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病人"在我国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但仍不免受到伦理挑战。本文从医学伦理和教学伦理两个视角为标准化病人教学应用的正当性提出伦理依据。为确保标准化病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应用标准化病人的临床教师必须遵循尊重原则、保护隐私原则和伦理监督原则。只有在合法合理的视域下，才能推进标准化病人应用的有序发展，为更多的医生、医学生和患者服务。

知情同意是临床研究中重要的伦理标志,在开展临床研究前,研究人员有责任将研究信息充分告知参与者.然而,在紧急情况下开展的临床研究,让其中的参与者或其监护人在狭窄的治疗时间窗口内完全知情同意很难做到.目前现实中可接受的知情同意方式除传统的一般知情同意外,还有豁免知情同意、泛知情同意以及延迟知情同意.通过介绍临床研究中延迟知情同意起源和发展历程,对延迟知情同意的应用现状进行梳理,提出紧急情况下应用延迟知情同意的先决条件并针对延迟知情同意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紧急情况下临床研究延迟知情同意的应用提供伦理辩护和伦理程序.

通过述评和整合新近出版的论著《器官捐献的激励与阻碍:北京、芝加哥、德黑兰和香港的多元文化研究》,来展开对全球器官捐献领域的深入分析与研究.这本书深入分析了器官捐献在全球各地的伦理、文化、社会和法律层面的挑战与机遇.通过细致分析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激励模式,旨在提供一个更全面的理解框架.通过比较北京、芝加哥、德黑兰和香港的案例,探讨了不同地区的器官捐赠激励模式,如荣誉激励、补偿激励和家庭激励,揭示了它们的效果和局限性;特别强调了器官捐赠激励模式在各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独特性及其面临的挑战.书中提倡采用综合性激励策略,并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制定政策.此外,还提出了针对未来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建议.这部作品不仅为医学伦理学领域提供了深刻见解,还为全球范围内器官捐献政策的改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双性人手术干预的知情同意判断存在三种不同立场.肯定立场支持手术由医务人员作出决定,这不符合知情同意原则的基本伦理要求;中间立场支持手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强调手术应当让父母作出决定,这更符合临床知情同意的伦理规范.但无论中间立场还是肯定立场,都完全忽略了双性人自身对性别判断的感受.否定立场支持医学先给婴幼儿一个建议性别,直到儿童认知能力足够时,自己实行是否接受手术的知情同意判断.支持否定立场观点,并借助后现代哲学倡导多元化及关注弱势群体的思想,给予否定立场更多理论辩护.

代孕关系是一种互为目的的交换关系,代孕需要伦理提供正当性的辩护和道德支撑.我国虽为禁止代孕的国家,但代孕亲子关系的法律适用困境仍难以破解,其中包括代孕儿童的人格尊严、道德地位以及成长的现实需要等问题直接导致代孕儿童被置于"商品化、无国籍和无父母"的风险之中.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已为各国在代孕亲子关系认定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框架,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不仅为国际合作凝聚共识,还可以作为对代孕儿童进行伦理关怀,以及代孕亲子关系法律适用的基本道德原则.

老年社会护理机器人其拟人化特征涉及的欺骗性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批评者坚持认为机器的拟人化所带来的一切都是假象从而不断质疑护理机器人的欺骗属性,辩护者认为拟人化特征是促进人机融合的必备要素但却未提供有力的合理性证明.聚焦人机多个主体的协调融合,揭露背后欺骗即是背叛,进而为护理机器人不会也不应该存在欺骗补充了有力的证据,并从完善用户知情同意、加强用户自主权、制造商承担举证责任等方面提出防范"欺骗"风险的路径,为辩护的开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可行出路.

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融合了个体自主和社会责任.精神障碍者因其智力因素致使其生育权利备受质疑,遭遇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诘难,它们认为精神障碍者不能承担自己的生育责任,允许他们生育会减少社会福祉和降低社会幸福指数.功利主义将生育权利工具化会带来社会道德的滑坡,而自主的内在价值为证成精神障碍者生育权利提供根本辩护.精神障碍者生育权利的伦理难题在于生育的风险性、自主性缺失带来的生育"工具化"、自我权利与他者责任的不对称性,为超越对于精神障碍者生育权利的"制约性偏见",需要糅合尊重主体的自主性和合理的家庭主义.

是否应当进行性别选择是线粒体置换技术伦理研究中颇具争议的话题.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道德判断,综述这些判断发现:支持性别选择者主要依据效用论和权利论;反对性别选择者主要依据尊严论和社群论.不难发现,依靠传统道德理论为道德判断或行为辩护,常常在"道德异乡人"那里陷入无尽的争论,并不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指导.原则主义是以一系列明确、有效的框架构建起来的系统性、综合性的分析进路,能够合理解决不同价值体系、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与分歧.在线粒体置换技术中是否应当进行性别选择问题的讨论中,原则主义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加以细化、权衡,最终得出允许进行性别选择的最佳判断方案.当然,若要真正实现性别选择于规避伤害的人道目的,则需要对使用的对象和阶段进行明确限制并综合运用伦理道德和政策规约双重维度加以规制.

撤除生命维持干预(life-sustaining medical intervention,LSMI)是临床实践中常见的伦理学问题.本文分别从尊重患者自主性、无效医疗和患者最佳利益三个方面,尝试对临床实践中撤除LSMI的伦理学可辩护性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结合案例提出可操作性建议与对策.笔者认为符合下述任一条件时,撤除LSMI可获得伦理学辩护:(1)患者作出有效同意;(2)LSMI被判定为无效医疗;(3)撤除LSMI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最后,阐述临床实践中撤除LSMI所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解决途径.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研究者技术水平直接影响试验的效度和风险,但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案和知情同意书都没有指定研究者.通过对三份知情同意书内容的分析认为,“研究者信息”是受试者非常关注也有权利知晓的,为尊重受试者自主权、维护研究公正、减少伤害、维持社会和谐,涉及手术操作的有重大风险的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研究者的信息应告知受试者,对此,政策或伦理审查实践中应提出明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