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1(sPD-L1)是否能够预测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患者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PICS)的发生。方法:收集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发病24 h内首诊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胰腺外科且住院时间≥14 d的131例成年SAP患者，依照PICS诊断标准，将SAP患者分为PICS组(45例)和非PICS组(86例)，收集统计入院24 h内、(14±2) d时的sPD-L1等实验室数据资料及其他相关临床数据和预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通过U-Whitney检验进行分析。分类变量以频率和百分数表示，采用 χ2检验。 结果:PICS组和非PICS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发病病因以及入院Balthazar CT评分、白蛋白(ALB)、白细胞计数(WBC)、ALCs计数、sPD-L1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PICS组患者入院时C反应蛋白(CRP)，入院24 h内的正平衡量、入院急性生理功能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发病2周左右时的sPD-L1水平、Balthazar CT评分高于非PICS组患者[175.50(128.00，212.25) mg/L比135.26(108.06，171.93) mg/L， Z＝－2.823， P<0.05；(1 914.7±668.2) ml比(1 600.5±613.1) ml， t＝－2.410， P<0.05；(12.12±2.31)分比(10.91±2.75)分， t＝－2.237， P<0.05；108.93(101.35，118.96) μg/L比90.03(81.57，99.36) μg/L， Z＝－5.599， P<0.05；8(6～8)分比6(5～8)分， Z＝－3.251， P<0.05]。发病2周左右时的淋巴细胞计数(ALCs)计数明显低于非PICS组[0.87(0.71，1.09)比1.04(0.84，1.27)， Z＝－2.663， P<0.05]。2周左右的sPD-L1水平和Balthazar CT评分是SAP患者并发PICS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 OR)＝1.07，95%可信区间( CI)：1.03～1.12， P<0.01； OR＝1.52，95% CI：1.10～2.12， P<0.05]。 结论:2周左右的sPD-L1水平和Balthazar CT评分是SAP患者并发PICS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1/PD-L1）通路可负调控机体的免疫应答，血清可溶性PD-L1（sPD-L1）可反映PD-L1的表达水平。通过比较血清sPD-L1在慢性乙型肝炎（CHB）和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间的表达差异，探讨CHB临床治愈的影响因素。方法:收集CHB患者60例、CHC患者40例和健康对照组60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剂盒检测血清sPD-L1的水平，分析CHB和CHC患者中sPD-L1的水平及其与病毒载量、肝损伤指标等的关系。根据数据的分布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者Kruskal-Wallis检验，以及Pearson相关或者Spearman秩相关分析，以 P < 0.05时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CHB患者的血清sPD-L1水平[（414.6±214.9）pg/ml]显著高于CHC患者[（58.9±122.1）pg/ml]和健康对照组[（66.27±24.43）pg/ml]，而CHC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的血清sPD-L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的分组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显示，CHB患者的血清sPD-L1水平与HBsAg含量呈正相关，与HBV DNA和丙氨酸转氨酶、白蛋白等肝损伤指标无相关性；CHC患者的血清sPD-L1水平与HCV RNA和肝损伤指标也无相关性。结论:CHB患者的血清sPD-L1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和CHC组患者，且sPD-L1水平与HBsAg呈正相关，HBsAg持续存在是PD-1/PD-L1通路活跃的重要机制，表明PD-1/PD-L1通路活跃可能是CHB目前尚不能被临床治愈的重要因素。

目的:基于二氧四氢喋啶合酶（LS）多聚纳米抗体，建立一种检测血清中可溶性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的方法。方法:采用竞争ELISA筛选识别PD-L1不同表位的纳米抗体作为配对抗体，建立双纳米抗体夹心ELISA检测方法（Nbs-ELISA）。为了进一步提高敏感性，将纳米抗体与LS进行融合，获得多聚形式的纳米抗体作为sPD-L1蛋白的捕获分子，建立基于LS的多聚纳米抗体ELISA检测方法（LSNbs-ELISA）。结果:与Nbs-ELISA方法相比，LSNbs-ELISA方法对sPD-L1的检测敏感性提高了约11倍，Nbs-ELISA对血清中sPD-L1的检出限为2.87 ng/ml，而LSNbs-ELISA对PD-L1的检出限为0.255 ng/ml。2种检测方法对sPD-L1的检测均具有很高的特异性，与掺入血液中的PD-1、CD27、CD70、CD137和CD147蛋白均不结合。结论:建立的基于LS多聚纳米抗体检测血清中PD-L1的检测方法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肺癌患者血清中可溶性PD-L1的检测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免疫疗法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LACC)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在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接受抗PD-1/PD-L1免疫疗法(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调强放疗(IMRT)+TP(紫杉醇+卡铂)化疗]治疗的LACC患者51例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接受同步放化疗治疗的51例LACC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肿瘤标志物[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可溶性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25(CA125)]、增殖凋亡指标[存活素(Survivin)、B淋巴细胞瘤-2基因(Bcl-2)、半胱氨酸蛋白酶-3(Caspase-3)、细胞凋亡促进物质(Bax)]、PD-1/PD-L1[可溶性PD-L1(sPD-L1)、CD4 + T细胞表面PD-1表达(PD-1 CD4 + T细胞)、CD8 + T细胞表面PD-1表达(PD-1 CD8 + T细胞)及CD14 +单核细胞表面PD-L1表达(PD-L1 CD14 +单核细胞)]、安全性及1年内生存率。 结果:(1)疾病控制及安全性：观察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80.39%(41/51)、92.16%(47/51)，高于对照组的39.22%(20/51)、70.59%(36/51)(均 P<0.05)，但组间各毒副反应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肿瘤标志物及增殖凋亡指标：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两组血清SCCAg、CYFRA21-1、CEA、CA125水平及Survivin、Bcl-2水平均显著降低，Caspase-3、Bax水平显著升高，且治疗后观察组以上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均 P<0.05)；(3)PD-1/PD-L1：治疗后，观察组sPD-L1、PD-1 CD4 + T细胞、PD-1 CD8 + T细胞、PD-L1 CD14 +单核细胞较治疗前显著降低(均 P<0.05)，且观察组sPD-L1、PD-1 CD4 + T细胞、PD-1 CD8 + T细胞、PD-L1 CD14 +单核细胞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4)生存情况：观察组1年内生存率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抗PD-1/PD-L1免疫疗法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LACC临床效果显著，可通过调控肿瘤标志物、增殖凋亡指标及PD-1/PD-L1表达来有效抑制病情进展，且不增加治疗风险，对提升患者生存率具有积极作用。

目的: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CBP）对脓毒症患者免疫及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2019年3月至2020年10月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年龄≥18岁且符合脓毒症诊断标准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标准治疗组和CBP治疗组。两组患者均参照2016年脓毒症与脓毒性休克处理国际指南相关推荐给予初始液体复苏、控制感染源及应用抗菌药物等标准治疗；CBP治疗组在标准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VVH），治疗剂量为25~30 mL·kg -1·h -1，血流速为150~200 mL/min，每天20 h以上，连续治疗3 d。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1 d、3 d记录患者的血乳酸（Lac）、降钙素原（PCT）、淋巴细胞计数（LYM）、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等临床资料；取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血清免疫功能相关指标〔白细胞介素（IL-4、IL-7）、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γ-干扰素（IFN-γ）〕及内皮细胞损伤相关指标〔可溶性血栓调节蛋白（sTM）、血管生成素-2（Ang-2）、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硫酸乙酰肝素（HS）、多配体蛋白聚糖-1（SDC-1）〕水平；同时记录两组患者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并随访患者28 d转归。 结果:最终入选标准治疗组患者20例，入选CBP治疗组患者19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感染部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标准治疗组ICU住院时间为（10±5）d；28 d死亡5例，存活15例。CBP治疗组ICU住院时间为（9±4）d；28 d死亡8例，存活11例。两组ICU住院时间和28 d死亡患者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1 d Lac、PCT、LYM、APACHEⅡ、SOFA评分及免疫功能和内皮细胞损伤相关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3 d时，CBP治疗组患者Lac、PCT及APACHEⅡ、SOFA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同时IFN-γ和IL-4等促炎与抗炎因子、PD-1和IL-7等免疫细胞凋亡相关指标及sTM、SDC-1、HS等内皮细胞损伤相关因子亦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上述指标的改善程度均较标准治疗组更明显，其中LYM明显高于标准治疗组（×10 9/L：1.3±0.3比0.9±0.4， P<0.05），IL-4、IFN-γ、IFN-γ/IL-4比值、IL-7、PD-1、sTM、SDC-1、HS、Ang-2水平则均明显低于标准治疗组〔IL-4（ng/L）：2.8（1.5，3.2）比3.3（2.7，5.2），IFN-γ（ng/L）：6.3（5.4，106.5）比217.9（71.4，517.1），IFN-γ/IL-4比值：3.7（1.8，70.3）比59.1（18.3，124.9），IL-7（ng/L）：4.6（3.2，5.1）比6.3（5.2，8.0），PD-1（μg/L）：0.04（0.03，0.06）比0.08（0.05，0.12），sTM（μg/L）：4.9（4.3，7.4）比8.7（6.0，10.8），SDC-1（μg/L）：0.6（0.3，1.1）比0.9（0.8，2.5），HS（ng/L）：434.8（256.2，805.0）比887.9（620.1，957.3），Ang-2（ng/L）：934.0（673.3，1 502.1）比2 233.9（1 472.5，3 80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CBP治疗可以纠正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降低多种内皮细胞损伤标志物水平，减少多糖包被的降解，但不能明显降低患者28 d死亡风险和缩短ICU住院时间。

梁尘格等通过观察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服用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疗效，目的是为此类特殊人群的抗病毒治疗提供循证依据，结果显示，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可影响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病毒学应答及生物化学应答（梁尘格等，第113~117页）。刘丽萍等通过观察恩替卡韦经治后低病毒血症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抗病毒治疗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恩替卡韦经治后发生低病毒血症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6周完全病毒学应答率，且可以改善患者肝肾功能和减轻纤维化程度。48周后续用恩替卡韦和48周时乙型肝炎病毒（HBV）DNA载量是低病毒血症患者96周HBV DNA未转阴的预测因素（刘丽萍等，第118~125页）。尚梦月等分析了慢性乙型肝炎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临床及病理组织学特征。并认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合并代谢紊乱易发生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HBV病毒因素、肝脏纤维化程度与肝脏组织脂肪变性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尚梦月等，第126~132页）。柯若曼等研究结果显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L1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和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且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L1水平与HBsAg正相关，表明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通路活跃是慢性乙型肝炎不能像慢性丙型肝炎一样被根治的重要原因，HBsAg持续存在是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通路活跃的重要机制（柯若曼等，第133~137页）。CD100的活性形式是sCD100而非mCD100，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中存在sCD100和mCD100表达失衡，sCD100可增强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CD8 +T淋巴细胞的功能，是潜在治疗靶点之一（侯环荣等，第138~146页）。肝硬化患者胃肠道息肉内镜下治疗的出血并发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国内鲜有文献报道。崔浩等研究肝硬化患者胃肠道息肉切除伴出血的发生率，并对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肝硬化与非肝硬化人群比较，行内镜下胃肠道息肉切除时发生出血的风险更高。对于肝功能Child-Pugh B级或C级、息肉位于胃部、合并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高危因素的肝硬化患者，应列为内镜下息肉切除的相对禁忌证（崔浩等，第147~154页）。林鹏等认为，当肝癌复发符合米兰标准时，补救性肝移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在肝源紧缺的情况下，再次肝切除和局部消融是复发性肝癌合适的治疗方案（林鹏等，第155~160页）。杨婷等研究结果显示国产钆塞酸二钠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和诊断有效性（杨婷等，第161~167页）。Crigler-Najjar综合征II型,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遗传性性疾病，其特征为非溶血性高间接胆红素血症。罗磊等报道了3例由UGT1A1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Crigler-Najjar综合征II型患者，并对其家系进行深入研究。报道了一种新的UGT1A1基因3位点复合杂合致病性突变(c.-3279T > G，c.211G > A和c.1456T > G)（罗磊等，第168~173页）。艾馨等认为，CXCR1/CXCL8轴可调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胆管上皮细胞异常增殖，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核因子-κB及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通路有关（艾馨等，第174~180页）。赵添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发性门体分流道栓塞或者限流对改善肝性脑病患者症状有效且安全（赵添等，第181~185页）。

目的:观察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患者可溶性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soluble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sPD-1）与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动态变化，探索sPD-1与脓毒症免疫抑制的关系。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入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ICU的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期入住ICU的普通术后患者为非脓毒症组，并纳入年龄、性别与其他三组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为健康对照组。检测患者入ICU后第1天、第3天和第7天外周血sPD-1、淋巴细胞计数、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及淋巴细胞亚群分析，比较各组sPD-1及各项免疫指标变化，并进行相关分析。健康对照组和非脓毒症组仅取入组当日血标本。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90例，年龄（58.36±17.46）岁，男性58例，女性32例。其中脓毒症29例，脓毒症休克31例，非脓毒症15例，另招募志愿者15名作为健康对照组。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组患者28 d病死率为28.3%。患者入ICU第1天，sPD-1水平（pg/mL）脓毒症休克组和脓毒症组显著高于非脓毒症组和健康对照组[512.64（216.85, 1 039.41） vs. 261.90（191.96, 421.99） vs. 191.56（151.26, 232.66） vs. 200.51（162.14, 241.26），均 P<0.05]，脓毒症休克组sPD-1高于脓毒症组，且一周内持续处于高水平（均 P<0.05）。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组淋巴细胞计数第1天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和非脓毒症组（均 P<0.05），且脓毒症休克组淋巴细胞计数减低持续至第7天（均 P<0.05）。淋巴细胞百分比和总T淋巴细胞，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组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和非脓毒症组（均 P<0.05），而总B淋巴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脓毒症休克组第7天CD8 +T淋巴细胞仍显著低于脓毒症组[（18.36±2.23）% vs. （28.28±2.97）%， P<0.05]。血清免疫球蛋白IgG、IgM水平，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组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和非脓毒症组（均 P<0.05），第7天恢复。ROC曲线分析评估sPD-1对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结果显示第7天的sPD-1对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患者28 d预后有预测价值，最佳截断值为286.52 pg/mL，其敏感度为100.00%，特异度为56.25%。 结论: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患者早期即出现免疫抑制，脓毒症休克患者免疫抑制时间长，早期以体液免疫抑制为主，后期以细胞免疫抑制为主。

通过检测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水平，探讨其临床意义。共纳入44例CAP患者、54例重症CAP患者和30例健康对照者，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中可溶性PD-L1水平，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各临床参数对预后的影响。结果显示，重症CAP者血清可溶性PD-L1水平为98.20（57.94，128.90）ng/L，高于CAP者［59.32（33.55，92.58）ng/L］和健康对照者［20.44（12.15，36.20）ng/L］（ P值均<0.001）。可溶性PD-L与CURB-65评分（ r=0.481， P<0.001）、肺炎严重指数（PSI）评分（ r=0.442， P<0.001）呈显著正相关。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CURB-65评分（ HR=2.544，95% CI 1.324~4.889， P=0.005）、PSI评分（ HR=1.036，95% CI 1.012~1.061， P=0.004）、可溶性PD-L1水平（ HR=1.013，95% CI 1.001~1.026， P=0.041）是CAP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PSI评分（ HR=1.042，95% CI 1.012-1.073， P=0.005）、可溶性PD-L1水平（ HR=1.011，95% CI 1.002~1.071， P=0.020）是影响CAP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可溶性PD-L1≥98.20 ng/L的CAP患者住院期间生存率显著低于可溶性PD-L1<98.20 ng/L者（ P=0.033）。提示成人CAP患者血清可溶性PD-L1水平升高与预后相关，可能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脏最常见的原发性肿瘤，免疫疗法的诞生为晚期HCC患者治疗带来新的希望。在各种免疫治疗方法当中，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及其配体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成为近期研究热点，PD-1/PD-L1信号通路降低了免疫应答中的效应T细胞活性从而发生肿瘤免疫逃逸，其可溶性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soluble programmed cell death-1；SPD-1)及其配体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soluble 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SPD-L1)也增加了PD-1/PD-L1信号通路组成和功能的复杂性及多样性，本文就SPD-1/ SPD-L1在HCC中的研究作系统性综述。

目的:探讨通窍汤加减对过敏性鼻炎(AR)模型大鼠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1(sPD-L1)、T细胞免疫球蛋白域黏蛋白域蛋白-1(Tim-1)表达的影响.方法:SPF级SD大鼠,建模成功后分为模型组、低剂量组、高剂量组以及地塞米松组.检测各组大鼠行为学评分,ELISA法检测IFN-γ、IL-4水平,H-E染色观察大鼠鼻黏膜组织病理学形态结构,Real time-PCR及免疫印迹检测sPD-L1、Tim-1 mRNA及蛋白表达.结果:与健康组相比,模型组行为学评分、IL-4水平、Tim-1 mRNA及蛋白表达均升高,IFN-γ水平、sPD-L1 mRNA及蛋白表达均降低;与模型组相比,低、高剂量组及地塞米松组行为学评分、IL-4水平、Tim-1 mRNA及蛋白表达均降低,IFN-γ水平、sPD-L1 mRNA及蛋白表达均升高;与低剂量组相比,高剂量组与地塞米松组行为学评分、IL-4水平、Tim-1 mRNA及蛋白表达均降低,IFN-γ水平、sPD-L1 mRNA及蛋白表达均升高;与高剂量组相比,地塞米松组行为学评分、IL-4水平、Tim-1 mRNA及蛋白表达均升高,IFN-γ水平、sPD-L1 mRNA及蛋白表达均降低.模型组可见鼻黏膜下层水肿,并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与模型组相比,低剂量组、高剂量组以及地塞米松组均有所改善.结论:通窍汤加减对模型AR大鼠具有提高血清sPD-L1水平,以及降低Tim-1水平和调控Th1/Th2水平比例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