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深入探究T1全域灰度直方图分析在儿童后颅窝星形细胞瘤与室管膜瘤鉴别诊断中的实用价值.方法 本研究对我院数据库中记录的51例经MRI检查及病理确诊的儿童后颅窝肿瘤病例进行了详尽的回顾性剖析.在这51例病例中,星形细胞瘤占26例(男性12例,女性14例),室管膜细胞瘤占25例(男性13例,女性12例).患者年龄分布在1至1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5±2.3)岁.我们运用Mazda软件,在两组MR增强T1矢状位图像的每一层肿瘤层面上,精确地勾画出感兴趣区域,并进行全面的灰度全域直方图分析.接着,我们对这两组直方图参数特征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学对比,旨在深入剖析各参数在鉴别诊断中的统计意义,以期为儿童后颅窝肿瘤的精确诊断提供更为有效的辅助手段.结果 在深入分析通过增强T1全域灰度直方图所提取的九个参数时,我们发现其中四个参数——变异度(Variance)、偏度(Skewness)、第一百分位数(Perc.01％)以及第10百分位数(Perc.10％)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差异(P均＜0.05),这一发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特别是Variance这一参数,其灵敏度高达73.3％,特异度也达到了61.9％,且其曲线下面积(AUC)为0.731,展现出优秀的鉴别效能.进一步地,我们确定了Variance的最佳临界值为740.71,这一具体数值为我们的诊断提供了明确的参考标准.结论 增强的T1全域灰度直方图分析在儿童后颅窝星形细胞瘤和室管膜瘤的鉴别诊断中,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价值.这一方法不仅能够为医生提供新的诊断视角,而且有望成为一种针对这两种儿童后颅窝肿瘤的有效辅助诊断工具,为我们的医疗实践带来积极的影响.

目的 通过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者的临床数据和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分析SLE患者继发感染和继发严重感染的危险因素,进一步探究淋巴细胞亚群与SLE继发严重感染的关系.方法 收集SLE患者的临床数据,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SLE患者感染组和非感染组临床数据的差异;比较SLE患者感染组、非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淋巴细胞亚群的差异;使用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SLE患者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进一步比较SLE患者严重感染组、非严重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淋巴细胞亚群的差异,再采用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淋巴细胞亚群对SLE患者继发严重感染的危险因素,绘制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即ROC曲线),分析其对SLE患者继发严重感染的临界值.结果 研究共纳入 382 名SLE患者,发生感染的患者有 94 名,感染发生率为 24.6%.其中,严重感染为 4.5%.最常见的感染部位是肺,占 43.7%;其次是上呼吸道,占 13.6%.最常见的病原体是细菌,占 64.9%;其次是病毒,占 12.8%.与非感染组相比,SLE患者感染组外周血中的CD4+T细胞、CD8+T细胞水平显著下降(P均<0.05),B细胞和NK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SLE患者继发感染的危险因素为C反应蛋白(P=0.012)、白蛋白(P=0.005)以及激素用量(P=0.026).与SLE患者非严重感染组和健康对照组相比,严重感染组的CD4+T细胞、CD8+T细胞、B细胞和NK细胞均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NK细胞(P=0.039,P<0.05)和红细胞沉降率(P=0.037,P<0.05)是SLE患者继发严重感染的危险因素,其中NK细胞诊断SLE继发严重感染临界值为 18 个/μL,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3.2%和 77.8%.结论 从SLE病例数据分析,SLE患者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为:白蛋白的减少、激素用量增加和C反应蛋白水平增加.外周血NK细胞减少是SLE患者继发严重感染的危险因素,可能对SLE患者继发严重感染具有很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 分析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可溶性凝集素样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受体-1(soluble lectin-like 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1,sLOX-1)、氧化修饰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ox-LDL)水平与高血压脑出血(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HICH)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66例HICH病例资料,患者术后均持续随访1个月,使用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acle,GOS)评估患者预后,GOS 1～3分为预后不良(n=32),GOS 4～5分为预后良好(n=34).比较两组基线资料、Lp-PLA2、sLOX-1、ox-LDL水平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HICH患者Lp-PLA2、sLOX-1、ox-LDL水平与NIHSS评分的相关性.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ROC)分析Lp-PLA2、sLOX-1、ox-LDL水平评估HICH患者预后的价值.结果 两组HICH患者性别、年龄、发病至入院时间、高血压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预后不良组HICH患者出血量、Lp-PLA2、sLOX-1、ox-LDL水平与NIHSS评分均高于预后良好组(均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HICH患者Lp-PLA2、sLOX-1、ox-LDL水平与NIHSS评分均呈正相关(P<0.05).ROC分析结果显示:Lp-PLA2、sLOX-1、ox-LDL水平在评估HICH患者预后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57.75μg/L、362.50ng/L、54.15μg/dL,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93、0.900、0.793(P<0.05),敏感度分别为75.00%、87.50%、78.13%,特异度分别为82.35%、82.35%、76.47%.结论 预后不良组HICH患者Lp-PLA2、sLOX-1、ox-LDL水平呈高表达,Lp-PLA2、sLOX-1、ox-LDL水平越高,神经损伤越严重,且Lp-PLA2、sLOX-1、ox-LDL水平在评估HICH患者预后中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探讨NME3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等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胃癌根治术的156例胃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取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标本，部分癌旁组织未符合要求，最终对156例癌组织和139例癌旁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NME3蛋白表达情况，采用H评分系统对NME3蛋白表达水平进行评分，以6分为临界值，区分NME3蛋白高表达（H评分≥6分）和低表达（H评分<6分）。按照癌组织中NME3蛋白高、低表达，将患者分为NME3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分析两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对两组进行总生存（OS）分析，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确定影响胃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156例患者中位年龄[ M（ Q1， Q3）]为61岁（53岁，68岁），其中男性110例（70.5%），女性46例（29.5%）。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低于癌旁组织[51.9%（81/156）比75.5%（105/1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60， P<0.001）。中-低分化+中分化患者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高于低分化患者[63.3%（50/79）比39.4%（28/71）]，pTNM分期Ⅲ~Ⅳ期高于Ⅰ~Ⅱ期[55.5%（76/137）比26.3%（5/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auran分型肠型、混合型、弥漫型患者中癌组织NME3高表达患者比例分别为62.2%（46/74）、52.0%（13/25）、39.3%（22/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9， P=0.035）。NME3高表达组患者OS优于低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男性和女性患者中NME3高表达组患者OS均优于低表达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NME3在癌组织中的表达（高表达比低表达： HR=0.342，95% CI：0.207~0.564， P<0.001）、肿瘤家族史（有比无， HR=2.240，95% CI：1.285~3.907， P=0.004），pN分期（N 2~3期比N 0~1期， HR=2.133，95% CI：1.114~4.083， P=0.022），pM分期（M 1期比M 0期， HR=2.761，95% CI：1.386~5.500， P=0.004），癌胚抗原（CEA）水平（>5 ng/ml比≤5 ng/ml， HR=1.688，95% CI：1.018~2.798， P=0.042），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35 U/ml比≤35 U/ml， HR=2.913，95% CI：1.403~6.047， P=0.004）是胃癌患者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NME3在胃癌组织中低表达，其在分化程度较高、分期晚以及肠型胃癌中具有更高的表达水平，且NME3低表达是胃癌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推测NME3在胃癌中可能发挥肿瘤抑制作用。

目的:探讨射波刀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的近期临床效果和安全性及此类患者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20年7月至2022年1月在吉林省肿瘤医院接受射波刀治疗脑转移瘤的58例NSCLC患者临床资料。射波刀治疗后3个月，依据头部增强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脑转移瘤变化评价放疗疗效。采用Kaplan-Meier法对58例患者进行总生存（OS）和局部无复发生存（LRRFS）分析；以患者随访期间生存状态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判断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生存情况的效果，并获得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最佳临界值；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OS和LRRFS的临床因素；评估射波刀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结果:58例患者中，男性26例（44.8%），女性32例（55.2%），中位年龄[ M（ Q1， Q3）]64岁（56岁，70岁）；每例患者有1~7个脑转移病灶，58例患者共有98个脑转移病灶。射波刀治疗后3个月内死亡2例（3.4%）；其余56例患者治疗后3个月，完全缓解3例（5.4%），部分缓解36例（64.3%），疾病稳定13例（23.2%），疾病进展4例（7.1%）；ROC曲线分析显示，依据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判断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生存的曲线下面积为0.593（95% CI：0.423~0.763），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最佳临界值为15 cm 3。中位随访时间12.6个月（7.5个月，17.9个月）。6、12个月的OS率分别为91.3%、79.5%，6、12个月的LRRFS率分别为93.0%、89.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70分比≤ 70分， HR=0.103，95% CI：0.019~0.545， P=0.007）、颅外肿瘤控制情况（已控制比未控制， HR=0.145，95% CI：0.049~0.429， P<0.001）、累计脑转移瘤体积（≤15 cm 3比>15 cm 3， HR=0.105，95% CI：0.028~0.399， P=0.001）是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颅外肿瘤控制情况（已控制比未控制， HR=0.062，95% CI：0.006~0.616， P=0.018）、累计脑转移瘤体积（≤15 cm 3比>15 cm 3， HR=0.440，95% CI：0.007~0.292， P=0.001）、靶区总生物等效剂量（BED）（≤60 Gy比>60 Gy， HR=5.299，95% CI：1.020~27.530， P=0.047）是LRRF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治疗后仅出现1~2级头痛[53.5%（31/58）]、恶心呕吐[36.2%（21/58）]等不良反应，无≥3级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射波刀治疗NSCLC脑转移具有较高的局部控制率和近期生存率，不良反应轻微。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颅外肿瘤控制情况、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可能影响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的OS，颅外肿瘤控制情况、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总BED可能影响局部复发。

目的:研究正畸拔牙与不拔牙治疗对临界病例治疗效果的影响，探讨错 差异指数和矫治结果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选用了既可拔牙治疗，又可不拔牙治疗的34例错 畸形患者为研究对象，评价患者术前的错 差异指数(DI值)和术后的治疗效果(OCTEEI值)及二者之间相关性。 结果:①治疗结束后，拔牙组OCTEEI值总分扣分多于不拔牙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拔牙组侧貌项目OCTEEI值扣分少于不拔牙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各项目均无差异( P>0.05)。②拔牙组和不拔牙组的DI总分与OCTEEI总分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P>0.05)。 结论:①临界病例拔牙与不拔牙治疗均能够获得临床较为满意的疗效，但是拔牙治疗的患者可以获得更加理想的软组织侧貌；②临界病例术前错 差异指数与矫治结果之间无相关性。

目的:探讨血浆β-淀粉样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在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及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中的识别诊断作用，为寻求MCI识别诊断和转归预测的生物标志物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19年1月期间哈尔滨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及住院老年人46名作为病例组，另外选取同期认知功能正常的健康老年人30人作为对照组。根据认知评估量表将病例组分为AD组和MCI组，每组各23人。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检测血浆中Aβ1-40及Aβ1-42蛋白浓度。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判断Aβ生化指标对鉴别诊断MCI及AD患者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结果:正常对照组、MCI组及AD组患者血浆Aβ1-40表达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05.33±113.88)pg/mL比(523.05±173.94)pg/mL比(423.59±74.23)pg/mL， F＝6.206， P<0.05]。与对照组和AD组相比，MCI组Aβ1-40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P值分别为0.001和0.009)。AD组Aβ1-40表达较正常对照组升高，但组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间血浆Aβ1-42表达水平及Aβ1-40/Aβ1-42比值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教育水平、性别对Aβ1-40均无显著影响( P>0.05)。Aβ1-40诊断MCI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03( P＝0.005)，Aβ1-40对MCI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当Aβ1-40浓度临界值为415.06时，鉴别诊断MCI的灵敏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3.9%和43.4%。 结论:Aβ1-40对于识别诊断MCI的敏感性较好，而血浆Aβ1-42及Aβ40/Aβ1-42尚不能作为识别诊断MCI及AD的生物学指标。

目的:通过基因表达谱研究儿童ETV6-RUNX1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异质性，探索不同聚类分组临床特征，为临床个性化诊疗及利用测序技术探索预后相对不良组预测模型提供可行性参考。方法:应用改进的基因片段分析技术对2016年8月至2019年6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264例初诊ALL患儿的骨髓标本进行57个分型基因检测和聚类分析，重点分析56例ETV6-RUNX1阳性患者的基因表达谱与临床特点、免疫表型和早期化疗反应的关系。结果:基因分型聚类显示ETV6-RUNX1阳性ALL被分为两组：E/R-1组（45例，80.4%）和E/R-2组（11例，19.6%）。E/R-2聚类离散度大于E/R-1，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788、0.901；E/R-2、E/R-1组初诊PLT中位数分别为104（27~644）×10 9/L、50（8~390）×10 9/L（ P<0.01），初诊骨髓原始幼稚细胞比例分别为0.830（0.270~0.975）、0.935（0.445~0.990）（ P<0.05）；CD22 +CD34 +CD20 -CD117 -CD56 -免疫组合在E/R-2组占比更高（ P<0.001）；E/R-2和E/R-1组化疗第33天流式细胞术检测的微小残留病（MRD）转阴例数分别为5例（55.6%）和32例（88.9%）（ P=0.064），去除临界值病例敏感性分析转阴例数分别为5例（55.6%）和32例（91.4%）（ P=0.035）；第33天PCR检测的MRD转阴例数分别为7例（77.8%）和36例（100.0%）（ P=0.047）。 结论:ETV6-RUNX1阳性ALL患儿在基因表达谱层面存在异质性，符合E/R-2表达特征的患儿可能初诊时血小板减少倾向小但早期化疗反应相对不良。

目的:构建预测D2 +根治性胃腺癌切除术后病变组织检测Rictor蛋白阳性患者无进展生存（PFS）的列线图模型，并分析其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2005年5月至2020年12月于山西省肿瘤医院接受D2 +根治性切除术的1 366例胃腺癌患者组织样本，使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Rictor蛋白表达。Rictor阳性676例，按7∶3比例进行简单随机分组，其中训练队列496例，验证队列180例。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Rictor蛋白表达情况及其他临床病理因素与Rictor阳性患者PFS的关系，确定PFS独立影响因素。根据PFS独立影响因素构建预测胃腺癌患者3年和5年PFS率的列线图。进行10 000次重复采样的内部交叉验证，检验预测模型的准确度。通过校准曲线、时间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进一步评估模型的内部和外部预测能力。应用列线图模型对训练队列496例PFS进行评分，采用X-tile软件获得评分的最佳临界值，根据最佳临界值将总体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病例分为低危组（≤最佳临界值）和高危组（>最佳临界值），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各队列低危组和高危组PFS差异。 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pT分期、阳性淋巴结数、神经侵犯、肿瘤长径、网膜侵犯、Clavien-Dindo术后并发症分级、CGA的表达为Rictor阳性胃腺癌训练队列PFS的独立影响因素。依据上述指标构建预测Rictor阳性胃腺癌患者3年和5年PFS率的列线图。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的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与实际PFS吻合较好。时间ROC曲线显示，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模型预测3年PFS率的AUC分别为0.834（95% CI 0.746~0.823）、0.799（95% CI 0.699~0.868），预测5年PFS率的AUC分别为0.817（95% CI 0.718~0.821）、0.795（95% CI 0.675~0.895）。模型整体预测的C指数为0.795（95% CI 0.764~0.825），优于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8版TNM分期的0.693（95% CI 0.662~0.723）；外部验证DCA示，模型预测的C指数为0.769（95% CI 0.718~0.821），优于AJCC第8版TNM分期的0.715（95% CI 0.669~0.760）。X-tile软件分析示训练队列模型PFS评分的最佳临界值为265.08，所有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低危组分别有457、337、120例，高危组分别有219、159、60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所有队列、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低危组中位PFS时间均未达到，高危组中位PFS时间分别为24、24、28个月，各队列低危组和高危组间PF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首次成功构建了针对Rictor阳性表达的胃腺癌患者PFS预测的列线图模型，该模型能较好区分PFS风险低危和高危患者。对于Rictor表达阳性的高危胃腺癌患者，除了控制肿瘤的转移和术后并发症，还应该注意针对Rictor表达阳性的靶向治疗。

目的:分析超声诊断触诊阴性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3类乳腺病变的恶性影像学特征。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6年2月至2018年2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触诊阴性乳腺病变（NPBL）、乳腺超声检查结果BI-RADS 3类的乳腺病变，行超声引导下空芯针穿刺活检和病理检查患者161例。以临床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为良性组153例、恶性组8例，根据一般特征及超声报告特点回顾性分析相关危险因素。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单因素比较。将存在相关关系的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恶性特征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评估诊断效果；曲线下面积（AUC）分析临界值、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年龄≥45岁（ OR=35.036， P=0.012）、病变最大径在1~1.3 cm（ OR=25.047， P=0.008）和纵横比为0.56~0.72（ OR=19.860， P=0.013）可显著影响病变良恶性，是独立危险因素。构建ROC曲线评估诊断价值的AUC分别是0.732、0.724和0.751；灵敏度为87.5%、62.5%和75%；特异度为58.8%、82.4%和75.2%；阳性预测值为10.0%、15.6%和13.6%；阴性预测值为98.9%、97.7%和98.3%。 结论:NPBL BI-RADS 3类乳腺病变中，年龄≥45岁、超声提示1~1.3 cm的病变最大径、0.56~0.72纵横比的病变恶性危险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