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报道2020年8月3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采用原位心脏移植治疗孤立性IgG4相关心脏炎性假瘤的病例1例，结合文献对IgG4相关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进行探讨分析。孤立性IgG4相关心脏炎性假瘤病例罕见，诊断及鉴别诊断困难，对于合并严重心脏功能损害者心脏移植是治疗的有效手段之一。

2020年5月24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施行了1例原位心肝联合移植，受者原发病为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合并缺血性心肌病，上腔静脉和股静脉/主动脉转流完成心脏移植，然后在股静脉/升主动脉转流完成肝移植，给予巴利昔单抗和甲泼尼龙联合免疫诱导治疗，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泼尼松的免疫抑制方案，目前随访12个月，生活质量良好。心肝联合移植术是治疗心肝功能衰竭的有效手段，但手术时间长，创伤大，需要精心的术后监护以获得良好预后。

目的:探讨老龄心脏移植受者的数量变化趋势和预后情况，并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6月至2021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进行心脏移植的1 044例年龄≥18岁受者的临床资料及年龄分布情况。根据心脏移植时受者年龄是否大于60岁，分为老龄组（≥60岁，877例）和非老龄组（<60岁，157例），再将老龄组受者按<65岁（107例）及≥65岁（50例）进行亚组分析，分别比较上述各组供者的基线资料及受者的基线资料、临床资料、术后院内及术后1年病死率和远期生存率。进一步分析非老龄组、老龄组中<65岁和老龄组中≥65岁受者的远期生存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全部纳入研究受者心脏移植术后短期病死率和累积生存率的相关危险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对短期病死率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累积生存率的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在校正其他混杂因素的前提下，以确定受者年龄对心脏移植术后生存的影响。结果:本中心每年接受移植手术的老龄受者例数均有所增加，而成年心脏移植受者的平均年龄及老龄受者的平均年龄相对稳定。本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5年。基线资料方面，老龄组受者与非老龄组男性[84.7%（113/157）比77.5%（687/877）]，有高血压[20.4%（32/157）比8.9%（79/877）]、吸烟[47.1%（74/157）比36.1%（320/877）]、糖尿病史[33.8%（53/157）比14.7%（130/877）]，术前植入转复除颤器/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起搏器/心脏再同步化治疗除颤器（ICD/CRT/CRT-D）比例[28.0%（44/157）比18.0%（160/877）]和术前肌酐[（105.3±25.3）μmol/L比（96.8±35.0）μmol/L]、IMPACT评分[（6.9±2.4）分比（4.2±2.9）分]、血清总胆红素[19.7（13.6，30.3）μmol/L比23.7（15.8，36.8）μmol/L]、平均肺动脉压[（26.0±10.3）mmHg比（29.7±11.0）mmHg（1 mmHg=0.133 kPa）]、供体心脏冷缺血时间[（274.7±105.6）min比（296.0±120.4）min]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老龄组和非老龄组院内病死率[4.5%（7/157）比4.7%（42/887）]和1年病死率[5.7%（9/157）比6.5%（58/88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8和0.70）；老龄组中≥65岁受者的院内和术后1年病死率分别为10.0%（5/50）和14.0%（7/50），高于老龄组中<65岁受者的1.9%（2/107）和1.9%（2/107），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和 P<0.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老龄组远期存活率低于非老龄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6）；老龄组中≥65岁受者远期存活率低于非老龄组和老龄组中<65岁受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者年龄≥65岁、术前肌酐≥133 μmol/L、总胆红素≥25.65 μmol/L、术前ECMO辅助支持是心脏移植短期和长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虽然老龄受者的长期预后略差于非老龄受者，但合并症少、术前状态较好的老龄受者院内病死率和术后1年病死率与非老龄受者相近，不应仅根据年龄将老龄受者常规排除在移植之外。年龄≥65岁受者的移植中远期预后不佳，在进行移植决策时需慎重。

目的:分析心脏移植术前合并肾功能不全受者的心脏移植临床预后和术后肾功能变化趋势，并总结相关处理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接受原位心脏移植受者(≥18岁)的临床资料，并采用CKD-EPI公式计算受者术前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根据2012年改善全球肾脏疾病预后组织发布的eGFR分类标准，将受者分为四组：M1组(术前eGFR≥90 ml/min/1.73 m 2)，M2组(术前eGFR为60～89 ml/min/1.73 m 2)，M3组(术前eGFR为45～59 ml/min/1.73 m 2)，M4组(术前eGFR<45 ml/min/1.73 m 2)。比较各组受者术后1年的临床预后。主要终点分析术前eGFR是否是受者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次要终点包括术后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使用率、住院周期和肾功能的变化趋势等。 结果:共纳入276例受者，其中eGFR<60 ml/min/1.73 m 2的受者占24.6%。与eGFR≥90 ml/min/1.73 m 2相比，调整模型后的1年内死亡率风险比分别为1.78(M3组，95%CI为1.31～3.39)和2.74(M4组，95%CI为1.41～5.32)，且M4组受者的死亡率风险比、CRRT使用率及住院周期风险也明显增加；移植前eGFR中位数为73 ml/min/1.73 m 2，术后3个月后降至61 ml/min/1.73 m 2，此后逐渐趋于稳定，各组eGFR的改变趋势基本相似。 结论:心脏移植术前的eGFR是受者术后短期存活率的独立预测因子；移植术后3个月eGFR可能逐渐恶化，经过恰当处理，术后3个月后eGFR甚至好转。

目的:回顾性分析边缘供心使用经验，探讨边缘供心的使用原则和风险防控。方法: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31例终末期心脏病患者实施原位心脏移植术，均采用双腔法吻合。包括单纯心脏移植28例，心肺联合移植2例，心肾联合移植1例。将患者按照供心来源分为常规供心组(5例)和边缘供心组(26例)。比较两组患者心脏移植术后各指标。结果:两组患者术后均未使用体外膜肺氧合和主动脉球囊反搏，无急性排斥反应，无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与常规供心组相比，边缘供心组体外循环时间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住院时间、带管时间、ICU滞留时间、心电图异常率、左心室射血分数、血液生化指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随访患者0.5～1.0年，随访率100%，期间边缘供心组1例心肺联合移植患者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术后1个月死亡；其他患者均无三尖瓣中度以上反流发生，无再次心衰发生；两组在心律失常发生率、左心室射血分数、感染和血液生化指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应用边缘供心并未对心脏移植患者术后近期生存率和恢复产生明显影响，中远期效果有待进一步随访。

目的:总结1例婴幼儿心肌致密化不全（noncompaction of ventricular myocardium，NVM）应用心脏移植术的治疗经验，讨论心脏移植治疗婴幼儿NVM的应用价值。方法:2020年8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胸外科收治了1例终末期NVM的患儿，采用双腔静脉法进行原位心脏移植术，于2020年8月12日对其成功实施了心脏移植术。通过PubMed、Springer Link、Google Scolar、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中国知网（CNKI）、万方和维普数据库检索，总结对婴幼儿NVM行心脏移植术的诊疗经验。结果:患儿既往有心脏手术史，术前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左心室NVM、左心室壁运动减弱、二尖瓣中-大量反流。既往多次内科保守治疗后效果较差。心脏供体和受体ABO血型均为A型，供体与受体的体重比值为1.21。供心冷缺血时间为332 min。受体主动脉阻断时间为114 min，体外循环时间为241 min，后并行辅助时间为130 min。术后机械通气时间为41 h。术后1年内无严重并发症，未出现免疫排斥反应。检索文献，仅发现3篇单中心英文病例报道，共3例NVM婴幼儿接受心脏移植术，均预后良好，其中最长的随访时间为3年。结论:运用双腔静脉法行原位心脏移植术可以作为婴幼儿NVM终末期治疗的有效手段。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桥接心脏移植在心力衰竭终末期儿童救治中的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儿童重症医学科收治的2例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桥接心脏移植救治的危重患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两例患儿VA-ECMO支持桥接到原位异体心脏移植术后无明显并发症，顺利出院。第1例患儿VA-ECMO辅助第12天，转运至有心脏移植资质的医院，次日进行心脏原位移植手术，术中撤离ECMO。术后21 d顺利出院，随访至今体健，发育同同龄儿，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第2例患儿VA-ECMO治疗第10天，做清醒ECMO。VA-ECMO治疗第12天，成功撤离ECMO等待心脏移植。入院32 d(VA-ECMO使用后第17天)行心脏原位移植，术后无ECMO辅助，监护室住院治疗6 d转入普通病房，移植术后23 d顺利出院，常规抗排异治疗。出院随访至今体健，正常上学生活。结论:极危重患儿及终末期心脏无法撤离VA-ECMO时，对于符合移植指征的患儿选择恰当时机行VA-ECMO桥接心脏移植为既往无希望患儿创造生机，挽救终末期患儿生命，并提高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抑制剂调控小鼠心脏移植排斥反应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20只C57小鼠作为受体，20只BALB/c小鼠作为供体，建立心脏移植模型，随机分为模型组和观察组。观察组小鼠经腹腔注射HMGB1抑制剂甘草酸铵50 mg/kg，模型组小鼠经腹腔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移植后各组小鼠给药至移植心脏停跳。分别观察两组小鼠移植心脏存活时间；苏木精-伊红(HE)染色分析心脏病理评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分析两组小鼠外周血清白细胞介素(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采用EVG染色分析移植心脏血管病变；流式细胞术分析巨噬细胞比例变化，原位缺口末端标记法(TUNEL)染色分析心肌细胞凋亡水平。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观察组小鼠供体心脏存活时间[(7.60±2.12) d]明显高于模型组[(15.90±3.03)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091， P<0.05)。观察组小鼠供体心脏病理评分[(1.80±0.79)分]明显高于模型组[(4.10±0.7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734， P<0.05)。观察组小鼠血清炎症因子IL-1β和TNF-α水平[(59.89±18.98)、(56.51±10.89) pg/ml]明显低于[(106.99±14.97)、(101.11±11.44)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532、8.931， P<0.05)。观察组小鼠供体心脏实质反应评分[(2.20±0.63)分]明显低于模型组[(3.60±0.5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422， P<0.05)。观察组小鼠供体心脏动脉病评分[(1.70±0.67)分]明显高于模型组[(3.30±0.6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301， P<0.05)。观察组小鼠供体心脏巨噬细胞浸润比例[(16.67±2.49)%]明显低于模型组小鼠供体心脏巨噬细胞浸润比例[(34.43±4.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750， P<0.05)。观察组小鼠供体心脏细胞凋亡比例[(20.68±3.01)%]明显低于模型组小鼠供体心脏[(44.19±3.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370， P<0.05)。 结论:HMGB1抑制剂甘草酸铵显著抑制炎性细胞浸润和炎性因子释放，降低心肌细胞凋亡，进而延长移植心脏的存活时间。

目的:报道1例婴儿原发性心脏肿瘤应用自体心脏移植术切除的治疗经验，并结合文献复习探讨心脏自体移植术在治疗婴儿原发性心脏肿瘤上的应用价值。方法:2019年1月大连市儿童医院收治了1例因频发室上速不能自行复律的2个月龄原发性左心室巨大肿瘤患儿，术前出现心力衰竭和频发室上速症状，不能自行复律，于2019年1月26日对其成功实施了心脏自体移植术切除心脏肿瘤(心脏离体、体外肿瘤切除、心脏复位)。检索万方、维普、CNKI、SinoMed、PubMed、Cochrane Library、Medline数据库截至2019年1月，检索关键词为"cardiac autotransplantation、tumor"，复习相关的文献并分析。结果:成功完成了患儿左心室肿瘤的完整切除，术后无重大并发症，患儿术后心功能明显改善，未出现室上速症状。通过文献检索，有17岁、19岁及35岁的3例，49岁1例，2岁幼儿1例，38岁1例，48岁1例，53岁1例，21～71岁48例，35～63岁7例，22～73岁5例等心脏肿瘤患者，行自体心脏移植术切除肿瘤的报道。结论:自体心脏移植术对于常规原位心脏难以切除的左心系统肿瘤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危重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心肺病理特征，为类似病例的临床救治提供借鉴。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COVID-19患者从发病到危重型快速进展过程中的临床指标、实验室检查、支气管镜及超声心动图结果的动态变化和心肺病理解剖结果。结果:该例患者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后第9天入院。患者起病后从轻症到重症，再到危重症分别经历了12和18 d，在第28至45天期间接受了体外膜肺氧合（ECMO）联合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CRRT）以及心肺联合移植术，术后第2天死亡。患者有8?年高血压病史。早期症状轻，炎症指标升高、淋巴细胞减少。治疗效果差，病情进展迅速，多次病毒核酸检测转阴之后病情仍加重，并逐渐发展为肺出血和实变，大量分泌物和肺内出血导致肺功能丧失、肺动脉高压、右心衰竭、恶性心律失常及肝功能异常。予右肺移植和原位心脏移植术后不能维持循环稳定而死亡。肺病理检查可见气管及支气管内存在大量黏液、暗红色分泌物和血块，病理改变主要为肺组织出血坏死、肺泡炎、纤维素性渗出和小血管病变，心肌细胞水肿和少量炎症细胞浸润。结论:COVID-19危重型患者从轻症到危重症、死亡进展快速，危重症阶段发生肺、心和肝脏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