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青少年的社交能力特征及其与核心症状、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门诊就诊的6~13岁ADHD患儿59名作为ADHD组，同时社区招募年龄、性别相匹配的62名正常儿童为对照组。采用社会反应量表(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SRS)、SNAP-Ⅳ评定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评估两组被试的社交能力、核心症状及情绪和行为问题。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非参数检验对比分析两组之间社交能力、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ADHD组社交能力与其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等之间的关联，使用广义线性回归分析ADHD组性别、年龄、智商、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对社交能力的影响。结果:ADHD组患儿SRS总分[65(42，83)分]及社交知觉[10(8，13)分]、社交认知[13(9，19)分]、社交沟通[19(11，29)分]、孤独症样行为[9(5，14)分]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TD组[38(27.5，59.5)分，7(4，12.5)分，8(6，15)分，12(6.5，20)分，4(2，11)分]( Z＝－2.97，－2.75，－2.41，－3.01，－2.64，均 P<0.05)。ADHD组患儿SDQ困难总分及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TD组( Z＝－5.80，－6.89，－2.82，－8.59，－2.52，－3.81，均 P<0.05)。ADHD组患儿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SNAP-Ⅳ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 r＝0.33~0.71，均 P<0.05)。SRS总分、社交沟通量表得分与SDQ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65，均 P<0.05)，社交知觉与困难总分、多动、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56，0.32，0.45，均 P<0.05)，社交认知、孤独症样行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7~0.55，均 P<0.05)，社交动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55，均 P<0.05)均呈正相关；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亲社会行为分量表得分( r＝－0.63~－0.49，均 P<0.05)均呈负相关。SRS总分受到性别、年龄、对立违抗、情绪、多动、同伴交往( B＝0.05~0.23，均 P<0.05)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分量表( B＝－0.07， P<0.05)负向影响。 结论:ADHD儿童常常存在明显的社交能力缺陷，与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均有明确相关，危险因素为对立违抗、情绪、同伴关系，保护因素为亲社会行为。

目的:探讨催产素鼻雾剂对男性品行障碍青少年共情能力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理咨询门诊就诊的品行障碍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纳入催产素组(46例，催产素鼻雾剂每日给药2次，每次24 IU，连续给药2周)与安慰剂组(51例，给予0.9%氯化钠溶液，操作方法同催产素组)。干预前后分别采用疼痛共情任务及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评估患者共情能力。应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比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共情能力。结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疼痛共情任务测评中的针头-痛苦表情维度评分( F＝13.86， P<0.001)、IRI总分( F＝5.59， P＝0.020)及共情关心因子分( F＝4.99， P＝0.028)的时间×组别交互效应显著。IRI量表观点采择因子分的组别主效应显著( F＝4.22， P＝0.043)。简单效应分析显示：经2周干预后，在疼痛共情任务中催产素组患者的针头-痛苦表情评分明显高于基线时评分( t＝-2.08， P＝0.040)。干预2周后，催产素组患者的针头-痛苦表情评分明显高于安慰剂组被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3， P＝0.022)。干预2周后，催产素组的IRI总分( t＝-2.58， P＝0.011)及共情关心因子分( t＝-3.15， P＝0.002)均高于基线水平。干预后，催产素组IRI总分( t＝2.30， P＝0.024)及观点采择因子分( t＝2.57， P＝0.012)均高于安慰剂组。 结论:催产素可改善男性品行障碍青少年的共情能力，可能对认知及情感共情能力均有提高作用。

目的:探讨伴品行行为问题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父母养育方式特点。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为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与心理健康中心门诊，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患儿84例，不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患儿75例，及健康对照儿童(深圳市普通中小学的健康儿童)54例。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定量表(EMBU)分别评估父亲和母亲教育方式特点。使用协方差分析首先对EMBU各因子得分在3组间进行比较，对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子进一步采用Tukey法进行两两比较，相关检验均对年龄、性别进行校正。结果:EMBU量表各因子得分中，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组患儿在父亲及母亲养育方式中的"惩罚、严厉"[父亲(22.10±4.92)分比(19.40±4.01)分比(17.40±2.51)分，母亲(15.10±3.54)分比(13.70±2.78)分比(12.40±1.97)分]和"拒绝、否认"[父亲(10.60±2.49)分比(9.40±2.06)分比(8.90±1.61)分，母亲(13.90±3.28)分比(12.40±2.64)分比(11.60±2.19)分]因子两个分量表的得分明显高于不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组及健康对照组(均 P<0.001)。在父亲养育方式的"过度保护"因子上，2组ADHD患儿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10.30±2.03)分比(9.80±2.13)分比(8.70±1.92)分， P<0.001]；在母亲养育方式的"过分干涉"因子上，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患儿得分明显高于不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组和健康对照组[(36.00±4.64)分比(34.60±4.38)分比(33.30±4.92)分， P＝0.009]。 结论: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患儿中，父母普遍对患儿采用过度严厉的教养方式，更多使用惩罚以及持否认和拒绝的态度。父母的养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ADHD患儿品行行为问题的发生。

目的:探讨沙盘游戏联合感觉统合治疗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宝鸡市妇幼保健院确诊的60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患儿采用沙盘游戏的治疗方式，观察组患者采用沙盘游戏与感觉统合联合的治疗方式。比较两组患儿的儿童行为量表(PSQ)评分，联合型瑞文测验(CRT)检测结果以及两组患儿注意力的测试结果。结果:两组患儿治疗前的PSQ量表评分、CRT检测结果、注意力测试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治疗后PSQ量表各项评分较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患儿的品行问题[(0.92±0.23)分]、焦虑[(0.51±0.26)分]、冲动/多动[(1.06±0.31)分]以及多动指数[(0.88±0.14)分]与对照组的品行问题[(1.12±0.21)分]、焦虑[(0.79±0.45)分]、冲动/多动[(1.42±0.34)分]以及多动指数分[(1.16±0.17)分]比较显著较低( P<0.05)，心身障碍[(0.42±0.20)分]以及学习问题得分[(1.28±0.44)分]与对照组的心理障碍[(0.52±0.28)分]以及学习问题得分[(1.37±0.48)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儿CRT的各项检测结果[(6.6±0.3)分、(7.3±0.2)分、(9.1±0.1)分、(5.5±0.2)分、(2.7±0.1)分、(117.3±4.4)分]与对照组[(6.2±0.1)分、(6.7±0.1)分、(8.7±0.1)分、(5.0±0.1)分、(2.2±0.1)分、(110.0±3.8)分]比较显著较高( P<0.05)；观察组治疗后患儿的滑消时间[(52.4±0.1)s]、错误数[(55.9±0.2)个]以及遗漏数[(60.2±0.1)个]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滑消时间[(56.1±0.2)s]、错误数[(60.3±0.1)个]以及遗漏数[(70.8±0.3)个]( P<0.05)。 结论:对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患儿采用沙盘游戏与感觉统合联合的治疗方式，能够显著提升患儿的认知以及行为能力，并使患儿的平衡功能得到显著改善，利于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儿三种亚型的行为问题和认知功能的特点，分析其认知功能的相关因素。方法:使用韦氏儿童智力测验(Wechsler children′s intelligence test，C-WISC)、SNAP-Ⅳ父母评定量表(SNAP-Ⅳ parental rating scale，SNAP-Ⅳ)、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Conners parental symptom questionnaire，PSQ)和12项在线认知功能测试评估门诊ADHD患儿。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不同亚型ADHD患儿的行为问题和认知功能差异及其智力水平、PSQ、SNAP-Ⅳ和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结果:PSQ问卷结果显示ADHD-C型[(1.11±0.59)分，(1.59±0.58)分，(1.62±0.50)分]在品行问题、冲动-多动和多动指数均高于ADHD-I型[(0.64±0.27)分，(1.01±0.54)分，(1.09±0.32)分]和ADHD-HI型[(0.75±0.35)分，(1.22±0.58)分，(1.05±0.38)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9.374，7.644，15.176，均 P<0.05)；在学习问题方面，ADHD-C型[(2.01±0.55)分]高于ADHD-I型[(1.66±0.58)分]高于ADHD-HI型[(1.16±0.4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709， P<0.05)。在认知功能方面，三组患儿的语言理解能力、数字推理能力、序列关系和短时记忆能力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734，7.192，7.822，8.646，均 P<0.05)。两两比较显示，ADHD-HI型[4.00(4.00，5.00)，5.00(4.25，6.00)，5.00(4.00，7.00)]的语言理解能力、数字推理能力和序列关系优于ADHD-I型[3.00(2.00，5.00)，3.00(2.50，6.00)，4.00(3.00，5.50)]，而ADHD-HI型[5.00(4.00，6.00)]和ADHD-C型[5.00(4.00，6.00)]的短时记忆能力优于ADHD-I型[4.00(3.00，5.00)]。ADHD患儿的智力水平和空间认知能力、序列关系、瑞文推理测验、短时记忆广度、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呈正相关( r＝0.25~0.57，均 P<0.05)；患儿的学习问题和心身问题与数字理解能力均呈负相关( r＝-0.26，-0.25，均 P<0.05)。 结论:不同亚型ADHD患儿的行为问题和认知功能存在差异且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能力感与精神障碍患儿情绪行为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父母教养能力感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父母版)对350名精神障碍住院患儿父母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5.0软件对数据进行 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精神障碍患儿的困难总分[(16.39±4.87)分]检出率为24.2%，情绪问题[(4.89±2.21)分]检出率为24.5%，品行问题[(2.55±1.45)分]检出率为8.9%，多动/注意缺陷[(5.00±1.94)分]和同伴交往问题[(3.95±1.99)分]检出率均为21.1%，亲社会行为[(5.11±2.46)分]异常检出率为38.5%。父母教养能力感总分、教养效能感和满意度与精神障碍患儿的困难总分、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缺陷的得分呈负相关( r＝-0.259～-0.121， P<0.05)，与亲社会行为评分呈正相关( r＝0.114～0.189， P<0.05)，与同伴交往问题不相关( r＝-0.029～-0.023， P>0.05)。教养效能感对患儿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β＝0.124， P<0.05)，教养满意度在患儿困难总分、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和多动/注意缺陷上有显著作用( β＝-0.255～-0.109， P<0.05)。 结论:精神障碍患儿情绪行为问题突出，父母教养能力感与精神障碍患儿的情绪行为发展密切相关。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与年龄不相符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或冲动，症状可能持续到成年。ADHD常共患学习障碍、品行障碍、认知障碍及对立违抗障碍等，严重影响儿童学习生活。其病因尚不清楚。近些年来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ADHD存在多个脑功能网络异常，其中默认网络脑功能异常是导致ADHD症状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对ADHD患儿默认网络内神经元活动及功能连接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目的:分析父母训练(parent training，PT)对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或有ADHD症状儿童ADHD核心症状、行为问题和父母教养压力方面的有效性。方法:在PsychINFO、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Scopus、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以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父母训练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及有相关特征儿童疗效的针对中国人群的随机对照试验，应用Cochrane随机试验偏倚工具的第2版对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价，使用Review Manager 5.4.1绘制森林图，使用Stata 18.0软件对Meta分析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以评估结果的稳定性，使用漏斗图和Egger检验评估发表偏倚。结果:共纳入10项研究，试验组总计571名被试，对照组562名被试。试验组与对照组在ADHD核心症状总体水平(MD＝－2.43，95% CI：－3.95～－0.91)、注意缺陷维度(MD＝－1.10，95% CI：－1.94～－0.26)以及多动/冲动维度(SMD＝－0.58，95% CI：－0.87～－0.28)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试验组经父母训练后行为问题总体水平(SMD＝－0.80，95% CI：－1.05～－0.55)、品行问题(SMD＝－1.34，95% CI：－2.31～－0.37)、学习问题(SMD＝－0.81，95% CI：－1.40～－0.23)、冲动/多动行为(SMD＝－0.53，95% CI：－0.78～－0.29)和多动指数(SMD＝－1.27，95% CI：－1.99～－0.55)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的教养压力总体水平(SMD＝－0.69，95% CI：－1.12～－0.26)、困难儿童维度(MD＝－1.96，95% CI：－3.44～－0.48)、亲子互动失调维度(MD＝－3.10，95% CI：－4.43～－1.78)和育儿压力维度(MD＝－3.35，95% CI：－4.59～－2.12)与对照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对立违抗症状、焦虑问题和心身问题未观察到差异。 结论:在中国人群中，PT对于患有ADHD或有ADHD症状的儿童初步证明有效，增加PT比仅常规治疗更有效地改善了ADHD的核心症状(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行为问题以及父母的教养压力。

目的:探讨托莫西汀联合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CBT)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104例门诊确诊的ADHD患儿，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托莫西汀组( n＝34)、CBT组( n＝35)和托莫西汀联合CBT组( n＝35)，在治疗12周前后采用儿童困难问卷(questionnaire-children with difficulties，QCD)、Swanson儿童行为量表(Swanson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SNAP-Ⅳ)和Conners父母问卷(Conners parents rating scales，CPRS)评估疗效，并监测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同组治疗前后评分比较使用配对样本 t检验，三组间治疗后与治疗前评分差值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1)托莫西汀联合CBT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QCD量表评分升高[(32.96±3.01)分，(43.00±2.22)分]( t＝-13.35， P<0.01)，SNAP-Ⅳ量表的注意缺陷[(15.67±3.46)分，(6.07±1.73)分]、多动/冲动[(13.59±3.41)分，(7.30±2.43)分]、对立违抗维度[(9.85±3.98)分，(2.59±2.17)分]及总分[(39.11±6.65)分，(16.59±3.91)分]评分均降低( t＝14.96，10.87，11.77，21.49,均 P<0.01)，CPRS量表的品行问题[(0.81±0.30)分，(0.70±0.26)分]、学习问题[(1.58±0.31)分，(0.32±0.13)分]、心身障碍[(0.22±0.25)分，(0.16±0.20)分]、冲动-多动[(1.27±0.37)分，(0.71±0.18)分]、焦虑[(0.32±0.26)分，(0.23±0.17)分]、多动指数[(1.19±0.40)分，(0.79±0.22)分]六因子评分均降低( t＝2.71，21.23，2.41，8.87，2.96，6.19，均 P<0.05)。(2)三组患儿在QCD评分、SNAP-Ⅳ量表中的注意缺陷维度、CPRS量表中的学习问题、冲动-多动维度差值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3)LSD事后比较显示，在QCD评分中，CBT组的治疗前后差值变化显著低于托莫西汀组和托莫西汀联合CBT组(均 P<0.05)；在SNAP-Ⅳ的注意缺陷维度上，CBT组的治疗前后差值显著低于托莫西汀联合CBT组( P<0.01)；在CPRS的学习问题和冲动-多动维度上，托莫西汀联合CBT组变化均显著高于托莫西汀组和CBT组(均 P<0.01)。三组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托莫西汀联合CBT治疗相较于单纯托莫西汀或CBT治疗有更好的疗效，能有效改善ADHD儿童的核心症状，提高日常生活功能，并有较高安全性。

目的:探讨精神障碍患儿情绪行为的潜在类别，并分析其与父母教养能力感、父母心理困扰的关系。方法:2022年9—12月采用一般资料问卷、教养能力感量表、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父母版)对327名精神障碍患儿父母进行调查。采用Mplus 8.0和SPSS 25.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建立亚组，并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探索潜在类别的人群特征差异。结果: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儿的情绪行为分为3个类别：情绪-品行问题突出组[38.53%(126/327)]、单纯情绪问题组[44.65%(146/327)]、情绪-同伴交往显著组[16.82%(55/327)]。3个潜在类别在父母教养能力感、满意度及其心理困扰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对于情绪-品行问题突出组，父母教养知识和教养能力感越高，精神障碍患儿情绪行为倾向于单纯情绪问题组( B＝0.699， OR＝2.011，95% CI＝1.046~3.868； B＝0.088， OR＝1.092，95% CI＝1.017~1.173)；相对于"情绪-品行问题突出组"，13~18岁精神障碍患儿情绪行为倾向于"情绪-同伴交往显著组"( B＝1.982， OR＝7.255，95% CI＝1.637~32.141)。 结论:精神障碍患儿情绪行为存在异质性，各类别的精神障碍患儿父母教养能力感、父母心理困扰存在差异。