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Ⅱ/Ⅲ型胃食管结合部腺癌(AEG)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及术后随访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2019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接受手术的134例AEG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12例，女性22例，男女比例为5.1∶1；年龄27～82岁，平均年龄62.1岁。主要研究指标为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和3年总体生存率，次要研究指标为淋巴结转移率和淋巴结转移分布情况。随访方式主要以门诊、电话等方式开展。随访期间，患者需要接受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胸、腹部CT检查以及每年进行1次胃镜检查，评估疾病情况，随访期至2020年1月。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进行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逐步法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COX回归风险模型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浸润深度( OR＝4.341，95% CI：2.498～7.545， P＝0.000)、肿瘤大体类型( OR＝3.626，95% CI：1.425～9.228， P＝0.007)及脉管内癌栓( OR＝2.888，95% CI: 1.106～7.544， P＝0.030)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Ⅱ/Ⅲ型AEG患者均易出现腹腔淋巴结转移，其中以第1、2、3、4、7、11组淋巴结为主。Ⅲ型AEG患者易出现第5、6组淋巴结转移，而其在Ⅱ型AEG中转移率低。与Ⅲ型AEG相比，Ⅱ型AEG易出现纵隔淋巴结转移，其中以第110和111组淋巴结为主，转移率分别为7.1%和3.0%。3年随访发现无淋巴结转移(82.1%比46.1%， P＝0.046)和接受辅助化疗(60.6%比39.4%， P＝0.007)的患者，术后生存期显著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肿瘤浸润深度、肿瘤大体类型和脉管内癌栓是影响AEG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合并有淋巴结转移的AEG患者远期预后差，但是辅助化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目的:探索3D打印技术在胸外科肺癌根治术解剖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9月至2020年9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规培轮转的40名青年医生作为研究对象。以信封抽签的方式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0名。对照组进行传统教学培训，试验组进行3D打印技术辅助的培训。培训1个月后用客观教学效果测试考核与主观教学效果问卷调查来评价。采用SPSS 24.0进行 t检验、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检验。 结果:所有学员分别在平扫CT下与术中胸腔镜视野下，识别肺段动脉、肺段支气管、肺段静脉、第7组纵隔淋巴结、第2、4组淋巴结（右侧）或第5、6组淋巴结（左侧）共5组解剖结构。试验组学员的CT平扫识别准确性[（84.00±11.42）分]与胸腔镜解剖识别准确性[（74.00±13.14）分]均高于对照组[（71.00±10.71）（56.50±9.88）分]。试验组学员的主观评价在教学方式认可度、教学兴趣提高度、CT影像熟悉度、术中解剖熟悉度方面均高于对照组。结论:相比传统教学，3D打印技术可提高学员的客观教学效果测试考核成绩，同时可提高学员的教学方式认可度、教学兴趣提高度、CT影像熟悉度及术中解剖熟悉度。

目的:总结儿童肺隐球菌病临床资料，以提高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河北省儿童医院2012年3月至2019年9月收治的8例肺隐球菌病患儿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病原学检查、治疗与转归。结果:8例患儿免疫功能检查均正常，其中4例有禽类接触史。8例患儿均有长期发热，7例伴有轻微咳嗽。8例患儿外周血白细胞升高；6例嗜酸粒细胞升高；6例IgE升高。6例患儿肺部CT表现为多发斑片、结节、条索样高密度影，2例表现为双肺弥漫粟粒样小结节影，7例伴有纵隔和/或肺门淋巴结肿大，8例伴有腹腔淋巴结肿大。6例患儿新生隐球菌培养阳性确诊，其中3例第一次培养阴性，第二次培养阳性确诊；2例患儿隐球菌荚膜抗原阳性确诊。8例患儿均给予抗真菌治疗，其中1例发生肺外播散患儿临床控制不佳，其余预后良好。结论:免疫功能正常儿童可患肺隐球菌病，长期发热是最主要临床表现。外周血白细胞升高、嗜酸粒细胞升高、IgE升高是急性期相对特异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以双肺结节为主，常伴多组淋巴结肿大，多次多部位真菌培养可提高确诊率。

61岁男患者，反复大咯血2周。曾行覆膜支架置入术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心脏大血管CTA提示：覆膜支架近端主动脉弓周围血肿形成，气管受压，纵隔积气。超声心动图提示主动脉弓下囊实性包块大小约48 mm×52 mm；心包大量积液。通过正中切口，体外循环下行覆膜支架取出＋纵隔血肿清除＋全弓置换＋支架象鼻手术。术后患者出现肺部感染，经治疗后各项指标恢复良好，康复出院。

目的:探讨伴有脑膜上皮细胞样旋涡特征的去分化脂肪肉瘤（dedifferentiated liposarcomas with meningothelial-like whorls,DDLMW）的组织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遗传学特征。方法:收集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3月至2018年8月诊断为DDLMW的患者6例病历资料及存档切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MDM2、CDK4、p16等，应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法检测MDM2基因扩增情况，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男性3例，女性3例；4例发生于后腹膜，2例发生于纵隔，发病年龄范围40~77岁（中位年龄58岁）。大体表现为巨大单发或多发结节状肿块，镜下除了可见高分化脂肪肉瘤成分之外，均可见具有特征性的旋涡样结构，形态类似脑膜瘤；旋涡小体肿瘤细胞梭形或卵圆形，同心圆状致密排列，轻-中度异型性；此外，4例在旋涡小体的周围或中间可见化生性骨组织。免疫表型：肿瘤组织表达MDM2、CDK4、p16，不表达S-100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SOX10、上皮细胞膜抗原、CD21、CD23、CD35；肿瘤细胞Ki-67阳性指数低。6例经FISH检测均显示肿瘤细胞伴有MDM2基因的扩增。结论:DDLMW是一种罕见的去分化脂肪肉瘤的组织学亚型，特征性的旋涡状结构并不预示其有神经束膜或滤泡树突细胞的分化，认识并熟悉其存在结合免疫组织化学及MDM2基因FISH检测有助于其诊断与鉴别诊断。

目的:探讨自牵引后离断（SPLT）技术在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03例临床分期Ⅰ~Ⅱ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患者（Siewert Ⅱ型）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5例，女38例；中位年龄为59岁，年龄范围为45~79岁。103例患者中，49例行SPLT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SPLT组；54例行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传统组。观察指标：（1）术中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术中情况：SPLT组患者手术时间、消化道重建时间、术中出血量、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分别为（261±48）min、（26±4）min、（114±42）mL、8.0（6.5，9.5）枚、1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4±42）min、（30±6）min、（118±46）mL、5.5（4.0，8.0）枚、9例；两组患者消化道重建时间、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34， Z=-4.05， χ2 =4.72，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87，-0.47， P>0.05）。（2）术后情况：SPLT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分别为（11.5±2.7）d、4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2.5±4.3）d、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47， χ2=1.68， P>0.05）。103例患者中，13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左侧胸腔积液5例、吻合口漏4例、轻度肺炎2例、切口感染1例、乳糜漏1例。4例患者发生吻合口漏，位置均在食管-空肠吻合口处，腹段食管受侵犯均>1 cm，术中均放置纵隔引流管经腹壁引出，通过肠内、外营养支持和充分引流后全部治愈。其余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治愈。（3）随访情况：49例SPLT组患者中，4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8±4）个月。随访期间，1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2.33%（1/43）。54例传统组患者中，5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7±4）个月。随访期间，4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7.55%（4/53）。两组患者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47， P>0.05）。 结论:SPLT技术可用于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与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比较，可降低中转辅助情况，增加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缩短消化道重建时间。

目的:分析女性生殖器官畸形中其他系统伴发畸形的发生率和临床表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于北京协和医院诊断子宫、子宫颈或阴道畸形的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以美国生殖医学学会2021年分类标准为基础进行生殖器官畸形的分类，统计各类生殖器官畸形的伴发畸形发生率和伴发畸形的具体表现。结果:总计纳入444例生殖器官畸形患者，泌尿系统、骨骼系统等生殖器官外伴发畸形的总体发生率为43.5%（193/444）。阴道斜隔综合征患者均有梗阻侧的肾脏畸形（100.0%，78/78），双子宫患者的伴发畸形发生率高达8/11，单角子宫为43.5%（10/23），Mayer-Rokitansky-Küster-Hauser综合征为33.6%（79/235），纵隔子宫为18.8%（6/32），子宫颈发育不良为18.5%（12/65）。泌尿系统伴发畸形（30.6%，136/444）和骨骼系统伴发畸形（13.5%，60/444）在各个类型生殖器官畸形中均为最常见的伴发畸形，其中尤以单肾缺如和脊柱侧凸常见。结论:伴发泌尿系统和骨骼系统畸形是女性生殖器官畸形的重要特点，推荐对所有女性生殖器官畸形患者行泌尿系统超声和全脊柱正侧位X线片筛查。

目的:分析IgG4相关性肺疾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2月至2021年5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为IgG4相关性肺疾病60例的患者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预后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60例患者中，男40例，年龄（58.2±12.9）岁，发病年龄（57.1±13.2）岁，31.7%（19例）患者有过敏疾病史。36.7%（22例）患者病程中出现呼吸系统症状。94.6%（53/56）患者血清IgG4>1.35 g/L，24.1%（14/58）患者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升高，79.2%（38/48）患者IgE升高，53.7%（29/54）患者补体C3或C4下降。常见影像学表现包括结节样改变38例（63.3%），纵隔和（或）肺门淋巴结肿大34例（56.7%），磨玻璃影31例（51.7%），53例（88.3%）患者存在2种及以上影像学改变。病理学检查以淋巴浆细胞浸润及纤维增生为主要表现，仅1例可见闭塞性静脉炎。有呼吸系统症状组（22例）血清总IgG（及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均高于无症状组（38例），分别为43.2比17.8 g/L和0.30×10 9/L比0.14×10 9/L，均 P<0.05；合并过敏性疾病比例低于无症状组，胸部CT存在实变影比例高于无症状组，均 P<0.05；两组血清IgG4、IgE、补体水平及治疗后影像学转归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IgG4相关性肺疾病临床表现无特异性，无呼吸系统症状患者占较高比例；胸部CT表现具有高度异质性，且易出现多种影像学改变共存。有无呼吸系统症状组患者主要临床特征及治疗后影像学转归差别不大。

目的: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结论: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胸腺肿瘤是前纵隔中最常见的肿瘤，以往认为发病率较低，同时生物学行为相对惰性，缺乏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获得的高级别循证证据指导临床。目前不同区域内对胸腺肿瘤诊治经验并不均衡，胸腺肿瘤诊疗过程中仍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探讨。本文拟通过综合纵隔占位手术指征、胸腺肿瘤手术切除范围、手术路径、术中淋巴结清扫及术后管理策略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规范胸腺肿瘤外科治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