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山东省低温暴露死亡风险的季节内差异。方法:通过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2013—2018年山东省的全人群死亡数据，基本资料主要包括死亡日期、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死亡原因、家庭住址等；通过中国气象数据网同期逐日气象资料，主要包括日平均温度（℃）、日平均相对湿度（%）等0.01°×0.01°经纬度的网格坐标数据。将冷季定义为11月至次年2月，其中前两个月为早期冷季，后两个月为晚期冷季，极端低温定义为冷季温度范围中的 P10。利用时间分层的病例交叉设计结合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分析冷季的温度与死亡的关联以及不同滞后时间下极端低温与死亡的关联，并比较冷季早期（11—12月）与晚期（1月至次年2月）的季节内差异。 结果:2013—2018年山东省冷季四个月温度变化范围为（-17.3~18.6）℃， P10（即极端低温）为-13.7 ℃。冷季早期日均温度为（3.63±4.66）℃，晚期日均温度为（-0.09±3.70）℃；冷季早期日均相对湿度为（63.89±14.75）%，晚期日均相对湿度为（62.27±14.19）%。山东省2013—2018年冷季死亡1 473 300例，其中男性824 601例（55.97%）；年龄<65岁者349 824例（23.75%）；死于循环系统疾病803 691例（54.55%），死于呼吸系统疾病140 415例（9.53%）。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冷季最适温度18.6 ℃为参考，冷季4个月极端低温的累积 OR为1.74（95% CI：1.63，1.86）；冷季早期和晚期累积 OR分别为1.50（95% CI：1.32，1.71）、2.56（95% CI：2.12，3.09）（ P<0.001）；滞后效应持续12 d。 结论:山东省冷季的低温暴露所致死亡风险存在季节内差异，冷季晚期高于早期。

目的:分析日均气温对北京市居民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死亡的影响。方法:使用北京市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卒中死亡监测数据和气象数据，应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校正时间长期趋势、星期效应、空气污染物和相对湿度，评价日均气温对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死亡的累积效应。对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层分析以评价其效应修饰作用。结果:2014-2019年北京市因卒中死亡人数共99 222例，其中缺血性卒中69 327例，出血性卒中24 954例，其他未明确分类卒中4 941例。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分析显示，气温对卒中死亡风险影响呈非线性，且存在滞后性。对于缺血性卒中死亡，与卒中死亡风险最小所对应的温度（MMT，10.0 ℃）相比，极低温（-6.2 ℃）存在滞后效应，在滞后0~21 d时达到最大效应（ RR=1.26，95% CI：1.04~1.51）；极高温的效应自滞后0~3 d出现，到滞后0~14 d时累积 RR值为2.13（95% CI：1.72~2.62）。对于出血性卒中死亡，极低温对卒中死亡风险较持续，以MMT（28.0 ℃）为参照，极低温在滞后0~21 d达到最大效应（ RR=2.14，95% CI：1.23~3.70），而极高温作用较为短暂，只在滞后0~3 d的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RR=1.14，95% CI：1.01~1.28）。分层分析结果显示，极低温和较低温对女性的出血性卒中死亡效应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极高温可增加不同性别和年龄组人群缺血性卒中死亡风险。 结论:低温对缺血性卒中死亡风险具有滞后性，而对出血性卒中死亡风险较持续，高温对缺血性卒中死亡风险较持续，而对出血性卒中影响较短暂。性别和年龄可能会修饰气温对卒中死亡风险影响的效应大小。

目的:比较冻融周期中单囊胚与双囊胚移植的妊娠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于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殖医疗中心行冻融囊胚移植的3 675个周期。根据移植囊胚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组：（1）单囊胚组：包含单优组（移植1个优质囊胚）和单非优组（移植1个非优质囊胚）；（2）双囊胚组：包括双优组（移植2个优质囊胚）、单优单非优组（移植1个优质囊胚+1个非优质囊胚）和双非优组（移植2个非优质囊胚）。进一步按患者年龄分层：<35岁、35~40岁和>40岁。比较单囊胚与双囊胚移植的着床率、临床妊娠率、多胎妊娠率、活产率、早产率、流产率的差异。结果:（1）单囊胚组患者年龄大于双囊胚组［分别为（33.2±4.7）和（31.5±4.3）岁］，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子宫内膜厚度、人工周期占比均无显著差异（ P>0.05）。双囊胚组着床率、临床妊娠率、多胎妊娠率、早产率和活产率均显著高于单囊胚组（ P<0.05），而流产率则显著低于单囊胚组（ P<0.01）。（2）在<35岁患者中，双囊胚组多胎妊娠率和早产率显著高于单优组（ P<0.01），双非优组的临床妊娠率、多胎妊娠率、活产率均显著高于单非优组（ P<0.01）。（3）在35~40岁患者中，双优组临床妊娠率、多胎妊娠率、活产率均显著高于单优组（ P<0.01）；而单优单非优组和双非优组的临床妊娠率、活产率与单优组无显著差异（ P>0.05），多胎妊娠率和早产率却显著增加（ P<0.01）。双非优组的临床妊娠率、活产率、多胎妊娠率均显著高于单非优组（ P<0.01）。（4）在>40岁患者中，与单优组比较，双优组并未显著提高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 P>0.05），单优单非优组的着床率和双非优组的临床妊娠率均显著下降（ P<0.05）。双非优组与单非优组的着床率、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无显著差异（ P>0.05）。 结论:无论患者年龄如何，若存在优质囊胚，应优先选择单优质囊胚移植；若无优质囊胚，也应考虑单囊胚移植，以期降低多胎妊娠风险，提高累积活产率，改善妊娠结局。

目的:探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 ATAAD）患者围手术期血浆P-选择素水平与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 ALI）的关系。方法:ATAAD患者46例，根据围手术期ALI诊断标准分为两组：术前ALI组（A组，24例）和术前非ALI组（NA组，22例）。所有患者均在全身麻醉和深低温停循环（deep hypothermic circulatory arrest, DHCA）下行孙氏手术（主动脉弓人工血管替换和象鼻支架植入术）。分别于麻醉诱导前（T 0）、手术结束时（T 1）和术后12 h(T 2）抽取动脉血行血气分析，计算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 OI），并同时抽取静脉血检测血浆P-选择素水平、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 PC）、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 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 PDW）。 结果:A组患者各时点OI低于NA组（ P<0.05）；与T 0比较，A组患者T 1时OI降低、T 2时增高，NA组患者T 1、T 2时OI均降低（ P<0.05）。A组患者各时点血浆P-选择素水平高于NA组（ P<0.05），T 0时PC低于NA组（ P<0.05）。与T 0比较，两组患者T 1时血浆P-选择素水平、PDW增高，PC、MPV降低（ P<0.05）；T 2时血浆P-选择素水平增高，PC降低（ P<0.05）。血浆P-选择素水平与OI呈负相关（ r=-0.793， P< 0.05）。 结论:ATAAD患者围手术期多种因素导致血小板活化、血浆P-选择素水平增高，是围手术期发生ALI的重要因素。围手术期采取措施减少血小板活化、降低血浆P-选择素水平可能有助于ALI的防治。

目的:探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TAAD)术后D-二聚体(D-D)、肌钙蛋白I(cTnI)和血管活性药评分(VIS)变化及对死亡结局的预测作用。方法:回顾性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的120例TAAD患者，根据术后28 d生存情况将患者分为死亡组( n＝17)和存活组( n＝103)，比较两组临床资料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TAAD患者术后死亡的影响因素。 结果:死亡组患者年龄、深低温停循环时间、D-D、cTnI分别为(60.50±5.42)岁、(30.40±9.92)min、(15.65±5.52)g/L和(3.32±0.82)mg/L，明显高于存活组(均 P<0.05)。死亡组术后24 h的VIS评分及VIS评分变化值分别为(9.66±1.10)分和(4.50±0.91)分，明显高于存活组(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D-D、cTnI和VIS评分变化值是TAAD术后死亡的影响因素(均 P<0.05)。D-D、cTnI和VIS评分变化值预测TAAD患者死亡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18、0.691和0.789(均 P<0.05)。 结论:TAAD患者术后死亡受患者年龄、D-D、cTnI和VIS评分变化值的影响，其中D-D、cTnI和VIS评分变化值在预测患者术后死亡方面有一定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内皮祖细胞(EPC)作为种子细胞构建的基质依赖型组织工程骨(ECM-TEB)修复大鼠股骨缺损的效果。方法:分离培养骨髓来源的MSC和EPC并进行功能鉴定，种植上架于纳米晶胶原基人工骨颗粒，培养14 d后冻干，获得MSC/EPC ECM-TEB和MSC ECM-TEB。扫描电镜观察MSC和EPC在支架表面的生长形态。分别提取MSC ECM-TEB蛋白浸提液(对照组)和MSC/EPC ECM-TEB蛋白浸提液(实验组)，加入EPC培养系统中进行迁移、划痕修复、管腔形成检测；另加入MSC培养系统中进行茜素红染色和碱性磷酸酶(ALP)染色检测，观察两组细胞募集、血管生成和成骨分化情况。选取12只SD大鼠，建立股骨缺损模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1)假手术组：仅在缺损处进行清创处理；(2)MSC ECM-TEB组：在缺损处植入MSC ECM-TEB；(3)MSC/EPC ECM-TEB组：在缺损处植入MSC/EPC ECM-TEB，每组4只大鼠。2个月后行Micro-CT检查和缺损区Masson三色染色观察骨缺损修复情况。冻干后低温保存3个月，采取同位素相对标记与绝对定量技术(iTRAQ)标记蛋白质谱检测MSC ECM-TEB和MSC/EPC ECM-TEB在成血管方面的差异，并采用基因本体论/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技术(GO/KEGG)功能富集方法分析其原因。结果:MSC和EPC在支架表面生长、增殖良好，形成光滑的细胞层状结构。实验组在细胞迁移数、划痕修复比例和管腔形成长度分别为(121.6±8.3)个、(61.5±5.9)%、(11.3±0.6)mm，较对照组显著增多[(85.0±6.7)个、(39.3±3.6)%、(5.9±0.4)mm]( P均<0.01)。茜素红染色和ALP染色结果显示，实验组钙结节矿化面积比例显著增加[(38.8±3.3)%∶(49.9±3.0)%、(38.8±2.4)%∶(45.3±3.3)%] ( P均<0.05)。Micro-CT和Masson染色结果表明，MSC/EPC ECM-TEB组骨缺损修复良好，MSC ECM-TEB组仅形成少量新骨，假手术组几乎没有新骨形成；骨体积分数、骨小梁数量和骨小梁厚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蛋白质谱分析结果表明，与MSC ECM-TEB组相比，MSC/EPC ECM-TEB组中有83个血管生成相关的因子显著上调(差异倍数>2， P<0.05)；GO/KEGG功能富集分析显示，与MSC ECM-TEB相比，MSC/EPC ECM-TEB在"血管发育"等生物过程存在明显差异( P<0.01)，"血管平滑肌收缩通路"等显著增强( P<0.01)。 结论:与MSC ECM-TEB相比，MSC/EPC ECM-TEB在细胞募集、血管生成和新骨生成方面显著增强，是一种更佳的可用于创伤性骨缺损修复的组织工程骨构建策略。

目的:探讨人脂肪来源蛋白复合物（ADPC）对人皮肤成纤维细胞（HSF）和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以及含ADPC的三维生物打印墨水（Bioink）在裸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中的修复效应。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收集解放军总医院2020年10月—2021年3月收治的3例行腹部皮瓣转移修补术的女性慢性创面患者（年龄29~34岁）的废弃皮下脂肪组织和同期收治的3名行腹部抽脂术的健康女性（年龄24~36岁）的废弃抽脂术脂肪组织，分别制备正常ADPC（nADPC）及抽脂术ADPC（lADPC）。采用二辛丁酸法测定2种ADPC的蛋白浓度，计算2种ADPC的提取效率，样本数均为3。取对数生长期HSF和HUVEC进行后续实验。取2种细胞均按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方法下同）分为磷酸盐缓冲液（PBS）对照组、4 μg/mL nADPC组、20 μg/mL nADPC组、100 μg/mL nADPC组和200 μg/mL nADPC组，每组5孔。PBS对照组细胞采用PBS培养，余4组分别采用含相应终质量浓度的nADPC培养。常规培养24 h，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法检测细胞增殖活力。取HSF和HUVEC，分为PBS对照组、单纯nADPC组、单纯lADPC组、单纯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组、TNF-α+nADPC组、TNF-α+lADPC组。PBS对照组与单纯TNF-α组细胞分别加入PBS，单纯nADPC组、单纯lADPC组、TNF-α+nADPC组及TNF-α+lADPC组中分别加入终质量浓度100 μg/mL的nADPC或lADPC，单纯TNF-α组、TNF-α+nADPC组及TNF-α+lADPC组再加入终质量浓度20 ng/mL的TNF-α。进行细胞划痕试验后计算划痕后24 h细胞迁移率（样本数为3），同前检测培养24 h细胞增殖活力（样本数为5）。取明胶-海藻酸钠复合Bioink（Bioink AG），制备含100 μg/mL lADPC的Bioink AG（lADPC-Bioink AG），观察二者在室温下及冷凝后的形态和三维生物打印且交联后的形态，采用流变仪检测流变性能时记录低温成胶时间（样本数为3）。取20只8~10周龄雌性BALB/c-NU裸鼠，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模型后，分为常规换药组、单纯lADPC组、单纯Bioink AG组和lADPC-Bioink AG组，每组5只。常规换药组裸鼠创面仅覆盖水胶体敷料和常规换药，其余3组裸鼠创面另予相应lADPC、Bioink AG、lADPC-Bioink AG处理。从治疗0 d起，行大体观察，计算治疗2、6、10 d的创面愈合率。治疗10 d，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行创面组织病理学观察。对数据行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SNK- q检验及LSD- t检验。 结果:lADPC的蛋白浓度、提取效率分别为（1.306±0.011）mg/mL、（11.1±1.5）%，明显低于nADPC的（2.039±0.042）mg/mL、（22.2±2.0）%（ t=23.83、6.38， P<0.05或 P<0.01）。培养24 h，与PBS对照组比较，100 μg/mL nADPC组和200 μg/mL nADPC组HSF（ q=6.943、6.375， P<0.01）和HUVEC（ q=6.301、6.496， P<0.01）增殖活力均明显下降；与100 μg/mL nADPC组比较，200 μg/mL nADPC组HSF和HUVEC增殖活力无明显变化（ P>0.05）。划痕后24 h，与PBS对照组比较，单纯nADPC组、单纯lADPC组、单纯TNF-α组HSF和HUVEC迁移率均明显降低（ q=5.642、6.645、11.480，4.772、6.298、10.420， P<0.05或 P<0.01）；与单纯nADPC组比较，单纯lADPC组HSF和HUVEC迁移率无明显变化（ P>0.05）；与单纯TNF-α组比较，TNF-α+nADPC组、TNF-α+lADPC组HSF迁移率无明显变化（ P>0.05），HUVEC迁移率均明显升高（ q=8.585、7.253， P<0.01）；与TNF-α+nADPC组比较，TNF-α+lADPC组HSF和HUVEC迁移率无明显变化（ P>0.05）。培养24 h，与PBS对照组比较，单纯nADPC组、单纯lADPC组、单纯TNF-α组HSF和HUVEC增殖活力均明显降低（ q=5.803、5.371、9.136，11.580、9.493、13.510， P<0.05或 P<0.01）；与单纯nADPC组比较，单纯lADPC组HSF和HUVEC增殖活力均无明显变化（ P>0.05）；与单纯TNF-α组比较，TNF-α+nADPC组、TNF-α+lADPC组HSF（ q=14.990、10.850， P<0.01）和HUVEC（ q=7.066、8.942， P<0.01）增殖活力均明显升高；与TNF-α+nADPC组比较，TNF-α+lADPC组HSF和HUVEC增殖活力均无明显变化（ P>0.05）。室温及冷凝状态下，lADPC-Bioink AG比Bioink AG外观稍显浑浊；三维生物打印且交联后lADPC-Bioink AG与Bioink AG形态类似。在10 ℃时，lADPC-Bioink AG的凝固时间为（76.6±0.4）s，明显慢于Bioink AG的（74.4±0.6）s（ t=4.64， P<0.01）。治疗2 d，常规换药组裸鼠创面渗出较多，其余3组无明显渗出；治疗8 d，lADPC-Bioink AG组裸鼠残余创面面积最小，有明显上皮覆盖。治疗2 d，lADPC-Bioink AG组裸鼠创面愈合率明显高于单纯lADPC组（ t=3.59， P<0.05），与常规换药组、单纯Bioink AG组相近（ P>0.05）；治疗6 d，lADPC-Bioink AG组裸鼠创面愈合率明显高于常规换药组、单纯lADPC组、单纯Bioink AG组（ t=18.70、15.70、3.15， P<0.05或 P<0.01）；治疗10 d，lADPC-Bioink AG组裸鼠创面愈合率明显高于常规换药组、单纯lADPC组（ t=12.51、4.84， P<0.01），与单纯Bioink AG组相近（ P>0.05）。治疗10 d，lADPC-Bioink AG组裸鼠创面组织血管化程度适中，上皮化充分，愈合效果最好。 结论:抽脂术相关操作会降低ADPC蛋白浓度、提取效率等表征，但lADPC与nADPC具有相同的生物学作用，可在非炎症环境中抑制HSF与HUVEC的增殖与迁移能力，在炎症环境中提高HSF与HUVEC的增殖活力，同时提高HUVEC的迁移能力；将lADPC加入Bioink AG中后，不会明显影响Bioink AG的物理性质及打印性能，并可以提升裸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的修复效果。

目的:总结Beckwith-Wiedemann综合征(BWS)巨舌缩小矫形联合舌体射频消融术的手术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2年7月在厦门市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接受治疗的BWS巨舌表现患儿的临床资料，巨舌患儿均同期或分期行舌前段V形切口块状切除＋舌体侧方及舌根部针式刀头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术后随访观察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舌体形态、舌体切口恢复、舌体功能，并在第3、12个月行舌体MRI检查，观察舌体消融隧道恢复情况及舌体积，舌体是否可回纳口内，进行疗效判断(治愈和未愈)。结果:共纳入70例患儿，男31例，女39例，平均年龄15.4个月(5个月～4岁)。其中68例患儿同期行巨舌缩小矫形术＋舌体射频消融术，2例在外院先行巨舌缩小矫形术，术后1年舌体仍肥厚，隧于我科行舌体射频消融术。所有患儿术后平均随访18个月(6～36个月)，围术期均未出现大出血、舌部血肿及舌运动障碍等并发症。术后舌尖伤口浅层裂开14例，鼻饲营养、禁经口进食5～7 d逐渐好转后恢复流质饮食，4～12周痊愈，舌尖形态恢复良好；术后舌体伤口缝线反应13例，未进行特殊处理，术后2～3周自行消退。所有患者术后舌体积均明显缩小，可完全回纳口腔，疗效判定为治愈。结论:巨舌缩小矫形术联合舌体射频消融术治疗BWS舌体肥大，方法可行，效果满意，推荐应用。

目的:通过分析兰州市变应性鼻炎（AR）门诊就诊人次的变化，评估日均气温对当地AR发作的影响。方法:收集2013—2017年兰州市的气象及空气污染物数据，以及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甘肃省人民医院3家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AR门诊数据，描述气象因素、空气污染物与AR门诊就诊人次的基本情况。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法分析气象因素、空气污染物与AR门诊就诊人次的相关性。采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在控制长期趋势、季节趋势和其他混杂因素后，研究日均气温与AR门诊就诊人次的关系，并按照患者性别、年龄进行分层分析。结果:2013—2017年，上述3家医院AR患者就诊人次20 008例，兰州市日均气温与AR门诊就诊人次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并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当日均气温为22 ℃、累积滞后21 d（lag 0~21 d）时，AR门诊的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最大，为4.851（95% CI：3.986~5.904）。较低温（2.3 ℃， P25）、较高温（19.8 ℃， P75）和高温（25.5 ℃， P95）在lag 0~21 d的效应值均最大，分别为1.761（95% CI：1.375~2.255）、4.299（95% CI：3.574~5.171）和3.656（95% CI：3.046~4.389）。分层分析结果显示，低温和较低温对女性和0~14岁人群AR门诊就诊人次的影响更显著。lag 0~21 d时，低温对于女性AR门诊就诊人次的RR值为1.433（95% CI：1.105~1.860）；较低温对于女性AR门诊就诊人次的RR值为1.879（95% CI：1.460~2.419）；低温对于0~14岁人群AR门诊就诊人次的RR值为1.511（95% CI：0.999~2.287）；较低温对于0~14岁人群AR门诊就诊人次的RR值为2.051（95% CI：1.383~3.042）。较高温对男性和15~59岁人群AR门诊就诊人次的影响更显著。高温对男性和0~14岁人群AR门诊就诊人次的影响较大。 结论:气温可能是兰州市AR发作的重要影响因素，较高温（19.8 ℃）时AR门诊就诊风险明显增加，且存在累积滞后效应，不同性别和年龄的AR患者对气温的敏感程度不同。

目的:探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后再发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型夹层）的外科治疗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2月至2020年1月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外科收治的58例TEVAR术后再发A型夹层患者的资料。男性40例，女性18例，年龄（57.0±6.7）岁（范围：31~71岁）。术后再发A型夹层距TEVAR的时间［ M（ Q R）］为37 d（72.8个月）（范围：1 h至14年）。48例急诊手术，9例亚急诊手术，1例转运至手术室途中因夹层破裂死亡。57例手术患者均行主动脉根部处理。54例于深低温停循环选择性脑灌注下行全弓置换，3例（年龄>65岁）于浅低温下行弓部去分支吻合+升主动脉置换+弓降部覆膜支架植入术。 结果:手术时间（445±32）min（范围：382~485 min），主动脉阻断时间（103±19）min（范围：89~133 min），心肺转流时间（189±27）min（范围：162~221 min），术中出血量（665±343）ml（范围：450~1 750 ml）。术后ICU停留时间5（6）d（范围：2~27 d），术后住院时间14.0（4.5）d（范围：2~36 d）。死亡3例，包括严重脑部并发症2例，严重肝功能不全合并消化道出血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1例。术后随访0.5~7.0年，1例术后3个月发生左冠状动脉吻合口漏，行再次手术，2例再次行胸腹主动脉置换，其余患者CT血管造影未见吻合口漏和支架扭曲膨胀不全。4例随访期间死亡，1例术后2年突发脑梗死。结论:TEVAR术后再发A型夹层多数与支架移植物相关，积极的外科手术可获得良好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