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云南省师宗县蠓虫携带虫媒病毒情况。方法:采用RT-PCR方法对2013年7月采集自云南省师宗县的74批3 705只蠓虫进行检测，然后对扩增条带进行克隆测序。采用DNAStar软件中MegAlign进行同源性分析，使用MEGAX软件ALIGN进行序列比对和基于Maximum Likelihood (ML)方法进行遗传进化分析。结果:在云南省采集74批蠓虫样品中3批标本(SZC33、SZC42和SZ625C8-2)扩增出600 bp左右大小电泳条带；经过对以上PCR产物直接进行测序，SZC33和SZ625C8-2样本获得西藏环状病毒序列，而SZC42样品测序失败；对SZC42样品PCR产物进行克隆，挑取5个克隆进行测序，5个克隆均获得一段长为589个核苷酸(nucleotide，nt)序列，经BLASTx比对发现这5个克隆的核苷酸序列均与美国蚊虫中发现的星状病毒样病毒(culex bastrovirus-like virus, CAVL)的非结构蛋白基因氨基酸同源性最高，遗传进化分析结果显示云南省蠓虫(SZC42)样本检测到的病毒基因序列与美国蚊虫中检测到的CAVL(NC_040647)、巴西污水中检测到的星状病毒(Astrovirus，AV)(MF042208)以及越南蝙蝠检测到的AV(NC_032426)遗传进化关系较近，但形成独立的进化分支。结论:云南省蠓虫中发现的SZC42病毒序列为星状病毒序列。

目的:了解云南省蝙蝠体表寄生蛛蝇中肯科伊病毒(Kaeng Khoi virus，KKV)的感染情况。方法:2014年在保山市和2017年在瑞丽市采集蝙蝠体表寄生蛛蝇标本并进行鉴定，应用细胞组织培养法进行病毒分离，对阳性分离物进行序列扩增测序，对病毒全基因序列进行同源性和系统进化分析。结果:用蛛蝇标本研磨上清液接种BHK-21细胞，从瑞丽市和保山市蛛蝇标本分离到3株阳性分离物(WDBC1704、WDBC1710和BSBC1406)，均能使BHK-21细胞出现圆缩、脱落的细胞病变。经RT-PCR和高通量测序扩增后，获得3株阳性分离物的全基因组序列。系统进化分析显示3株阳性分离物的S、M、L基因均与泰国分离的KKV原型株PSC-19在同一进化支。本次分离的3株KKV与云南省既往分离株WDBC1403亲缘关系最近，其中BSBC1406株又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分支。序列对比显示3株分离株之间在M基因上存在较大差异，BSBC1406与其他2株相似度仅为78.0%~78.1%，开放阅读框区中Gc蛋白的氨基酸相似度均为85.3%。结论:从云南蝙蝠寄生蛛蝇中新分离的3株KKV与原型株有较大差异，特别是BSBC1406株与其他分离株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已发生了变异，应加强云南省媒介昆虫携带KKV的监测及其与人类疾病关系的研究。

尼帕病毒病（NVD）是一种新发现的人兽共患病，致死率达40%~75%，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畜牧业的发展，已成为近20多年来国际高度关注的新发传染病之一。尼帕病毒（NiV）是NVD病原体，其自然宿主是狐蝠科的果蝠。NiV可致人和动物感染，临床谱广泛，包括无症状感染、急性呼吸道感染、致命性脑炎甚至死亡。NiV自1999年首次在马来西亚被发现以来，主要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流行。NiV主要通过蝙蝠-猪-人、被污染的食物传播给人类造成人际传播。目前，尚无NVD特异性治疗药物和疫苗。我国目前没有NVD病例报道，但我国与NVD主要流行国家经济贸易及人员往来频繁，并且已在我国相关蝙蝠体内也检测到了NiV抗体，我国存在NVD输入与本地流行潜在风险。本文围绕NVD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和实验室诊断等预防控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综述，帮助相关工作人员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了解NVD。

目的:总结无低钠血症的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CPM）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并探讨其发病机制。方法:回顾性分析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自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收治的6例无低钠血症CPM患者的基本信息、可能病因、既往史、临床表现，以及发病时、发病1个月后、发病3个月后MRI特点。通过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评估患者发病后3个月时预后，mRS评分≤2分为预后良好，mRS评分>2分为预后不良。结果:6例无低钠血症的CPM患者中，男性4例，女性2例；4例患者表现为头晕，3例患者表现为头痛，4例患者出现肢体无力，另分别有2例患者出现认知下降、反应迟钝表现。4例CPM患者有高血压病史，5例CPM患者有糖尿病史，1例CPM患者有酒精性肝硬化病史。全部患者给予激素治疗、营养支持及对症治疗，发病3个月后5例患者明显好转，1例预后不良。患者MRI表现为脑桥基底部、双侧脑桥臂对称性异常信号影；T1WI低信号、T2WI高信号、T2-FLAIR高信号、DWI高信号，边界清楚，无明显占位效应及强化。DWI序列诊断早期CPM较敏感，可在临床症状出现24 h内出现高信号改变，发病3个月后转为等信号影。结论:无低钠血症的CPM诱因多为高血压、糖尿病、营养不良、慢性酒精中毒等，发病初期MRI可出现"猪鼻征"、"蝙蝠翅征"、"三叉戟征"等特征性改变。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于2022年8月4日在线发表文章，题目为中国发热患者标本检测到人畜共患的亨尼帕病毒(A Zoonotic Henipavirus in Febrile Patients in China)。科研工作者在山东省医院采集的发热患者咽拭子中利用宏基因组测序技术检测到一种新型亨尼帕病毒(henipavirus)，命名为琅琊亨尼帕病毒(Langya henipavirus，LayV)，简称琅琊病毒。随后在山东和河南的发热患者标本和当地食虫目动物(鼩鼱，shrew)标本中也检测出琅琊病毒。病毒基因组分子遗传进化分析结果显示，亨尼巴病毒属病毒可以分为两大组，其中第一组含两个重要的人畜共患病毒，包括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可以引起发热和呼吸道症状的亨德拉病毒(Hendra virus，HeV)以及在马来西亚发现的可以引起人类病毒性脑炎的尼帕病毒(Nipah virus，NiV)。以上两个病毒是亨尼帕病毒属的最重要成员，蝙蝠为以上两种病毒的中间宿主。本次发现的琅琊病毒则与另外一些在鼩鼱和啮齿类动物中发现的病毒形成亨尼帕病毒属的第二组病毒。这也是首次发现该组病毒与人类疾病有关，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

蝙蝠是许多人畜共患病病毒的储备宿主。但是关于个体蝙蝠内病毒的多样性和丰度的了解还较少，因此它们之间病毒共感染和溢出的频率也不清楚。我们用无偏的元转录组学方法，对中国云南省采样的149只个体蝙蝠中携带的哺乳动物相关病毒进行了表征。结果显示研究的动物中病毒的高频共感染(即蝙蝠个体同时感染多种病毒物种)和溢出，这可能进一步促进病毒的重组和再组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确定了5种病毒种，根据其与已知病原体的系统发生关系或体外受体结合实验的结果，发现这些病毒很可能对人类或牲畜具有致病性。这包括一种与SARS-CoV和SARS-CoV-2密切相关的新型重组SARS-like冠状病毒。体外实验表明，这种重组病毒可以结合人ACE2受体，可能具有更高的潜在溢出风险。我们的研究强调了蝙蝠病毒共感染和溢出现象的普遍发生及其对病毒出现的影响。

蝙蝠是尼帕病毒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等人畜共患病毒的重要宿主。然而，蝙蝠体表的吸血节肢动物是否也携带这些病毒，以及吸血节肢动物携带的病毒与蝙蝠携带的病毒之间的关系尚未报道。本研究于2012—2015年在中国云南省收集了蝙蝠体表686只吸血节肢动物，其中包括蝠蝇、蛛蝇、蜱、螨和跳蚤。采用宏转录组学方法对这些节肢动物携带的病毒进行分析，发现了144种高度多样性的单股正链RNA、单股负链RNA和双链RNA病毒，其中138种是潜在的新病毒。这些病毒分属14个不同的病毒科或目，包括布尼亚病毒目、单分子负链RNA病毒目、呼肠孤病毒科和小核糖核酸病毒目。进一步分析发现，布尼亚病毒目是蜱中最丰富的病毒群(占总病毒RNA的84%)，而裸露核糖核酸病毒在蛛蝇和蝠蝇的文库中最丰富(52%~92%)，其次是solemoviruses(南方菜豆花叶病毒)(1%~29%)和呼肠孤病毒(0%~43%)。这些病毒基于节肢动物类型高度聚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蝙蝠携带的节肢动物的病毒组中没有发现蝙蝠传播的人畜共患病毒，这似乎并不支持蝙蝠体表的节肢动物是蝙蝠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的传播媒介。

2022年7月和2023年7月,于湖南省常德市和福建省南平市使用竖琴网采集到4只蝙蝠(2♂、2♀).该批标本体型较小,前臂长35.28～36.37 mm;耳廓宽短顶端圆钝,耳屏短、肾型;毛发柔软茂密,相对较长,背毛及腹毛基部至毛尖均为深棕色至栗色;有萼片状距缘膜.颅骨较小,脑颅饱满圆润,人字嵴和矢状嵴明显;上颚较短,颧弓发达.上犬齿尖长,第一上前臼齿极小且位于齿列内侧;第一下前臼齿大小约为第二下前臼齿的一半;下臼齿为鼠耳蝠型臼齿.上述外形及头骨特征与卡氏伏翼Hypsugo cadornae相符;同时,基于COⅠ、cyt b基因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亦支持该鉴定结果.此次为卡氏伏翼在中国分布的再发现,也是湖南省和福建省翼手目Chiroptera分布的新记录.

武陵洞蛭(Sinospelaeobdella wulingensis)是中国洞蛭属(Sinospelaeobdella)的模式种,生活在环境条件较为稳定的溶洞深处,吸食洞栖性蝙蝠的血液,在洞顶壁完成其全部生活史,属于真洞穴动物.为了探究武陵洞蛭是否具有专吸蝠血性,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按季度在湘西州境内已发现有武陵洞蛭栖息的6个溶洞中进行微生境特征数据和样品采集,利用血餐iDNA技术对106条武陵洞蛭的寄主物种进行鉴定,结果显示:1)该蛭种通常栖息在潮湿、粗糙及岩屑(或泥屑)厚度为0.2～0.4 cm的洞顶壁,其种群分布点通常是蝙蝠的常栖点;2)其寄主组成为翼手目动物5科5属11种,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大蹄蝠(Hipposideros armiger)和西南鼠耳蝠(Myotis altarium)是其主要的吸血对象;3)武陵洞蛭各群体的食物多样性指数和生态位宽度基本上均低于总体水平,冬季的食物多样性指数和生态位宽度均高于其他季节.总之,武陵洞蛭主要分布在蝙蝠常栖点附近的洞顶壁,因长期适应于溶洞生活,其食性已发生特化,已演化出专门吸食蝙蝠血液的行为生态习性.因此,对武陵洞蛭专吸蝠血性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探究蛭类动物食物多样性的演化路径,揭示吸血性蛭类食性演化的行为生态机制.

随着航空业的发展,野生动物与航空器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研究机场周边飞行动物对机场动物撞击防范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蝙蝠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飞行类哺乳动物,也是严重影响夜间飞机飞行安全的隐患之一,但由于蝙蝠体型较小,发生撞击后往往无法发现相对完整的尸体,多为血液和毛发等,因此物种鉴定比较困难.从库尔勒机场防鸟网采集到一具蝙蝠样本,基于DNA条形码技术(DNA barcoding),通过16S rRNA遗传距离分析,发现棕蝠属(Eptesicus)与库尔勒样本群体间遗传距离为0.031～0.092,属内与库尔勒样本种间差异最大的是南美棕蝠(Eptesicus diminutus),遗传距离为0.092;差异最小的是大棕蝠(Eptesicus serotinus),遗传距离为0.031.结合形态学分析并通过解剖证实该个体的性腺尚未发育,确定了库尔勒机场挂网蝙蝠物种为大棕蝠.本研究为机场不易辨认或者保存不完整样本的物种鉴定提供方法依据.在确定物种后,了解其生活史特征,有利于机场动物撞击防范工作的精准实施,从而最大限度降低机场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