（EFS）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多因素模型。 结果:共7 640例患儿入组，男4 521例、女3 119例。7 508例获得完全诱导缓解，诱导缓解率为98.3%。189例Ph +ALL患儿随机研究显示，达沙替尼（Ph-D）5年EFS优于伊马替尼（Ph-I）［60.1%（95% CI 49.8%~72.5%）比39.4%（95% CI 26.9%~57.7%），χ 2=5.00， P=0.020］。维持治疗期间是否加用地塞米松和长春新碱随机研究显示，低危患儿A、B两组间EFS和OS差值单侧95% CI上限分别为0.02和0.01，中、高危患儿A、B两组间EFS和OS差值单侧95% CI上限分别为0.05和0.01，小于预设的非劣效边界值0.05。整组患儿随访3.5（2.4，4.8）年，5年OS和EFS分别为90.9%（95% CI 90.2%~91.7%）和80.1%（95% CI 79.0%~81.2%），累积复发率15.3%（95% CI 14.3%~16.3%），单纯中枢神经系统（CNS）累积复发率为1.9%（95% CI 1.6%~2.2%），累及CNS累积复发率为2.7%（95% CI 2.3%~3.1%）。5年治疗相关累积病死率为1.3%（95% CI 1.0%~1.6%）。多因素分析发现B-ALL中，年龄≥10岁、男性、初诊白细胞计数≥50×10 9/L、初诊时中枢类型为CNS2或CNS3、有BCR-ABL融合基因、KMT2A基因重排、无ETV6-RUNX1融合基因、诱导第19天、第46天MRD>0.01%均为预后不良因素（均 P<0.05）；T-ALL中有BCR-ABL融合基因、诱导第46天MRD>0.10%为预后不良因素（均 P<0.05）。 结论:无颅脑预防性放疗的CCCG-ALL-2015方案远期预后良好，CNS复发率低，治疗相关病死率低，达沙替尼在Ph +ALL中比伊马替尼更有效。维持治疗后期去掉长春新碱和地塞米松并不降低预后。

目的:评估两种甘精胰岛素在不同基线糖化血红蛋白（HbA 1c）亚组的中国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方面的相似性。 方法:I4L-GH-ABET（ABET）研究是一项24周、随机对照、开放标签的中国T2DM 3期研究。自2018年3月22日至2020年3月18日纳入了来自中国32家中心的536例T2DM患者。研究对象按2∶1的比例采用交互式网络应答系统方法随机分为LY IGlar组（甘精胰岛素LY2963016，359例）和IGlar组（甘精胰岛素来得时 ?，177例）。本研究为ABET研究的亚组分析，根据基线HbA 1c水平将研究对象分为基线HbA 1c<8.5%亚组（319例，其中LY IGlar组214例、IGlar组105例）和基线HbA 1c≥8.5%亚组（217例，其中IGlar组145例、IGlar组72例），比较LY IGlar和IGlar在疗效与安全性方面的相似性。疗效终点包括第24周HbA 1c较基线变化、7点自我监测血糖（7-SMBG）、空腹血糖（FPG）、体重较基线变化及第24周时胰岛素剂量。安全性终点包括低血糖、治疗中出现的不良事件（TEAE）和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治疗中出现抗体应答（TEAR）的患者比例。采用重复测量混合效应模型评估疗效指标。采用Mantel-Haenszel检验和Breslow Day检验评估安全性指标。 结果:在基线HbA 1c<8.5%亚组和HbA 1c≥8.5%亚组中，接受LY IGlar和IGlar治疗的患者基线特征相似。相比基线HbA 1c<8.5%亚组，HbA 1c≥8.5%亚组患者第24周时HbA 1c较基线的降幅更大，但两个治疗组的HbA 1c降幅相似［基线HbA 1c<8.5%亚组：LY IGlar组和IGlar组最小二乘均值（LSM）分别为-0.82%和-0.75%， P=0.377；基线HbA 1c≥8.5%亚组：LY IGlar组和IGlar组LSM分别为-1.95%和-1.94%， P=0.932］。第24周时，在不同基线HbA 1c亚组中，LY IGlar组和IGlar组的7-SMBG、FPG和体重较基线的变化及基础胰岛素剂量相似。在24周的治疗期间，在不同HbA 1c亚组中，LY IGlar组和IGlar组的总体低血糖发生率［基线HbA 1c<8.5%亚组：LY IGlar组为56.1%（120/214），IGlar组为60.0%（63/105）， P=0.506；基线HbA 1c≥8.5%亚组：LY IGlar组为41.4%（60/145），IGlar组为45.8%（33/72）， P=0.533］和夜间低血糖发生率［基线HbA 1c<8.5%亚组：LY IGlar组为15.9%（34/214），IGlar组为14.3%（15/105）， P=0.710；基线HbA 1c≥8.5%亚组：LY IGlar组为7.6%（11/145），IGlar组为9.7%（7/72）， P=0.59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且均未报告严重低血糖事件。两个治疗组在TEAE与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以及治疗中出现TEAR的患者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基线HbA 1c<8.5%亚组和HbA 1c≥8.5%亚组中，LY IGlar和IGlar治疗无显著的治疗-HbA 1c亚组交互效应（ P>0.05）。 结论:在不同基线HbA 1c亚组（<8.5%和≥8.5%）的中国T2DM患者中，LY IGlar和IGlar具有相似的疗效与安全性。

目的: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结论: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目的:探讨基于多学科诊疗(MDT)模式的急救系统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救治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选取该院急诊收治的AMI患者80例，根据入院时间分为对照组(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40例)及观察组(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每组40例。对照组实施急诊常规性管理，观察组应用基于MDT模式的急救系统实施管理，比较两组患者救治效率、救治成功率及患者护理满意率。结果:观察组院内分诊时间、辅助检查时间、检查报告判读时间、建立静脉通道时间、导管室激活时间、入门至球囊扩张时间(D-to-B)以及急诊停留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救治成功率及患者救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心脏不良事件及护理纠纷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MDT模式的急救系统应用在急诊AMI患者中可有效缩短患者救治时间，降低患者不良心脏事件，提高患者救治效果及救治满意率。

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目的:了解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AE）及其发生风险。方法: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报告的有关brexu-cel的神经系统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信息成分（ IC）法及报告比值比（ ROR）法进行信号挖掘。报告数≥3， IC的95%置信区间（ CI）下限>0或 ROR的95% 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风险信号。统计分析发生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后出现死亡不良结局的患者比例。 结果:共收集到1 960例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涉及559例患者，22个PT。采用 IC法和 ROR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15个阳性信号（PT）。AE报告数排前5位的PT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153例）、意识模糊状态（32例）、脑病（29例）、震颤（27例）、失语（25例）；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 IC=7.81， ROR=235.74）、脑病（ IC=4.74， ROR=26.96）、失语（ IC=4.28， ROR=19.58）、脑水肿（ IC=3.35， ROR=10.24）、失禁（ IC=3.04， ROR=8.22）。失禁（报告数6， IC=3.04， ROR=8.22）在说明书中未见记载。22个PT中有17个PT所涉及的患者出现死亡不良结局，其中，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的死亡比例为18%（28/153）；死亡结局患者比例>50%的PT为刺激反应消失（80%，4/5）、脑水肿（75%，6/8）、脑血管意外（67%，2/3）、困倦（60%，3/5）、惊厥发作（57%，4/7）。 结论:CAR-T细胞疗法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AE较常见，其中失禁尚未被说明书记载；部分AE（刺激反应消失，脑水肿，困倦）临床结局较差，应提高警惕，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目的:分析影响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去甲肾上腺素（NE）安全性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方法，根据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及护理不良事件报告卡中选取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通过外周静脉输注NE用于纠正低血压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外周静脉导管置入位置和静脉留置针类型，发生外渗患者一般情况及NE使用特征。采用单因素及二元Logistic多因素回归方法分析与外渗有关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危险因素对发生外渗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 022例患者使用NE，经初步筛选，910例使用NE用于纠正低血压，其中116例使用外周静脉输注，患者平均年龄（52.91±18.69）岁，女性较多（77例，占66.4%）；基础疾病主要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100例，占86.2%），其次为高血压（91例，占78.4%）、冠心病（87例，占75.0%）、2型糖尿病（74例，占63.8%）；原发疾病主要为感染性休克（109例，占94.0%）。外周静脉置入导管共147例次，最常见的穿刺部位为前臂〔78.9%（116/147）〕，其次为手臂静脉〔12.2%（18/147）〕和肘正中静脉〔8.8%（13/147）〕；89.9%的留置针直径为20 G，因需要持续输注NE，在后续治疗过程中有75例（64.7%）患者置入中心静脉导管（CVC），6例（5.2%）患者发生外渗情况，外渗发生中位时间为29（23～39）h。6例发生外渗患者NE输注中位时间为23（11～53） h；输注浓度为60 mg/L者2例，输注浓度为120 mg/L者4例；输注速率为0.5～1.0 μg·kg -1·min -1，平均（0.75±0.04） μg·kg -1·min -1。经单因素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发生外渗有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①患者相关因素：存在基础疾病高血压〔优势比（ OR）＝3.11，95%可信区间（95% CI）为3.09～3.12， P＝0.001〕、水肿（ OR＝1.79，95% CI为1.32～2.99， P＝0.032）。②输注液体相关因素：长时间（>24 h）输注（ OR＝2.91，95% CI为1.04～5.96， P＝0.040）、输注浓度>60 mg/L（ OR＝1.88，95% CI为1.32～3.99， P＝0.024）、输注速率>0.3 μg·kg -1·min -1（ OR＝2.43，95% CI为2.38～2.51， P＝0.029）、留置针直径<20 G（ OR＝3.11，95% CI为3.09～3.22， P＝0.033）。③医护人员相关因素：未定时密切观察和评估（ OR＝1.09，95% CI为1.03～6.77， P＝0.043）。ROC曲线分析显示，水肿、长时间输注（>24 h）、输注速率>0.3 μg·kg -1·min -1、留置针直径<20 G对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NE发生外渗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10、0.762、0.672、0.629，95% CI分别为0.508～0.713、0.675～0.849、0.571～0.772、0.525～0.732， P值分别为0.044、0.000、0.002、0.019。 结论:高血压、水肿、长时间输注（>24 h）、输注浓度>60 mg/L、输注速率>0.3 μg·kg -1·min -1、留置针直径<20 G以及医护人员未定时密切观察和评估是影响感染性休克患者经外周静脉输注NE安全性的危险因素，临床中尽量避免存在上述危险因素时经外周静脉输注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