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恶性血液病住院患者主要亲属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0年3—11月在南京鼓楼医院血液科住院的208例恶性血液病患者主要亲属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汉化版预期性悲伤量表、照顾者负担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分析影响恶性血液病住院患者主要亲属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恶性血液病住院患者主要亲属照顾者预期性悲伤总分为79（72，91）分。回归分析显示，恶性血液病住院患者主要亲属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患者治疗阶段、自觉症状严重程度、是否异地就医，主要亲属照顾者的工作状态为无业、与患者的关系为父母、照顾者负担、消极应对方式，解释了83.1%的总变异。结论:恶性血液病住院患者主要亲属照顾者预期性悲伤较为严重，建议血液科护士及时发现并评估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水平，并根据个体差异性给予相应的干预，以达到改善照顾者身心健康、提高照护质量及促进患者康复的目的。

目的:使用DSM-5跨界症状一级量表对综合医院住院化疗的恶性肿瘤患者进行评估，调查患者精神症状出现的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选取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化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共314例，运用DSM-5跨界症状一级量表对患者进行评估，调查患者各种精神症状的出现情况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SPSS 25.0进行χ 2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正在接受化疗的恶性肿瘤患者伴有多种精神症状，最常见的包括抑郁症状(85/314，27.1%)、躯体症状(79/314，25.2%)、躁狂症状(78/314，24.5%)、焦虑症状(76/314，24.3%)。由其他人员进行照顾的肿瘤患者(26/64，40.6%)焦虑症状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由直系亲属进行照料的患者(50/250，20.0%)(χ 2＝12.23， P<0.05)；工作状况不稳定的肿瘤患者更容易出抑郁症状(χ 2＝7.64， P<0.05)。肿瘤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程度与抑郁症状、躯体症状、躁狂症状、焦虑症状评分以及精神症状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r＝ -0.26，-0.15，-0.12，-0.25，-0.22，均 P<0.05)。肿瘤患者的精神症状总分还与家庭负担和家庭状况呈显著正相关( r＝0.11，0.11，均 P<0.05)，与患者的受教育年限呈显著负相关( r＝-0.13， P<0.05)。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疾病的了解程度( β＝-0.203 )和家庭状况( β＝0.197)是综合医院住院化疗恶性肿瘤患者精神症状的影响因素( F＝13.653， P<0.001)。 结论:正在接受化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发生率较高的主要有抑郁症状、躯体症状、躁狂症状和焦虑症状，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和家庭情况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实施家庭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及其照顾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 纳入100例2015年12月—2016年12月期间在宁夏宁安医院住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主要承担照料的家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将其依照就诊次序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50例.分别给予常规治疗和家庭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临床疗效、照顾者心理健康状况和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差异.结果 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治疗效果96％优于对照组80％(P<0.05);实验组精神分裂症疾病认知水平、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PANSS评分、ADL评分、FAD评分及照顾者HAMA、HAMD评分、FBS评分、LSR评分、LQOL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实验组PANSS评分、ADL、FAD、FBS、LSR、LQOL、HAMA评分、HAMD评分(45.71±0.32)分、(62.21±0.61)分、(47.31±0.32)分、(16.25±0.51)分、(18.71±0.32)分、(96.21±1.51)分、(7.31±0.32)分、(6.25±0.51)分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家庭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优于常规干预,可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照顾者心理健康水平,提高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背景 中重度老年期痴呆患者家庭面对着照顾患者及家庭自身的多重压力,尤其是在以成年子女为主要照顾者的家庭中.家庭对压力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老年期痴呆患者的生活质量.确定我国以成年子女为主要照顾者的老年期痴呆患者家庭适应的影响因素,进而促进家庭适应尤为重要.目的 确定以成年子女为主要照顾者的中重度老年期痴呆患者家庭适应的影响因素、影响路径及影响效果.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便利选取2017年10月—2018年3月在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中日友好医院记忆专科门诊、首都医科大学安定医院老年精神科门诊及记忆专科门诊就诊或开药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家庭.基于McCubbin的家庭调整与适应的抗逆力模型(简称家庭抗逆力模型),采用老年期痴呆患者家庭情况调查问卷对患者及其家庭的一般人口学资料进行调查;采用修订版记忆行为问题量表等对家庭抗逆力模型中的12个影响因素进行测量;采用家庭适应量表对家庭适应进行测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筛选、影响因素路径及影响效果分析.结果 共有223个老年期痴呆患者家庭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03份,有效回收率为91.03%.根据验证并修订后的模型,"家庭抗逆力模型"中的12个因素(压力源、家庭架构、家庭世界观、家庭范式、家庭赋予情境的意义、家庭情境评估、家庭资源、家庭支持、亲属支持、社区支持、社会支持、解决问题与应对)对家庭适应的直接与间接路径回归系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均为老年期痴呆患者家庭适应的影响因素.其中内层支持系统(由家庭支持和亲属支持组成)、家庭情境评估、家庭资源为直接影响因素,其余因素为间接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对于家庭适应的影响总效应绝对值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及总效应值依次为:内层支持系统(0.673)、压力源(-0.427)、外层支持系统(0.326)、家庭资源(0.305)、认知系统(0.067)、家庭情境评估(0.045)、解决问题与应对(0.035).结论 基于McCubbin的家庭抗逆力模型,家庭支持、亲属支持等因素均对家庭适应起到了影响作用.其中家庭支持、亲属支持形成的内层支持系统对家庭适应的影响作用最强且直接,提示未来通过促进中重度老年期痴呆患者家庭的家庭支持和亲属支持来促进家庭适应尤为重要.

目的 调查两种直肠癌根治术后照顾者主观负担的纵向变化,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170例直肠癌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将患者分为LAR组及Mils组.在出院时及出院后3个月,对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进行相关评估.统计分析可能影响照顾者主观负担的危险因素.结果 出院时,两组患者QLQ各维度得分均处于较低水平,且Mils组的各项指标较LAR组均较差.出院3个月后,两组患者QLQ各维度得分均有不同程度提高,Mils组患者恢复更为明显,社会功能得分高于LAR组,仅有腹泻得分小于LAR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两组照顾者均表现出一定的照顾负担,与LAR组相比,Mils组照顾者的ZBI总分、个人负担、负担程度明显更高(P<0.05);随着康复时间的延长,术后3个月时,两组照顾者的负担水平趋于平衡,均呈下降趋势,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Mils组照顾者焦虑评分≥9、抑郁评分≥9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LAR组;术后3个月,两组照顾者负面情绪明显平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社会功能、总体健康是影响影响LAR组照顾者负担的独立性危险因素(P<0.05);工作状态、照顾者亲属关系、总体健康是影响影响Mils组照顾者负担的独立性危险因素(P<0.05).结论 直肠癌术后,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存在明显的主观负担及焦虑抑郁情绪.在术后3个月内,行Mils术患者的照顾者负担相对较高,在3个月后两种术式趋于平衡.改善患者社会功能、提高总体健康是缓解照顾者负担的最重要措施.

安宁疗护是由专业卫生人员对治愈性治疗无反应的晚期患者[1],提供以多学科共同协作完成的整体照护,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及其亲属的生活质量为目的,帮助患者安心、舒适有尊严地走完人生,主要包括以下特点[2]:(1)控制症状、缓解疼痛;(2)认同死亡是正常的生命历程,尊重生命;(3)顺应死亡,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4)将患者视为整体,提供身、心全面的照顾;(5)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生活;(6)为患者家属提供支持系统,帮助应对丧亲之痛;(7)解决患者及家属各种可能的需求;(8)在疾病的早期就开始.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癌症发病率及死亡率逐年攀升.2018年,我国以“我,何其宝贵”为宁养日主题,全国有32家宁养院以义诊、社区宣传、汇演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宣传世界纾缓宁养日理念.

目的 探讨CCU转出至普通病房患者家属迁移应激现况及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对114名CCU转出患者家属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家属迁移应激量表、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及照顾者负担问卷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患者家属迁移应激得分38.07±7.28,照顾者负担得分74.15±8.47,疾病不确定感得分77.93±6.95;性别、学历、亲属关系、家庭收入、医疗付费方式、CCU入住时间、疾病不确定感及照顾者负担是患者家属迁移应激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整R2=0.552;P＜0.05,P＜0.01).结论 CCU转出患者家属照顾者负担及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较高,迁移应激明显,其影响因素众多;医护人员应高度重视,加强沟通,避免患者家属盲目担心,以使患者安心转至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作为一种不可逆的慢性疾病近年来成为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在中国,CKD的患病率为13.4％,约2％的患者会进展到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阶段[1].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是ESRD患者主要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之一;2000年全球HD患者中的ESRD患者达106.5万人,2008年增至231万人,并以每年7％的速度在增长[2].HD与高昂的医疗费用成本,低下的生活质量以及严重的不良后果存在着密切的联系[3].血液透析照顾者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界定为向患者提供日常生活等照料的非雇佣关系的亲属;照顾者负担定义为家庭成员在照顾患者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身体、心理、社会及经济方面的问题[4].

目的 了解慢性病患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准备度现状及影响因素,为ACP实施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准备度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中文修订版、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中文版等调查工具对在北京市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利选取的168例慢性病患者进行调查.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ACP准备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168例慢性病患者ACP准备度得分为(87.48±12.96)分,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就医信任度、病程持续时间、照顾临终亲属经历是慢性病患者ACP准备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慢性病患者ACP准备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医护人员应识别病程较长、有照顾临终亲属经历的慢性病患者,促进就医信任度,指导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以进一步提高患者ACP准备度.

目的:探讨应对方式对口腔颌面肿瘤病人照顾者应激水平的影响.方法:以157例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科住院治疗病人的主要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亲属应激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应激水平以及应对方式进行调查.结果: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病人照顾者的亲属应激量表总分为0～30分;照顾者的积极应对分为10～47分;消极应对分为10～50分;照顾者的应激总分及三个因子分与其积极应对分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0.01),与其消极应对分呈明显正相关关系(P<0.01);在照顾者应激总分的回归等式中,病人性别及主要照顾者的消极应对分、积极应对分、觉得自己是否有必要接受相关心理治疗共4个变量进入了回归等式(P<0.05～P<0.01).结论: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病人主要照顾者的应对方式是其应激水平的影响因素,且其应对方式较消极,因此,应有针对性地改善其应对方式,以促进其自身及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病人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