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实验课是医学及生命科学相关专业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对医学类研究生的实验技能、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动物实验课教学方式存在内容单一、研究生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为更好地促进研究生主动学习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本文旨在探讨动物实验课的教学改革.首先,介绍动物实验课教学改革的背景和意义,强调其对研究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其次,提出动物实验课教学改革的原则,包括以研究生为中心、注重问题解决和实践探索、促进跨学科融合等,同时将中国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贯穿其中.然后,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详细阐述动物实验课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在课程设计上,应注重选取有挑战性和探索性的实验项目,充分考虑研究生的兴趣和专业需求.在教学方法上,应鼓励研究生主动参与、探索和合作,引导他们进行问题解决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在评价方式上,应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手段,如实验报告、小组讨论和项目展示等,以全面评估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最后,通过实践验证和效果评估,总结动物实验课教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目的:探讨贵阳地区新生儿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症发病情况和基因突变特点。方法:选择2020年9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在贵阳市所有助产机构出生，并进行G6PD筛查的89 715例活产新生儿为研究对象。采集其足跟血滤纸干血斑标本(DBS)，采用荧光分析法定量初筛G6PD活性。对于G6PD≤27 U/dL的G6PD缺乏症初筛呈阳性新生儿，召回至贵阳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采集空腹肘静脉血1～2 mL，采用G6PD/6-磷酸葡萄糖脱氢酶(6PGD)比值法与多色探针荧光熔解曲线(MMCA)法基因突变检测，进行新生儿G6PD缺乏症诊断。本研究经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科研伦理审查批件2021-56号)，并与新生儿监护人签订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本研究89 715例新生儿中，G6PD缺乏症初筛阳性率为1.40%(1 254/89 715)，其中男性新生儿的初筛阳性率为1.85%(888/47 983)，女性为0.88%(366/41 732)，男性新生儿G6PD缺乏症初筛阳性率显著高于女性，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3.52，P<0.001)。这1 254例G6PD缺乏症初筛阳性新生儿的召回复查率为74.96%(940/1 254)。940例被召回复查新生儿中，被确诊为G6PD缺乏症者为895例，召回确诊率为95.21%(895/940)，其中男性确诊率为98.10%(673/686)，女性为87.40%(222/254)；经G6PD/6PGD比值法被确诊为G6PD缺乏症者为694例，召回确诊率为73.83%(694/940)，其中男性确诊率为82.51%(566/686)，显著高于女性的50.39%(128/254)，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8.94，P<0.001)；经MMCA法基因突变检测被确诊为G6PD缺乏症者为846例，召回确诊率为90.00%(846/940)，其中男性确诊率为95.48%(655/686)，显著高于女性的75.20%(191/2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74，P<0.001)。846例经基因突变检测确诊为G6PD缺乏症新生儿中，G6PD基因单一突变型为13种和复合杂合突变为6种，排名前4位G6PD基因热点突变类型依次为c.1024C>T(235例，占27.78%)，c.1388G>A(205例，占24.23%)，c.95A>G(163例，占19.27%)，c.1376G>T(152例，占17.97%)。结论:贵阳地区新生儿G6PD缺乏症初筛阳性者中，召回复查率较低。该地区G6PD缺乏症新生儿排名前4位的G6PD基因突变类型以c.1024C>T、c.1388G>A、c.95A>G、c.1376G>T为主。开展G6PD活性筛查及相关诊断检测，有利于新生儿G6PD缺乏症的早诊断、早治疗。

为解决参加单位重复审查多中心研究方案导致的低效率,美国探索了中心伦理委员会(IRB)审查机制.但至今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中心IRB 审查能够提高审查效率和受试者保护水平,相反可能由于审查体系等原因导致受试者保护措施的弱化.美国正努力推行单一IRB (Single IRB),包括联盟和商业性IRB,或一家本地IRB,但认为仍为时过早.可见,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最佳伦理审查模式仍需继续探索.也许因地制宜地采取多样化伦理审查模式才能更好地保护受试者权益,为我国拟推行的多中心协作审查或单一伦理审查提供借鉴.

目的 探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动员的异基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G-PBMNC)输注,治疗不适宜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纤维化期高危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患者的安全性及疗效.方法 选择2016年3月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年龄为70岁的男性纤维化期高危PMF患者为研究对象.对该例患者进行相关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合病史及外院相关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并确定疾病分期及危险度.入院后对患者进行口服达那唑、沙利度胺及泼尼松,深部肌肉注射去铁胺、皮下注射红细胞生成素(EPO)治疗;同时,输注悬浮红细胞.2016年4月,患者接受G-PBMNC输注治疗,G-PBMNC供者为其女儿.治疗后观察患者的一般情况及治疗安全性,并且监测血常规检测结果、悬浮红细胞输注量及脾大小.回顾性分析本例患者的相关检查结果、诊断、治疗及疗效,并且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本研究经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文号:2015伦审第11号),并与受试对象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 ①入院后患者血常规检查结果示,白细胞计数为2.0×109/L,红细胞计数为1.5×1012/L,血红蛋白(Hb)值为39.0 g/L,血小板计数为23.0×109/L,外周血中原始细胞比例为2％;血清EPO值＞774 mIU/mL,铁蛋白值＞2 250 μg/L;骨髓穿刺干抽.骨X射线摄片结果示骨硬化;上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示脾大,肝轻度增大.本例患者诊断符合PMF,并且处于纤维化期,危险分层为高危.②共分离供者G-PBMNC悬液140mL,将分离、计数后的G-PBMNC用于患者输注治疗.G-PBMNC悬液中单个核细胞(MNC)输注量为3.0×108/kg,CD34+细胞输注量为1.6×106/kg.患者接受G-PBMNC输注治疗后,未出现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相关临床表现.③患者主要血常规检查指标于G-PBMNC输注治疗后,均呈上升趋势.患者接受G-PBMNC输注后1与11个月时,中位白细胞计数分别为4.0×109/L (3.1×109/L～4.6×109/L)与3.6×109/L(2.7×109/L～4.0×109/L),均高于输注前的1.8×109/L (1.3×109/L～2.3×109/L);输注后8与13个月时,中位Hb值分别为69.7 g/L (59.2～82.5 g/L)与70.5 g/L(61.3～84.1 g/L),均高于输注前的46.8 g/L(33.5～60.3 g/L);输注后6、11与12个月时,中位血小板计数分别为36.5×109/L(22.6×109/L～43.6×109/L)、41.0×109/L(29.9×109/L～56.7×109/L)与39.0×109/L(25.7×109/L～50.3×109/L),亦均高于输注前的14.0×109/L(7.2×109/L～18.5×109/L).④患者接受G-PBMNC输注治疗前1个月内,共计输注悬浮红细胞12 U;患者接受G-PBMNC输注治疗后1个月时,悬浮红细胞输注量下降为6.5U;治疗后3～4个月时,悬浮红细胞输注量进一步降低至1.5U.患者于接受G-PBMNC输注治疗后11个月时,悬浮红细胞输血量仅为3.5U,并且患者接受悬浮红细胞输注治疗的最长时间间隔达1个月.⑤患者在接受G-PBMNC输注治疗后,脾无进行性增大.结论 G-PBMNC输注治疗可以安全地改善纤维化期高危PMF患者的外周血血常规检测指标,减低患者对输血治疗的依赖性.对于不适宜接受allo-HSCT的纤维化期高危PMF患者,G-PBMNC可能是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但是该结论仅限于对单一病例的临床分析,尚需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研究、验证.

从多中心临床研究的现状分析入手,结合最新出台的临床研究管理相关政策和要求,对比美国多中心伦理审查的实践经验,针对我国开展多中心伦理审查的模式提出建议和意见.认为当前我国多中心伦理审查应该采取有条件的“认可”组长单位审查决定的模式,逐步建立单一中心伦理审查的模式,选择最优的主审伦理委员会.区域伦理委员会在多中心伦理审查模式中可以逐步承担起主审伦理的职责,最终为解决完善伦理审查机制、提高伦理审查效率做出贡献.

临床科研能力是评估医院发展实力的指标之一,也是医务人员提高专业技能的重要手段.针对"十二五"规划时期该院医院科研管理中主要存在科研创新力不强、申报书的逻辑思维不清晰、项目研究深度浅而小、质量管理工具使用单一、科研伦理审查不严等问题,医院科研管理部门以三甲复审为契机,提出应用PICO模型、技术路线图、品管圈等各种质量管理工具,开展三位一体的常态化科研督查,持续改进科研管理工作质量,不断探索创新管理实践方式,提升医院科研水平,效果显著.

提高伦理审查效率和质量是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的需要,单一伦理审查是实现路径之一,推行单一伦理审查具有可行性和实际意义,但是进展不尽如人意.通过开展调查,试图了解阻碍单一伦理审查推行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结果显示,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虽然对单一伦理审查的政策有了解,但是大部分持观望态度;政策保证和各机构伦理审查质量较高且具有同质性被认为是实现单一伦理审查的必要条件.

通过对补偿等相关概念界定,对临床试验受试者补偿的范围界定不明确、补偿金额缺乏具体核算标准及报销手续繁琐与兑现时间长、补偿方式单一,未体现不同受试者多样化需求、受试者维权能力与维权意识薄弱、伦理委员会履职能力也影响受试者权益维护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问题探讨其改进措施,如明确补偿的具体内容与范围,制定具体补偿标准及提高补偿兑现效率,采取合理的多样化补偿和激励方式,充分向受试者告知补偿权益,提高受试者的维权意识,提高伦理委员的审查能力等,为制定受试者补偿相关指导意见及保护受试者权益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通过梳理中国医院伦理委员会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起源发展和组织架构,论述了其教育培训、审查及监督、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四大功能及其作用,然后分析中国医院伦理委员会现有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所提出的对策建议,最后揭示了中国医院伦理委员会现有研究中内容有待深入、视角较为局限和方法较为单一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预测,以期为中国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建议.

基于"平台即服务"框架的"伦理即服务"(ethics as a service,EaaS)概念旨在解决抽象道德准则与人工智能实践间的转化鸿沟.当前护理机器人的伦理设计存在伦理服务者定位模糊、伦理设计简单化、伦理设计智能化误区与伦理场景单一化困境等不足.将EaaS框架运用到当前护理机器人的伦理设计活动中,有助于构建多方协调的伦理服务体系,实现多抽象层次的伦理设计审查,构建模块化的伦理情境,开展自发性的伦理定制服务.服务化和过程化的EaaS伦理设计,有助于实现伦理原则与具体应用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但也会对服务过程中的责任划分与隐私保提出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