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儿科护士与患儿父母伙伴关系的现状，并分别从儿科护士和患儿父母角度分析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旨在为提升儿科护士与患儿父母伙伴关系提供干预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月—2022年1月选取郑州市3所三甲医院的595名儿科护士和590名住院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儿科护士与患儿父母伙伴关系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评估两者在照顾患儿过程中互相配合的程度，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儿科护士与患儿父母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本次研究发放儿科护士版问卷595份，回收有效问卷587份，有效回收率为98.66%（587/595）；发放患儿父母版问卷590份，回收有效问卷583份，有效回收率为98.81%（583/590）。结果:儿科护士和患儿父母伙伴关系的总得分分别为（136.98±19.56）、（143.20±22.09）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年限、有无养育经历、个人月收入水平以及科室是儿科护士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P<0.05）；文化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以及患儿本次病程是患儿父母伙伴关系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郑州市儿科护士与患儿父母的伙伴关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儿科护士与患儿父母伙伴关系受到双方多种因素的影响，应关注低年资、无养育经历、低个人收入水平的儿科护士与低文化程度、低家庭收入水平、病程长患儿父母之间的伙伴关系，通过一定的干预方法提升伙伴关系，从而为患儿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医学在许多人眼里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学科，因为不管是内科病，还是外科病，都需要医生用专业的手段进行干预，所以穷其一生，医生都在专业技术上努力，不敢懈怠。但光有技术还是不够的，医学面对的是人，人的复杂性，人的多样性，人对医学的需求，人对医学的满意度，是靠关系这两个字维系的。叙事医学的创始人卡伦强调了医生与病人、医生与自己、医生与同事、医生与社会四种关系的重要性，在我眼里，医生与家属，医生与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关系。在医疗行为中，处理不好这些关系，病治的再好，彼此关系中的人物都不会有好的就医感受。

目的:利用眼动技术探索不同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方法:在西北师范大学选取符合研究条件的60名大学生被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内群体动机组( n＝30)和外群体动机组( n＝30)。两组被试先参加眼动任务，然后参加合作伙伴选择任务，眼动任务中记录两组被试注视不同群体面孔的时长百分比，合作伙伴选择任务中记录两组被试对不同群体面孔选择的次数。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1)在眼动任务中，在注视时长百分比上组别与面孔群体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3.37， P<0.00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3.23， P＝0.077)，面孔群体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0.09， 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内群体动机组注视黄种人的时长百分比[(16.00±0.06)%]显著大于外群体动机组[(12.00±0.04)%]，外群体动机组注视白种人的时长百分比[(17.00±0.06)%]显著大于内群体动机组[(9.00±0.04)%]。(2)在合作伙伴选择任务中，在选择次数上组别、面孔群体类型、面孔新旧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4.38， P＝0.041)，面孔群体类型主效应显著( F＝14.87， P<0.001)，面孔新旧类型主效应显著( F＝8.88， P＝0.004)，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P>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2组大学生对熟悉的不同群体面孔的选择次数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F＝11.51， P＝0.001)，内群体动机组选择熟悉的黄种人作为合作伙伴的次数[(5.51±1.14)次]显著大于外群体动机组[(2.30±0.65)次]，外群体动机组选择熟悉的白种人作为合作伙伴的次数[(5.40±1.00)次]显著大于内群体动机组[(3.47±0.94)次]。(3)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内群体偏好是加工动机与群际互动意愿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值＝0.20，95% CI＝0.02~0.31)。 结论:启动内群体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具有威胁效应，启动外群体加工动机对大学生群际互动意愿具有促进效应，加工动机通过内群体偏好对群际互动意愿产生影响。

目的:当前我国医学专利申请量不断增加，然而转化率却不尽如人意。本文旨在探讨多方位整合社会力量，推动公立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方法:本文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为例，分析得出多方位整合社会力量措施包括：引入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加速专利申请进程；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推进创新成果转化；与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和推广医疗科技产品。结果: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专利申请数量由2012年的35件提升为2022年的929件，转化项目数由2019年的8项提升为2022年的106项。实践证明，以上多方位整合社会力量措施可以促进医学专利的申请和转化。结论:公立医院可以多方位整合社会力量，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化，加速医学科技的应用，同时为医院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发展机会。

目的:通过对新入职医护人员职业期待的调查分析，比对医护职业规划差异，找出不同岗位人力资源管理侧重点，为医院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于2017年至2019年的入职培训时，对医院招录的242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χ2检验、 t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医生与护士在年龄、学历、学医初衷、个人职业定位、职业规划目标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医护间对同事业务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期待呈现比例倒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医生更重视同事的业务科研能力，护士更重视团结协作。医护人员对领导品行和团队意识的期待比例较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新入职医生的职业规划更为明确，职业信心和忠诚度更高，重视与工作伙伴间的业务切磋；护士更重视工作中的和谐氛围。建议关注医生群体身心健康；重视护士人际关系需求，提升职业价值感，稳定护理队伍。

目的:探讨基于互联网随访管理的延续性护理干预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10月至2022年2月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接治的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92例，依据不同护理方式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46例)和观察组(基于互联网随访管理的延续性护理，46例)，两组均护理观察60 d，对比两组患者自我行为管理情况、生活质量、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疲乏状况及服药依从性。结果:护理60 d后两组自我管理评估量表(SMSH)评分中问题解决、执行自我护理、伙伴关系、情绪处理四项评分均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简表(WHOQOL-BREF)评分中身体活动、心理活动、管理行为、限制行为四项评分均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改良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MBI评分)明显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Piper疲乏量表(PFS)评分明显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互联网随访管理的延续性护理干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有较好的护理效果，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活动能力及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于临床。

目的:分析广州市外籍人员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交、性行为特征及相关因素，为有效开展外籍人员干预活动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对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网络社交行为、性行为等信息。采用统计学方法对可能影响临时性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纳入研究的434名外籍人员中，线下调查241人，线上调查193人。男性占68.4%（297/434）；年龄（31.0±8.8）岁；来源地为非洲地区的占79.0%（343/434）；经商占46.5%（202/434），学生占48.2%（209/434）；在中国有生意伙伴、家人陪伴的比例分别为59.4%（258/434）和28.1%（122/434）；在中国有关系密切的朋友<10人的比例为57.1%（248/434）；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为1~3 h的占43.3%（188/434）；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占15.2%（55/363）。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1 h者相比，>6 h者更有可能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 OR=3.63，95% CI：1.31~10.08）。 结论:广州市外籍人员中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较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合理运用社交软件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可促进外籍人员的健康意识。

目的:探讨基于微信平台健康教育对肝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营养知识和疼痛的影响。方法:选取温州市人民医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肝癌术后患者98例为观察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49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基于微信平台健康教育。随访6个月。比较两组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和疼痛程度变化及营养知识知晓情况。结果:观察组干预后伙伴关系［（15.35±1.46）分］、问题解决［（17.56±1.72）分］、执行自我护理［（22.64±1.85）分］和情绪处理［（12.31±1.38）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13.40±1.21）分、（15.21±1.59）分、（19.53±1.37）分和（10.94±1.08）分］（ t=7.199、7.023、9.457、5.473，均 P<0.05）。观察组干预后环境领域［（18.34±1.56）分］、社会领域［（17.32±1.89）分］、生理领域［（18.13±1.53）分］和心理领域［（19.23±1.92）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13.53±1.83）分、（14.03±1.35）分、（14.32±2.08）分和（16.35±1.54）分］ （ t=14.002、9.916、10.329、8.191，均 P<0.05）。观察组干预后肝癌术后患者营养知识完全知晓率［79.59%（39/49）］高于对照组［61.22%（30/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3.967， P<0.05）。观察组干预后肝癌术后患者视觉模拟评分［（2.15±0.54）分］低于对照组［（3.43±0.89）分］（ t=8.607， P<0.05）。 结论:基于微信平台健康教育可改善肝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高患者营养知识知晓情况及减轻疼痛。

目的:探讨支持-表达性团体干预方案对早期慢性肾脏病（CKD）患者恐惧疾病进展和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肾内科治疗的176例早期CKD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88例，对照组88例。研究组失访12例，对照组失访14例，最终研究组76例、对照组74例纳入统计分析。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基于支持-表达性团体干预方案的护理措施。采用恐惧疾病进展量表（FoP）、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12周评价干预效果。结果:干预前2组患者FoP及SPBS中各维度评分以及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研究组情感反应、自主性丧失、伙伴关系/家庭、应对焦虑维度评分及FoP总分分别为（35.79 ± 5.82）、（18.52 ± 3.16）、（16.23 ± 2.27）、（21.57 ± 2.92）、（110.81 ± 17.12）分，低于对照组的（47.61 ± 7.13）、（24.61 ± 3.97）、（24.52 ± 3.71）、（31.67 ± 3.87）、（147.32 ± 21.7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18.07~-10.41，均 P<0.05）。干预后研究组身体因素、情感因素维度评分及SPBS总分分别为（10.15 ± 1.82）、（10.17 ± 1.86）、（24.01 ± 4.25）分，低于对照组的（15.87 ± 2.57）、（16.81 ± 3.14）、（36.39 ± 6.3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76、-15.92、-14.11，均 P<0.05）。 结论:支持-表达性团体干预方案能够有效改善早期CKD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恐惧程度，缓解患者自我感受负担。

自1986年以来，WHO举办了10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涵盖了多个与健康促进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议题，形成了一系列共识与行动计划。本文通过对10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的宣言及新闻等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了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关注的关键领域、讨论的健康议题、形成的行动者网络以及产生的影响力等重要成果，探讨了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对未来全球健康促进工作的启示。研究发现，首届大会定义了健康促进内涵，确定了全球范围健康促进的五大关键领域，为后续会议及健康促进行动奠定了基础。后续历届大会不断呼吁各国制定健康促进公共政策、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全球健康促进行动等，从而为全球健康作出贡献。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大会取得的成果为未来全球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国际化的视野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