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医学对慢性鼻炎的认知与命名的发展脉络，发现以鼻塞为主要特征的病症在《黄帝内经》与《武威医简》中已见记载，但未提出病名。古代医家多数未将慢性鼻炎与急性鼻炎等病严格区分，古籍中的“鼻齆”“鼻塞”“不闻香臭”“鼻窒”“鼻塞不闻”“气息不通”等病证包含相当比例的慢性鼻炎。近代中医曾将“鼻渊”“鼻齆”“鼻塞”等中医病名与西医之慢性鼻炎对应，“鼻渊”使用较广，但因词不达意而遭淘汰。1970年代，多部教材提出将“鼻窒”用作慢性鼻炎的中医病名。1980年第4版全国中医统编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学》首次将“鼻窒”确立为规范病名。“鼻窒”病名虽然在术语定名的单义性、科学性上也存在欠缺，但通过统编教材、标准规范、临床指南等途径的大力推介，仍被中医界普遍接受。“鼻窒”的规范化过程表明，古代文献中不存在慢性鼻炎的等价中医病名。提示中西医病名对照必须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论证，且即便如此，也经常徒劳无功。在阅读和利用中医古籍时，必须了解术语内涵的古今差异。

瘟疫是指具有强烈致病性和传染性的一类疾病，即现代医学之传染病。由于瘟疫种类繁多，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家对瘟疫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断的演化与发展。本文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整理，挖掘中医对瘟疫的分类，并对瘟疫相关理论进行辨析，从而完善中医对瘟疫的分类，以期为现代疫病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日本"古方学派"著名学者山胁东洋(1706—1762)发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关于身体结构的描述存在差异，于1754年在京都进行了一次尸体解剖，这次解剖被认为是日本解剖学发展的开端，通常被描述为山胁东洋个人的成就。然而，仔细梳理史料却可以发现，日本对解剖的兴趣并不是在此时突然出现，而是伴随着17世纪中期西方医学的到来而开始。笔者论证了外国和本土的医学、社会、政治及宗教因素如何逐渐激发日本人对尸体产生新认识，并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解剖观察的价值。早在山胁东洋解剖人体之前的几十年，一位眼科医生就发现了眼睛的功能，他通过观察腐尸绘制了骨骼连接图，并将这种观察方法作为获取新知识的手段。山胁东洋的成就不在于他获得的解剖结果，而在于他的解剖获得了政府允许，成果付诸出版，为后来的解剖者开创了先河。在山胁东洋的效仿者中，河口信任的突破性成就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认可。1770年，河口信任进行了一次解剖，他既没有参阅古籍，也没有因为刀和体液的刺激引发超然的联想和敬畏之心，而是通过测量大小、确定位置、观察颜色等"临床"研究方法，进行了一次旨在获得新知的冷静而大胆的尝试。文章最后对日本和欧洲解剖插图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

当归饮子作为经典名方之一，最初记载于《严氏济生方》，主要用于治疗病机为血虚风燥的各种皮肤疾病。本研究通过查阅历代古籍及现代相关文献，从处方源流、药味组成及加减变化、药味剂量及煎服法、方义及功效辨析、药材基原及炮制、现代临床应用等方面对当归饮子进行了文献整理分析和总结。经考证共发掘古代文献80余种，现代文献170篇，认为本方由当归、白芍、川芎、生地黄、蒺藜、防风、荆芥穗、何首乌、黄芪、甘草10味药组成，配伍相对恒定，以水煎内服为主，对以血虚风燥为基本病机的皮肤病症有较广泛的应用，古今变化不大，争议较小，为当归饮子的复方制剂研发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古代医书有"杏核"这样的药物名称，但现代医书中只有"杏仁"的药名。在查考字书、训诂书和古代文献记载的基础上，认为古人在实际使用中可以明确"核"和"仁"的区别，认识到了果核和果仁是不同部分。以杏仁为中心，来探讨古代医书中"核"与"仁"的概念以及实质的异同。通过考察古代医药文献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来"杏核"一药其实际药用部分还是杏仁。可能因为古代药材市场不完善，没有完善的药材加工产业，杏核作为杏仁一种容易保存的形式在药铺中出售，需要医家在得到药材之后，再去除一部分非用药部位，因此在古代医籍中"杏核"与"杏仁"实为同一入药部位的不同名称。

日本安政霍乱大流行时期（1858—1860），汉方医并河济民发现使用巴豆治疗霍乱疗效显著，浪华某位医者发现鲊荅（走兽、牲畜的内脏结石）对霍乱也有显著效果。此后，伊予国小松藩藩医和尔子让听说了并河济民对巴豆的运用，兴法府医官马杉质也听闻了浪华医者的事迹。和尔子让在临证治疗中对巴豆进行试验，马杉质也验证了鲊荅的疗效。二人各自结合中医古代典籍，运用中医学理论阐释巴豆、鲊荅治疗霍乱的功效，将之视作霍乱“特效药”进行应用，并予以推广。和尔子让以巴豆为霍乱“特效药”的观点受到当时日本汉方医学界的关注。马杉质推广鲊荅的后续，由于缺乏资料暂不可考。

目的:探究古今方剂中桂枝-泽泻药对配伍用药规律。方法:分别检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的古代经典名方数据库1.0和已上市中成药数据库1.0含桂枝-泽泻药对的古方及中成药，采用Excel 2019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古今医案云平台V2.3.5和SPSS Modeler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频次统计、关联规则分析、聚类分析等。结果:纳入含桂枝-泽泻药对的古籍条文79条，包含古方76首，涉及中药250味；纳入中成药25种，涉及中药186味。古今方剂用药药性以温、寒、平居多，药味以辛、甘、苦为主，主要归脾、肺、肝、肾经。关联分析提示，古今方剂相同的高频关联组合为茯苓-桂枝-泽泻、苍术-桂枝-泽泻、白术-桂枝-泽泻等。古方药物配伍关联度较高的症状和疾病均为泄泻、水肿、呕吐等，证型为膀胱蓄水、湿困卫表、痰饮内停等；中成药与药物配伍关联度较高的临床症状为肢体关节疼痛、水肿，疾病为风湿性关节炎、肾脏疾病，证型为风寒湿痹、络脉瘀阻、肾阳虚等。高频药物聚类得到4个聚类方。结论:桂枝-泽泻针对的核心病证为水湿内停、寒湿中阻等所致兼有湿邪的外感病证，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及指导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目的: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古代文献中太白相关记载，总结其应用规律。方法:检索《中华医典》（第5版）收录的古籍资料，提取太白主治病证、腧穴配伍等相关信息，建立数据库，对数据进行频次统计后，运用Gephi 0.10.1软件及SPSS Statistic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共纳入条文248条，涉及古籍43部，包含单穴应用处方65首，配伍应用处方183首。太白主治病证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及传染病，单穴主治病证35种，优势病证为呕吐、热病、痢疾等12种；配伍主治病证47种，优势病证为热病、心痛、便秘等14种。配伍腧穴138个，多为特定穴，以足太阴脾经腧穴为主，高频配穴为足三里、大都、公孙等。聚类分析得到8类穴位组合，为太白的潜在处方。结论:太白古代临床应用较为广泛，以热病、便秘、腹痛等8种病证为主要优势病证，多与足三里、大都、公孙等特定穴相配伍。

现代的白酒古代称为烧酒，查阅古籍发现明代以前已有烧酒的蒸馏制备工艺，但由于其偏性较大，运用范围受限，药用记载亦较少，而《本草纲目》大量记载其药用。通过对比历代记载烧酒的医籍，发现《本草纲目》首次较为全面地记载烧酒药用的相关认识和运用。书中详列烧酒的致毒之因和辟毒之法，全面阐述其性味功效及主治，列举丰富多样的使用方法，巧妙运用烧酒治疗杨梅毒疮，并开创性提出高浓度的烧酒可作为酒剂的良好溶剂等。《本草纲目》中烧酒的记载对后世医疗用酒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对烧酒的运用不断扩展，药酒种类亦不断丰富。《本草纲目》中烧酒的相关记载亦可为现代白酒的药用提供参考。

本文以中医调情志为视角，从古代书籍文献、临床应用两方面探讨中医调情志与叙事医学的相关性。研究认为中医调情志展现出以"病为本，工为标"的人本主义精神，"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诊疗模式，关注患者负面情感，尊重患者疾病感受，反思自我德行，建立医患伙伴关系，促进医患双方付诸积极地行动，上述医学人文精神和临床行为与叙事医学人文关怀理念，临床实践有共通之处。叙事医学的三个焦点"负面情感、共情和关联性"与其三个要素"关注、再现、归属"在中医调情志临床中的各个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通过四诊合参以查情、关注倾听以共情，反思再现以辩情，调摄情志以舒情，针药结合以治情等方式，不仅能全面了解患者的心身状态、疾病感受、所需所想所愿，提升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实现情志疗愈、心理慰藉和躯体康复，而且还凸显中医学整体观念，"形神合一、治神为要"的特点。医患初诊的情感共情，多轮复诊会面，高频反馈与沟通，使医患形成长期的情感联结，建立伙伴关系。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调情志，可以扩展叙事医学的临床路径，而叙事医学人文关怀理念和实践工具，为中医调情志人文关怀提供现代医学理论支撑和落地工具。两者融合发展对构建新型医患人文诊疗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