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二尖瓣和瓣下结构参数与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改良Morrow术临床疗效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市市立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行改良Morrow术治疗的30例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临床资料，依据术后6个月左心室流出道压差分为手术效果良好组25例以及手术效果欠佳组5例，对两组二尖瓣和瓣下结构参数、经胸超声心动图参数进行对比，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对二尖瓣和瓣下结构参数与改良Morrow术临床疗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手术效果良好组瓣环左右径、瓣环前后径、瓣环高度、瓣环周长、瓣环面积、舒张早期瓣叶面积、收缩末期瓣叶面积、对合面积、对合指数与手术效果欠佳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两组患者经胸超声心动图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6个月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6个月，手术效果良好组经胸超声心动图参数与手术效果欠佳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提示：二尖瓣和瓣下结构参数与经胸超声心动图参数均呈正相关( P<0.05)。 结论:二尖瓣和瓣下结构参数与改良Morrow术临床疗效密切相关，其结构异常为改良Morrow术疗效欠佳的重要原因。

目的:对比保留瓣环与跨瓣环补片矫治法洛四联症(TOF)术后肺动脉和左心室发育速度。方法:回顾本院2015年1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TOF患婴临床资料，根据右心室流出道狭窄的解除方式分为：保留瓣环组和跨瓣环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比较两组间术前、末次随访时肺动脉和左心室发育指标，术前与术后指标的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共纳入TOF患婴104例，其中男58例，女46例；中位年龄6.7(4.1，10.3)个月，中位体质量7.0(5.8，8.4)kg。术前保留瓣环组Nakata指数、McGoon比值、肺动脉Z值、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指数及其Z值均大于跨瓣环组( P＝0.001，0.000，0.003，0.000，0.000)。末次随访时，两组肺动脉Z值均大于术前( P＝0.016，0.000)，跨瓣环组LVEDV Z值大于术前( P＝0.000)，而保留瓣环组LVEDV Z值与术前相比无明显差异( P＝0.581)，肺动脉Z值和LVEDV Z值两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 P＝0.468，0.884)。保留瓣环组肺动脉Z值、LVEDV Z值末次随访与术前的差值均小于跨瓣环组( P＝0.000，0.000)。 结论:与保留瓣环相比，跨瓣环补片矫治TOF术后早期肺动脉和左心室的发育速度较快。

目的:探讨胸前导联V 3移行的流出道室性期前收缩中，右心室流出道(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前间隔和右冠状动脉窦(right coronary cusp，RCC)，以及RVOT中后间隔和左侧冠状动脉窦(left coronary cusp，LCC)的室性期前收缩左右心室起源的体表心电图特点。 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9月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91例胸前导联呈V 3移行且于RVOT前间隔及中后间隔、LCC和RCC部位成功行射频消融术的流出道室性期前收缩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别比较RVOT前间隔组与LCC组，以及RVOT中后间隔组与RCC组室性期前收缩的体表心电图特征，包括Ⅰ、Ⅱ、Ⅲ、aVF导联R波振幅，Ⅲ导联与Ⅱ导联R波振幅比值，aVL、aVR导联Q波振幅、aVL导联与aVR导联Q波振幅的比值，V 1～V 3导联的R波和S波振幅，V 2S/V 3R指数，移行区指数和V 2移行指数。 结果:起源于RVOT前间隔的室性期前收缩36例，LCC的11例。RVOT前间隔组I导联R波振幅高于LCC组[(0.22±0.25) mV与-(0.17±0.33) mV， P＝0.003]；Ⅱ导联R波振幅低于LCC组[(1.59±0.35) mV与(1.76±0.27) mV， P＝0.035]；aVF导联R波振幅低于LCC组[(1.53±0.35) mV与(1.78±0.39) mV， P＝0.050]; V 2S/V 3R指数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99±0.66与0.76±0.38， P<0.001)；V 2移行指数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69±0.43与1.05±0.35， P＝0.005)。起源于RVOT中后间隔的室性期前收缩32例，RCC的12例。RVOT中后间隔组的Ⅰ导联R波振幅低于RCC组[(0.25±0.31) mV与(0.57±0.12) mV， P<0.001]；Ⅲ导联与Ⅱ导联R波振幅比值高于RCC组(0.89±0.14与0.72±0.18， P＝0.002)；aVL导联Q波振幅高于RCC组[(0.72±0.24) mV与(0.51±0.16) mV， P＝0.002]，aVL与aVR导联Q波振幅比值高于RCC组[0.76±0.23与0.50±0.21， P＝0.002]。 结论:胸前导联V 3移行的流出道室性期前收缩中，RVOT前间隔与LCC起源的室性期前收缩Ⅰ、Ⅱ、aVF导联R波及V 2S/V 3R指数、V 2移行指数所有不同；RVOT后间隔及RCC起源的室性期前收缩Ⅰ导联R波、Ⅲ与Ⅱ导联R波振幅比值及aVL与aVR导联Q波振幅比值不同，结合其不同特点可协助鉴别左右心室起源部位。

婴幼儿室性心动过速（室速）大多预后良好，少数可危及生命或进展为心动过速性心肌病，需及时终止；右心室非流出道来源室速消融难度大，提示致心律失常右心室心肌病可能。本文报道1例5月龄婴儿无休止性右心室非流出道来源室速的临床及射频消融资料，为国内报道年龄较小、体重较轻的室速消融病例。

目的:探讨军事人员空运进驻高原前后及不同时间段肺动脉压和右心相关参数的变化，为空运进驻高原航卫保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测试23名健康军事人员进驻高原前1周及进驻高原后肺动脉血流加速时间（acceleration time，ACT）、右心室射血时间（right ventricular ejection time，RVET）、右心室射血前期（right ventricular pre-ejection period，RVPEP），并计算肺动脉收缩压和平均肺动脉压；测量右心室流出道内径（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主肺动脉内径（main pulmonary artery diameter，MPAD）、右室舒张末期内径（right ventricular diameter，RVD）、右心房左右径（right atrium diameter，RAD）。根据进驻不同时间（2个月10人、3个月7人、8个月6人），比较军事人员进驻高原不同时间，以及进驻高原前后肺动脉压的变化。结果:与进驻高原前相比，受试者进入高原后肺动脉血流ACT显著缩短（ F=3.25， P<0.01）；RVPEP明显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51， P<0.05）；肺动脉收缩压和平均肺动脉压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19、2.69， P<0.01）。与进驻前比较，进驻高原2个月后受试者ROVT、RVD均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442、2.643， P<0.05）；MPAD、RA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①缺氧、低压的高原环境导致受试者肺动脉压力较在平原地区时明显升高，右心室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②随着高原进驻时间的增加，身体习服性的适应，肺动脉压的变化无明显差异；③肺动脉高压发生在进驻高原初期，因此进驻高原初期预防或减轻肺动脉高压的发生是保持空运投送军事人员健康的重要措施。

目的:评估经皮植入国产自膨式瓣膜Venus-P在治疗法洛四联症(TOF)术后肺动脉瓣重度返流中的中期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研究。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郑州大学人民医院儿童心脏中心应用Venus-P成功为13例患者实施经皮肺动脉瓣植入术(PPVI)，瓣膜型号为(31.9±3.1) mm。13例均为TOF术后合并肺动脉瓣重度返流患者，先前均采用跨环补片重建右心室流出道，其中男7例，女6例，年龄为(17.8±4.7)岁，体质量为(50.2±12.3) kg。13例患者均完成术后12个月的随访，对术后随访信息，如并发症发生情况，瓣膜及心脏功能改善情况和瓣膜相关的再干预情况等进行总结分析。术前和术后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RVEDVi)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分级比较采用配对 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 结果:13例患者均成功实施PPVI，无死亡病例。术后6个月心脏磁共振检查示患者RVEDVi由术前(145.7±9.6) mL/m 2降至(100.2±12.2) mL/m 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6个月NYHA心功能分级较术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1例患者术后12个月出现肺动脉瓣中度返流，超声心动图未见赘生物，血培养亦为阴性，6例患者术后肺动脉瓣无返流，其余6例肺动脉瓣均为轻度以下返流。1例患者术后第6天突发室性心动过速，给予同步电复律后转为窦性心律。除1例术后7个月因急性阑尾炎行阑尾切除术外，无瓣膜相关再干预病例。随访时间(22.8±8.0)个月，瓣膜支架结构完整，无移位、瓣周漏和支架断裂等，无血栓和冠脉受压等并发症。 结论:自膨式Venus-P PPVI对于TOF术后肺动脉瓣重度返流患者安全、有效，中期临床结果满意，但尚需更大样本量和更长时间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小儿特发性室性心律失常(VAs)的电生理特点和射频消融效果。方法: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射频消融的特发性VAs患儿328例，其中男205例，女123例；年龄(7.8±3.9)岁；体质量(32.8±17.7) kg。分析儿童不同起源位置VAs电生理特点和射频消融结果。结果:328例患儿首次发病年龄为(5.4±4.1)岁，频发室性期前收缩占57.6%，非持续室性心动过速占28.7%，持续室性心动过速占13.7%；合并心动过速性心肌病38例(11.6%，38/328例)。328例患儿中除13例术中未能诱发VAs，315例经标测证实VAs起源于流出道152例(152/328例，46.4%)，其中右心室流出道间隔部位46.1%、左冠窦27.6%、右冠窦18.4%、右心室流出道游离壁7.9%；三尖瓣环55例(55/328例，16.5%)；左后分支54例(54/328例，17.4%)；左心室后乳头肌39例(39/328例，11.9%)；多源性5例(5/328例，1.5%)；左前分支3例(3/328例，0.9%)；其他7例(7/328例，2.1%)。接受射频消融307例(307/328例，93.6%)，即时成功271例(271/307例，88.3%)，有效14例(14/307例，4.6%)，失败22例(22/307例，7.2%)。随访3~36个月，再发42例(42/271例，15.5%)。手术曝光时间(3.2±5.8) min，曝光量(1.4±2.6) mGy，剂量面积乘积(384.2±42.6) mGy·cm 2。术中发生相关血管并发症4例(4/328例，1.2%)。本组资料中≤3岁婴幼儿20例，除1例术中未诱发外，余19例均行射频消融，即时成功18例(18/19例，94.7%)，随访复发4例(4/18例，22.2%)，术中发生相关血管并发症1例(1/20例，5.0%)，无心肌穿孔、心包填塞及房室阻滞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起源于流出道的儿童特发性VAs以右心室流出道间隔部位最常见；流出道及三尖瓣环起源消融效果较好，左心室分支型及左后乳头肌起源复发率相对较高；婴幼儿特发性VAs射频消融相对安全有效，但应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并由经验丰富的儿科电生理医师操作；三维标测指导射频消融可将辐射量控制在极低的安全范围。

目的:探究虚拟现实(VR)技术在先天性心脏病合并心室流出道狭窄外科诊治中的应用价值。方法: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应用VR技术辅助外科诊治11例先心病合并心室流出道狭窄患者，其中法洛四联症9例，右心室双出口术后狭窄1例，右心室双出口合并右心室流出道及肺动脉瓣狭窄1例，术后对VR模型的匹配程度和价值进行评分。回顾性分析患者术后严重并发症、流出道术后3个月最大血流速度和峰值压差以及左心室射血分数情况，以评估VR技术的应用价值，总结应用经验。结果:11例均手术成功，无住院死亡，术后均未出现心室流出道相关的严重并发症，患者心室流出道最大血流速度均降至2 m/s以下，术后3个月左心室射血分数均正常。VR模型评分病例匹配程度均在8/10分及以上，8例价值评分3/3分。结论:基于CT三维重建的VR技术可以帮助医师更直观地了解先心病合并心室流出道狭窄病变的心腔内、外各结构的空间位置信息，评估关键手术操作的可行性，有利于实施个体化手术和保证手术效果。

目的:探讨原发性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策略。方法:选择2019年4月26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收治的1例61岁原发性心脏DLBCL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本例患者病史、临床特征、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本例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对其进行诊断与治疗。本研究对本例患者的随访截至2021年4月28日。本研究以"原发性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primary cardiac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为中、英文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PubMed数据库中相关文献，总结与本研究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相关病例的诊疗资料。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征得受试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结果:①本例患者因"反复胸闷、胸痛3 d"于当地医院就诊，发现心脏占位后转诊至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心胸外科，既往无特殊病史。②患者于2019年4月26日入本院后再次突发胸闷、胸痛，伴面色苍白，一过性黑矇，心电监护结果示，心率为45次/min，血压为78 mmHg/45 mmHg(1 mmHg＝0.133 kPa)，血氧饱和度为70%。遂立即予积极抢救，但是患者仍反复发作，考虑患者为右心房占位导致右心室流出道梗阻，有急诊手术指征，于就诊当日对其进行体外循环下右心房占位切除术。术中见肿瘤位于三尖瓣后瓣及隔瓣交界处与冠状静脉窦之间，与心肌相互融合，阻挡三尖瓣瓣口开放及关闭，但是肿物与心肌组织融合，无法完全切除，遂沿肿瘤突起边缘部分切除肿物，以明确病变性质及解除肿物对三尖瓣活动的影响。术中肿物的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示，CD20(＋)、CD79a(＋)、配对盒蛋白(PAX)-5(＋)、CD3(－)、CD5(－)、CD10(－)、多发性骨髓瘤癌基因(MUM)-1(－)、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BCL)-6(－)、BCL-2(＋)、c-Myc(－)、CD30(－)、EB病毒编码小RNA(EBER)(－)、CD117(－)、Ki-67(60%)、波形蛋白(＋)、CD31(－)、结蛋白(－)、细胞角蛋白(CK)(－)，考虑为DLBCL。2019年5月16日本例患者被转至本院血液科，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仪(PET/CT)检查结果示，右心房肿瘤部分切除术后，右房内团块状略低密度影， 18F-氟代脱氧葡萄糖( 18F-FDG)代谢增高[摄取区域大小约为9.2 cm×6.3 cm，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为29.03]，符合肿瘤改变，心包增厚，并有少量积液本例患者。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示，右心房肿瘤部分切除术后，主动脉瓣反流(轻度)，二、三尖瓣反流(轻度)，左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右心房腔内有大小约为53 mm×43 mm不规则高回声，且与右心房侧壁相连，未见其明显移动或者摆动。本例患者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红、巨核系三系细胞增生，偶见异常细胞，形似淋巴瘤细胞。③结合本例患者的临床特征、PET/CT、活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及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于2019年5月16日被确诊为原发性心脏DLBCL[非生发中心型，Ⅳ期A组，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IPI)为4分，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IPI为6分]。遂先予1个疗程减低剂量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300 mg/d, d1＋环磷酰胺600 mg/d，d2＋表柔比星50 mg/d，d2＋长春地辛6 mg/d，d2＋泼尼松60 mg/d，d2～6)化疗，随后对其进行4个疗程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500 mg/d，d1＋环磷酰胺1 000 mg/d，d2＋表柔比星70 mg/d，d2＋长春地辛4 mg/d，d2＋泼尼松60 mg/d，d2～6)化疗。本例患者中期疗效评估为完全缓解(CR)。建议对其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但患者及其家属拒绝。本例患者再次接受2个疗程R-CHOP方案巩固化疗后停止治疗。截止随访结束本例患者无复发。④按照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策略，共纳入17篇文献，报道17例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加上本例患者共18例患者被纳入进行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诊疗研究。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常见发病部位为右心房，其次为右心室，起病症状主要表现为心脏相关症状，常用化疗方案为R-CHOP，这18例患者中5例死亡，随访最长时间为24个月，患者未复发。 结论:本例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诊断及时，疗效尚可。原发性心脏DLBCL是一种临床少见且预后欠佳的恶性肿瘤，早发现、早诊断及早治疗有望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分析妊娠合并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临床特征与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20年3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住院治疗的7例妊娠合并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临床表现、血培养、超声心动图、诊治经过及母婴结局等资料。对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1）本单位同期妊娠合并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发生率为0.27‰（7/25 832）。7例患者年龄（26.0±2.7）岁，均有先天性心脏病史；发病孕周为（28.7±6.6）周，主要表现为心脏杂音、发热、呼吸困难、咳嗽、咳痰和肺部湿啰音。合并贫血7例，低蛋白血症7例，低氧血症6例，肺动脉高压5例。5例血培养阳性。（2）超声心动图发现赘生物主要位于肺动脉瓣（4例）、三尖瓣（3例）、右心室流出道（3例）。4例经胸部X射线片诊断为脓毒性肺栓塞。（3）所有患者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1例孕中期发生胎儿宫内死亡，行剖宫取胎术；5例孕晚期行剖宫产术；1例孕晚期经阴道分娩。4例住院期间行心脏手术治疗，其中2例心脏手术与剖宫产同期进行，2例在剖宫产术后行心脏手术；3例本次入院未行心脏手术。（4）7例患者住院26 d（12~76 d）。6例治愈，1例患者产后自动出院后死亡。6例新生儿中1例发生窒息，家属放弃治疗死亡，其余5例存活。随访5年（3~10年），这些儿童的生长发育未见明显异常。结论:妊娠合并右心感染性心内膜炎临床少见且病情危重，需尽早诊断，制定最优治疗方案，降低母婴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