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是一种常见的关节慢性退行性疾病，是导致慢性疼痛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多项研究表明OA与许多因素存在因果关联，如细胞因子、代谢性疾病、营养物质、肠道菌群和生活行为等。危险因素包括肥胖、高血脂水平和骨矿物质密度等，保护因素包括使用保钾利尿剂和醛固酮拮抗剂、叶酸和精氨酸等。这些因素主要通过参与机体的炎症反应和物质代谢过程或通过改变负重关节的生物力学从而影响OA的进展。此外，OA的慢性疼痛症状、炎性因子的表达以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的使用可能会增加其他疾病的患病风险，如2型糖尿病、重度抑郁症和帕金森病。孟德尔随机化是一种探索疾病与危险因素之间因果关联的新方法，该方法利用遗传变异的随机分配模拟随机对照试验，使用与危险因素相关的工具变量与疾病进行分析，从而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联。本综述纳入OA的孟德尔随机化相关研究，分析OA与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骨骼肌肉系统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细胞因子、代谢组学、营养物质、肠道菌群、生活行为以及端粒长度和线粒体异质性之间的因果关联，对OA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评估两种相对生物效应模型计算的生物剂量，并与传统临床质子放疗生物剂量相比较。方法:使用粒子模拟工具(TOPAS)分别在水箱和两例患者模体(脑部和前列腺)计算物理剂量、剂量平均LET (dose averaged linear energy transfer, LET d)和径迹平均LET (track averaged linear energy transfer，LET t)的全空间分布，并根据两种不同机制相对生物效应模型计算生物剂量 DoseLET d和 DoseLET t，计算传统临床质子生物剂量( Dose1.1)时取相对生物效应为1.1。在水箱中对比3种生物剂量的差异，在患者模体中为了量化3种方法的差异，根据物理剂量大小选取3个点( D1、 D2、 D3)的生物剂量相比较。 结果:水箱中 DoseLET d和 DoseLET t随水深度变化表现趋势一致，在质子束射程末端均高于 Dose1.1。在患者模体中， DoseLET d和 DoseLET t最大差异为10.08 cGy,相对差异<5%。 DoseLET d和 DoseLET t与 Dose1.1相比，在脑部肿瘤靶区最大差异分别为71.97和61.91 cGy，相对差异<25%；在前列腺肿瘤靶区内最大差异分别为25.95和19.96 cGy，相对差异<12%;但在靶区外差异很小，脑部和前列腺肿瘤靶区外最大差异分别为5.99和9.92 cGy,相对差异<5%。 结论:基于LET d和LET t的两种相对生物效应模型计算的生物剂量在水箱和患者模体差异很小，但与传统临床质子放疗生物剂量相比时在高剂量区有很大的差异。

目的:探讨便携式可穿戴设备结合运动管理对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糖和肌氧代谢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无运动禁忌的T2DM患者54例，按随机信封法分为可穿戴设备结合运动管理组（试验组，33例）和对照组（21例）。两组均给予常规出院健康教育及运动指导。试验组使用穿戴便携式设备进行2周运动干预，隔日1次，2周后研究者根据患者运动速度设置居家快步走运动方案，采用微信计步的方式远程管理，将每天运动情况上传至微信运动管理群，24周后返回运动中心测试。对照组在基线及研究结束时穿戴便携式设备收集指标，未进行运动干预。24周后，观察两组患者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 1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肌氧、心率等指标的变化。组间指标的比较采用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或 χ2检验。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干预后试验组LDL-C降低幅度更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1.02±0.96）和（0.19±0.85）mmol/L， P<0.05］。与干预前相比，试验组FPG［分别为7.00（5.90，8.20）和8.00（6.70，9.60）mmol/L］，HbA 1c［分别为6.40%（6.10%，7.00%）和7.50%（6.20%，10.10%）］，LDL-C［分别为（1.83±0.72）和（2.85±0.80）mmol/L］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肌氧与心率曲线交叉点时间［分别为（13.70±6.22）和（14.56±5.18）min］、肌氧最低点时间［分别为（14.05±3.75）和（15.88±3.70）min］、肌氧回升点时间［分别为（16.90±5.25）和（18.00±4.49）min］均提前，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相比，干预后试验组第2阶段1 min肌氧降幅（分别为3.85%±0.58%和2.43%±0.24%）、第3阶段2 min心率升幅［分别为（3.33±0.58）和（5.06±0.57）次/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便携式可穿戴设备并结合运动管理可降低血糖，提高T2DM患者肌氧代谢能力及心肺耐力。

目的:分析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炎症及氧化应激指标在老年原发性高血压(EH)患者中的变化。方法:纳入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收治的180例老年EH患者，进行颈部血管超声检查，其中颈动脉内膜中膜厚度(IMT)超过1.1 mm者归为硬化组( n＝83)，无动脉粥样硬化者归为对照组( n＝97)；检测并比较2组baPWV、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Lp-PLA2)、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及血脂水平，Pearson相关性分析IMT与上述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1)硬化组患者三酰甘油(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为[(2.3±0.7) mmol/L、(3.7±0.9) mmol/L]，高于对照组[(1.9±0.5) mmol/L、(3.0±0.7)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硬化组患者baPWV、hs-CRP、Lp-PLA2、MDA水平高于对照组，但SOD水平低于对照组(均 P<0.05)；(3)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IMT与baPWV、Lp-PLA2及MDA呈线性正相关(均 P<0.05)，与SOD呈线性负相关( P<0.05)。 结论:老年EH伴有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baPWV、Lp-PLA2、MDA表达上调，可能是影响此类患者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HR)与糖尿病足溃疡感染、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6年9月至2018年8月住院的194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为研究对象，记录一般临床数据、糖脂代谢、肾功能、营养状态、凝血功能等生化结果，以及足溃疡感染、病情严重程度、缺血病情及出院主诊断。并对纳入对象进行为期6个月的随访，获得糖尿病足溃疡愈合、截肢和死亡率。结果:糖尿病足溃疡患者MHR水平随Wagner分级、感染程度、缺血严重程度、不良结局均呈递增趋势( P趋势<0.05)；MHR与糖尿病足溃疡的诸多传统危险因素(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白蛋白、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与踝肱指数)相关(均 P<0.05)；多因素 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相比低水平(Q1)，MHR高水平(Q4)发生不良结局的 OR值为1.52(95% CI 1.08～3.08, P<0.05)；进一步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高MHR、高C反应蛋白、低白蛋白预测糖尿病足溃疡患者不良结局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74(95% CI 0.581～0.747)、0.703(95% CI 0.615～0.772)、0.667(95% CI 0.569～0.734)。 结论:高MHR水平与糖尿病足溃疡患者Wagner分级、感染及缺血严重程度均呈正相关，且可能更易发生临床不良结局，提示需关注MHR。

粒子射线放疗（PBRT）是基于质子和重离子（目前临床以碳离子为主）射线的放疗技术，通过扩展Bragg峰实现卓越的剂量分布，实现靶向肿瘤部位并保护周围正常组织，从而提供精准的肿瘤治疗。在生物效应方面，质子射线的相对生物效应（RBE）为1.1，略高于光子射线；而碳离子为高传能线密度射线，RBE一般为2~3，针对放射抗性和乏氧肿瘤更具优势。PBRT临床应用包括单线束放疗和混合线束放疗，后者综合不同粒子的优势，是肿瘤治疗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PBRT仍面临着众多挑战，技术上如运动靶区、剂量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呼吸门控和自适应计划等先进技术；临床上，有限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限制了PBRT的临床验证。现有的RCT研究，如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虽观察到PBRT的获益，但也表明仍需进一步研究来确认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未来的研究除将PBRT与光子治疗进行比较外，还应探索将PBRT与免疫治疗等全身治疗相结合的治疗获益。回顾PBRT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概况，并进一步讨论其在肿瘤治疗中的成本效益，有助于为读者提供全面的理解，推动PBRT在肿瘤治疗中的发展和应用。

放射治疗是癌症局部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相关研究发现，放疗射线能够诱导产生特殊的免疫刺激效应，即远隔效应(abscopal effect，AE)，具体是指针对肿瘤局部病灶照射时，照射靶区之外的病灶亦缩小。碳离子放射治疗(carbon ion radiotherapy，CIRT)是目前临床放射治疗的优选方法，相比于常规放疗，具有更多的优势，被认为具有激活肿瘤细胞更强免疫原性的潜力 [1]。首先，从物理学方面来看，碳离子在深度上表现出一种特征能量分布，称为"布拉格"峰，在靠近靶点的组织中，有高水平的能量沉积；近端组织接收到的能量很少。其次，从生物学方面来看，碳离子具有较高的传能线密度(LET)，具有比光子更高的相对生物学效应(relative biological effectiveness，RBE)，生物学效应较光子放疗在峰区至少放大2～4倍 [2,3,4]。因碳离子的物理学特性和生物学特性优势，被认为CIRT比常规放疗更能诱导强免疫反应 [5]。相关研究也表明，远隔效应的机制被认为是局部放疗引发了人体免疫系统一系列变化 [6]。对于碳离子放射治疗诱导产生远隔效应的临床和机制研究较少，大部分实验结果表明，碳离子放射治疗能够引发强烈的促免疫反应，诱发更明显的远隔效应 [5]。本研究通过对武威碳离子治疗系统自正式投入临床治疗以来，发生的3例远隔效应典型病例情况进行汇总报告，为碳离子放射治疗产生远隔效应的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研究体检人群中肝功能与动脉硬化的关系。方法:纳入2017年1至12月在武汉同济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年龄≥18岁且研究变量无缺失的体检者9 111例。根据臂踝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将体检者分为动脉硬化组（3 252例）和正常组（5 859例）。检测两组体检者肝功能指标，包括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ALP）和谷氨酰转肽酶γ（GGT）。将肝功能4项指标按照四分位数分为4组（ Q1~ Q4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及限制性立方样条函数研究肝功能与动脉硬化的关系。 结果:以ALT作为分组变量时，调整了年龄、性别后， Q2到 Q4组的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分别是 Q1组的1.260倍（95% CI：1.093~1.452， P<0.05）、1.571倍（95% CI：1.355~1.822， P<0.001）和2.436倍（95% CI：2.097~2.830， P<0.001）；调整了年龄、性别、体质指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三酰甘油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后， Q2到 Q4组的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分别是 Q1组的1.158倍（95% CI：1.003~1.338， P<0.05）、1.331倍（95%CI：1.143~1.551， P<0.001）和1.867倍（95% CI：1.591~2.190， P<0.001）；调整了年龄、性别、体质指数、LDL-C、三酰甘油、HDL-C、收缩压、舒张压、心率、空腹血糖、血尿酸、血肌酐、是否患高血压和是否患糖尿病后， Q2到 Q4组的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分别是 Q1组的1.116倍（95% CI：0.940~1.325， P=0.210）、1.241倍（95% CI：1.036~1.488， P<0.05）和1.598倍（95% CI：1.322~1.932， P<0.001）。限制性立方样条回归分析显示，ALT与动脉硬化风险之间呈线性正相关。AST、ALP和GGT所得到的结果与ALT类似。 结论:肝功能指标升高与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呈正相关。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对射线较敏感，且多具有较为明确的免疫表型，因而非常适合行放射免疫治疗。发射β粒子的 131I和 90Y已经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放射免疫治疗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β粒子相比，α粒子有更高的传能线密度、更大的相对生物效应和更短的软组织射程，其在有效地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可以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该文就血液系统恶性肿瘤α粒子靶向治疗的研究现况进行了综述。

硼中子俘获治疗(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BNCT)是结合靶向治疗和重离子治疗的先进二元放疗技术。其原理是利用含有 10B同位素的硼药在肿瘤细胞中靶向聚集，随后中子束流外部照射肿瘤部位，发生 10B(n，α) 7Li核反应，释放出杀伤范围为一个细胞大小(5～9 μm)的高传能线密度α粒子和 7Li粒子杀死肿瘤细胞。BNCT具有精准的肿瘤靶向性，对正常组织损伤小，分割次数(1～3次)少于传统放疗(30次)等优点。BNCT使用的中子由反应堆或加速器产生，临床使用的硼药包括BPA和BSH两种。本文介绍国内外开展的头颈部肿瘤BNCT临床试验及取得的重要进展。BNCT对于头颈部肿瘤治疗具有良好疗效。随着加速器中子源的推广应用和新型硼药的研发，BNCT将会在临床放射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