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麻醉学专业本科生麻醉伦理认知、决策力自评及教学情况，为提升麻醉伦理教育提供借鉴。方法:2023年6至7月对福建医科大学2017~2020级五年制麻醉学专业242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麻醉伦理认知倾向。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χ2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学生对患者福祉始终放在首位[(4.50±0.95)分]、保护患者隐私信息[(5.02±0.78)分]等15个麻醉伦理条目的认知均为正性(4~<5分)或强正性(5~6分)；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对在术前和术中维护患者尊严等条目的认知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基础、基础-临床和临床阶段学生评分分别为(4.96±0.75)分、(5.07±0.86)分、(5.14±0.74)分， P<0.05]。学生麻醉伦理困境的决策力[(3.85±1.01)分]及法律知识[(3.57±1.24)分]自评为中性(>3分~<4分)；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对麻醉伦理道德困境的恐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基础、基础-临床和临床阶段学生评分分别为(4.29±0.82)分、(4.49±0.85)分、(4.75±0.69)分， P<0.05]。有130名(53.7%)学生希望学校更加重视麻醉伦理教育，仅57名(23.6%)学生认为伦理学决策技能已得到充分传授。 结论:麻醉学专业本科生总体麻醉伦理认知水平较高，临床实践有利于麻醉伦理素养的提升。麻醉伦理教育应正视伦理适应不良和认知落差，以伦理决策力为导向，深化医文结合，加强专业课程伦理实践和引导，强化临床见实习相关伦理内容和技能传授。

目的:探讨伊布替尼对伴髓样分化因子( MyD) 88突变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疗效及预后。 方法:选择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肿瘤科收治的134例难治性DLBCL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按2∶1分为训练集( n＝94)和测试集( n＝40)。其中，训练集患者年龄为60～78岁，男、女性患者分别为41、53例，根据 MyD88基因型将训练集患者分为 MyD88突变型组( n＝33)和 MyD88野生型组( n＝61)。测试集患者年龄为62～80岁，男、女性患者分别为18、22例。收集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如性别、年龄、病变部位、DLBCL结外累及部位、Hans分型、Ann-Arbor分期、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血清乳酸脱氢酶(LDH)水平、β2-微球蛋白(MG)水平、CD5表达情况、Ki-67指数、治疗方案、既往治疗方案种类、 MyD88突变等。采用 χ2检验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资料、伊布替尼疗效等定性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不同患者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不同患者生存曲线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难治性DLBCL患者预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建立列线图模型，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临床决策曲线分别对模型的区分度、准确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同时建立预测患者预后的危险分层系统。2组患者性别构成比、年龄等一般资料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本研究经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准文号：32846)，所有患者均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 MyD88突变型组难治性DLBCL患者采取伊布替尼治疗后的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60.6%(20/33)和97.0%(32/33)，均高于 MyD88野生型组的34.4%(21/61)和82.0%(50/61)，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97， P＝0.015； χ2＝4.33， P＝0.037)。训练集94例难治性DLBCL中 MyD88野生型组患者的2年无进展生存(PFS)率和总体生存(OS)率分别为64.8%和63.7%， MyD88突变型组分别为63.6%和62.3%，2组患者中位PFS期分别为16.0和11.7个月，中位OS期分别为18.1和13.2个月，2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采用伊布替尼联合其他药物治疗的患者中， MyD88野生型者( n＝25)的2年PFS和OS率分别为57.5%和54.7%，均高于 MyD88突变型者( n＝21)的50.3%和48.2%，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37、 P＝0.002， χ2＝7.79、 P＝0.005)。③对难治性DLBCL患者PFS、OS率进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ECOG评分≥2分( HR＝1.846，95% CI：1.476～2.283， P＝0.036)，LDH水平≥250 IU/L( HR＝2.983，95% CI：2.525～3.358， P＝0.008)，β2-MG表达呈阳性( HR＝3.241，95% CI：2.508～3.956， P＝0.005)，既往治疗方案种类>2种( HR＝3.062，95% CI：2.547～3.618， P＝0.011)，伴 MyD88突变( HR＝3.742，95% CI：3.028～4.439， P＝0.041)是难治性DLBCL患者PFS率的独立危险因素。ECOG评分≥2分( HR＝3.726，95% CI：1.842～3.677， P＝0.014)，β2-MG表达呈阳性( HR＝2.529，95% CI：1.927～3.124， P＝0.027)，既往治疗方案种类>2种( HR＝2.796，95% CI：2.145～3.425， P＝0.018)，伴 MyD88突变( HR＝2.483，95% CI：2.139～2.917， P＝0.024)是难治性DLBCL患者OS率的独立危险因素。④构建预测患者PFS和OS率的列线图模型，训练集和测试集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56(95% CI：0.801～0.924)和0.849(95% CI：0.795～0.918)，灵敏度分别为90.28%和88.46%，特异度分别为87.42%和85.93%，对患者预后情况区分度较好。预测患者PFS和OS率的列线图模型的校准曲线评价结果显示，训练集、测试集的预测值和实际观测值拟合度良好( χ2＝1.21、 P＝0.093, χ2＝1.31、 P＝0.085)，一致性、准确性均较好。预测患者PFS和OS率的列线图模型的临床决策曲线评价结果显示，训练集和测试集在高风险阈值为0～0.9时，净获益值均为正值，即具有明显的正向净收益，具有良好的临床实用性。⑤根据对难治性CLBCL患者危险评分总分，将40例测试集患者分为3个危险组：低风险组( n＝12，总分<65分)，中风险组( n＝16，5分≤总分<105分)，高风险组( n＝12，总分≥105分)，其中低、中、高风险组难治性DLBCL患者比例分别为30%(12/40)，40%(16/40)和30%(12/40)。3组患者的OS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6.15， P＝0.010)，提示该危险分层系统能较好区分患者生存情况。 结论:MyD88突变与难治性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伊布替尼疗效有关，采用伊布替尼联合其他药物治疗可改善伴 MyD88突变患者的预后。预测患者DFS和OS率的列线图模型对预测难治性DLBCL患者预后的区分度较高，准确性和有效性较好。

目的:对1例Dias-Logan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基因变异特点进行分析。方法:选取2022年7月于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康复医学科门诊就诊的1例言语障碍、自幼精神运动发育迟缓的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静脉血样并提取基因组DNA。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确定可疑致病变异后，应用Sanger测序在该家系中进行验证。本研究通过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伦理号：2023-K-011)。结果:患儿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全面发育迟缓、小头畸形、特殊面容及行为异常，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患儿 BCL11A基因存在c.561_567delACACGCA(p.Q187fs*7)杂合移码变异，父母未携带该变异。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相关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该变异被判定为致病性(PVS1＋PS2＋PM2_Supporting)。 结论:BCL11A基因杂合变异可能是导致该患儿Dias-Logan综合征的遗传学病因，为临床决策和遗传咨询提供了依据。

随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生命维持技术的进步，生存极限超早产儿的存活机会增加，但存活者极易出现长期神经发育不良结局。因此，重症监护的实施和延续本身可能是NICU专业人员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伦理困境。本文讨论了生存极限超早产儿抢救过程中的主要伦理困境，并探讨了目前可行的对策，旨在为NICU专业人员提供借鉴。

目的:构建护士在肿瘤预防和早诊筛查中的高级实践能力指标，促进护士在肿瘤防治中更多地发挥专业作用。方法:通过回顾文献，制订护士在肿瘤预防和早诊筛查中的高级护理实践能力的初稿，形成第1轮的专家咨询问卷，对全国5个省市10所医院及院校从事肿瘤预防和筛查的临床护理、护理管理、临床医学、遗传学及流行病学研究的25名专家进行了2轮德尔菲专家咨询。结果:围绕护士在肿瘤预防和早诊筛查中的沟通、健康促进与教育咨询、临床实践、专业发展、伦理决策、循证实践与研究及临床领导力7个方面形成了高级实践能力指标。结论:确立了护士在肿瘤预防和早诊筛查开展高级实践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为促进护士在肿瘤防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提供依据。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为计算机学科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用于研究、开发能够模拟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新兴科学，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完成需要人类智能的复杂任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AI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机器视觉、语言识别、图像理解、遗传编程、机器人工厂和专家系统等专业领域。脊柱侧凸是最常见的脊柱三维畸形，不仅会引起患者外观与体型的改变，还会影响心理健康。临床中，由于脊柱解剖结构复杂、具有维持姿势的重要功能、脊柱外科手术有较长的学习曲线，使得脊柱侧凸的诊疗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脊柱侧凸的临床大规模诊筛工作中易出现工作量大、易疲劳、高误诊率及漏诊率等现实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发现AI技术具有的对样本数据内在规律和表征的深度学习能力，可应用于脊柱侧凸的诊断、筛查、手术决策、术中操作、预测预后和保守治疗等专业领域。然而，AI技术在现阶段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脊柱侧凸临床诊疗应用中存在诸多不足，包括数据采集不规范、技术研发难度大、技术固有缺陷、过度依赖及法律伦理等问题。借助文献数据库和相关数据共享网络，对近年来国内外AI技术在脊柱侧凸诊疗中的应用趋势和总体概况进行总结，旨在为今后开展AI技术临床应用及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分析三级公立医院中医生、中层管理者、院级领导在新技术准入过程中关注的信息需求差异。方法:于2018年1—10月在全国范围选取8个省份30家三级公立医院的医生和医院管理者共1 200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不同岗位对医院新技术引入决策信息需求的重要性评分数据，利用SPSS 25.0软件对评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获得有效问卷1 032份。院级领导、中层管理者和医生对技术在国内外临床应用情况、安全性的信息需求评分均较高(4分以上，最高5分);院级领导、中层管理者对有效性、证据质量、被医疗保险覆盖的可能性、伦理性以及战略层面的相关指标评分较高，而医生对卫生经济学和组织层面的相关指标评分较高。结论:三级公立医院不同岗位对于新技术准入的信息需求存在一定差异。对不同岗位决策需求偏重的了解有利于促进未来医院卫生技术评估标准在我国公立医院的实际落地。

随着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人工智能渗透应用于医疗卫生各个领域，为患者带来高效优质的健康服务的同时，也涌现出一系列伦理和社会治理问题。为规避和消解医学人工智能发展中可以预见的伦理风险和治理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21年6月28日首次发布《医疗卫生中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指南，旨在对临床实践中部署人工智能提供伦理指导框架。当前医学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尚存缺陷，本文以“健康中国2030”和WHO指南为战略思想，提出塑造医学人工智能伦理共识，建立人类主体和责任权属规则，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确定人类决策和道德主体地位，兼顾跨学科人才伦理素养的培养等中国启示以期推进医学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发展。

目的:美国危重病患儿气管切开依赖率正在增加，我们不知道这一决定对父母的影响。本文旨在确定决策矛盾和后悔的发生率，并探讨其对考虑行气管切开术患儿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设计:前瞻性混合方法纵向研究。场所:一家四级医疗中心的儿科、心脏和新生儿ICUs。干预措施:无方法和主要结果:父母在决定气管切开时完成决策矛盾调查，之后两周和3个月时各完成1次决策后悔和生活质量调查。本文纳入39对父母，其中25对完成了3个时间点的全部调查。35/39对(89.7%)报告至少存在一些决策矛盾，最常见原因为感觉不知情和强迫决策。两周时13/25对(52%)父母报告后悔，3个月时增至18/25对(72%)。后悔源于感觉不知情、手术时机不当以及认为医疗护理不足。两周时生活质量评分中等，为(78.8±13.8)分，在3个月时下降到(75.5±14.2)分。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包括巨大的医疗护理需求、照顾气管切开患儿的复杂性、经济负担和对父母心理社会健康的受累程度。结论:危重病患儿父母做出气管切开术决策充满了冲突，随时间推移后悔程度和生活质量恶化。减少促成因素的策略可能会改善做出这改变一生决策的患儿父母的生活质量。

全球近视患病率不断攀升，近视程度不断加深，发生可致盲并发症的概率升高，近视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视力受损以及盲的主要原因，近视防控也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领域。目前的防控方法包括户外活动、药物治疗及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软性角膜接触镜、渐变焦和双焦眼镜配戴等，这些方法给参与治疗决策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带来了许多伦理争议问题，比如在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潜在的利益冲突？对开处方的临床医生有什么监管上的考量？企业参与的近视控制研究涉及哪些伦理问题？学术组织应该如何适当传播近视控制研究的成果信息？开处方者的资质如何认证？近视防控医疗产品应该如何销售给开处方的医生以及患者？本文结合最新的临床研究和相关循证指南，对国际近视防控治疗的现状和相关问题及解决建议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